Le Figaro - 31.08.2026.pdf

[⚠ 低质量翻译，建议复核] # 费加罗报

“若无批评之自由，则无赞美之真诚”——博马舍

中东 美伊战争六个月后，美国采取战略撤退 第6页和第7页

科技 苹果公司新掌门约翰·特努斯的挑战 第26页

尼泊尔 致命洪水后，该国在哀悼与希望之间 第5页

恐怖主义 赎金：圣战组织战争的命脉 第9页

费加罗健康 在经历一个气候灾难的夏天后，法国的“生态焦虑”在增加 第15页

超级越野赛 布兰丁·利龙德尔在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UTMB）获得终极认可 第12页

电视 《红与黑》重现光彩 第28页和第29页

风格 法国最后一间胸衣工坊在坚守 第30页

自由论坛

• 书商、文学奖：格拉塞出版社会被抵制吗？

• 对布兰科·米拉诺维奇的深度访谈

• 尼古拉·巴韦雷兹与萨缪尔·菲图西的专栏

第17至19页

费加罗 是 费加罗 否

针对周六问题的回答： 2027年总统大选： 您是否支持 右翼和中间派 举行初选？

是 64% 否 36%

投票人数：92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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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L LOEB / AFP - IMAGESPACE SIPA USA VIA REUTERS

学校：课外活动中的暴力行为使开学季蒙上阴影

今年夏天，比亚里茨和塔诺斯的度假中心再次发生性侵事件，且一名活动指导员将于本周一在巴黎受审，家长们深感不安。

在巴黎及法国其他地区揭露活动指导员对儿童实施身体和性侵害近一年后，家长们在焦虑中迎接新学期的开始。许多父母因此选择不让孩子参加食堂就餐或课外活动，即便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面对极其繁琐的日程重新安排。今年夏天，已有许多人抵制度假中心：仅在首都巴黎，7月初的报名人数就下降了13%，即减少了约2000名儿童。这些担忧基于令人不安的数据：市长埃马纽埃尔·格雷瓜尔在6月宣布，自年初以来，巴黎已有132名活动指导员被停职，其中52人涉嫌性暴力或性别暴力。如今，调查和审判在增加，家长们通过集体组织起来，尽管6月和7月分别有两名活动指导员被判无罪（两人均被指控在巴黎Titon和Alphonse-Baudin学校性侵9名儿童）而遭受打击，但他们仍保持希望。 第8页及社论

格吕克斯曼与福尔开启社会党之战，奥朗德在暗处观察 仅隔一周，这位欧洲议会议员与社会党党魁分别宣布参加社会党总统大选初选。与此同时，这位前国家元首则将自己定位为可能的替代方案。第2页和第3页

冰岛：欧盟入盟公投“反对”票获胜

冰岛人在本周末通过公投拒绝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52.8%的选民投了“反对”票。这一结果将使关于冰岛入盟的所有讨论至少冻结至2028年。对于欧盟而言，这是一个坏消息，因为欧盟此前一直希望这座北大西洋富岛能提出申请。冰岛总理克里斯-特伦·弗罗斯塔多蒂尔（Kris-trun Frostadottir）则认为，这次拒绝“并非挫败”，而是“民主的胜利”。第5页

劳伦斯·德·沙雷特（Laurence de Charette）社论

儿童至上

这次开学季充满了痛苦，被一种隐秘的焦虑所笼罩，这种不安如今在父母将孩子交给他人照顾时愈发强烈。作为时代的标志，今年的学校开学恰逢巴黎第15区一名活动指导员因性侵年仅6岁女童而受审——此前在今年夏天酷暑期间，数名其他课后托管中心员工也因强奸更年幼的儿童而被起诉……近几个月来，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其他市镇，课后托管领域接连不断的丑闻，以及惊恐的家长们提交的大量投诉，揭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在我们之中最年幼、最脆弱的人，这些无论人们如何评价都代表着更新之源且是唯一未来的孩子们，正承受着一种无法言说的威胁，而没有任何人，尤其是他们被托付的机构，能够保护他们。这种卑劣的行为是否让人在面对显而易见的招聘失误时变得盲目，在面对孩子们的诉说与痛苦时变得耳聋？在那些必须要求——正如在其他地方正确要求的那样——绝对模范性的机构中，竟然还允许某种形式的天真地主导着？成年人们陷入了这种可耻的盲目：他们准备好针对任何形式（甚至是，且尤其是想象中的）不平等进行抗议，却无力保护自己的孩子，我们必须尽快铲除这种根源。现在是时候停止美化那些以福祉或地球之名决定诋毁生育率的阴森灵魂，以及那些像克莱门斯·盖特（Clémence Guetté）一样，仅将家庭和为人父母视为一种危险的反动退缩形式的忧郁之辈了……现在，真的到了时候，将孩子的地位归还给他们，不是让他们像小国王一样处于中心，而是让他们处于核心，处于我们社会组织和国家希望的核心，作为最珍贵、最伟大的承诺，既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

他们 处于 我们 希望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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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尔宽，爱德华·菲利普将热拉尔·达尔马宁纳入其竞选阵营

路易·豪萨尔特 (Louis Hausalter) 图尔宽特派员

这位总统候选人保证他已“听到”了司法部长的诉求，后者坚持主张社会右翼路线。

雨水险些破坏了这场庆典，但演说辞却极尽赞美之能事。不，这个周日在图尔宽植物园举行的并非婚礼：

这更像是一场政治订婚。活动主办方热拉尔·达尔马宁在当事人的见证下，公开表达了对爱德华·菲利普的支持。尽管在实质内容上，这位总统候选人并未特别承诺会采纳司法部长所主张的社会右翼路线。菲利普对其政纲的衡量标准保持模糊，主要将目光投向一旦获胜后如何构建未来的“绝对多数”议席。

在享用了香肠、薯条和啤酒的午餐后——这是达尔马宁三年来一直在其所在的北部城市举办的政治开学季标志性活动——演说开始，客套话接踵而至。“我谦卑地认为，现在形势严峻，我们不能分裂，”这位司法部长在数百名支持者面前表示，而他本人此前也曾希望能够参与爱丽舍宫的竞选。在他看来，爱德华·菲利普是“唯一一个”能够赢得总统大选，并且能在国民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的人。他赞扬这位候选人“坚韧”，且“不追求成为民粹主义者”，将成为一名“非常伟大的共和国总统”。他将这位勒阿弗尔市长比作“一名水手，一位伟大的船长”，并延续这一比喻：“我们非常自豪能成为你的船员，我将非常高兴成为你的首席水手。”

“扩大光谱” 爱德华·菲利普也回以赞美，长篇累牍地称赞热拉尔·达尔马宁在不同政府职务期间的表现，从担任公共账户部长时的预扣税制度，到在内政部期间保障巴黎奥运会的安全。“在团队中拥有不同的观点是健康的，”这位候选人认为。与此同时，热拉尔·达尔马宁也不忘强调他与菲利普路线的分歧，他认为后者的路线过于自由主义。在讲台上，这位加入阵营的人再次主张其“社会高尔主义”，并对“社会挫败感”发出警示。他警告称，虽然必须做出“努力”，但必须“倾听民众的情绪”。尤其是他认为，玛丽娜·勒庞与让-路易·梅朗雄之间进行第二轮对决是“可能的”，甚至是“大概率的”。

热拉尔·达尔马宁由此开启了他在爱德华·菲利普竞选活动中扮演的“激励者”角色。候选人的随员在回应中坦承：“支持并不意味着完全一致。”在面对麦克风时，菲利普保证会对他倾听：“我听到了你的诉求，热拉尔。我也听到了我所接触的人告诉我的话。”但这位前总理并不打算现在就明确其政纲的轴心。达尔马宁反对将退休年龄提高到 67 岁？菲利普仅含糊地回答道：“我的退休计划将对所有人负责，对每个人公平。”司法部长支持对移民实施“暂停令”？这位候选人则在回避地表示：“我不承诺零移民”，但“我希望我们能选择自己的移民”。

在演讲中，爱德华·菲利普并不太关注其政纲的具体内容，而更侧重于方法论。首先，他反复强调希望实现“右翼与中间派”的集结——他的团队更倾向于使用这个词，而非带有浓厚马克龙色彩的“中间集团”。其次，他强调在 2027 年构建一个“绝对多数”议席。他大声地构想着“一个新的政党或一个新的政党联盟，让所有愿意为国家贡献力量的人能够共同执政”。这位曾在 2002 年担任由雅克·希拉克和阿兰·朱佩创建的政党首任总干事的人警告称：“这不是要重建统一人民运动（UMP）”。这是在回应竞争对手阿塔尔（Gabriel Attal）的新一轮讽刺，后者此前在香槟区沙隆展会上认为，“这次选举的关键，不在于用二十年前的人、二十年前的想法，去重建二十年前的政党”。

“你在筹备这次重组中的作用将是核心的，”爱德华·菲利普向热拉尔·达尔马宁保证，但这一任务的具体轮廓仍然模糊。无论如何，在菲利普的阵营中，人们寄希望于“热拉尔的经验，以及他与所有人沟通的能力”。前部长、竞选共同负责人玛丽·盖夫努（Marie Guévenoux）赞扬道：“我们试图证明光谱的扩大。这种叠加是可行且强大的。”

“必须清除马克龙派”：大卫·利斯纳尔希望在总统大选首轮投票前在右翼内部进行竞争

埃马纽埃尔·加利耶罗（Emmanuel Galiero） 戛纳特派员

“一个增强型社会，政治将在其中回归其应有的位置，通过对国家的重新组织，让那些被困在最低工资（smic）笼子里的法国人，成为一个高效法国的大赢家。”在戛纳圣卡西安山（butte Saint-Cassien）的舞台上，正值“新能量”（Nouvelle Énergie）校园活动热烈之时，大卫·利斯纳尔（David Lisnard）向《费加罗报》概括了他此次政治回归的核心信息。这是他为捍卫其在初夏宣布的“伟大法国”愿景而采取的另一种方式。

周六晚间强调的另一个重点是他主张在右翼内部举行扩大初选的攻势。他再次重申，拒绝在未来与那些“将我们带向绝路的人”共同执政，但他并不排除正面交锋。“我不会与他们同行，但我愿意在之前与他们对抗。必须在首轮投票前清除马克龙派。我建议在年底举行一场大规模竞争。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我想要竞争。谁害怕竞争？”他有力地质问道，并深信所有反对此次初选的人都陷入了僵局。他希望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并表明他致力于实现政权更迭的决心。

尽管目标很高，有利的民调尚未出现，知名度仍是一项挑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希望在这次总统大选的前期竞选中发挥更大影响力，并证明他能够集结必要资源以走得尽可能远。他亲自选择了“赢”（La Gagne）作为此次回归的主题名称。他身着白衬衫，带着灿烂的笑容，在普雷斯利（Presley）的混音曲目（《A Little Less Conversation》）中奔向观众，这可能使他成为该平台最具有摇滚风格的候选人。“你们是否希望法国人最终能成为一场总统大选的大赢家？”他向支持者们喊道，随后告知他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现在身处正确的地方。

这位候选人立即反对极左翼的“反法受虐倾向”——在他看来，这种倾向由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代表。他承诺发起一场“集体冒险”，这呼应了议员亚历山德拉·马丁（Alexandra Martin）的言论，后者赞扬了众多名流的参与，包括埃尔韦·莫兰（Hervé Morin）、阿兰·马德林（Alain Madelin）、埃尔韦·诺韦利（Hervé Novelli）以及让-路易·博鲁（Jean-Louis Borloo）；后者录制了一段视频信息，呼吁筹备一支“准备充分的团队”来修复一个“僵化的系统”。

大卫·利斯纳尔经常以他在戛纳的经验来阐述他对国家的愿景。“不安全感”、“失控的移民”、“自然灾害”、“技术官僚的疯狂”……“我竞选总统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些现状。如果我参选，是为了让真实的国家获胜！”他再次强调。面对“法国地位下降”以及支持股东制度，他表现出同样的积极态度。这是一个由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大众资本主义”理念。前法国企业雇主协会（Medef）主席皮埃尔·加塔兹（Pierre Gattaz）对他评价极高。

这位上午的明星嘉宾主要是以“解决方案研究所”（Institut des solutions）负责人的身份出席的。这是一个想法平台，他希望以“绝对紧急”之名将其提供给所有候选人。“接下来的九个月将极其艰难。我们要组建一支军队，”皮埃尔·加塔兹说道，他对那些在他看来十分危险的左翼言论感到担忧。

在这种背景下，他对戛纳市长表现出极高的赞赏。“利斯纳尔在我看来非常好。从条件上看，他是一个优秀的候选人。他兼具商人、企业家和基层政治人物三重身份，管理过人员和预算。不过，他必须注意一点：自由主义的论调必须触动法国人的内心和钱包。否则，选举结果会像马德林那样，最终只有 3 %，”他警告道。他会在 2027 年投票给谁？皮埃尔·加塔兹微微一笑，随后回答《费加罗报》：“我会选择一个在私营部门历练过、勇敢且务实的人。”

如果我参选， 是为了让 真实之国获胜！

大卫·利斯纳尔 “新能量”主席

大卫·利斯纳尔认为，考虑到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公共财政方面的结果以及他试图“控制民主”的倾向，无法理解为什么马克龙仍被定义为自由主义总统，因此他毫不犹豫地为一条解放国家的路线进行辩护。作为资本盈利能力的捍卫者，他在对“不屈法国”党（LFI）式债务取消方案进行讽刺后，强调不存在“没有劳动的财富分配”。“当存在债务时，梅朗雄同志似乎不知道还存在债权人，”他在掌声中说道。此时，他分享了自己的经济雄心，承诺将整顿公共账目、降低支出和税收、解放遗产、提高投资竞争力、打击平等主义意识形态、恢复购买力、取消区域卫生局、重启住房政策、增加市长权力、恢复“像瑞士那样”的民主活力，并主张移民管控权应优先于家庭团聚权……“是的，我们将把权力还给真实之国，”大卫·利斯纳尔重复道。

在戛纳一个漫长且热烈的夜晚结束之际，这位总统候选人总结了赢得总统选举所需采取的手段。“如果他们害怕竞争，就不要参加选举，”演讲者最后说道。他的支持者们情绪激昂。大卫·利斯纳尔同样激情澎湃：“我庄严地请求你们传达自由之声，走遍整个法国，让自由计划获胜。”

在梅赞山，在“集结”之中

VALERY HACHE / AFP

Claire Conruyt 梅赞山特派员

通过坚持传统的攀登梅赞山之行，洛朗·沃基耶（Laurent Wauquiez）或许能将赫拉克利特的格言化为己有：“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个周日，右翼共和党（DR）议员团领袖在位于其势力范围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的这座山脚下，第十五次与他的支持者们会面。尽管风景依旧，但政治布景却从未停止变化。最怀旧的人们还会记得：这里曾经的共和党（LR）阵营更为壮大。埃里克·西奥蒂（Éric Ciotti）曾踏足此地。布鲁诺·雷塔约（Bruno Retailleau）两年前也曾受邀而来。但这一切都成了过去。人永远无法两次攀登同一座梅赞山。

这一次，洛朗·沃基耶无法回避那个每个人都在谈论的话题：2027年，以及“中间阵营”和右翼候选人在阵地战中的陷入僵局。这位上卢瓦尔省的议员断言，这简直是“疯狂”：“我听到了关于战略、关于联盟的讨论，但关于法国的项目和愿景，我听到的讨论还远远不够。”用一名前来听讲的当选代表的话来说：“无论是阿塔尔、菲利普还是雷塔约，都没有抓住这个主题：有一个是来自法兰西岛大区的，另一个是技术官僚，而第三个则奇怪地完全没有关注这一点。”

在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旗帜下，这位上卢瓦尔省的当选代表详细阐述了他眼中主要的“挑战”：“法国的统一与地域断裂”。这种断裂依次体现在经济、社会、地理，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而“不屈法国”党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

ALEX MARTIN / AFP

格吕克斯曼、福尔、奥朗德……在布卢瓦，初选干扰了社会党的开学季

JEANNE ACCORSINI / SIPA

目标是：巩固爱德华·菲利普作为进入第二轮投票最有利人选的地位，以避免勒庞与梅朗雄之间的对决。前提是必须中和其左翼的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和右翼的布鲁诺·雷塔约的候选资格。“这种团结的紧迫感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增强，”地平线党（Horizons）秘书长、昂热市市长克里斯托夫·贝舒（Christophe Béchu）保证道。但既然民调仍然是唯一的“造王者”，是否应该设定一个期限？爱德华·菲利普仅表示相信“一种需要在时机成熟时感知并尊重的动态，也就是说，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在这里，模糊的态度依然是主基调。

Célestine Gentilhomme 布卢瓦特派记者

在这两天的“家庭聚会”后，社会党人带着满满的美好承诺离开了。这个周末，在卢瓦尔-谢尔省（Loir-et-Cher）的布卢瓦高地，他们必须向所有愿意倾听的人发誓，明年10月的初选不会陷入内部战争。“墙上不会有血迹，”奥利维尔·福尔在镜头前承诺道。正是为了不冒犯任何人，这位社会党（PS）党首选择等到本周日晚上才正式宣布参加初选。“我竞选共和国总统，是因为我想引领一个更公正的法国，”他在TF1电视台的“20 heures”新闻中宣布。面对马克龙时代的“巨大浪费”，社会党第一书记雄心勃勃地希望“重建一切，重建所有，修复所有”。

“他处于挑战者的位置。很少有初选是最终由热门人选获胜的，”一名该党（玫瑰党）干部强调道。或许正是带着同样的希望，奥利维尔·福尔在周六的闭幕演讲中引用了历史教训：“弗朗索瓦·奥朗德是从 3 % 开始的，最后成为了共和国总统。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全按计划进行的！”他在天花板上悬挂的一块巨大的蓝白红三色布幕下如此宣称。

因此，拉斐尔·格吕克斯曼是以热门人选的姿态在前一天抵达布卢瓦的，他与社会党盟友们不断拥抱并交谈。在这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周围，有一个可能构成他未来政府“骨架”的“团队”：刚刚加入他的社会党议员团领袖鲍里斯·瓦洛（Boris Vallaud）、奥克西塔尼大区主席卡罗尔·德尔加（Carole Delga），以及鲁昂市市长尼古拉·马耶-罗西尼奥尔（Nicolas Mayer-Rossignol）。突然之间，奥利维尔·福尔不知从哪里出现，他的对手显然没有预料到会这么早遇到他。握手依然礼貌，但在拉斐尔·格吕克斯曼的随行队伍中，笑容变得僵硬。 “福尔是来提醒大家，这里是他的地盘，”一名社会党议员低声说道。

作为一名合格的主人，这位第一书记也没有忘记给弗朗索瓦·鲁芬（François Ruffin）提供热情的接待，后者周六前来与社会党活动人士进行辩论和交流。这位前“不屈法国”成员主要借此机会表达了他对这次“财产资格”初选的厌恶，这次初选是根据

“弗朗索瓦·奥朗德在支持率 3% 的情况下起步，最终成为了共和国总统。事情永远不会完全按照预期发展！”

奥利维尔·福尔 社会党第一书记

针对拉斐尔·格吕克斯曼的衡量标准。那么，想象“起立”（Debout）党的党魁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否可能？当事人对此闭口不谈，但奥利维尔·福尔的支持者们则乐于让这种疑虑持续发酵。“是否参加初选的自由是完全的。这给拉斐尔·格吕克斯曼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鲁芬参加而格吕克斯曼拒绝，这将迫使他向公众做出解释，”一位第一书记的忠实追随者分析道。

“福尔应该尊重党员的投票结果！”一位欧洲议会议员的支持者立即反驳道，并提醒人们党员们此前选择了“封闭式”初选。社会党领导层最初试图将弗朗索瓦·奥朗德拉入这次内部筛选的网中。“我不怎么相信寻求救济的论调。这种希望是建立在自身阵营崩溃的基础之上的，”奥利维尔·福尔周五警告称。“他希望候选人数尽可能多，以防止格吕克斯曼在第一轮就获胜，”一位弗朗索瓦·奥朗德的老友表示。

前总统在路过布卢瓦时，并未踏入社会党的校园，他再次拒绝了参加这次“过早”初选的邀请，在他看来，这次初选“分化多于团结”。但这不足以打消塞戈琳·罗雅尔尝试机会的念头，她穿着标志性的亮粉色西装外套，格外显眼。“我可以发挥作用，我有经验，而且熟悉国家机器，”这位前部长在皇家之城（cité royale）保证道。“罗雅尔会按照她的风格行事。她将成为一个干扰因素，因为她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一位社会党参议员提前叹息道。

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公共广场”党共同主席）与奥利维尔·福尔（社会党第一书记），周五，在布卢瓦。ALAIN JOCARD / AFP

洛朗·沃基耶呼吁右翼团结

……洛朗·沃基耶（Laurent Wauquiez）。“我永远更喜欢皮伊的绿扁豆，而不是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Tasty Crousty’，”洛朗·沃基耶继续说道，以此谴责这位“不屈法国”党领袖所捍卫的“新法国”。

在明确了敌人之后，洛朗·沃基耶强调：“几个月来，我一直在呼吁右翼团结。当让-吕克·梅朗雄接近权力时，今天谁在代表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声音？正是希拉克统一了右翼，统一了整个右翼，从而使其能够击败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领导的左翼。”他认为下一次总统大选将是“第五共和国最重要的一次”，并呼吁要“具有颠覆性”。但为此，自然必须获胜。然而，“第一轮出现多名右翼候选人，会剥夺所有人的竞选势头，这将面临没有人能进入第二轮的风险，并且是将进入第二轮的门票直接端盘子一样送给让-吕克·梅朗雄。还需要什么才能让大家睁开眼睛？”

“我听到人们在谈论战略、谈论联盟，但我没有听到足够多关于法国的项目和愿景的讨论。” ——洛朗·沃基耶，国民议会右翼团体主席

以及为“最不坏的解决方案”而奋斗：一场带有“游戏规则”的开放初选。无论如何，洛朗·沃基耶总结道：“只有一项义务是不可谈判的：一名唯一的右翼候选人和一份真正的右翼纲领。”尽管他小心地从未点名，但显然，正如一位非常了解他的重量级人物所总结的那样，“在雷蒂约（Retailleau）、菲利普（Philippe）和阿塔尔（Attal）之间，有一个是他不会支持的，而另外两个并不特别令人向往……”

安妮·热内瓦尔（Annie Genevard，在同意留在勒科尔纽政府担任农业部长后被共和党暂停党籍）受右翼议员领袖邀请出席。她此次前来是为了传递“团结之声”，她敦促布鲁诺·雷蒂约（Bruno Retailleau）领导的共和党“在这次选举中发挥全部影响力”。“现在是团结之时，而非对抗之刻。集结的时间尚未到来。在这里，我想说：对话吧，沟通吧，恢复团结的形象，以及一个知道如何掌控局面的进攻性右翼的形象。”

事实上，一名沃基耶支持者继续说道，“这次初选是彼此之间的一场骗局，因为显然条件尚未成熟”。因此，这位上卢瓦尔省的议员并不打算“参与彼此之间的批评”。“他的课题和责任是团结……我们将采取稳健的做法。”同样在场的克里斯蒂安·雅各布（Christian Jacob）补充道：“事情的明朗化将比平时更晚。但我们已经看到情况在下滑：雷蒂约现在是多少……6 %？我也不太相信阿塔尔能获得那么大的支持。让我们先看看谁能熬过圣诞节吧。”

在桑斯，社会党前总统与地平线党候选人展开较量

Anaïs Chaline 驻桑斯特派员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记得，”在桑斯（约讷省）的舞台上，地平线党（Horizons）候选人爱德华·菲利普开场便对尚未正式成为其对手的弗朗索瓦·奥朗德说道。在繁忙的周末期间，这两位“前任”应让-米歇尔·布朗凯（Jean-Michel Blanquer，前教育部长）创办的智库“共和国实验室”（Laboratoire de la République）之邀，于本周六就他们对 2027 年的愿景展开辩论。

在经济议题上，两人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令人惊讶的是，这位社会党人甚至比中间阵营的候选人走得更远：“我认为速度会更快，”他在面对礼堂内近 800 名观众以及 LCI 频道的观众时预言道。但两人的药方截然不同：一人主张增加征收，而爱德华·菲利普则主张削减社会支出。后者刚从马约特岛视察回来，他在那里呼吁“关闭移民阀门”，但即便如此，他仍拒绝接受其最新盟友、司法部长热拉尔德·达尔马宁（Gérald Darmanin）提出的为期三年的“合法移民暂停令”。这位来自勒阿弗尔的人承诺：“我们将继续发放居留许可。”

“神圣联盟”

至于阿尔及利亚——法阿移民紧张局势的核心点，这位社会党议员呼吁与这个北非国家进行“谈判”。不过，他也暗示可能会对 1968, 年的协议进行某种“修订”，该协议为在法国领土上的阿尔及利亚人提供了优惠条件。而爱德华·菲利普此前已承诺，一旦当选将废除该协议。虽然尚未正式参选，但弗朗索瓦·奥朗德数月来已不再掩饰其总统野心。本周，他在《观点》（Le Point）杂志中呼吁建立一个“神圣联盟”，但将极端的“不屈法国”和民族主义者排除在外，在他看来，这些人是“分裂”的根源。

坐在他左侧的对手对此结论表示“认同”，但在掌声响起前反驳道：“您邀请我们进行的这种决裂，您自己并未实践。”事实上，这位科雷兹省议员在 2024 年以“新人民阵线”的旗号当选国民议会议员，且有让-路易·梅朗雄运动的参与。弗朗索瓦·奥朗德反击道：“您也采取了阻击行动。”其对手此前曾呼吁在塞纳-马里蒂姆省的市镇中，投票给一名共产党候选人以对抗国民联盟。

与此同时，在社会党的庆祝活动上，第一书记奥利维尔·福尔发表了以初选为主题的演讲。而弗朗索瓦·奥朗德完全没有意向参与这场竞争。这位七旬老人认为：“初选的分裂作用大于团结作用。”尽管他保证不希望“重启”爱丽舍宫的冒险，但他仍将自己定位为一种“解决方案”，并约定在 12 月会面。

面对同样主张团结、但处于政治光谱另一端的爱德华·菲利普，奥朗德“建议”他不要参加初选。但这无异于对一个坚定的人说教。在注意到右翼与中间派之间存在“趋同”现象（如本周的瓦莱丽·佩克雷斯 / 共和党）后，地平线党的候选人更倾向于依靠民调结果来决定胜负。因此，这两个人在面对各自对手时，至少在策略上达成了一致。

勒科尔纽：一次澄清的深意

观点对比 作者：吉约姆·塔巴尔 (GUILLAUME TABARD)

在这个总统竞选加速推进的周末，塞巴斯蒂安·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不愿再增加混乱。既然他是总理，那么他便不会成为候选人。他在《巴黎人周日版》（Le Parisien Dimanche）中保证道：“我不参与竞选。”

这一确认首先让爱德华·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感到宽慰。就在同一天，菲利普在图尔宽（Tourcoing）访问热拉尔德·达尔马宁（Gérald Darmanin）时，赞扬了“多元右翼”的优势，希望在时机成熟时，这种多元性能够转化为围绕他展开的“集结动力”。对于正努力证明其参选合理性的布鲁诺·雷塔约（Bruno Retailleau）和加布里埃尔·阿塔尔（Gabriel Attal）来说，这同样是一种解脱。

坦率地说，他们所担忧的并非政府首脑的选票号召力。事实上，后者一直很清醒：当法国人想要合上“马克龙主义”这本书时，写下最后一章的人不可能成为权力更迭或革新的化身。但抛出“勒科尔纽假设”，或任何其他替代候选人的可能性，无异于增强人们对目前提供给右翼和中间派选民的候选名单的怀疑。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才能说清楚，”总理强调道。但人们也可以注意到他所使用的语法时态：是现在时——“我不是候选人”，而非将来时——“我将不会成为候选人”。对他而言，眼下的关键期限是预算。但这个问题将在年底前得到解决。2027年初，是菲利普在图尔宽设定的实现集结的具体最后期限。届时，人们将开始看到谁占据了先机，谁在退缩。如果没有任何一种动力在任何地方占据主导，那么这个日期也将是总统竞选开始凌驾于政府行动之上的时刻。

因此，不能说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归根结底，在他的第一个政府崩溃后，勒科尔纽也曾说过他的辞职是不可撤销的……那么到2027年初会怎样？如果甚至在菲利普承诺当选后将进行的政治重组之前，总统候选人的供给就必须进行重组，那么现任总理的名字可能会再次被摆上桌面，而人们无法指责他曾为此奔走。

在8月底退出总统竞争，对勒科尔纽来说，既是给已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尤其是与其关系最密切的爱德华·菲利普——留出机会的方式，也是雕琢其无私政治人物形象的手段。这对未来是一张宝贵的牌，对现在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即便有竞选需要进行，也始终有一个国家需要治理。勒科尔纽知道，他在启动雄心勃勃的改革方面没有任何回旋余地。通过保持低调，甚至主张一种牺牲姿态，他至少希望完成最后一项任务：让国家，以及未来的共和国总统，能够拥有一份预算。在缺乏实质性政绩的情况下，塞巴斯蒂安·勒科尔纽希望为未来积累个人资本。无论那个时刻何时到来。

收听 吉约姆·塔巴尔 (Guillaume Tabard) 8点10分 在戴维·阿比克尔 (David Abiker) 的 早间节目中 与《费加罗报》共同呈现

约翰·廷西特 (John Timsit)

作为 BFMTV 与《费加罗报》共同打造的总统大选新节目——“2027 大口试（Grand Oral 2027）”周日的嘉宾，这位来自索姆省的议员赞扬了国民联盟（RN）的“两位人气领袖”。

该节目已被预见将成为总统竞选期间不可或缺的看点。周日晚间启动的 BFMTV 与《费加罗报》新节目“2027 大口试”今后将在每周 18 时至 19 时进行一场大型直播访谈。在该形式的核心环节中，一名嘉宾将接受三位记者的质询：Marc Fauvelle（已负责 BFMTV 周五和周六的晚间时段）、Marie Chantrait（CMA 媒体集团旗下新闻频道的政治部门主管）以及 Jim Jarrassé（《费加罗报》政治部门主管）。

总统候选人、政治负责人、意见领袖……在由其身边人士或政治爱好者组成的观众面前，这些名流将就当前最热门的时事问题作出回答。该节目将同步在 BFMTV（TNT 13 频道）、《费加罗报》电视（法兰西岛大区 TNT 34 频道）、《费加罗报》网站及应用程序，以及其 YouTube 频道上播出。这一时间段具有战略意义，因为在明年 4 月 18 日和 5 月 2 日的爱丽舍宫选举之前，每个周末都将充斥着集会、出访和金句，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

此外，还不能忘记同样在视野之中的立法选举。原因在于：无论谁成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继任者，大多数候选人都承诺将解散国民议会，以试图打破目前的僵局。这将使这一新节目在媒体政治版图中占据持久地位，并标志着 BFMTV 与《费加罗报》在编辑协作方面迈出了进一步的一步，这一点在我们 8 月 29 日的版面中已有提及。

“2027 大口试”的首位嘉宾是国民联盟（RN）来自索姆省的议员让-菲利普·唐吉（Jean-Philippe Tanguy）。不出所料，这位玛丽娜·勒庞的亲信立即被问及关于这位四次竞选爱丽舍宫职位的候选人及其接班人乔丹·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各自独立开展的复工活动。这位来自加来海峡省的当选者于周四在首场总统辩论之际回归 Medef，而她的政治继承人则在周六，于

勒庞-巴尔德拉：唐吉坚称两人是“高效”且“和谐”的搭档

来自沙隆-昂-香槟（马恩省）农业博览会。这是否意味着在7月7日最终允许该议员参选的决定一个月半后，民族主义搭档之间出现了紧张局势？国民联盟（RN）的“经济先生”对此予以全盘否定，认为该党“必须在法国全境投入全部精力”。

“若尔丹·巴尔德拉和玛丽娜·勒庞没有必要时刻在一起，出现在所有地方。我们必须增加会面次数，推介我们的计划，增加与法国民众在一起的机会……”让-菲利普·唐吉继续说道。尽管这位欧洲议会议员在Medef（法国企业运动联盟）活动中未出现在其导师身边引起了极大关注，但这位国民联盟党团副主席甚至主张他“没必要在那里”，因为这对搭档“在夏天之前已经一起前往过拉弗莱什（萨尔特省）”。这既是在夸赞政治上的“高效”，也是在强调他认为若尔丹·巴尔德拉与其前辈之间的“和谐”：“我们很幸运拥有两位受欢迎的领导人，且他们拥有足够的自主权，可以在法国全境开展竞选活动，”这位来自索姆省的当选议员保证道，并承诺两人将共同亮相，但重点是“与法国民众在一起”。他反驳道：“国家很大，机会很多，竞选周期很长（……）目标不是在内部举行国民联盟的会议，而是通过实地走访去接触我们的同胞。”

“我们必须增加会面次数，推介我们的计划，增加与法国民众在一起的机会”

让-菲利普·唐吉 国民联盟索姆省议员

与此同时，某些问题仍悬而未决。在经历了数月关于2027年总统大选由谁代表的不确定性后，玛丽娜·勒庞已重新掌控国民联盟的竞选主导权，但若尔丹·巴尔德拉能否开辟自己的政治空间仍有待观察。尤其是他并不打算生活在她的阴影之下。如果说这位三十多岁的青年周六晚在BFMTV上认为他与这位两届总统大选决赛入围者的关系更像是一个“搭档”或“双人组”而非“伴侣”，那么让-菲利普·唐吉的态度则有些模棱两可。诚然，在他看来，国民联盟党首将“幸运地保留言论自由”，因为他曾“带领”这个民族主义政党取得了“多次重要胜利”。但他也拥有“玛丽娜绝对的信任”，而他正是“为了她而投身政治”。他也不忘提醒对方：“是她发现了他的才华，而这种才华得到了充分发挥。”

尽管两人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关于退休金以及更广泛的经济路线问题——但让-菲利普·唐吉确认，如果玛丽娜·勒庞获胜，若尔丹·巴尔德拉将被选为总理。“这一点毫无疑问，”他认为国民联盟干部们围绕这位“年轻之狼”达成的“共识”是其领袖的一项资产，后者建立了一个“氛围良好”的政治运动。这位预算问题专家保证道：“我们彼此欣赏。有时我们甚至彼此喜爱。我们很高兴能一起竞选，我们之间有着同志情谊。”其目标是“解决马克龙主义者给法国人留下的问题”。

不过，让-菲利普·唐吉并不打算被国民联盟在民调中的顶峰表现（在明年的总统大选中领先）冲昏头脑。他警告说：“必须以非常谨慎和谦卑的态度来看待这一点。”

国民联盟主席在沙隆的返程活动中借势“巴尔德拉热”

周六上午11时左右，乔丹·巴尔德拉面带微笑抵达位于马恩省沙隆-香槟的农业博览会。这位国民联盟（RN）的党魁绝不会让阴天和阵雨破坏他的返程活动。刚走出车门，这位年轻的民族主义之狼便热情地回应崇拜者的请求，大批民众前来要求与他合影或寻求签名。这并不奇怪：这位三十多岁的政治人物在这里处于主场，自2022年起他每年都会出席此次活动。这里就像是一个小型版的农业展，已成为各派政治人物必经之地，尤其是在距离总统大选仅剩八个月之际——布鲁诺·雷塔约（共和党 LR）周五出席，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复兴党 Renaissance）则在周日出席。

7H-9H EUROPE 1 早报 迪米特里·帕夫连科

请在7时53分收听由《费加罗报》的亚历克西斯·布雷泽和文森特·特雷莫莱·德·维莱尔带来的政治社论。

旗帜、书籍，甚至是一件衬衫……签名活动整天在持续，拍照也接连不断。在这里，“巴尔德拉热”并未减退，无论是青少年还是带着幼童前来记录这一时刻的父母，都在维持着这种热度。尽管空气中弥漫着失望情绪——许多人希望看到他从2027年起接替玛丽娜·勒庞——但他们绝不会让相反的剧本削弱自己的热情。“我是为了他而来的，我喜欢他的一切，他的思想，他的魅力……即便这次他不会成为总统，”约安说道，他肩上扛着大约5或6岁的儿子，并成功地在一件印有“乔丹·巴尔德拉为了法国”的T恤上得到了签名。“我要把它挂在床头，”他显然十分期待地透露道。“无论是他还是玛丽娜·勒庞，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支持的是国民联盟，”一名秃顶的退休人员肯定地说道。

其他人则观点更为鲜明，比如这位母亲：“不是他（参选）令人失望，”她说，她担心长期以来充满争议的“勒庞”之名会令温和派选民反感，从而增加这位四次参选候选人的难度。乔丹·巴尔德拉似乎意识到了这种挫败感，他承诺“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会在，并且会参与竞选，因为重要的不是个人野心”。

这位国民联盟的欧洲议会议员在支持者面前滔滔不绝且游刃有余——随行人员包括议员亚历山大·卢贝和洛朗·雅各比利——他很享受重新接触基层的快感，在人群中艰难地穿行至博览会的走廊。但或许，他并不那么享受面对媒体，大量媒体为此而来，他从早晨就知道他们将整天审视他的态度。

必须承认，他最近一次公开露面——7月8日在拉弗莱什（萨尔特省）——留下的印象则完全不同。国民联盟主席当时面色凝重，咬紧牙关，在一名光彩照人的玛丽娜·勒庞身后重新回到了二把手的角色，而此前一天法院的裁决允许她保留参选资格。这种反差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前一天作出的裁决，加上国民联盟议会党团负责人决定参加爱丽舍宫之争（尽管面临被最高法院撤销原判的风险），重新洗牌了该民族主义政党内部的格局。这也结束了关于谁将在总统大选中代表该党出战的悬念。对于这一引发广泛讨论的事件，乔丹·巴尔德拉唯一的反应是接受了《费加罗报》的采访，他在采访中否认了“任何形式的情绪不快或失望”，试图迅速平息关于他所谓苦涩心情的评论。

“我们可以赢得这次总统大选，我显然将投入全部的斗志和精力来服务于我们的理念” —— 乔丹·巴尔德拉，国民联盟（RN）主席

自那以后，乔丹·巴尔德拉一直保持低调。今年夏天，除了在社交网络上零星发布了几张度假照片外，他没有发声，也没有露面。甚至在本周，他也没有陪同玛丽娜·勒庞参加周四由法国企业运动联合会（Medef）组织的首次总统大选辩论。这无疑再次引发了关于两人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以及民族主义双头领导体制内部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的传闻。“我们将肩并肩地开展这次竞选。（……）我们可以赢得这次总统大选，我显然将投入全部的斗志和精力来服务于我们的理念，以确保我们能够获胜，”这位欧洲议会议员强调道。同时，他表示自己“今年夏天在国民联盟即将公布的复兴计划上投入了大量工作”。本周六晚上，他在BFMTV接受采访时，被问及了一些深层问题以及更私人化的问题。

目前尚不清楚乔丹·巴尔德拉将如何适应他必须重新穿上的这件“潜在总理”外衣，而这将是以牺牲他此前近乎候选人的身份为代价的。而且，当时他的竞选机制几乎已经准备就绪。“他将扮演首席支持者的角色，在媒体和实地提供支持，”他的一位亲信保证道。“他还必须巩固未来在议会中的多数地位，”同一消息人士补充道。这并非没有根据：凭借更明确的右翼立场和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路线，这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似乎比玛丽娜·勒庞更能扩大国民联盟的选民基础。而后者一直试图让该党与此类政治色彩保持距离。■ J.T.

疑欧派在冰岛获胜

路易·杜巴尔（Louis Dubar）与维克多·迪·巴托洛（Victor Di Bartolo） 派遣至雷克雅未克的特派记者

选民以 52,8% 对 47,2% 的投票结果，拒绝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这场选举之战预料将非常激烈。直到凌晨，情况依然如此。在经历了一场令人屏息的角逐后，“反对”派最终以 52,8 % 胜过 47,2 % 的“赞成”派。

然而，直到周六晚上，还没有迹象预示“赞成”派会遭遇惨败。在雷克雅未克美术馆，数百名亲欧支持者聚集在一起关注结果，现场有啤酒、DJ表演，支持者们还在玩Uno牌……“我一定要在这里。我一直央求我父亲陪我一起来。欧洲可以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21岁的化妆师埃鲁恩（Eyrun）解释道。地理上的巧合使得两个阵营的总部仅隔一条街，距离只有几十米。在那个时刻，他们之间似乎仍隔着一个世界。

Lar Hrobjartsson，Varoa智库负责人。

多位观察人士指出，亲欧阵营启动过晚，且无法构建一个具有号召力的叙事。对于研究员兼政治分析师拉格纳·亚尔马松（Ragnar Hjalmarsson）而言，“赞成”派选择将此次投票呈现为“一个简单的程序步骤”。相反，“反对”派则押注于“情感”基调，提及对渔业或农业控制权的丧失。“这种动员力量远比向民众保证一个技术性里程碑要强大得多，”他继续说道。

这种手段在冰岛并非首创。当冰岛在 1994 年加入欧洲经济区时，同样的担忧就曾贯穿公共辩论。“每次都会出现同样的恐惧，即对主权丧失的担忧或对未知的恐惧，这些被视为对冰岛社会的生存威胁，”拉格纳·亚尔马松补充道。

不过，这次选举地震对政府的影响应当在可控范围内。“反对派当然会试图向经济及其

“我们的承诺是举行这次公投并尊重结果。我不认为这是倒退，而是一次民主的胜利。极高的投票率只会增强我们的授权”

克里斯特伦·弗罗斯塔多蒂尔（Kristrun Frostadottir） 冰岛总理

“反对派当然会试图在经济议程上施压，但执政联盟实际上被动摇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克里斯汀·阿尔尼·拉尔·赫罗比亚特森（Kristinn Arni Lar Hrobjartsson）认为。他提醒道，举行公投本就包含在2024年的执政联盟协议中。

“我们的承诺是举行这次公投并尊重结果。我不认为这是倒退，而是一次民主的胜利。极高的投票率只会增强我们的授权，”总理克里斯特伦·弗罗斯塔多蒂尔在投票次日欣然表示。

在布鲁塞尔，“赞成”票的惨败留下了苦涩的味道。欧盟曾将冰岛可能的加入视为一次象征性的突破，是将其影响力向极北地区延伸的机会，并且或许能在挪威——另一个坚守在欧盟门外的国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尤其是欧盟委员会在整个竞选期间一直保持低调，但其扩大欧盟事务专员玛尔塔·科斯（Marta Kos）曾暗示，在最敏感的议题上可能会采取“特殊处理”。

“我非常失望，因为这仅仅是为了开启对话；我们已经准备好投入其中，”欧洲议会Renew党团成员、MoDem党欧洲议员桑德罗·戈齐（Sandro Gozi）沮丧地表示，他曾在6月底访问过该岛。“从现在起，我们必须将精力集中在其他候选国身上，特别是西巴尔干国家和乌克兰。”

“这是一个错失的机会，”他断言，并认为冰岛短期内不会再次讨论加入问题。“现在让我们专注于维持现状吧，”这位议员继续说道，并提醒人们雷克雅未克已经深度融入单一市场和申根区。

第一波结果给亲欧阵营带来了令人安心的数据。在几个观察人士担心会出现“反对”票海啸的农村及人口稀少选区，差距比预期的要小。但这种乐观情绪持续时间很短。随着该岛六个选区缓慢的计票进程，态势发生了逆转。几个对“赞成”票获胜至关重要的堡垒选区记录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凌晨3点24分，“nei”（反对）最终反超领先。怀疑欧盟者再也没有放弃这个位置。只有熬夜的人才亲眼见证了这次反转。而其他人直到早晨才发现，差距比最近的民调所预示的要明显得多。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18-29岁人群从60%支持‘赞成’转变为60%反对重启谈判”

克里斯汀·阿尔尼·拉尔·赫罗比亚特森（Kristinn Arni Lar Hrobjartsson） Varoa智库负责人

此次投票的关键之一在于年轻人的投票。长期以来，这部分选民被认为是“赞成”票的主要来源，但在整个夏天，他们的立场发生了明显转变。“在一个月的时间里，18-29岁人群从60%支持‘赞成’转变为60%反对重启谈判，”克里斯汀·阿尔尼强调。

反对冰岛与欧盟重启谈判的支持者在周六至周日的深夜庆祝他们的胜利。LHALLDOR KOLBEINS / AFP

致命洪水后，尼泊尔在哀悼与希望之间

埃马纽埃尔·德维尔（Emmanuel Derville） 加德满都特派员

随着超过 3000 人依然失踪，首都的医院和停尸房每天都在接待前来寻亲的家庭。

这里可以被称为“失踪者之墙”。不时有人走近，将亲人的照片用胶带贴在加德满都大学医院的一栋建筑外墙上。照片覆盖了墙面，像常春藤一样一直延伸到窗户。所有这些面孔都属于自 8 月 26 日一场摧毁尼泊尔北部地区的洪水以来失去联系的人。他们的家人在等待着他们。近距离观察这些照片，人们能感受到失踪者被亲人思念的程度。每一张照片都被精心挑选。

这里是一名穿着校服坐在教室里的高中女生，对着镜头微笑。那里是一名二十岁左右的男孩，在雪山前竖起大拇指拍照。再远处，一位女士站在一片高草丛中。圆润的小女人尤尼卡·班亚（Yunika Banya）带来了一叠寻人启事，上面是 8 名正值壮年的男子。

“这是我的哥哥、叔伯和堂表兄弟。他们当时前往中国西藏地区的冈仁波齐峰徒步。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向导，带领着 54 名游客。

有马来西亚人、美国人、英国人……我们最后一次和我哥哥通话是在 8 月 26 日 8 时 40 分或 8 时 45 分左右。之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了。我们在等他。你知道，我哥哥是个好人。他有一个 7 岁的女儿，还有一个妻子。他是我的长兄。我们希望他能回来。已经过去四天了。我不知道。”

尤尼卡在谈到他时没有使用过去时。但她已经开始面对失去他的事实。她和家人每天跑遍首都的所有医院，希望在入院患者名单中看到他的名字。但一无所获。她看到了泥石流将一切卷走的可怕画面。她明白找到他生还希望已经破灭。“如果您能将这些信息发布在社交网络上……我哥哥叫比卡什·巴斯内特（Bikash Basnet）”，她恳求道，最后补充道：“我哥哥，我已经失去他了，但我不能告诉我爸爸和妈妈。”

来到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有亲人在中国边境附近，就在冰川脱落、引发雪崩并向南倾泻摧毁一切的地点附近。

博特拉什·亚达夫（Bhotlash Yadav）来贴他姐夫的照片。“他在边境担任包装员。我妻子最后一次给他打电话是周三 8 时 38 分。一小时后，灾难的消息开始传开，于是我们尝试回拨，但没有成功。”

这场毁灭性的洪水造成 750 人以上死亡，而截至周日，仍有超过 3 000 人失踪。在急诊室，一名医生告诉我们，本周六运抵的尸体数量有所减少。“从周三起，趋势在下降。第一天我们几乎有 20 到 25 例入院，然后降到 20 例，接着可能是 15 例。而今天，我们只有一个病人，”这位年轻女性亲切地解释道，由于过于忙碌，她没有提供姓名。

她继续说道：“我认为人数减少是因为道路依然严重受损。在这些地方，我们无法让救护车通过。我们只有直升机起降点，而且它们仅在白天运行，夜晚无法工作。此外，有些人可能被洪水掩埋了。”救援人员开始挖掘这些遇难者，他们的照片被贴在医院后方停尸房巨大的黑色大门上。这个地方，是希望的终点。值班警察贴出了那些无法归来之人的面孔。而这份名单正残酷地在不断延长。

“在这些地方，我们无法让救护车通过。我们只有直升机起降点，而且它们仅在白天运行，晚上不行。”

加德满都大学医院的一名急诊医生

大门已经太小，无法容纳所有的遇难者。因此，最后抵达的遗体不得不被安置在对面两个车库的金属卷帘门上。随后，那里的空间也最终不足。突然，三名警察走出停尸房，拿着一串由红线连接的长长照片，匆匆将其挂在相邻的栅栏上。人群随即涌上前去，极其专注地审视着照片。当面对的是一具腐烂或破碎的躯体，或是覆盖着沙土且浮肿的面孔时，想要认出挚爱之人绝非易事。自灾难发生以来，尼泊尔的每一天都在重复：早晨开始搜救，尸体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加，夜幕降临，救援在黎明时分再次启动。如此循环往复。

特克·巴哈杜尔·罗卡（Tek Bahadur Roka）是尼泊尔一个拥有五千多名成员的卡车司机工会成员。他的家人中没有遇难者，但有同事遇难，他的工会也参与了搜救工作。他深信死亡人数将以千计，并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为他们举行火葬——这对印度教徒至关重要。“政府优先考虑撤离伤员和慢性病患者，比如那些没有拿到药物且无法徒步撤离灾区的老年人。但河流中仍有大量被洪水冲走且尚未能回收的尸体。”这场噩梦尚未结束。

特朗普通过对伊朗战争完成了其

阿德里安·若尔姆（Adrien Jaulmes）华盛顿特派员

在行动启动六个月后，这场行动对美国而言演变成了一场尴尬的平局，削弱了其威信。

在启动六个月后，唐纳德·特朗普的闪击战演变成了一场奇怪的半战争，以一种不可预见的方式改变了中东。长期以来作为该地区主导力量的美国，陷入了难以摆脱的战略僵局。这场战争非但没有加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崩溃，反而为其挑战国际秩序开辟了新的前景。这场冲突始于伊朗核计划问题，随后演变为一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较量，而这条海上航道在行动开始前一天仍处于开放状态。在不确定的停火与难以达成和平协议之间，这场由特朗普发起的冲突，非常像这位美国总统曾多次嘲讽其前任们所陷入的那些“无止境战争”。

战略要道霍尔木兹海峡成为了新的地区争端焦点。德黑兰决心使其对这些国际水域的事实控制永久化，甚至表现出宁愿冒着敌对行动重启的风险，也不愿再次允许船舶自由通行。美国已放弃通过新一轮军事升级来迫使伊朗人屈服，但目前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和新一轮制裁来对抗对方的经济勒索。在过去几个月中，谈判被频繁宣布为即将达成，但目前处于停滞状态。“没什么好说的，”特朗普周四在面对记者询问关于与伊朗人谈判的情况时表示，“我们不想和他们说话；我们不想会面，也不想做类似的事情。海峡是开放的；我们有大量船只通过——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通过该海峡。”

现实情况则不那么乐观。伊朗未能完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近几周来，冒险通过的油轮数量有所增加，有时通过往返穿梭将货物转移到停留在近海的其他船只上。但交通量仍低于战前的一半。

尽管美国总统拥有强大的能力来强加其自己的事实版本，但这一次，他很难将这一结果呈现为他曾承诺的辉煌胜利。几乎所有用于证明袭击正当性的目标都被掩盖，或者被推迟到后续谈判中。这场战争既没有终结德黑兰的核计划，也没有消除其弹道导弹的威胁，更没有摧毁其影响力延伸至红海和地中海的代理人网络。

然而，这场战略平局显著改变了中东的力量对比。一个在47年间一直使该地区动荡的伊朗政权，似乎在与美国这个“大撒旦”的对抗中汲取了新的活力。在近年来经历的一系列挫折——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的倒台、以色列对真主党和哈马斯的打击，以及2025年面对针对其核设施的袭击时无法捍卫其领空的无能——之后，伊斯兰共和国在面对世界第一强国时能简单地生存下来，就等同于一次象征性的胜利。这场战争似乎非但没有加速一个摇摇欲坠政权的崩溃，反而使其重新焕发了活力。

除了未能实现任何目标外，美国在中东的地位较六个月前也变得不再那么稳固。他们在该地区的基地遭到攻击，弹药和拦截弹库存被危险地消耗，信誉受到严重损害。华盛顿的盟友——海湾君主制国家的脆弱性也暴露无遗。他们的石油和天然气设施、海水淡化厂以及机场，均遭到了伊朗及其新型军事能力的打击。

这场冲突的进程本身就十分奇特。这场在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时代展开的战争，始终是一场纯粹的空战和海战。对手之间通过远程打击进行交锋，作战人员从未在地面上直接对抗。双方最接近地面交战的时刻，大概是在4月底美国空军两名飞行员在伊朗上空被击落后的救援行动中，当时美国派遣特种部队进入伊朗境内将其救回。

战争始于一场对美国和以色列作战能力的惊人展示。一次基于极高精度情报的突袭，在光天化日之下消灭了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及其随员，地点就在德黑兰市中心。在冲突开始的前24小时内，通过人工智能筛选的一千多个目标被摧毁。军事设备和设施的损毁规模极其壮观。但平民伤亡并未被完全避免，例如在战争第一天，米纳布的一所小学遭到轰炸，造成156人死亡，其中包括120名学生。

这种非凡的战术成就，与随后迅速显现的几乎完全缺乏战略的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特朗普习惯于用直觉取代计划，此前他在袭击福尔多和伊斯法罕核设施后，因伊朗未采取反击而深受鼓舞。而去年1月，美国特种部队在加拉加斯市中心绑架尼古拉斯·马杜罗的行动取得了惊人成功，这让他更加胆大妄为。此前在介入中东冲突时一直非常谨慎的特朗普，这一次选择了最激进的方案。他希望在所有前任自1980年代以来均告失败的领域取得成功，因此蔑视专家意见和战略，甚至不屑于向国会或美国公众做出解释，也不咨询或召集其盟友，他在两次总统任期中进行了最冒险的一次赌博。

尽管美国总统拥有强大的能力来强加其对事实的解读，但这一次，他很难将这一结果呈现为他曾承诺过的辉煌胜利

糟糕的意外在战争初期便接踵而至。伊朗政权并未崩溃。轰炸甚至在政权不受欢迎的情况下，反而使其权力得到了巩固。阿里·哈梅内伊的去世也没有对 1979 年革命后建立的体制产生预期效果。其子穆吉塔巴迅速被任命为继任者。他代表了政权的延续，尽管此后他从未公开露面，呈现出一种什叶派传统中“隐遁伊玛目”的政治版本。权力的实际掌控权转移到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他们是革命意识形态的捍卫者，且反对任何妥协。

对方反击的规模也让美国人措手不及。伊朗的弹道导弹库规模超出预期，且在战前出于谨慎进行了分散部署，在很大程度上在空袭中幸存了下来。这些导弹随后向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倾泻而下。

伊朗已成为重要生产者的无人机补充了其作战能力，弥补了航空兵力的缺失，尤其是著名的 Shahed-136 自杀式无人机。伊朗人有计划地运用这些武器，用廉价武器使美国由昂贵拦截导弹提供的防御系统陷入饱和状态。海湾国家发现自己处于前线。这些伊朗富裕邻国繁荣所依赖的石油和天然气设施，以及民用和军用机场，都成为了毁灭性袭击的目标。俄罗斯的卫星情报还使伊朗能够瞄准美国存在的战略性或象征性设施，例如美国驻利雅得大使馆的 CIA 天线，或难以更换的设备，如在沙特基地停机坪上被摧毁的 Awacs 预警机。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还使美国第五舰队失去了其在巴林的首席区域港口，导致在远离美国港口长期部署的舰船补给变得复杂。关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的尴尬事件——美国人在一次令船员精疲力竭的海上部署后不得不将其召回——揭示了他们对长期冲突的准备不足。

这次军事反击还伴随着另一个战略意外，即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过中断来自波斯湾的石油出口（约占全球贸易量的五分之一），伊朗反用了长期被用来对付自己的经济武器。

这一剧本其实完全可以预见，因为伊朗人在 1987 年就曾尝试采取此类手段，且近期在 2025 年也被也门胡塞武装使用过，这成为了美国最大的挫败。它将一场空袭和动力学战役转变为一场至今仍在持续的海战与经济对抗。石油危机和全球衰退的威胁成为了唐纳德·特朗普的主要担忧。美国总统甚至在埃维昂 G7 峰会期间签署停火协议时为此辩解，解释称自己不想“冒险引发衰退”，也不想“成为赫伯特·胡佛，那个我不想成为的人”，此处是指被认为应对 1930 年代大危机爆发负责的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痛苦地发现，尽管美国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但其军事选项却十分有限。若要通过武力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要让美国舰船进入波斯湾狭窄的水域，在那里防御导弹的预警时间被缩短，从而增加了损失风险。而为了夺取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岛屿，或是夺取位于波斯湾深处、所有伊朗石油均经由其通过的哈格岛及其石油码头而采取的两栖登陆行动，则显得风险更高，且无法保证成功。通过选择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特朗普采取了最谨慎的方案，但对一个早已枯竭的伊朗经济施压，其效果显现较为缓慢。

由于美国所依赖的精确制导武器耗尽，这些军事前景被进一步压缩。所有的模拟

在无人机与人工智能时代，战争仍是一场纯粹的空战与海战

数十年来一直表明，高强度冲突会加速导弹的消耗。自战争开始以来，库存已降至令人担忧的水平。五角大楼的消息人士在7月透露，美国在过去几个月里已经使用了“几乎所有”精确地对地导弹，从远程的 ATACMS（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到其继任者 PrSM（精确打击导弹）。从舰艇或潜艇发射、可在无需冒飞机或飞行员风险的情况下进行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其库存的一半已被发射。在拦截弹（用于防御伊朗攻击的反导弹导弹）方面的消耗同样巨大。约 65% 的“爱国者”导弹已被使用，38% 的能够在高空拦截的 THAAD（萨德）导弹已被使用。

这些后勤问题在传达到总统那里之前花费了很长时间。特朗普身边围绕着一群被选中绝不反驳他的内阁成员，他蔑视专家和媒体的评估，在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并在8月初在戴维营举行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对他的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大发脾气。据美国媒体报道，这种短缺可能是放弃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在作战后果之外，还产生了战略影响。由于无法保护已变得脆弱的基地，美国人已将其部队从海湾国家大规模撤出。长期以来，这曾是安全保障的—。

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撤退

这为挑战美国长达四十七年的伊斯兰共和国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安全保障方面，美国的存在也失去了吸引力。华盛顿的地区盟友此后一直寻求多样化其合作伙伴关系。沙特阿拉伯在麦加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防御条约，确立了这两个地区大国的新角色。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则与以色列走近。

这场冲突还加强了俄-中-伊轴心。俄罗斯通过提供卫星图像，帮助伊朗瞄准海湾地区的美国人。作为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中国也被怀疑向德黑兰提供地对空导弹。

与此同时，战争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与其欧洲及亚洲盟友之间的危机。特朗普在淡化俄罗斯或中国对伊朗援助的同时，指责北约或韩国忘恩负义并对其发起攻击。阿曼苏丹国目前正就美国冒险行为后产生的霍尔木兹海峡新地位与伊朗进行谈判，同样受到了特朗普的威胁。

以色列与美国之间前所未有的走近，并未能完全弥补美国这种自找的孤立状态。这一联盟是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与另一个大国建立的最紧密关系，使美国在该地区的作战能力提升了十倍。但从战略，尤其是外交角度来看，其效果则更具争议。“所有人都讨厌你”，特朗普在一次紧张的电话交谈中甚至这样对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说道。

尽管美国力量曾多次经历并克服过代价更高的失败，如在越南、阿富汗或伊拉克，但这场与一个三流地区大国的平局，可能会在中东之外产生影响。消耗的弹药库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补充，如果亚洲或欧洲爆发危机，可能会出现严重短缺。战争成本估计为 375 亿美元且仍在增加，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赤字和债务，后者已超过 40 0 亿美元，且目前的利息支出已超过国防预算。

俄罗斯的卫星情报还使伊朗人能够瞄准美国存在战略性或象征性的设施

更难以量化的是，美国国际信誉的削弱以及盟友信任的丧失，可能会鼓励其对手趁机而为。俄罗斯可能会试图通过在东欧进行挑衅，来测试大西洋联盟的稳固程度。中国密切观察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效果，以及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将美国舰队拒之门外的方式，这可能会促使其尝试针对台湾采取行动。

这场战争最终揭示了特朗普式战略方法的局限性，而这些方法在此前相当成功。在他第二个任期内，其外交政策特点是胆量与运气、恐吓与即兴发挥的结合，但这种方式在波斯湾海域失效了。这场冲突呈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景象：一名美国总统实时评论敌对行动，在几乎永不停歇的公告、威胁以及有时是侮辱的信息流中，在最后时刻暂停行动之前，预言将发生剧烈的升级。

这种充斥着大写字母和感叹号、破坏视频，以及反复无常和出尔反尔的信息流，首先是用于国内的。这些信息旨在面向其公众，同时也面向金融市场，但从未能让美国人在支持这场新战争的问题上达成统一。相反，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油价上涨，同时也让一些消息灵通的投资者（包括美国总统本人）赚到了钱。

然而，美国的这种新面貌反而加深了华盛顿始终在即兴发挥的印象，同时降低了美国政府的信誉。特朗普的公开言论或其在社交网络上的信息赋予了这场战争一种特殊的基调。他的最初宣言是胜利的。

唐纳德·特朗普在纽约，8月14日。 KENT NISHIMURA / AFP

3月初，他认为胜利已成定局：“我们赢了。我告诉你们，我们赢了。你知道，我们从不喜欢太早说自己赢了。但我们赢了。从第一小时起就已定局。但我们赢了。”

“我们瘫痪了他们的海军、空军。我们瘫痪了他们的防空系统。我们瘫痪了一切。我们可以自由通行。从军事角度来看，他们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阻塞海峡。但从军事角度来看，他们完蛋了。”“我们几乎击败了伊朗。我想他们可能还能进行一点反击，但不多。不多。”

当胜利迟迟未能实现时，这场战争被描述为一次持续“四到六周”的“小远足”。“这是一次能让我们避免陷入战争的行动”，而且事实证明“比我们想象的要容易”。

然而几周后的4月，美国总统开始对行动的走向表达沮丧。升级的威胁不断增加：“在接下来的两三周内，我们将全力打击他们——我们将把他们送回石器时代，那是他们该待的地方。”他的复活节信息让世界面临一场规模更大战争的前景：“这将是伊朗的发电厂之日和桥梁之日。将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之相比！！！打开那个该死的海峡，你们这群疯子，否则你们将生活在地狱中——你们等着瞧！赞美真主。”

但最后时刻，最后通牒被撤销，且有前景乐观的谈判被宣布。这些谈判似乎在6月具体化，当时一份由巴基斯坦斡旋的14点备忘录得以签署。“我们与伊朗达成了一项协议，它满足了我们设定的所有目标。全部满足，甚至更多，”特朗普宣布。

该文本规定立即停止敌对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核协议。但这些前景并未实现。谈判破裂，波斯湾再次爆发冲突。“我不想再和他们打交道了。……对我来说，结束了，”特朗普在7月初表示。

此后，战争进入了一个犹豫不决的中间状态，双方对手都对重启直接对抗以及签署和平协议持保留态度。8月，冲突再次演变为一场经济实力较量。“我宣布，将对一个国家发起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经济行动！”美国总统宣称，“这将是一场规模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

但如今，这些夸张的措辞已不再奏效。即使是使用那些让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词汇，也失去了影响力。冲突之初要求的“无条件投降”变成了一份伊朗仅部分遵守的“备忘录”。而美国财政部长上周宣布针对伊朗的“经济D-Day”，则与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恰恰相反，因为它更多地强调了美国不愿在这一毫无出路的冲突中进一步深陷的意图。

尽管特朗普试图阐述其版本的事实，但现实经常令其说法失效。他多次重复威胁升级军事行动，却在最后一刻放弃并宣布谈判，这只让市场确信美国总统根本无意让冲突扩大，也让伊朗人确信特朗普正在为一场他根本无意重启的战争寻找出口。

甚至他最近的尝试也毫无反响。就在本周，美国总统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一条信息，宣称“2026 任务完成”，沿用了乔治·W·布什那个不幸的口号——布什曾在2003年逊尼派起义前夕，过早地宣布对伊拉克行动结束。在这个新版本中，一张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显示，特朗普站在星条旗背景前，上方是战斗机和军舰，下方则是布什和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较小的肖像。

特朗普式的语言魔力不再起作用。随着中期选举临近，这场战争甚至可能对国内政治产生影响。美国选民传统上对外交政策关注较少，但同样不喜欢失败。这场冲突已导致特朗普在民调中的下滑，其程度可与2021年拜登在撤出阿富汗后的下滑相类比。不过，唐纳德·特朗普在波斯湾的失算并未产生像2021年撤离喀布尔或1975年撤离西贡那样灾难性的画面。而且，特朗普还受益于民主党在战争问题上缺乏明确立场。

战争成本估计为375 亿美元且仍在持续增加，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赤字，其赤字已超过40万亿美元，且目前的利息支出已超过国防预算

特朗普的批评者已将其鲁莽行为比作古代的克罗伊斯国王：克罗伊斯误解了德尔斐神谕，神谕预言如果他进攻波斯，一个强大的帝国将会覆灭，而他当时并未意识到那个帝国就是他自己的。

尽管美国遭遇了这些战略挫折，但冲突的结果依然不确定。伊斯兰共和国在历史上倾向于因高估自身能力而产生判断失误。同时，美国力量也应能从在该地区影响力下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因为美国在能源供应方面已不再完全依赖该地区。

但这场战争已经标志着美国从一个其在过去三十年中扮演主导角色地区开始历史性的撤退。这种由奥巴马开启的脱离进程，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得以延续，随后在乔·拜登任内继续。当前的冲突预计将加速这一进程，且在美国军事存在减少、该地区全面重新洗牌的背景下，这一过程已经开始。它标志着该地区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

第一次海湾战争（1987-1988, 针对伊朗，随后在1990-1991, 针对伊拉克）确立了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不过，美国人在当时耐心地组建了一个反对伊拉克的国际联盟，同时将以色列排除在行动之外。

第二次海湾战争构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战略失误。2003年入侵伊拉克引发了美国与其不愿参与此次冒险的盟友（尤其是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危机。萨达姆·侯赛因的逊尼派政权垮台，主要是在客观上为伊朗在阿拉伯世界提供了一个什叶派的地区盟友。

第三次海湾战争再次看到一场缺乏思考且没有连贯战略的行动转而使对手获益。

特朗普喜欢将自己与前任区分开来，并抓住机会贬低他们，而他现在面临的风险是，将加入那些眼睁睁看着伊朗挫败其计划的美国总统名单。

在战争六个月后，冲突甚至促使特朗普在近日采取了一种对他而言前所未有的方法：他停止谈论伊朗战争了。

艾玛·费朗（Emma Ferrand）

在巴黎以及法国其他地区， 在有关辅导员 侵害儿童的 披露事件发生 近一年后， 焦虑的家庭 依然保持动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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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托管暴力事件：高度监管下的开学季

在经历了一个被课后托管体系内身体与性暴力丑闻所冲击的学年之后，对于这场灾难的直接或间接受害家庭而言，斗争仍在继续。5月17日，巴黎检察官办公室宣布，正就可能的暴力行为对84所幼儿园和约20所小学展开调查。6月9日，巴黎市长埃马纽埃尔·格雷瓜尔（Emmanuel Grégoire）随后宣布，自2026年初以来，已有132名辅导员被停职，其中52人涉嫌性暴力或性别歧视暴力。

巴黎市长埃马纽埃尔·格雷瓜尔于6月9日宣布，年初以来已有132名辅导员被停职。BERTRAND GUAY / AFP

在本次开学前夕，相关家庭依然保持动员状态。本周一（8月31日），一名就职于巴黎第15区维热-勒布伦（Vigée-Lebrun）学校的辅导员因对一名6岁女童实施性侵而受审。2024年1月12日，一名母亲在孩子放学后告知其“辅导员Michael M.摸了她的屁股”后提起诉讼。调查随后确认了其他可能成为该辅导员受害者的女童。每位女童都描述了“对屁股或生殖器的触摸，有时是先在背上摸，然后向下移动”。

这对受害家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也让其他家庭深感不安，因为威胁依然笼罩在学校机构之上。今年夏天，发生在比利兹（Biarritz）和塔诺斯（Tarnos）——这两个位于比利牛斯-大西洋省和朗德省、相距仅13公里的市镇——度假中心的性暴力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家长的恐惧。在比利兹，两名分别为21岁和36岁的辅导员于7月底被起诉，涉及一项关于强奸和性侵的调查。一项司法调查已经启动。

在塔诺斯，一名休闲中心辅导员于7月初被起诉并监禁。这名三十多岁的男子涉嫌对6名3岁和4岁的儿童实施三起强奸和三起性侵。 “由于8月份以及相关部门运行缓慢，其他家庭仍在等待能够提起诉讼。必须采取行动

对于相关团体而言，这一新的司法进程仍是看到被告被定罪的希望。尽管他们担心结果会与巴黎第11区蒂通（Titon）和阿尔方斯-博丹（Alphonse-Baudin）学校辅导员的审判类似。6月16日，蒂通小学前辅导员、48岁的Nicolas G.被指控对9名9至10岁女童实施性骚扰，并对其中3人实施性侵，但被法院判决无罪。7月7日，阿尔方斯-博丹学校前辅导员、36岁的David G.因涉嫌对9名儿童实施性侵而被起诉，结果同样被判无罪。巴黎检察官办公室已对这两项判决提出上诉。

“当父母因为担心孩子而宁愿放弃一项公共服务时，这就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失败”

巴卡·泽鲁阿里（Barka Zerouali）

MeTooÉcole 集体发言人

“必须快起来，4岁孩子的记忆变化很快，他们的表达方式也是如此，”诺艾米*（Noémie）发出警示，她是一位受害小男孩的母亲，同时也是“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战斗 - 40”集体的成员。该集体旨在让家长们能够共同动员，希望能加快法律程序的推进。

在巴黎，为了规避遭受侵害的风险，许多家长选择不让孩子报名参加暑期日托中心（centre aéré）。总计在7月初，市政府记录到夏季休闲中心的学生报名人数下降了 13%，即减少了约 2000 名儿童。这种参与度的下降在开学后的课后托管（périscolaire）环节中也可能会出现。“家长的信任完全没有恢复。许多人今年宁愿寻找替代的看护方案，也不愿将孩子留在课后托管中心。无论孩子所在的学校是否发生过侵害事件，情况都是如此，”SOS Périscolaire 集体的联合创始人安妮（Anne）表示。

另一方面，自 2013 年起通过推荐系统将家长与可靠保姆联系起来的平台 Babysittor 发现，放学后的居家看护需求增长了 8%。“通常情况下，我们观察到的增长率在 3% 左右。所有大城市都受到了影响。好几位家长写信告诉我们，他们想避开课后托管，”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桑斯·科伊斯内（Maxence Coisne）确认。

对于 #MeTooÉcole 集体的发言人巴卡·泽鲁阿里来说，“开学将是真相大白的时刻”。“当父母因为担心孩子而宁愿放弃一项公共服务时，这就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失败，”她断言道。“我们想知道，在每一所学校里，谁在监管孩子，谁在监督成年人，警报是如何追踪的，家庭在多长时间内能收到通知，以及谁能立即保护孩子。”她补充道：“国家和市镇不能再互相推诿责任：家长不应该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而不得不去研究行政组织架构。”

面对严峻问题必须采取强力措施：除了近几个月针对课后托管员提交的数十起投诉外，现在已有数名家长要求民选官员给出交代。在 8 月 24 日和 25 日，巴黎第 7 区圣多米尼克学校（école Saint-Dominique）的三个家庭对巴黎前社会党市长安妮·伊达尔戈（Anne Hidalgo）及其前第一副市长、在 2017 年 10 月至 2026 年 3 月期间负责教育、幼儿及家庭事务的帕特里克·布洛什（Patrick Bloche）提起诉讼，指控其在面对处于危险中的人员（特别是 15 岁以下未成年人）时未提供援助。此前，这些家庭已针对多名托管员的暴力、性侵行为提起诉讼，其中一个家庭还指控了强奸罪。

“市政厅结算账单的时间到了。哪些市政厅在具体行动上正面应对并理解了这一挑战？”SOS Périscolaire 的安妮质疑道。“如今，让家长无法忍受的是他们的不作为，以及几乎系统性地淡化孩子们的证词。有些人是因为想要自我保护而犯错，有些人虽然想做好但缺乏手段。”近期，该集体预计将通过法国市长协会（Association des maires de France）向市长们提出一份课后托管宪章，以帮助他们实施有效行动并在出现问题时做出反应。

在这个开学季，巴黎市政府和参议院于7月1日启动的调查委员会工作仍在继续。由第15区共和党（LR）议员伊内丝·德·拉格内尔（Inès de Raguenel）主持、于7月2日启动的信息与评估任务组（MIE）同样在开展工作。根据我们获得的消息，该任务组将在未来几天内听取现任巴黎市长埃马纽埃尔·格雷瓜尔（Emmanuel Grégoire）以及安妮·伊达尔戈（Anne Hidalgo）的前副市长帕特里克·布洛什（Patrick Bloche）的陈述。■ *名字已做修改。

因担心遭受侵害而抵制食堂与课外活动的家长们

卡罗琳·亨利克斯 (Caroline Henriques)

“每当我想到要把他交给学校的那一刻，有时我焦虑得想哭。”在开学前几个小时，42岁的娜塔莉亚（Natalia）已经做出了决定：她的儿子将在12月满3岁，虽然会进入幼儿园小班开始他的第一步，但“绝不可能多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一小时”。没有食堂，没有下午茶，也没有下午的课外活动。究其原因：近几个月爆发的性暴力丑闻，逐渐破坏了这位母亲对课外托管服务的认知。尽管面临诸多限制，这位居住在上塞纳省（92）的居民依然坚持这一决定。“我正处于博士研究的最后一年。我将不得不把找工作的时间推迟几个月，因为我看不出怎么能找到一份允许我在12点接回小儿子、14点回来，然后在15点收工的工作，更不用说应对突发状况了。”

在托儿所，一名专业人员负责三到五个孩子。而进入幼儿园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她的儿子将在一个约30名学生的群体中活动，且没有明确的监管比例。“当校方告知我们，课外托管人员每天都可能变动，且不一定具备专业资质时，我意识到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准备把孩子交给谁。”娜塔莉亚并非唯一产生怀疑的人。根据Odoxa-Backbone Consulting 5月份为《费加罗报》进行的一项民调，65%的家长表示担心课外托管中存在性虐待风险，这一比例低于夏令营（77%）、体育或文化活动（68%），但高于学校（64%）和托儿所（62%）。索邦-巴黎北大学教授、Ismee实验室研究员吉兰·勒鲁瓦（Ghislain Leroy）认为，这种不信任并非毫无道理：“研究工作促使人们认为，这类暴力行为比我们想象的要普遍得多。”

到了9月，35岁的杰西卡（Jessica*）将仅保留课外托管中“最基本的部分”。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儿子在小学一年级（CP），一个女儿在幼儿园小班——此前对于让长子每周在托管中心待二十个小时并没有任何顾虑。“和大多数家长一样，我没想太多。”直到性暴力案件在 [...OMITTED...]

“研究工作促使人们认为，这类暴力行为比我们想象的要普遍得多”

吉兰·勒鲁（Ghislain Leroy），索邦大学教授兼 ismee 研究员

她孩子们所在的巴黎大区学校，其中两名辅导员被指控。其中一人自 2011 年起就在职。如今，杰西卡（Jessica）时刻保持警惕。“一些受害者据称与我儿子在同一个班级。我们非常怀疑是否还有其他孩子也受到了影响，但无论是今年还是之前的十五年里，他们都没有说出来。而与此同时，数百名家长对此一无所知。这简直是一场真正的丑闻。”

然而，这一选择可能会打乱整个家庭的组织安排。杰西卡将她的两个孩子从食堂名单中撤出，她的儿子每周仅保留 3 小时的课外活动时间（TAP）。至于其余时间，她必须在时间表之间周旋：11:30 接两个孩子，13:30 送长子回去，然后 14:30 再出发去接小女儿。“这在物流安排上简直是一场无法言喻的苦差事，”她承认。这对夫妇甚至考虑聘请一名育儿嫂，即便这意味着支出将超过这位母亲目前的收入。“我承认我们是比较激进的父母，但我们觉得不能采取其他办法。”她用一句话总结了这个决定：“如果发生了严重的事故，我将无法面对镜子里的自己并对自己说：‘我不知道。’”

克洛伊（Chloé*）非常熟悉这种对未知的恐惧。这位 41 岁的巴黎 $6 区居民将在开学时让 3 岁的儿子进入幼儿园小班。而残酷的悖论在于：小男孩“兴奋得坐立不安”，而他的母亲已经担心不得不剥夺学校提供的一部分活动：“辅导员经常组织工作坊，让孩子们制作精美的装饰品来布置教室。不幸的是，我的信任已经崩塌。”由于自身患有残疾，克洛伊最终还是决定让儿子在食堂就餐。“否则，加上往返奔波和准备餐食，我两周之内就会彻底精疲力竭。”这位母亲表示，她信任常规团队以及她认为对该问题“非常敏感”的校长。但有一个变量让她担心：替补人员。克洛伊要求在团队轮换时通知她，以便她能接回儿子。她尽力将这一顾虑藏在心底：“他对入学如此开心：我尽量不去破坏这一切。” ■ * 名字已做修改。

恐怖主义：赎金，圣战组织战争的命脉

让·希希佐拉 (Jean Chichizola)

根据联合国最近的一份报告，绑架仍然是伊斯兰国（Daech）和基地组织（al-Qaida）的优先事项。

“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继续将勒索赎金的绑架行为视为优先事项，以产生收入并削弱当地安全部队的合法性。”联合国 8 月发布的关于圣战恐怖主义的最新报告对过去六个月的情况进行了毫不妥协的评估。这或许也是一种清醒的认知，因为几十年来，为了营救人质而向伊斯兰组织支付的赎金一直是一个伤口，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联合国专家们决定不再顾及外交上的谨慎，而是采取强硬立场。早在今年 2 月，他们就建议要求各国履行其承诺，“防止恐怖分子直接或间接从赎金或政治让步中获利”，并遵守安全理事会于 27 2014. 通过的一项决议。该决议获得一致通过，要求各国“防止恐怖分子直接或间接从赎金或政治让步中获利，并确保人质安全获释”。

该决议此前已强调，“由旨在获取资金或政治让步的恐怖组织实施的绑架和劫持人质事件正在增加，特别是基地组织及其关联组织实施的绑架行为”，并逻辑清晰地指出，“支付给恐怖分子的赎金为未来的绑架和劫持人质行为提供了资金，从而增加了受害者的数量，使问题长期化”。

决议最后总结道，“支付给恐怖组织的赎金是支持这些组织招募工作、增强其组织和实施恐怖袭击的作战能力，并鼓励勒索赎金绑架行为的收入来源之一”。十二年后，由于涉及的人道主义和政治利益极高，正如恐怖分子所深知的那样，这项一致通过的决议自然仍然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无论金额大小，从尼日利亚到阿富汗，从萨赫勒地区到莫桑比克，赎金仍在源源不断地流入。

但联合国之所以再次提出此问题，是因为过去一年出现了一个典型案例。该案件涉及萨赫勒地区和圣战组织“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Jnim，隶属于基地组织）。该组织处于“扩张”状态，且仍是“萨赫勒地区的主要恐怖威胁”。2026, 2 月，联合国专家指出，“Jnim 增加了绑架次数，主要针对外国国民”，在 2025, 5 月至 10 月期间，共记录了 22 起案例，其中大多数是外籍工作人员。根据非政府组织“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项目”（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的数据，这一数字几乎是此前峰值（2022 13 起绑架）的两倍。联合国详细说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求的金额并不高，且主要以现金支付”。

但有一个显著的例外。2025, 9 月，Jnim 在马里抓获了一名极其重要的人质。联合国提到，“一名来自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王室的成员，为了其获释，一项

“向恐怖分子支付的赎金资助了未来的绑架和劫持行为，从而增加了受害者人数并使问题长期化”

安全理事会[指出]“据称对方要求的赎金接近5000万美元”。该人质确实是迪拜王室的一名成员，现年78岁，最终于10月获释。报告中精练地写道：“根据未经证实的信息，支付赎金的同时还伴随着释放囚犯和发送武器。此次行动的规模很可能增强了Jnim的能力，并增加了其对绑架勒索的兴趣。”值得注意的是，过去许多欧洲国家也曾为了营救本国公民而支付费用。

上个月发布的这份报告在任何情况下都忽略了外交辞令，明确指出“支付约5000万美元赎金在资助（Jnim）在马里的攻势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且其中部分资金“可能已被转交给更广泛的基地组织网络”。特别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mi），后者据称又将其中一部分转交给“基地组织中央机构”以及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qpa，活跃于也门）。人们记得，2015年针对《查理周刊》的袭击正是以该Aqpa的名义实施的。

这起创纪录的赎金案件具有典型性，揭示了一个现实：绑架行为与其他资金来源（敲诈勒索、各类走私、宗教“税”……）相结合，将继续为圣战组织提供其在全球范围内对抗“不信者”的战争经费。而这场战争短期内不会结束。

SUNDAY ALAMBA / AP 今年2月，联合国专家就“旨在获取资金或政治让步的恐怖组织所实施的绑架和劫持行为日益增多”发出了警告。上图为2021年，前人质在尼日利亚与父母团聚。

今年以来欧洲和美国发生五起圣战恐怖袭击

关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报告接连发布，但人们对此相对冷漠。而且，正如联合国最近的一份相关报告所言，其结论始终如一：尽管采取了强力镇压，但多年来威胁水平一直处于高位，且“总体保持不变”。因此，针对法国、欧洲以及主要针对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危险并未有任何减轻。

在这种背景下，此类监测指标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用。因为在最近的“不屈法国”（LFI）夏季大学期间，一名法律专家在听众的掌声中建议，应废除对“美化恐怖主义”的定罪以及“所有反恐机制”，因为这些机制的目标是“工人阶级社区、阿拉伯人和黑人”。欧洲议会议员里马·哈桑（Rima Hassan）随后补充道，“不屈法国（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联合国于8月发布的一份关于过去六个月内“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行动的报告指出，虽然威胁依然严重，但实际上在“萨赫勒地区和南亚”有所增加，后者尤其包括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正如过去的袭击所证明的那样，法国也可能为这些遥远作战剧场局势的恶化付出代价。

关于北美和欧洲，这可能也是恐怖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被媒体忽视的原因，专家们将其描述为一种“受控但持续”的威胁，这“主要仍源于受‘伊斯兰国’在线宣传启发且孤立的本地行为者的存在”，这些人参与“规模较小的袭击计划”，且与“‘伊斯兰国’或其附属地区组织没有直接联系”。

一名伊斯兰国支持者在巴黎

在过去的六个月中，报告记录了四起袭击事件（专家们还没来得及将最近的一起，即7月25日在柏林发生的袭击纳入其中）：一起发生在法国，两起分别发生在美国和瑞士。因此，报告回顾称，2月13日，在凯旋门下，“一名携带刀具的伊斯兰国支持者试图刺杀宪兵并导致一名宪兵受伤”。该恐怖分子于2025年12月出狱。

在美国，3月份发生了两起袭击。7日，在纽约，两名受伊斯兰国启发、年龄分别为18岁和19岁的青年在一次反对“伊斯兰化”的游行附近投掷了含有TATP（三过氧化三丙酮）的爆炸装置。五天后，在弗吉尼亚州，一起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的袭击针对的是军队预备役军官培训计划的学生。袭击者是一名36岁的前国民警卫队成员，曾于2016年因恐怖主义被判处11年监禁，并于2024年出狱。

最后，5月28日，一名31岁的土耳其裔瑞士人在温特图尔火车站（距离苏黎世25公里）刺伤路人，导致三人受伤。该恐怖分子以从事伊斯兰主义活动十余年而为人所知，特别是其前往叙利亚-伊拉克参与圣战的意图。他曾将一名在网上挥舞被斩首头颅的熟人称为“虔诚的穆斯林”。该男子还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在案发前几小时刚离开一家诊所。

以上是近期的袭击事件。但报告还提及了司法动态和被挫败的计划。在司法方面，专家注意到，比利时于去年6月对“一个参与促进和资助伊斯兰国在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及中亚活动网络的七名成员判处5至15年不等的监禁”。该网络在欧洲多个国家运作，在欧洲刑警组织（Europol）的支持下被瓦解，成员主要由居住在欧洲的车臣人组成。

此外，近几个月在北美和欧洲，至少有十几个袭击计划被挫败。其中三起发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堪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新泽西州），其余则主要发生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且“大多涉及年轻的伊斯兰国支持者”。

关于国际时局的影响，专家指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及其地区的冲突在北美和欧洲的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支持者中影响有限”。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报告的主题，它并未探讨直接受伊朗启发的恐怖计划。此外，“对加沙冲突的关注度也有所下降，尽管其对激进化动态的长期影响预计仍将十分显著”。

AI 为恐怖分子服务

由于恐怖分子紧跟时代，联合国专家终于强调，“人工智能目前正被频繁使用（……）以获取关于制造简易爆炸装置的详细信息，以及（寻求）关于目标选择、反监视技术、如何逃避警方审讯或前往冲突地区的建议”。

但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ISIS-K）依然肆虐的阿富汗到索马里，从中非到莫桑比克，专家们在分析中自然没有忘记主要的圣战火点。他们特别观察到近年来一种趋势的加速，这对法国而言非常令人不安：“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对非洲的关注，以及它们对隶属于其麾下的地区组织的重视”。

这种关注在萨赫勒地区尤为明显。专家们特别注意到，贾马特·努斯拉·伊斯兰与穆斯林（JNIM，隶属于基地组织，通过多次绑架获得的赎金而富有）“继续扩张，且仍是萨赫勒地区的主要恐怖威胁”。该组织（法文名为“伊斯兰与穆斯林支持组织”，GSIM）据称拥有“7000至8000名成员，其中约一半在马里”。报告指出，其高级负责人目前在地理扩张方面采取了“谨慎态度，优先考虑内部凝聚力和在马里正在进行的攻势，而非不受控制的领土扩张”。

与 GSIM 相对立（有时甚至在军事上对抗）的伊斯兰国大萨哈拉分支（EIGS）据称仅有约 2000 名成员。但在联合国看来，它代表了“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威胁”，并且已经“大幅增强了其作战能力”。然而，与 GSIM 不同，EIGS 显然有将威胁“投射”到外部的意图。在邻国摩洛哥，“与伊斯兰国相关的网络”因此“维持着跨境联系，特别是与驻扎在萨赫勒地区的成员”。今年 3 月，摩洛哥和西班牙摧毁了一个位于丹吉尔和马略卡的细胞组织，“理由是（该组织）资助了在索马里和萨赫勒地区的战斗人员，并计划在西班牙发动袭击”。萨赫勒、摩洛哥、西班牙——危险已沿北路而至。■ J.C.

布兰丁·利龙德尔，在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中获得终极加冕

Adrien Bez

这位来自诺曼底的选手今年 35 岁，在 2023 年获得过领奖台席位后，于本周六以 21 小时 54 分 49 秒夺得了传奇的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UTMB）冠军。她是十年来首位夺冠的法国选手。

本周六，在距离终点仅剩几小时时，她两次摔倒，这让法国支持者们捏了一把汗。然而，在阿尔卑斯山经历了 20 多个小时的努力，完成了 174 公里的赛程和 10,000 米的累计爬升后，布兰丁·利龙德尔（Blandine L'Hirondel）出现轻微的意识模糊并不奇怪。由于她在比赛前半段表现极其出色，领先追随者幅度巨大，因此这两次意外最终并未产生影响。

最终，在精疲力竭的时刻，摔倒、泪水以及抵达终点时的轻微不适都被遗忘了：剩下的只有胜利，以及在夏蒙尼（Chamonix）友谊三角广场（place du Triangle de l'Amitié）沿途聚集的狂热观众，以及像披风一样披在肩上的法国国旗。这位 35 岁的诺曼底选手正式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的荣誉册上，成绩为 21 小时 54 分 49 秒（在男女混合的总排名中，她位列第 26 位；男子组冠军由美国人本·迪曼夺得）。这是一次巨大的、史诗般的壮举，也是她那已经极其辉煌的职业生涯中缺失的最后一块拼图。“我承认我把自己逼到了极限。我习惯于挑战极限，但为了在 UTMB 获得第一名，我认为人们可以移山填海。赢得一次 UTMB 是终身难忘的事情。我已经倾尽所有，”她在周日透露道，并表示：“我以前不相信自己有一天能赢得 UTMB，所以这甚至从未成为我的梦想。”

她的胜利因此显得更加惊人，因为这位年轻女性自去年 5 月在加那利群岛的 Transvulcania 赛（73.06 公里）获胜以来，左腿一直疼痛。这是一种髂内纤维化，在强度过高的运动时会导致肌肉僵硬。但无论如何，她绝不可能放弃参加周五的 UTMB 起跑线，她在 2023 年曾获得该赛事第 3 名，2024 年获得第 5 名。

布兰丁·利龙德尔在十年前开始越野跑之初就学会了与疼痛共处。在不断累积的公里数、训练和比赛中，她的身体经常发出抗议，关节发出酸痛声，肌肉出现疲劳。两年前，她向《费加罗报》坦言：“我做事总是过度。”

此外，她还必须应对潮湿的开局（周五因天气原因推迟了两小时），以及大热门、三届冠军（2019, 2021, 2023）美国选手考特尼·道沃尔特（Courtney Dauwalter）的退赛。“女王考特尼”在第 70 公里处放弃了比赛，当时是凌晨 4 点。而布兰丁·利龙德尔则不顾一切地继续前进：奔跑、行走、在树根上绊倒，然后一次次站起来。直到周六下午 18 时前，她率先冲过终点线，获得女子组冠军。“你们疯了，”她在抵达终点时对成千上万前来加油的观众喊道。她是自 2016 年卡罗琳·沙夫罗（Caroline Chaverot）以来首位夺冠的法国人。距今已十年。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就像一个幸运地能够发现潜能和天赋的普通女士。”

布兰丁·利龙德尔

布兰丁·利龙德尔周六在夏蒙尼的友谊三角广场冲过 UTMB 终点线夺冠，同时在男女混合的总排名中取得了出色的第 26 位。JEFF PACHOUD / AFP

对于全球赛事的关注者来说，这次成功绝非意外。布兰丁·利龙德尔曾两次获得越野跑世界冠军（2019, 2022）以及一次欧洲冠军（2022）。她还曾在2021年的OCC赛和2022年的CCC赛中夺冠，这两项均为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UTMB）的附属赛事。最后，且最重要的是，她在2025年10月在留尼旺岛极其艰苦的“疯子对角线”（Diagonale des Fous）赛中获胜：在27小时26分09秒内，完成了175公里且累计爬升超过10,000米的赛程。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正是在留尼旺岛，布兰丁·利龙德尔在2016年接触到了这项运动。当时她是家乡卡昂的一名医学生，选择在该岛进行住院医师实习。但这并非是为了那里陡峭的山径。

“当我选择留尼旺岛时，我甚至不知道周围有小山。”她向我们坦言，“我关注的是泳池派对、小朗姆酒以及实习医生之间的聚会。”那一年，为了测试自己，她参加了110公里的波本越野赛（Trail de Bourbon），最终获得第10名。此后，顶尖的成绩接踵而至。但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一项能比在UTMB夺冠更令人心潮澎湃。布兰丁·利龙德尔是阿朗松跑步俱乐部（ARC）的成员，同时也是洛泽尔省门德医院的一名妇产科医生。

两种生活对应着她的“两大热情：妇产科和越野跑”。2022年，她选择将医疗工作量减至半职，以便给体育运动留出更多空间。事实证明这一决定非常正确。尽管如此，她并不打算背弃医学：相反，这位越野跑者希望为体育界的妇产科发展做出贡献。尽管取得了成功，但她依然保持着谦逊，最近她在接受《队报》（L'Équipe）采访时表示：“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就像一个幸运地发现了潜能和天赋的普通女士。”

跟随这位传奇赛事的法国新女王

Axelle Vallière 夏蒙尼特派记者

夏蒙尼仍在沉睡，而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UTMB）的参赛者们则刚刚结束在山中的第一个夜晚的奋战。这个周六早晨，太阳在勃朗峰上冉冉升起。7点30分，赛事合作伙伴 Mouss Film 制作公司的一个“摄像跑者”（camrunners）团队走出新闻中心。他们今天的任务是：跟踪女子组的领先者。其中，埃杜阿尔·图文宁（Édouard Thouvenin）的目标是陪跑在布兰丁·利龙德尔（Blandine L'Hirondel）身边，为其拍摄并实时转播她的比赛进程。这位22岁的年轻人本身也是一名真正的运动员。他刚刚在8月22日赢得了“逃离美丽”（Trail de l'Échappée Belle）42公里赛，并在UTMB周初的MCC赛中获得第5名。

我们随他一同出发，前往第115公里的拉富利（La Fouly），那是他第一段跟踪陪跑的起点。但在加入比赛之前，他得快速折返回木屋拿回遗忘的跑鞋，然后经过面包店。时间非常紧迫，我们已经迟到了。在车里，这位摄像跑者开始准备设备：5G密钥、GoPro、耳机和用于与电视直播导播室沟通的小麦克风。布兰丁·利龙德尔已经抵达。他必须迅速跳下车，在出发前往约13公里外的尚佩湖（Champex-Lac）之前，不错过她补给的任何细节。

在那里，我们再次见到这个笑容满面的年轻人，他几乎没有喘粗气。他刚刚陪跑在未来的UTMB冠军身边，似乎已经在享受这一时刻。围绕在这位法国女将身边的热情极其高涨。而这位跑者则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她的状态很好，跟我聊了不少天，”埃杜阿尔讲述道。不过，虽然他们被允许与陪跑的运动员交谈，但摄像跑者无权向其提供比赛信息，也不能以任何方式提供帮助。“有时当我跑在前面时，我感觉到跑者试图跟上我的脚步。在某种程度上，这会对她有所帮助，所以我就会拉开一点距离，或者跑到她身后，以免影响比赛，”他解释道。

“她没有能量了”

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他就必须重新开车前往福克拉山口（col de la Forclaz）。午餐在20分钟的车程中匆匆解决。至于消化，则将在跑步中完成。但不要以为这是一场苦难。这个年轻人绝不会用任何东西来交换这个位置。如今，摄像跑者并不完全是一份职业，而是一项附加在其他生活之上的活动。“我在学习，在里昂的一所商学院就读，但我的时间表经过调整，以便能够进行训练。”在学业和越野跑之间，他过着快节奏的生活，这给了他一个相当罕见的机会：周日与未来的UTMB冠军一同奔跑，周一就回到学校课桌前。

在山口顶端，人群随处可见，小路几乎难以分辨。甚至2016年UTMB的冠军吕多维克·波梅雷（Ludovic Pommeret）也在现场为布兰丁加油。而埃杜阿尔则在较低的位置等待，以便在正确的时间接应她。但在瓦洛尔辛（Vallorcine），前几个小时的喜悦和亢奋被一丝担忧所取代。年轻的运动员进入补给帐篷，身后跟着面色凝重的布兰丁·利龙德尔。一块西瓜，一片薯片：没有任何食物能让她产生食欲。“她完全不再说话了，她没有能量了。情况开始变得艰难，”他讲述道。

不可撼动的本·迪曼领先于巴蒂斯特·沙萨涅

本·迪曼成为新的UTMB之王。在2023年和2024年两次弃赛，以及去年在英国人汤姆·埃文斯之后获得第二名之后，这位33岁的美国人终于夺得了梦寐以求的胜利。在人数日益增多的观众的狂欢中，这位自2021年起在比利牛斯山脉低调训练的选手，在经历了174公里全程掌控的比赛后，率先抵达了友谊三角广场。本·迪曼起步谨慎，但从孔塔明起便占据了领先地位。

对他而言，这一天到此结束。一名骑自行车的摄像师接替了他的位置。布兰丁还不知道，她即将经历比赛中最艰难的几公里。从拉弗莱热尔开始，每一步都异常艰难。然而，这也是她这次冒险中最震撼的时刻。“当我转弯看到下方补给站时，我抬起头，看到了那里的人群。所有这些人都是为了我而来的。我是一个相当敏感的人，很容易流泪和激动。有时这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我试图克制这些情绪，但实在太多了，我没能忍住，”她在获胜次日与法国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述道。

“我用我的武器战斗，最终排在我的最喜爱运动员本·迪曼（落后31分钟）之后，”他强调道，“他今天是最强的。我是其他选手中最强的，这对我来说足够了。”这位来自Asics团队的美国人以18 h 16'29"完成了比赛，顺便打破了许多人认为无法企及的19小时神话门槛。这是一次极其惊人的表现，更是他职业生涯最大的成功。这一次，在经历了如此多的失望之后，本·迪曼终于拿到了他的圣杯。A.V.

“所有这些人都是为了我而来的”

并且再也没有失去领先地位。“我不是故意让自己处于孤立状态的，”他当时向补给员坦言，对自己领先的幅度感到惊讶。他高度专注，直到进入最后一公里才露出一丝微笑。在此之前，他似乎处于一个气泡之中，与超长距离越野赛顶级赛事所伴随的欢呼、目光和压力完全隔绝。这个周末，他毫无疑问是最强的。即使是长期承载法国希望的巴蒂斯特·沙萨涅也无法与他抗衡。

这些支持者支撑她走到了最后。在终点线上，当大屏幕显示出这位法国选手在最后一段下坡中剧烈摔倒时，人群屏住了呼吸。她花了好长时间才站起来，以至于想起了不久前爱德华的那句话：“她说她无法坚持到最后。”但她做到了。在精疲力竭、步履蹒跚的情况下，她在努力了21小时50分后，在友谊三角拱门下举起了双臂，赢得了她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场比赛。

波加查：一次沉重的摔车留下了深刻伤痕

塞巴斯蒂安·费雷拉 (Sébastien Ferreira)

塔代伊·波加查在周六赛段之前，在总成绩排名上已领先追随者 4 分钟，但随后他在主车群中心发生失误摔车。TIM DE WAELE / GETTY IMAGES

骨折、 一次渐行渐远的 武埃尔塔胜利 以及可能的赛季终结： 这位斯洛文尼亚人在周六 西班牙自行车赛第 8 赛段中 失去了一切。

在由巴利阿里海环绕的瓦伦西亚市镇谢拉科（Xeraco），还剩 33 公里路程时，塔代伊·波加查失去了一切。在 2026 年西班牙自行车赛的第 8 赛段中，一次飞跃式的摔车让他尝到了沥青的味道；在此之前，人们很难想象在 9 月 13 日抵达格拉纳达的终点之前，他会如何失去冠军。这位斯洛文尼亚人自比赛首日以及 8 月 22 日在摩纳哥的个人计时赛获胜以来，一直身披领骑红衫。在结束一个月前于香榭丽舍大街身披黄衫夺冠的环法三周强势表现后，他继续统治并锁定了武埃尔塔的胜局。

在阿联酋航空车队（UAE Emirates）队友的掩护下，波加查习惯于每两赛段发起一次进攻，分别于 8 月 25 日在安道尔城和 8 月 27 日在卡斯特略夺冠。在 8 月 29 日一个专为冲刺手准备的平原赛段中，他并不打算再次夺冠。他没有计划抢风头，更没有计划以这种方式抢风头。当时他处于主车群中心，向右侧偏移，可能是因为一块石头（或一台摄像机？）导致他自己摔车。他在大约 15 秒后站了起来，步履蹒跚，左臂无力地垂着，肩膀血迹斑斑，随后又坐了下来。

“不，不，”两分钟后，他靠在自行车上叹了口气，在意识到伤势严重的情况下，甚至没有尝试就放弃了重新出发。当天晚上，阿联酋航空车队的医疗总监阿德里安·罗图诺（Adrian Rotunno）提供了详细信息：“他的状态稳定。经过医院的深入医学检查，塔代伊被诊断为脑震荡、左锁骨移位骨折、C7 颈椎稳定骨折以及多处擦伤。”因此，锁骨需要进行手术，手术可能会在周一或之后进行，“这是出于与脑震荡相关的预防措施”。

看来只有波加查能击败波加查。在周六之前，他已经领先追随者 4 分钟。他那原本写定胜局的命运被击碎，让人想起 1971 年环法赛上的路易斯·奥卡尼亚（Luis Ocaña）。

这位痴迷于埃迪·默克斯（Eddy Merckx）的西班牙人曾在阿尔卑斯山将“食人者”甩开近 9 分钟，直到一场暴风雨导致他在门特山口（col de Menté）摔车。默克斯在当晚拒绝穿上黄衫，认为这并非实至名归。

人们从未见过 27 岁的自行车活传奇波加查如此狼狈。这可能是他结束本赛季的一种悲哀方式，因为人们很难想象他将如何重新接轨，尽管他的体育主管费尔南德斯·马钦（Fernandez Matxin）在周日武埃尔塔第 9 赛段出发前表现得十分谨慎：“必须分析情况，等待他手术，看看手术情况如何，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得出结论。”这位斯洛文尼亚人原本被期待参加 9 月 20 日至 27 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公路自行车世界锦标赛。

胜利曾近在咫尺

因此，他应该不会再与保罗·塞克萨斯（Paul Seixas）交手，后者在他19岁时获得环法赛第四名后成为了他的竞争对手之一。3月初，波加查在意大利经典赛“白 gravel 路”（Strade Bianche）上已经击败了这位表现出色的法国选手，并第四次夺冠。这是他2026年年度亮点之一，除此之外还包括米兰-圣雷莫赛、法兰德斯赛和环法赛，但这一年远非他所期待的巅峰之年。因为波加查发现，环西赛依然让他难以攻克。他曾在2024年赢得了环意赛，明年必须再次回到西班牙，才能最终完成三大环赛的全部冠军大满贯。

尤其是他在经典赛之王——鲁贝-巴黎赛中再次遭遇惨痛失败，沃特·范·阿特（Wout van Aert）在最后冲刺阶段超过了他。“我一定会回来的。也许不是明年，但我还有几年的时间去实现目标，”他承诺道。在士气低落之际，波加查周日上午发布了一张自己在巴塞罗那医院的照片：脖子上戴着颈托，面色阴沉得像个拳击手，手势则在比划摇滚符号，背景音乐则是比吉斯（Bee Gees）的热门单曲《Stayin' Alive》。他离开后，这场比赛失去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获胜者。周六，34岁的法国选手布莱恩·科夸尔（Bryan Coquard，科菲迪斯车队）迎来了他人生中首次令人动容的大环赛分站冠军，而西班牙爬坡手恩里克·马斯（Enric Mas，移动星车队）则夺回了红色领骑衫。环西赛的第一阶段即将结束，在这次后果严重的沉重摔车事故之后，争夺冠军的竞争现已全面开启。

美网：杰西卡·佩古拉，巡回赛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声音

蒂博·茹弗里 (Thibaud Jouffrit)

这位世界排名第三的美国选手已成为球员在四大满贯赛事奖金分配问题上的发言人。而在赛场上，她依然梦想着能赢得首个大满贯冠军。

32岁的杰西卡·佩古拉 (Jessica Pegula) 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手握球拍，这位现世界排名第三的选手在除其父母特伦斯 (Terrence) 和金 (Kim) 之外的另一个领域崭露头角。这对夫妇在水力压裂、天然气开采以及房地产领域投资并获得成功，成为了亿万富翁；随后，其父亲成为了体育界的多元所有者，先后掌管了冰球球队布法罗军刀队 (Sabres de Buffalo) 和美式足球队布法罗比尔队 (Buffalo Bills)。

远离商业世界，杰西卡与可可·高夫 (Coco Gauff) 一起成为了美国女子网球的发言人。除了在WTA巡回赛中一年比一年进步外，她还大声地表达球员们对大满贯奖金分配的诉求。在最近的法网比赛开始前，她通过参与球员抵制媒体义务的行动，确认了她的立场。球员们要求获得大满贯赛事收入中更高比例的份额（目前约为15%，他们要求提高到22%）。

“继续保持这种压力很重要。真正积极的是看到顶尖的男女球员能够共同行动。坦白说，我认为网球界以前从未出现过如此高度的团结，”这位美国选手在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透露。采访地点在巴黎星辰海亚特酒店 (Hôtel Hyatt Regency Paris Étoile)，她当时是以海亚特世界 (World of Hyatt) 大使的身份出席。这位本赛季迪拜WTA 1000赛的冠军在一段极具号召力的发言中补充道：“这一举措涉及所有球员：不仅是那些赢得大满贯的人，也包括在第一轮或第二轮出局的人，以及通过资格赛晋级的球员。目标很简单，就是希望收入能进一步增加且分配更公正。这将使每个人受益，并帮助球员建立更稳定的职业生涯。”同时她提醒道，“职业网球在财务和心理上都是一项极其困难的运动”，必须“面对其传统和旧有方法进行演变”。

迪安·帕里收获十足信心

迪安·帕里 (Diane Parry) 在蒙特雷WTA赛决赛中击败了世界排名第24位的比利时选手爱丽丝·梅尔滕斯 (Elise Mertens)，比分为 (6-4, 0-6, 6-3)。这位来自尼斯选手的在墨西哥赢得了她职业生涯在顶级巡回赛中的首个冠军。这次夺冠将被铭记：“有很多激动的情绪，”这位23岁的法国选手表示，“比赛结束时我出奇地激动，但我们知道这背后承载了很多东西。为了结束这场比赛，我必须坚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就只有纯粹的幸福，以及获胜的兴奋感，我希望很快能再次享受这种感觉”。作为法网16强和辛辛那提WTA 1000赛8强，这位法国选手确认了她的强势崛起，其排名将在本周一上升19位，达到第31位，创其个人最高排名；而就在三个月前，她的排名还在100位之后。带着十足的信心，这位法国选手将于本周一在美网首轮对阵瑞士选手维多利亚·戈卢比奇 (Viktorija Golubic)。R.S.

创建对话平台

自从在法网（Roland-Garros）出人意料地在首轮负于澳大利亚选手金伯利·比雷尔（Kimberly Birrell）而早早出局以来，四大满贯赛事于8月20日宣布将创建一个“球员咨询委员会”（其具体组成尚待确定），旨在加强沟通。目标是在赛事组织方与参赛者之间建立一个“直接对话、分享经验和协作的平台”。该计划将从本周日开始的美国公开赛起正式实施。杰西卡·佩古拉（Jessica Pegula）在首轮以 6-3, 6-2 击败罗马尼亚选手埃莱娜-加布里埃拉·鲁塞（Elena-Gabriela Ruse）后，表示对四大满贯发起的这一倡议感到“高兴”，称这些赛事是“年度最重要的赛事，也是球员们优先考虑的赛事”。

“赢得大满贯依然是绝对的优先目标”，杰西卡·佩古拉在春季曾透露（此处照片为8月26日在纽约训练时的场景）。AL BELLO / GETTY IMAGES VIA AFP

这位世界排名第三的选手曾在2024年进入纽约决赛（最终被阿里娜·萨巴伦卡两盘击败），而今年她在澳大利亚公开赛止步半决赛，在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止步四分之一决赛。她夺得首个大满贯冠军的梦想依然在。这位7岁开始接触网球（当时放弃了足球和篮球尝试）的选手在春季透露：“我在职业生涯中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但赢得大满贯依然是绝对的优先目标”。由于曾在2017年经历一次严重的髋关节手术导致远离赛场，她的顶级巡回赛爆发期相对较晚。在缓慢但持续的实力提升之前，这是一次挫折。

如今，她共拥有11个冠军头衔，其中10个是在2022年10月之后获得的。这段时期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具有特殊意义，当时她的韩裔母亲金（Kim）遭遇心脏骤停，在医院经过数周治疗后才脱险。此后，以双反击球和面对压力时的冷静著称的右撇子杰西卡稳居世界前十。她深感幸运。“在体育运动中，真正让我着迷的是不断挑战自己并持续进步，”这位曾与同胞兼好友科科·高夫（Coco Gauff）共同获得世界双打第一名的选手强调。如果一切顺利，她可能会在9月12日的亚瑟·阿什球场与高夫在本次美国公开赛的决赛中再次相遇。这将是让她这个在赛场内外都收获颇丰的丰盛赛季成为历史性赛季的理想剧本。

$2^{E}$  法甲联赛第2轮< / td>< / tr><><>里尔 (2)< / ><>2-2< / ><>巴黎圣日耳曼 (12)< / >< / ><><>斯特拉斯堡 (10)< / ><>2-1< / ><>朗斯 (7)< / >< / ><><>欧塞尔 (18)< / ><>1-3< / ><>昂热 (9)< / >< / ><><>布雷斯特 (11)< / ><>2-2< / ><>图卢兹 (16)< / >< / ><><>洛里昂 (14)< / ><>1-2< / ><>特鲁瓦 (5)< / >< / ><><>里昂 (3)< / ><>1-1< / ><>勒阿弗尔 (15)< / >< / ><><>巴黎FC (1)< / ><>3-0< / ><>尼斯 (17)< / >< / ><><>雷恩 (4)< / ><>3-2< / ><>勒芒 (13)< / >< / ><><>摩纳哥 (8)< / ><>周日< / ><>马赛 (6)< / >< / table>

根据健康经济研究与文档研究所（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ocumentation en économie de la santé）一份2022年的报告，“在法国，有 76 000 人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全职住院于精神科：37% 的人涉及强制隔离，11% 的人涉及机械约束，即 8 000 人。” SÉBASTIEN SORIANO / LE FIGARO

“创伤性且非人性化”：精神科能否终结肢体约束？

昆廷·贝努瓦 (Quentin Benoist)

将患者绑在床上的做法可能会在 2030 年前被废除。 尽管该方法的粗暴性已达成共识，但其完全消失仍令部分医生感到担忧。

“我被绑了好几天，唯一的消遣就是时钟的滴答声。由于缺乏刺激，我产生了幻觉。

有些餐点是我在四肢都被绑住的情况下吃完的。我不敢喝水，因为我不想躺着排尿；而我的眼镜为了规避风险被没收了，我只能看清眼前 10 厘米范围内的东西；这太非人性化了，难以言表，”埃斯特尔·韦尔贝克 (Estelle Verbeck) 叹息道，她在十多年前曾经历过多次被肢体约束的住院治疗。像她一样，每年有数千人被强制约束：手腕和脚踝被绑带固定在床上，腹部还系有腰带。但这种做法可能很快会消失。2026 年 6 月 2 日，卫生部长斯特凡妮·里斯特 (Stéphanie Rist) 设定了政府目标，即到 2030 年实现零约束；与此同时，前总理兼议员巴尼耶 (Michel Barnier) 提交了一项法律提案，旨在 203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禁令。

“肢体约束是一项最后的手段。它被采用是在我们面对无法通过医疗或药物手段控制的暴力情况而不堪重负，且患者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生命时，”讷伊-叙-马恩 (Neuilly-sur-Marne) 维尔-埃夫拉尔 (Ville-Évrard) 精神病院的精神科医生兼科室主任法伊萨尔·穆阿法克 (Dr Fayçal Mouaffak) 解释道。“这些暴力情况通常是之前多次失败的结果：患者中断治疗、随访不力、诊断过晚或治疗方案不当。在前期需要做大量工作，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没有人希望出现的情况。”

近年来，立法逐步对这一做法进行了规范。自 2016 年起，肢体约束仅能在最后手段下、在有限时间内，针对非自愿住院的成年人，且在去升级技术失败以及存在对他人的风险时方可实施。而自 2021 年起，每次延长约束时间都必须向自由与拘留法官报告。“但这项立法仅适用于精神科病房。在其他科室，如急诊科、老年科或神经科，这些是法律真空地带，该做法完全不受控制，”法伊萨尔·穆阿法克医生详细说明道。

在法国，肢体约束依然非常普遍。根据 Irides（健康经济研究与文献研究所）的一份报告，2022 年，“76 000 人在精神科被非自愿全职住院：37 % 涉及采取隔离措施”，以及 “11 % 涉及采取机械约束，即 8 000 人”。“在欧盟范围内，我们属于表现较差的学生，”伊冯娜·奎努姆 (Yvonne Quenum) 指出。

“令人震惊的是，各机构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有些机构已经实现了‘零约束’，而另一些机构在非自愿护理患者中采用这种强制手段的比例则超过四分之一”

埃里克·法克拉（Éric Fakra）教授 圣艾蒂安大学医院（CHU de Saint-Étienne） 精神科主任

她是圣艾蒂安大学医院精神科病房的护士，并负责欧洲减少隔离与约束措施联盟在法国的事务。此外，该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分布极不均衡：“令人震惊的是，各机构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有些机构已经实现了‘零约束’，而另一些机构在非自愿护理患者中采用这种强制手段的比例则超过四分之一”，圣艾蒂安大学医院精神科主任埃里克·法克拉教授观察到。目前，约有 40 家机构声明已完全不再使用该手段，约占法国精神科机构的 10 %；相反，另有几家机构因过度使用该手段而被自由权利法官点名批评。

然而，这种做法并非没有后遗症。对许多人来说，医院变成了恐惧之地：“只要我们继续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将受苦的人捆绑起来，让他们在住院期间经历创伤，他们就永远不会想再次回来”，埃斯特尔·韦尔贝克（Estelle Verbeck）遗憾地表示。随后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是使用隔离和约束措施，就越会产生暴力。这不仅不能帮助患者，反而适得其反！”法克拉教授肯定道。一名曾两次被实施约束的前患者安妮·德尔沃（Anne Delvaux）证实：“约束可能会对精神病性障碍产生直接影响并使其恶化”。医护人员也未能幸免：“我的科室里发生了极其惊人的工伤事故数量。幸运的是，很少有严重的，但包括殴打、手指扭伤等：约束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非常暴力的行为”，圣但尼（Saint-Denis）急诊科主任马蒂亚斯·瓦尔贡（Mathias Wargon）医生讲述道。

然而，通过注重预防，减少约束措施的使用是可能的。这首先取决于建筑和空间的布局：“必须为患者提供合适的空间，以防止其状态恶化：空调房、具有特定光线和材质的安抚区”，南锡心理治疗中心的精神科医生大卫·马松（David Masson）阐述道。住院后，患者还可以从“同伴支持者”（pair-aidant）那里获得支持，这类人员本身曾经历过精神障碍并被纳入护理团队，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医生不知道经历精神病是什么感觉，而我们拥有能够帮助理解患者的经验性体验”，在图卢兹精神病院担任同伴支持者的安妮·德尔沃见证道。对于已经在接受随访的人员，还可以制定一份共同的危机计划。“这相当于预先指令：在患者状态稳定时，我们与他交流，以便在状态恶化时尽可能了解其意愿”，法克拉教授指出。伊冯娜·奎纽姆（Yvonne Quenum）告知称：“已有证据表明，制定这些指令可使强制住院率降低 35 %”。

所有这些预防手段目前都整合在由法克拉（Fakra）教授协调的 Psycore 项目中，该项目将于明年起在六家机构中进行实地测试；结果预计将于 2028-2029 年出炉。法克拉教授表示：“尽管作为医护人员，我们深信这对患者有益，但我们仍将进行经济分析，权衡项目成本与节省的开支，以评估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可行性。”

其他举措，如由穆阿法克（Mouaffak）医生主导并于 2023 年开设的加强型精神科急诊中心（Crup），旨在缩短急诊室的停留时间。在急诊室中，由于接待条件不理想（如等待时间长、环境嘈杂，人员不足），经常发生病情恶化的情况。这位精神科负责人解释道：“我们将患者迅速从急诊室转移到环境舒适且受尊重的场所安置。这能立即改变与患者的关系。我们不再仅仅是穿着白大褂的警察，而是真正的医护人员。”他观察到其科室内的约束措施已大幅减少。

但面对宣布在 2030 年前废除约束措施的计划，许多医疗专业人员仍持谨慎态度，尤其是在急诊部门，因为这里的预防措施比常规住院期间更难实施。“我认为约束措施是卑劣的，但我对其短期内停止使用深表怀疑，”马蒂亚斯·瓦尔贡（Mathias Wargon）坦言，“得有人向我解释，当我们接收一名躁动不安、可能处于酒精等毒品影响下的患者，且用于使其冷静的神经阻断药失效时，该怎么做。如果有人能告诉我，在不增加人员（而我无法获得更多人员）且在常规急诊室环境下，如何以合理的方式操作。我不可能在我的急诊部门里再建一个精神科病房：我既没有资金，也没有空间。”

“从理念上讲，必须废除它，大家都同意，且实践次数的减少是一件好事，但到 2030 年完全取消在我看来是乌托邦式的，”大卫·马松（David Masson）医生则观察到。这位精神科医生担忧道：“已经存在没有约束措施的机构，这证明了可行性，但我不能确定这能在几年内推广到整个国土。某些科室可能会因为缺乏支持而受到不利影响。”面对这些保留意见，伊冯娜·奎努姆（Yvonne Quenum）也承认废除该实践存在局限性。她承认：“在极少数情况下，即使采取了预防措施，医护人员可能仍需求助于约束措施。但这种做法届时应被视为框架之外的行为，且仅在绝对特殊的情况下使用。医疗专业人员必须有充分的理由来证明其正当性。”

经历气候灾难之夏后，法国生态焦虑感上升

Bénédicte Lutaud

数百万法国人对环境和气候的演变感到担忧。这种恐惧是可以得到治疗的。

28岁的劳拉（Laure）了解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Giec）的警示，并且清楚地看到“夏天的天气不再是我童年时的样子，那时30℃就已经很罕见了”。尽管如此，她此前并不认为自己患有“生态焦虑”。但2026年的夏天给她带来了电击般的影响。三次“温度极高的热浪”，以及更令她深受打击的，是她父母居住的吉伦特省发生的森林火灾。“我意识到多年来听到的那些话是真的。我意识到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此前从未经历过的世界中。”在度假期间，她与朋友们交流：“许多之前处于否认状态的人现在突然醒悟了。”

根据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Ademe）和生态焦虑观察站（Obseca）的一项研究，2025, 1.05亿法国人表示患有生态焦虑。但在经历了连续热浪和毁灭性森林火灾的夏天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未来感到担忧。Obseca主任、心理学家皮埃尔-埃里克·萨特（Pierre-Éric Sutter）根据将于9月发布的与Ademe合作的一项新研究的初步结果透露：“这个酷热的夏天增加了2600万名生态焦虑者。”他表示：“每次热浪高峰期，我接到的关于这一主题的患者咨询请求就会出现峰值。但这一次，增长幅度非常明显。”

Ademe提醒道，生态焦虑是由研究员薇罗妮克·拉佩日（Véronique Lapaige）在1996年提出的概念，被定义为“源于面对环境危机而产生的心理困扰（不适感）”。克雷泰伊昂里-蒙多尔医院（hôpital Henri-Mondor de Créteil）的精神科医生安托万·佩利索洛（Antoine Pelissolo）指出，近年来，这种焦虑“尤其集中在气候变暖上，且焦虑程度各异”。它影响着所有年龄段的人，尤其是15-49岁人群，其中25-34岁人群达到峰值。

“生态焦虑不是一种疾病。它是一种不适感：一种处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状态，”皮埃尔-埃里克·萨特强调。Ademe在1.05亿相关人员中区分了三个等级：6300万为“中度生态焦虑”，2100万为“高度”，2100万为“极高度”，后者甚至需要心理跟踪治疗。“这并非心理脆弱，任何人都可能受到影响。但如果任由状态恶化，可能会演变为抑郁症或广泛性焦虑障碍。”这位心理学家强调：“焦虑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它是一种告知危险的警报。”

夏季期间毁灭性的森林火灾（此处为13 juillet，塞纳-马恩省的诺齐-叙尔-埃科勒）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SAMUEL BOIVIN / NURPHOTO VIA AFP

“我意识到多年来听到的那些话是真的。我意识到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此前从未经历过的世界中。” 劳拉，28岁

那么，如何区分“生态焦虑者”和“生态清醒者”？在安托万·佩利索洛看来，一旦出现“过度”情况，就会产生生态焦虑。有时是对危险的过度信念（例如“相信明年我们将承受60℃的高温”或“五年内全部死去”）。但“通常，生态焦虑者掌握的信息非常全面，他们没有捏造或夸大任何内容”。皮埃尔-埃里克·萨特补充道：“他们知道科学家们在五十年前就开始预警，他们读过Giec的报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主要体现为对日常生活中“影响的过度反应”：安托万·佩利索洛描述道：“‘我知道这不是明天就会发生的事，但我时刻在思考它，晚上失眠，大规模地改变我的行为方式’。”

研究员蒂根·霍格（Teaghan Hogg）列举了四类症状：干扰睡眠的反刍思考；情绪波动（皮埃尔-埃里克·苏特描述道：“人们将自己投射到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思考将如何耕种、如何觅食，担心生活质量会比父母那一代下降”）；行为迹象（疲劳，以及因被认为过于危言耸听而导致的孤立）；以及个人影响（面对危机时的愧疚感和无力感）。

为了走出困境，皮埃尔-埃里克·苏特建议将“适应不良”的生态焦虑转化为“适应性”的生态焦虑。“这种不安需要被重新定位到‘行动能力’上，因为当人们被森林大火吓到僵住时，这种能力会被阻碍。”对此，我们的专家建议采取以下几个步骤。

虽然获取信息依然重要，但要警惕“信息过载”。这位专家详细解释道：“大脑对负面信息的重视程度是正面信息的 2,7 倍。因此，必须通过阅读正面信息或导向解决方案的信息来抵消这种影响。我会为我的患者列一份好消息清单，比如臭氧层空洞正在闭合。”与此同时，应通过放松等常规压力管理技巧来缓解紧张情绪。参加讨论小组有助于减少孤立感并“释放”反刍思考。安托万·佩利索洛强调：“这有时能让人完成某种哀悼，进而接受一个事实——即并非一切都能恢复原状。”

随后，采取行动至关重要。这位精神科医生解释说：“焦虑在行动中会消散。”他强调，最好的方式是集体行动，无论是加入协会还是从事志愿者工作。“其核心在于将恐惧转化为正能量。这不是为了获得廉价的安慰，而是基于每个人都能尽一份力的想法，不再保持被动，而是转向集体协作与互助。”

道路噪音可能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德尔菲娜·沙耶（Delphine Chayet）

研究人员观察到，幼儿时期暴露于交通噪音污染与产生忧郁倾向之间存在关联。

在交通干道附近成长会对心理健康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根据一项发表在《柳叶刀-公共卫生》（The Lancet Public Health）杂志上的法国研究，5岁之前持续暴露于道路交通噪音，与几年后出现情绪困难的风险增加相关。“噪音在心理症状出现中的作用被高度怀疑，但很难证明，”索邦公共卫生研究所（Inserm）研究员、该研究作者埃洛伊·沙泽拉斯（Eloi Chazelas）强调。

为了证实这一联系，该科学家依托于 Elfe 队列（法国儿童纵向研究），该研究随时间追踪一组具有人口代表性的 2011 年出生儿童的健康状况。在环境声学研究人员的帮助下，团队估算了近 8 000 名儿童在两个月、3 岁以及 5 岁时，其居住地址建筑立面的噪音水平。评估中将汽车、铁路和航空交通纳入考量。

分析显示，三分之一的儿童处于超过 60 分贝的常规背景噪音中，而这一阈值被认为对健康具有潜在危害。“这相当于交通流量密集，”埃洛伊·沙泽拉斯指出。三分之一的儿童暴露在 55 至 60 分贝之间，而其余儿童则在更安静的环境中成长。铁路和航空交通噪音的暴露程度较低。

至于心理障碍，则是在 10 岁半时通过由父母填写的标准问卷进行评估的。“该量表一方面指出可能存在的情绪和社交困难，如忧郁、焦虑或自我封闭，这些被称为‘内化’（指向内部）的症状，”这位流行病学家详细解释道，“另一方面，则是可能的行为障碍或多动 / 注意力不集中，即‘外化’症状。”

在对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后，研究作者观察到，从出生到 5 岁暴露于高水平道路交通量（超过 60 分贝）与内化症状的增加之间存在关联。根据他们的结果，例如，有额外 4 % 的儿童出现了社交困难。

讣告

巴黎。格勒诺布尔。

Anglès d'Auriac夫人，其妻，

Thomas 与 Virginie Anglès d'Auriac， Étienne 与 Isaure d'Auriac， Élisabeth 与 Jean-Baptiste Prévoteau， Pierre 与 Louise d'Auriac， 其子女，

Antoine 与 Capucine， Théophile 与 Delphine， Louise, Grégoire, Joséphine, Béatrice, Matthieu, Alix, Marie, Charles, Eugénie, Paul, Alexis, Claire， 其孙辈，

Thérésa， 其曾孙女，

Bruno d'AURIAC 荣誉军团勋章将校，

于 2026 年 8 月 22 日（周六）回归天主之面。

弥撒将于本周 8 月 31 日（周一），10 h 30, 在巴黎（16区）的 Saint-Honoré-d'Eylau 教堂举行。

葬礼将在格勒诺布尔的 Saint-Roch 墓地由家人私下举行。

Dominique de Chillaz，其妻，

Anne-Laure, Damien, Sophie 与 Claire， 其子女，

以及其 13 名孙辈，

悲痛地宣布

Xavier de CHILLAZ 国家功绩勋章骑士，

于 2026, 8 月 26 日逝世，享年 77 岁。

宗教仪式将于 2026 年 9 月 4 日（周五）， 10 h 30, 在索莱姆（萨尔特省）的 Notre-Dame-de-l'Assomption 教堂举行， 随后于 17 时在 Cizay-la-Madeleine（缅因-卢瓦尔省）墓地私下安葬。

巴黎（18区）。

Chan Duong 夫人， 原名 Louise Waksman， 其妻，

Liên, Dan 与 Mai， Sam, Jason, Elie, Tao, Marguerite, Marie, Jeanne 与 Ben， 其孙辈

Chan DUONG 出生于河内（越南）， 海事功绩勋章骑士，

于 2026 年 8 月 23 日在巴黎逝世，享年 87 岁。

葬礼将于 2026 年 9 月 1 日（周二），11 h 30, 在阿尔库伊尔的 Val-de-Bièvre 火葬场举行。

向您的亲人致敬

在《今日名册》（Carnet du Jour）发布讣告。

carnetdujour@media.figaro.fr - 01 56 52 27 27

巴黎（17区）。

Jean-Baptiste Gourdel，其夫，Sabine Behaghel，其母，Xavier 与 Ségolène, Bruno 与 Christiane, Thierry 与 Virginie, Brigitte 与 Didier，其兄弟姐妹，其侄子、侄女及其子女

告知

Marie GOURDEL 原名 Behaghel，

于 2026 年 8 月 22 日在波尔尼谢逝世，享年 68 岁。

宗教仪式将于 2026 年 9 月 3 日（周四），15 时在波尔尼谢（卢瓦尔-大西洋省）的 Notre-Dame-des-Dunes 教堂举行，随后安葬于波尔尼谢墓地。

纪念弥撒将于 9 月 18 日（周五）， 15 时在巴黎（17区）的 Saint-Charles-de-Monceau 教堂举行。

Jean-Roger Lardillier 夫人，原名 Mary-Anne Grossetti，其妻，

Vincent 与 Pauline Houzé, Isabelle Lardillier 与 Harry Slama, Jean-François 与 Aurélie ，

Nathan, Enora, Arthur, Tristan, Raphaëlle 与 Garance， 其孙辈，

Pierre 与 Catherine ，其兄长与嫂子及其子女，

Frédéric Progent， 其侄子，

Lydia Grossetti， 其嫂子及其子女，

其表亲，

深切悲痛地告知您

M. Jean-Roger 空军预备役上尉， 国家功绩勋章骑士，

于 2026 年 8 月 25 日（周二）在普罗皮亚诺逝世，享年 82 岁。

宗教葬礼将于 9 月 3 日（周四），14 h 30, 在 Fontenay-aux-Roses 的 Sainte-Rita 小教堂举行，随后于 16 时安葬。

其家人悲痛地宣布

Geneviève BARBÉ-COQUELIN de LISLE 西班牙研究大学教授，

于 2026 年 8 月 17 日逝世，享年 92 岁。

宗教仪式将于 9 月 1 日（周二）， 14 h 30, 在巴黎（20区）佩雷-拉谢兹墓地的东侧小教堂举行，随后安葬。

奥利维尔·德·拉图尔-杜平伯爵夫人，

洛朗·德·拉图尔-杜平伯爵及其夫人， 艾马尔、弗朗索瓦、 博杜安和蒂博，

让-马克和埃莱奥诺尔·帕夫洛维奇医生，玛丽·阿纳斯塔西娅及其未婚夫斯特凡，西卢安和莱亚，弗拉基米尔，

尼古拉·德·拉图尔-杜平伯爵及其夫人， 科姆、埃洛伊丝和马克西姆，

让-菲利普·德·拉图尔-杜平伯爵， 皮埃尔和弗洛尔，

其子女及孙辈，

查尔斯·帕夫洛维奇， 其曾孙，

讣告：

奥利维尔·德·拉图尔-杜平伯爵 (Olivier de LA TOUR du PIN) 于 26 août 2026 逝世， 享年 92 岁。

葬礼弥撒将于本周一 31 août，à 14 h 30, 在圣莱奥帕尔丹-多吉（Allier省）的圣马丁教堂举行，随后将安葬于维伦纽夫-叙尔-阿利耶公墓的家族墓穴。

随后将在布洛涅-比扬库尔举行一场弥撒。

梅松-拉菲特（伊夫林省）。

海伦·洛吉尔夫人，其妻子，

弗朗索瓦·洛吉尔， 凯瑟琳·罗贝尔， 其子女，

悲痛地宣布

贝尔纳·洛吉尔 (Bernard LAUGIER) 巴黎中央理工学院校友， promotion 1963, 荣誉上校， 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获得者， 国家功绩勋章军官级获得者，

于 23 août 2026, 在梅松-拉菲特逝世，享年 89 岁，临终前已接受教会圣事。

宗教仪式将于 9 月 2 日星期三， à 10 h 30, 在梅松-拉菲特的圣尼古拉教堂举行。

巴黎（第 7 区）。

克里斯托夫·略尔卡，其儿子，

朱丽叶和文森特·略尔卡，其孙辈，

悲痛地宣布

弗朗索瓦丝·略尔卡 (Françoise LLORCA) 原姓 Arnoult，

于 22 août 2026, 享年 85 岁， 在加尔什逝世。

她将于 9 月 1 日星期二，à 10 h 30, 安葬在梅叙尔的圣埃洛伊教堂（伊夫林省）。

本公告即为讣告。

cllorca@farthouat.com

贝阿特丽丝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哈蒙，皮埃尔和马蒂娜·洛德罗，其子女，

艾梅里克和维吉妮·哈蒙， 阿诺·哈蒙， 阿梅莉和皮埃尔·阿莱格尔·德·拉·苏若尔， 格温内尔和玛丽-洛尔·哈蒙， 康斯坦斯和克萨维尔·普里厄， 已故的奥雷莉·洛德罗， 亚历山大·洛德罗， 路易丝和罗曼·奥多斯， 其孙辈，

路易、奥德、阿德里安、杰雷米、 加宾、菲利宾、朱尔斯、 巴蒂斯特、西斯廷、加布里埃尔、 露西、科姆、蒂莫西、 马丁、阿加特、玛格索、 拉斐尔， 其曾孙辈，

其在法国和美国的家人

悲痛地通知您

玛格丽特·洛德罗 (Marguerite LORDEREAU) 原姓 Duprat，

于 20 août 2026, 逝世，享年 105 岁。

宗教仪式和火化已在尚贝里（萨伏依省）由家人私下举行。

拉切尔·赛达尼， 其伴侣， 卡罗琳·库瓦莱宁，其姐妹， 埃利尔、艾诺， 其侄子 / 侄女， 弗洛伦斯·雷尼耶-巴拉尔， 艾琳·吉拉德， 皮埃尔·吉拉德， 劳拉·马泰， 其表亲， 诺埃米·巴拉尔， 莉莉·乌约-德斯蒙， 其远房表亲，

极其悲痛地宣布

凯瑟琳·米洛 (Catherine MILLOT) 精神分析学家、作家，

于尼斯，le 24 août 2026 突然逝世。

葬礼在尼斯的火葬场由至亲私下举行。其骨灰将安葬在贝桑松沙普雷公墓的家族墓穴中。

巴黎将择日举行纪念活动，具体日期另行通知。

“对于格拉塞出版社出版的小说，不会有任何排斥或排挤。那样做是不公正的”

菲利普·克劳德尔 龚古尔学院院长

书店会抵制吗？事实上，并没有这个必要：书商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商人，他们拥有订货自由。诚然，他们可能会受到出版商“推销”（发送一定数量的样本）的影响，但他们可以自行选择重点推广什么以及订购什么——他们甚至可以将书籍退回。这种自由是一项力量，它在理论上使抵制逻辑成为可能：不需要官方禁令，只需悄悄将其撤出流通，或者告诉读者可以订购该书（而客户并不总是这样做）即可。据称，一些书商在对待由格拉塞出版社出版的布阿莱姆·桑萨尔的小说《传奇》（La Légende）时，就采取了这种不公开的抵制行为；但考虑到投入的资金，这可能并非其商业失败的唯一原因，因为该书此前还获得了强有力的推广，尤其是在拉加代尔集团旗下的Relay书店中。

从9月2日周三起，文学季（la rentrée littéraire）将进入高潮；龚古尔奖评审团将通过公布首轮入围的15名作家名单，拉开文学奖项的序幕，这些作家将竞逐法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奖项。次日将公布勒诺多奖（Renaudot）的首份名单，随后是秋季各大奖项的名单。一个问题成为了人们议论的焦点：在这次“地震”之后，评审员以及书商和大型文学活动组织者，将如何对待格拉塞出版社在文学季出版的小说和随笔？一种不安的情绪在蔓延，随之而来的是许多疑问。这场危机是否会将文学季变成一片雷区，使得每一个平凡的行为——书商的一次订货、一次书展邀请、一次文学奖项的入选——都变成一种政治姿态？因为人们听到各种传闻：一些评论家提到不讨论带有格拉塞标签的小说；一些评审员低声议论，他们可能会犹豫是否要授予这家位于圣佩雷街（rue des Saints-Pères）的出版社的作者奖项。

《费加罗报》就此询问了主要相关人员。得到的回答极其明确：“对于格拉塞出版社出版的小说，不会有任何排斥或排挤。那样做是不公正的，”龚古尔学院院长菲利普·克劳德尔说道。他将讨论引导回评审团所主张的唯一准则：“我们阅读的是文本，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要让作家为超出其掌控且并非其选择的事情买单？”

费米娜奖（Femina）持相同立场。克里斯蒂娜·若迪斯解释说，评审团尚未就此议题进行讨论，但就个人而言，她表示不会将格拉塞的书与其他出版社的书区别对待。“我不把政治带入文学，歧视那些由奥利维尔·诺拉选定的作品是不公正的，而他本人也曾担心这场危机对其作者产生的后——”

从9月2日起， 文学季将随着 龚古尔奖入围 名单的公布而 开启。是否会有 格拉塞的作者？ 这家出版社将 如何在首席执行官 离职后生存？ 调查报道。

“——果。因此，对于我欣赏作品的格拉塞出版社出版作者，我将毫不犹豫地投票。”

在勒诺多奖（Renaudot）方面，评审团秘书长乔治-奥利维尔·沙托雷诺（Georges-Olivier Châteaureynaud）——其大部分作品均在黄色封面（指格拉塞出版社）下出版——持有相同的观点：“就我们而言，原则上我不认为有什么理由反对格拉塞出版社的作者获得我们的某项奖项。”他甚至补充道，这次秋季文学季——在他看来是奥利维尔·诺拉（Olivier Nora）在创立新出版社之前，在格拉塞品牌下的“最后一次挥弓”——可能会引起书商、评审员和评论界更浓厚的兴趣。

至于将于10月29日颁发秋季大奖的法兰西学院，它选择的是其认为年度最佳的小说“作者”，且按照传统，其筛选过程会确保不出现出版社的名称。

历史的讽刺之处在于，大多数出版界观察员、评论家、评审员和书商认为，2026年的这次秋季文学季是格拉塞出版社近年来表现最好的一次，其多位作者可能会入围各大奖项的筛选名单……而去年，格拉塞没有一名作者入围龚古尔奖的首轮筛选——不过，阿德莱德·德·克莱蒙-托内尔（Adélaïde de Clermont-Tonnerre）最终还是获得了勒诺多奖。

人们已经在谈论一种现象：他是由格拉塞出版的！《那是要么如此要么死亡》（C'était ça ou mourir，见我报8月27日版及网站）的作者特利森·奥雷利安（Thélyson Orélien）：他入围了大多数奖项的名单，是Fnac小说奖的决赛入围者，且在出版后的前四天内就售出了4000册……

在文学活动方面，我们浏览了“广场之书”（Livre sur la place）的嘉宾名单。这是秋季文学季的首个重大盛会，将于9月11日至13日在南希举行，龚古尔奖评审团也将出席：名单中没有出现任何抵制的迹象。恰恰相反：所有格拉塞出版社在本次文学季出版的作者——无论是虚构类、非虚构类还是图形小说——都将出席。这简直是例外的，因为在南希，名额非常紧张。

“归根结底，2026年的这次秋季文学季与2025年或2024年相比不会有变化，”让-伊夫·莫利埃（Jean-Yves Mollier）解释道。危机扰乱了言论，但在实践中，文学季已经到来，书目已经确定，它们正在流通并进入书架，停留时间长短则取决于读者的意愿。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次秋季文学季，而在于之后会发生什么。奥利维尔·诺拉已经创建了自己的出版社，以其个人名字命名，并将出版两位重量级人物的作品：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和德尔芬·奥维勒（Delphine Horvilleur）。但那300名表达了不再在格拉塞出版意愿的作者将何去何从——他们会愿意为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所掌控的集团旗下另一家出版社写作吗？

在这里，莫利埃用一种“容量逻辑”取代了“签署声明的逻辑”。奥利维尔·诺拉自己就说过：他每年的出版规模不会超过30到50部作品。换句话说，他无法接纳所有签署请愿书的作者。空间将严重不足。这位出版史学家给出了一个数量级参考：在声称想要离开出版社或不再在黄色封面下出版的320名格拉塞作者中，诺拉只能接纳极少数人。他警告说，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大门并不会敞开。“并非每个人都是贝格贝德（Beigbeder）或贝尔纳-亨利·列维……有些人的未来可能是痛苦的。”

此外还涉及已出版作品以及版权返还的问题。该议题曾被提及，即在出版业中设立一项“良心条款”的可能性。尤其是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接替奥利维尔·诺拉掌管格拉塞出版社的 Hachette Livre 副总经理让-克里斯托夫·蒂埃里（Jean-Christophe Thiery）打算强加一套新的编辑政策。我们还应记得，大多数大型出版社都会出版在知识领域存在分歧的作者和思想家的作品。

这项“良心条款”将难以实施，且出版商本身也并不希望这样做。关于这一问题，法国法律尤为复杂：例如，法国不存在美国意义上的“集体诉讼”（class action）来统一处理所有案例；在法国法院，所有案件均是个案处理。根据让-伊夫·莫利埃（Jean-Yves Mollier）的说法，近 600 名作者已在不同程度上正式或非正式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其中 322 人来自格拉塞出版社，101 人来自法亚尔出版社（Fayard），约 150 人来自斯托克出版社（Stock）。过往作品的问题依然存在，且只能由法院来裁决，但这需要时间。据悉，在格拉塞出版社的新管理层领导下，目前的指示是对于尚未出版的手稿，只要作者愿意偿还，出版社将较为容易地退还预付款（à-valoir，即出版商向作者支付的预付款）。但对于那些已经退款的人来说，目前尚不清楚他们是否找到了新的出版社。这才是真正的挑战。■ * 本文作者

是雷诺文学奖（Renaudot）评委成员。

“民主与资本主义同步传播的观点在历史上是错误的”

布兰科·米拉诺维奇

在这本名为《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Le Monde à l'ère capitaliste）的新书中，这位塞尔维亚裔美国经济学家*分析了资本主义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在此过程中与威权政治体制以及全球范围内自由贸易的衰退相妥协。

F » 另见第 25 页

采访记录： Martin Bernier

《费加罗报》：您的书名为《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您在共产主义时期的南斯拉夫长大，您如何解释资本主义为何能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以及它为何能与如此多样化的政治体制共存？

布兰科·米拉诺维奇：资本主义获胜的主要原因是共产主义——或者用当时的话说，是“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这种失败主要是由于该模式在经济上的低效。在 1980 年的危机之后，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国陷入破产：它们无法再偿还债务。苏联当时尚未破产，但其政权已被军费开支彻底耗尽。因此，资本主义体系在各地扩张，因为它在经济上更高效，并得到了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民众的广泛支持。通过一种葛兰西式的霸权形式，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市场原则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无论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

其结果是混合政体的出现，例如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您用“哈耶克式共产主义”来形容中国。这个矛盾的表达涵盖了什么含义？

在北京，我参加了一场有几位企业家出席的会议。他们都变得非常富有，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你会感觉到他们是在逐字地实践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教诲。他们受教育程度不高，出生在欠发达地区，几乎白手起家，凭借一个好主意发展了自己的事业。这是一个在名义上的共产主义国家中上演的真正的资本主义教科书案例。而且这些哈耶克式的故事是在一个由共产党成员主持的会议上讲述的！该政权在维持中央政治控制的同时，赞美成功和私人财富。事实上，如今私营部门占中国 GDP 的 70%。

您说这种“哈耶克式共产主义”是“近代史上最大的经济成就”。这种带有技术官僚面孔的政治资本主义是否能给其他国家带来启发？中国的系统并不容易复制，因为它包含许多中国特有的偶然因素。很难列出一份其他国家为了模仿它而应该做的事情清单。与拥有十条清晰且易于出口之准则的“华盛顿共识”不同，中国人没有清晰的规则，这也限制了他们的软实力。

与那些“历史终结”理论家的想法相反，资本主义在各地占据了主导，但自由民主制度却没有。为什么？

一方面是自由主义与民主，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这种关联是在柏林墙倒塌后立即建立的。但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种关联是错误的，甚至在历史上也是如此。在历史上，有很多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是民主国家。首先就是美国：在 19 世纪，13% 的人口被奴役。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寡头政体。在英国，选举权并非普选：1815 年，工业革命正处于鼎盛时期，但少于

只有5%的人口拥有投票权。西班牙、希腊、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威廉时期的德国和希特勒时期的德国，以及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国或阿根廷也是如此。

我对这种关于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的论调持怀疑态度，这源于我近距离观察到的两类事件：一方面是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另一方面是欧洲的统一。一方面，欧洲建设在庆祝种族和宗教截然不同的人们能够共存；而另一方面，同一个欧洲却在支持一个不同民族共存的国家走向瓦解和解体。这一切几乎没有任何逻辑可言！随后，我在1982-1983年期间从事关于俄罗斯的工作。当时该国正经历着极端的经济萧条，同时教育和医疗体系遭到破坏，社会结构也随之崩溃：社会纽带被彻底摧毁。而人们却在谈论民主！我当时在世界银行观察这一进程，而世界银行正是这种经济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在那些年里，人们真正缺乏的是历史感，且未能正视现实的本来面貌。

二十年前，西方精英看到了全球化的所有优势——无论是意识形态上的还是财务上的。而他们没有意识到，其余的人群并未看到这些优势。

如何解释在一个认同市场经济的世界中，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如今却在衰退？

尽管资本主义制度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如今它却引发了一场由全球化本身导致的政治危机。正如我在《伟大的全球转型》（The Great Global Transformation，法文版尚未翻译，编者注）中所提到的，这首先可以用中国的经济成功来解释。没有人预料到中国会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功，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会成为一个经济强国，进而成为技术和军事强国。美国人突然意识到，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利益远超其他国家以及他们自身。

在个人收入层面，西方国家的底层阶级，甚至有时是中产阶级，现在已被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及其他地区中上层中产阶级的崛起所超越。过去，西方人口处于全球前20或30第一个百分位，也就是说，即使是法国相对贫困的人，可能也处于全球第70百分位。而现在，他们被亚洲人口超越了。当你被亚洲人口超越时，你会被数以百万计的人一次性超越。西方中产阶级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有些国际商品他们已无法购买，或者有些旅行已不再让他们负担得起。

在西方国家较低收入人群的全球地位下降的同时，这些国家中最富有的人依然处于世界顶端。这引发了巨大的不满和政治动荡。全球化在民族国家层面制造了冲突——不仅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而且在各国内部。因此，一个悖论依然存在：虽然国内的自由经济政策在加强，但在对外政策中，它们被完全取代，取而代之的是关税的回归、经济胁迫以及对其他国家资产的没收。这是国际层面重商主义的回归。我们可以称之为“民族自由主义”或“民族市场自由主义”，以强调这种矛盾性。

作为这些交织轨迹的标志，您解释说“脱节现象正向北蔓延”。您能解释一下什么是“脱节”吗？北方国家是通过什么过程开始变得像南方国家的？长期以来，北方强国在南方国家（原第三世界）建立的仅是旨在满足自身需求（尤其是资源开采）的现代化飞地。而且，他们并不寻求发展一个综合的生产结构。这种开采经济被交给当地资产阶级管理，其利益与西方人一致，而其余人口则保持相对贫困。因此，在面向外部的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脱节。

[...OMITTED...]

而近十年来，我们开始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观察到类似的过程。那里有一部分人口富有、受过教育，并且深度融入到知识和经济交流之中。而其余的所有人口——在英语中被称为“hinterland”（内陆地区）——则与此脱节。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人们会谈论“双海岸”精英。这些人基于利益和信念，非常支持全球化。他们与其他国家的精英们相处融洽，但对自己的同胞却没什么兴趣；他们更倾向于雇佣中国人或越南人，因为支付给他们的薪水远低于同等条件的美国人。这种分歧曾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典型特征。二十年前，西方精英看到了全球化在意识形态和财务上的所有优势，却不明白其余的人口并未看到这些优势。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国内的反抗力量将会增强。这发生在英国脱欧之前，在唐纳德·特朗普首次当选之前，但这些潜伏的力量当时已经存在。

您写道，富裕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收入没有增长，因为他们“大部分依赖劳动收入，且没有显著的资本收入”。

这种情况在人工智能（AI）的影响下会进一步恶化吗？

在拉丁美洲国家，90% 到 95% 的人没有任何资本收入。在法国，大约一半的人口没有资本收入。在美国，这一比例是 60%，在其他发达国家，有时甚至更高。目前还很难评估 AI 所代表的技术革命将带来怎样的后果。如果 AI 取代了大量职业，那么在 GDP 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收入当然会增加，因为这些钱将流入技术公司所有者的口袋。而劳动收入将进一步被侵蚀。接下来的关键在于这些资本将如何重新分配。我们是否会从那些通过 AI 致富的人那里拿走资金，然后将其作为每月保障收入分发给所有人？这是一种可能性。

但在您看来，20 世纪的工具无法用于解决 21 世纪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为什么？

在 20 世纪，西方国家减少不平等的三个主要工具是工会、教育和国家的干预主义。然而，全球范围内的工会化率都在下降。工作的形式已完全改变。雇佣数千名员工且利益趋同的大型企业减少了。很多时候，雇员们不再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工作，这使得任何组织（无论是工会还是其他形式）的建立变得更加困难。

其次是教育水平。教育在 20 世纪经历了爆发式增长。这一趋势仍在继续，人们拥有更高学历，但情况已经不同。当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7 年增加到 13 年时，所获得的收益是巨大的。但这里存在一个自然上限。在 13 年之后，你不能将其增加到 23 年，那样就毫无意义了！

最后是国家的作用。20 世纪的税收变得很高，是因为人们接受国家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法国。现在人们对此的接受度降低了，认为税收过高。人们对国家作用的看法变得更加愤世嫉俗。如果综合考虑这三个方面——工会主义、教育以及对国家的看法——20 世纪的工具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已经过时了。

* Branko Milanovic 是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

■ LE MONDE 资本主义时代： 不平等史 Branko Milanovic 著， Philippe Aghion 作序， Éditions du Cherche midi， 576 p., 24,50 €。

全球经济的纵火犯

专栏 尼古拉·巴韦雷兹（Nicolas Baverez）

在未能阻止伊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挟持全球经济，也未能令伊斯兰共和国的贸易窒息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正有计划地策划货币与金融市场的崩盘。

在标普500指数或纳斯达克指数的夏季纪录之下，潜伏着围绕人工智能（AI）——英伟达分别占标普市值 8,5% 和纳斯达克市值 9% ——或私人信贷的投机泡沫，尤其是债券市场的危机。夏季期间，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美国国债（Treasuries）达到 4,7%，英国国债（Gilt）达到 5,05%，法国国债（OAT）达到 4,1%，日本国债（JGB）达到 2,9%。

特朗普政府面对威胁到美国债务可持续性的利率上升，采取了操纵市场的手段，试图在“中期选举”前避免市场崩盘。通胀和劳动力市场的统计数据如今被篡改，正如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一样。财政部每周在债券市场干预 40 亿美元，用短期债务回购长期债务，以压低十年期利率。与此同时，财政部大规模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从而阻止日本通过抛售其持有的 3% 美国债务存量来采取行动。最后，凯文·沃什（Kevin Warsh）的任命标志着美联储独立性的丧失，使其事实上处于财政部的监管之下，以强迫其降低利率，而 2% 的通胀目标在过去五年中一直被系统性地突破。

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试图误导债券市场的尝试对利率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恰恰相反，这些举措产生了美国债务的风险溢价，导致美元下跌并引发黄金价格大幅上涨，金价从 6 月起的 4000 美元飙升至 4650 美元。这些行为扭曲了美联储决策向市场的传导。最重要的是，它们不仅没有掩盖，反而凸显了特朗普政府灾难性的成绩单。所谓的美国经济新黄金时代，实际上增长明显放缓，年化率降至 1,5%；就业增长骤减；通胀率稳定在 3,5%，像 1970 年代那样对工资产生二次效应；公共赤字和债务分别达到 GDP 的 6% 和 120%；经常项目赤字达到 GDP 的 4%。

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虽然是首个纵火犯，但绝非不负责任的唯一持有者。法国政界表现出一种难以忍受的轻率。而此时债务已达到 的 117,5 %，并将在 2030 年趋向 的 130 % ——相比之下，2000 年为 60 %，2010 年为 的 85 % ——这使得债务变得不可持续。在预算方面，债务利息支出将在 2028 年起达到 的 3 %。在经济方面，当利率高于 4 % 时，名义增长率却在 3 % 左右徘徊。

勒科尔纽（Lecornu）政府因此打算延续将国家推向破产的致命赌博，通过向左翼全面让步以换取预算，而不顾其对公共财政和经济的毁灭性影响。该政府拒绝削减占 34 % 的社会支出，却压缩主权职能支出和投资，并任由税收增加，而这些税收在伊朗战争爆发前就已使法国经济陷入衰退。

与此同时，关于冻结、暂停或取消公共债务（尤其是由法国银行持有的600 milliards d'euros债务）的提议日益增多。这些提议极其荒谬，其唯一效果就是将法国置于2009年希腊的境地，并引发欧元区的一次重大危机。从预算角度看，此操作将是中性的，因为财政部将失去法国银行上缴的股息。然而，在法律和金融层面，这被视为违约，这意味着贷款人要求的风险溢价将出现爆炸式增长。这种对欧盟条约的正面违背以及与欧盟所有合作伙伴的公开冲突，将引发一场剧烈的欧元危机，并导致事实上（即便在法律上尚未实现）的“脱欧”（Frexit）。这将导致对欧元以及法国金融信用评级的信心崩溃，进而导致国内生产总值（PIB）和购买力下降；如果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MI）、欧盟和欧洲央行（BCE）协商实施重组计划，跌幅预计在20 %左右；如果法国退出欧元区，跌幅则在40 %左右。

新一轮金融冲击将是毁灭性的，并将引发一场长期的全球衰退，因为所有的防范机制已被解除，发达国家内部已不再有金融操作空间。各国政府债台高筑，中央银行已经持有发达国家30 %的债务。全球贸易和支付体系已被保护主义以及各国对投资和资本流动的管控所碎片化和瓦解。从G7到G20的合作机制，以及多边机构和规则，均已被拆除并陷入无能状态。

面对特朗普政府挑衅性的行为，欧洲和法国应当做出负责任的选择，通过解决其根本问题，而非诉诸于利率或债务的权宜之计或操纵手段，因为后者只会加剧其本应治疗的病症。

对于欧洲而言，这意味着必须打破由欧盟领导人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和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所延续的对特朗普政府的顺从，坚决选择大陆的战略自主。可以借鉴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的做法，他刚刚拒绝了一项不平等（leonine）的贸易协定提议，并针对唐纳德·特朗普决定的新一轮任意加税采取了20 milliards de dollars规模的反制措施。对于法国而言，这意味着应将2027年总统大选服务于国家的内部重建，因为我国的竞争力、安全和主权如今取决于国家的去杠杆化，即取决于公共支出的削减。

在一个所有人都在用 AI 写作的世界里，将不再有人愿意阅读

萨缪尔·菲图西

在这个开学季，我们的专栏作家将讽刺风格转为分析风格。在他周一的第一篇严肃文章中，他探讨了人工智能对写作和阅读的影响，并剖析了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微妙的契约关系。

《华尔街日报》最近因发表了一篇由人工智能完全撰写的亿万富翁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的评论文章而受到批评。令人震惊的是，相关方对此毫无尴尬之感。“我当然使用了人工智能，”当事人回答道，他表示这样写作的理由“与使用计算器相同”。而该报社则认为没有违反任何规则，因为人工智能是“现代生活的一个事实”。这是未来世界的预演吗？

在亚马逊上，现在每五本小说中就有一本包含超过 25 % 由人工智能撰写的行文。而在社交网络上，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数量激增且大受欢迎。这些文本很难与人类撰写的文本区分开来——而且未来将变得更加难以区分。我们可能已经低估了我们所阅读的无作者文本的数量，就像我们低估整形手术的普及程度一样：如果手术成功，它就不会被察觉。在经历了数千年基于文字的文明之后，这或许预示着阅读和写作的消亡。

首先是写作。到了明天，如果一个人不仅知道通过让人工智能工作五分钟就能获得同样好（甚至更好）的结果（他的竞争“作者”们绝不会放弃这种做法），而且无论如何都会被怀疑是复制粘贴了人工智能，那么谁还会花几个小时在一段文字上？想象一下，如果实验室合成钻石在销售时与天然钻石无法区分（不再有真实性证书或溯源证明），两种钻石将以同样的价格出售：谁还会花费数百万美元去开采钻石？此外，还包括“手工”作者的沮丧，在高质量内容近乎无限增加（降低了读者偶然发现其文本的概率）和人工智能嫌疑（降低了读者的阅读欲望）的共同影响下，他们将难以找到受众。然而，写作是为了被阅读。在一段时间内，那些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就证明了自己写作能力的作者将保留他们的读者，读者会将他们视为避风港。但对于青少年来说，成为作家的职业前景或许已永远关闭。

最乐观的技术主义者认为，用能产生更好文本的人工智能取代人类作家是个好消息。毕竟，人们不会为被印刷术导致失业的抄写员而哭泣。且不论认知方面的影响（人们是通过写作来学习推理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在这个不再有人写作的世界里，人们还会想阅读吗？如果人工智能文本如今在社交网络上如此成功，也许是因为它们受益于每个人默认赋予文本的“人性推定”，但这种推定正在瓦解。技术乐观主义者回答说，对于读者而言，唯一重要的是文本的质量。他们认为，我们并不在意一张桌子是否由机器人制造，文本也同样如此。但如果存在一条通用规则，即我们只在意结果的质量，那么未来将不那么光明：当机器在所有方面都超越我们时，没有任何人类能为另一个人类提供价值。幸运的是，这条规则并不存在。否则，如何解释《蒙娜丽莎》的一个完美复制品仅值原作的一小部分？或者，为什么一个男人读到妻子亲笔写的情书时，比读到同一封由 ChatGPT 生成的情书时更加感动？文本属于那些“来源至关重要”的事物之一。原因有三。

首先，阅读需要时间。因此，人们必须根据可获得的信号来选择阅读内容。而一个人花时间写作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表明他所传递的信息在他看来具有价值（否则，他不会花时间去写）。相反，那些使用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人可以发布任何内容，他们不再有义务筛选出对自己而言最重要的信息。面对由人工智能撰写的文字，没有任何保证能让我们确信有人认为这些文字很重要（甚至不能保证有人读过它们！）。签署者与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隐含的道德契约；如果作者创作文本所付出的努力少于读者阅读它所需要的努力，那么这种契约就被打破了。

其次，人类是社会动物：我们阅读（也是）为了与另一个心灵接触。语言的功能之一就是让自己的心理状态能被他人感知。我们在语言中寻求的不仅仅是有趣的词语序列。然而，由机器生成的文本（即使经过精心引导）永远无法完全反映签署者的真实意图：在意图与结果之间，隔着一个概率机器人，它以自己的方式补全隐含意义，增加或删减某种细微差别或强调效果。在作者的心灵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一种噪音。

第三，作者的角色并不是向读者提供那些读者通过 ChatGPT 在几秒钟内就能独立获得的内容。

这是一个希望的迹象吗？Anthropic 刚刚宣布，其人工智能模型很快将包含水印。生成的文字将根据一个伪随机密钥进行标记，从而能够判定内容是否出自该模型。如果文字的来源变得可辨识，读者将能够继续优先选择人类创作的文本，这将保护写作的动力。

价格上限：道达尔能源首席执行官发出警告

帕特里克·普亚内（Patrick Pouyanné）警告称：如果道达尔能源（TotalEnergies）的“超额利润”再次被征税，该集团将不再延续能源价格上限政策。周六，这位集团首席执行官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France Inter）、法国电视台（France Télévisions）和《世界报》（Le Monde）采访时，向政界发出了明确警告。他表示：“如果实施征税，我们将从中吸取教训，且再也不会有能源价格上限。”目前，道达尔能源将其法国加油站的燃料价格维持在上限之下，汽油为 1,99 欧元，柴油为 2,25 欧元。他断言：“我们是全球唯一这样做的一家石油公司，是的，只要与伊朗的冲突持续，我就会继续这样做。”

据他称，这一措施已使集团损失了“250 和 3 亿”欧元，但同时也使其市场份额增长了约三个百分点。这位领导人还批评了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和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所主张的经济方向，认为他们的计划“令人担忧”且带有某种“国家主义色彩”。更广泛地说，他感叹“整个政界缺乏勇气”，并呼吁法国“重新开始生产和工作”。

在被问及今年夏季的五次热浪事件时，帕特里克·普亚内承认“气候失调已经到来”，并且“我们必须适应”，同时为道达尔能源的能源转型战略进行辩护。

艾玛·孔弗雷尔（EMMA CONFRÈRE）

债务：惠誉评级维持法国主权信用评级

法国松了一口气。美国评级机构惠誉（Fitch）周五晚间维持法国公共债务评级为 A+。另一个积极信号是：惠誉将其评级展望定为“稳定”，这意味着尽管公共赤字预估较高，但其在短期或中期内不打算下调评级。在评级机构的术语中，这个等级始终代表高信用质量。换句话说，法国目前仍然完全具备偿债能力。

惠誉在公报中指出，法国拥有“规模庞大且多元化的经济”、“稳健的银行业”以及“多元化的投资者基础”，尽管其受到“高额且不断增加的债务、使预算整顿变得困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以及较低的增长潜力”的影响。

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Roland Lescure）回应称：“政府仍全力以赴地控制公共赤字和债务。”此次评级发布距离总统大选前政府最后一份预算案的提交仅剩几周时间。惠誉认为，该国“持续的政治碎片化”以及议会缺乏多数席位，“构成了评级的一大弱点，因为它降低了当局实施可持续预算调整的能力，并限制了政策的可预见性”。

在 3 月初的最后一次更新中，该评级机构预计 2026 年公共赤字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9%——这一数字接近政府的目标（5%）。但周五，惠誉表现得更为悲观，预计 2026, 5,5% 在 2027 年，以及 5,2% 在 2026 年，5,5% 在 2027 年，5,2% 在 2028 年。

（含法新社 AFP 报道）

法国企业电子发票结算的大转型

科琳·卡约 (Corinne Caillaud)

这项复杂的工程 旨在实现 流程现代化，但 也引发了不满。

在过去几年中被多次推迟后，涉及约 1100 万家法国实体的企业间电子发票结算将于 9 月 1 日正式生效。在第一阶段，公司必须能够通过国家认可的 148 个平台（PA）之一接收数字格式的发票，并由这些平台确保自动化处理。从本周二起，中型企业（ETI）和大企业还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开具发票，而这一义务将从 2027 年 9 月 1 日起才适用于极小型企业（TPE）和小型企业（PME）。

虽然一些大型集团并未等到截止日期就采取行动，但其他企业则在拖延，寄希望于这项复杂工程能再次推迟，而法国实际上已为此筹备了十年。国家注册会计师委员会（Cnoec）主席达米安·沙里埃（Damien Charrier）提醒道：“南美、亚洲和非洲的 60 多个国家已经采用了企业间电子发票结算。在欧洲，意大利自 2019 年起，比利时自去年 1 月 1 日起已实施。”这一趋势属于经济交易数字化演进的自然过程。

随着 9 月 1 日的生效，法国领先于欧盟的 Vida 指令，该指令计划从 2030 年起对所有成员国实施增值税（TVA）改革。法国财政部（Bercy）强调，提前实施的目标是为了简化企业流程，实现交易的现代化与安全化，并加强打击增值税欺诈。

然而，这一信息并非总能被良好接收。在经历了今年夏天的税务部门被黑客攻击事件后，企业担心数据安全将面临新风险。对于个体创业者联盟（UAE）而言，那些认为自己被强加了新成本的独立从业者并不理解这项改革。尽管某些提供基础服务的平台是免费的，但其主席弗朗索瓦·于雷尔（François Hurel）警告称：“目前，在引导宣传方面存在严重缺失。”

一些小型机构（其中部分没有发票软件）也感到迷茫。达米安·沙里埃保证道：“对于那些仍在使用纸质发票的极小型企业或小型企业来说，这肯定会很困难，但它们还有一年的时间来准备以正确格式开具发票。”由于认可平台数量过多，许多企业负责人将选择权交给了他们的注册会计师。Cnoec 对其中 47 个平台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平台满足特定需求，例如建筑业，其发票必须包含特定字段（尤其是质保金扣除），而这些字段并不适用于所有行业。

在伊夫林省经营一家拥有 10 名员工的锁匠金属加工公司的尼古拉斯·若利韦尔（Nicolas Jolivel）便将决定权完全交给了他的注册会计师。在与认可平台签署合同后，后者将其公司登记在由公共财政总局（DGFiP）管理的名录中，该名录记录了电子发票投递所需的信息。尼古拉斯·若利韦尔选择的方案“花费不多”，但他认为这种新的操作方式将迫使他进行额外的操作。“接收发票可能很简单，但发送发票则是另一回事。有些客户要求我们以一个名称开具报价单，我们理所当然地以该名称开具发票。但经常出现的情况是

1100 万

受电子开票转型影响的法国企业数量

58%

截至8月底，选择国家认可的148个平台之一的企业比例

他们要求我们将发票名称更改为公司名称。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增值税率并不相同。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具发票，而现在一旦文件发出，这将不再可能”，他指出。

另一位企业家表示自己陷入了一场不知如何脱身的混乱之中。尽管他已委托其注册会计师负责将其登记在某个平台上，但他的银行在未通知他的情况下擅自行使了这一权力。结果，这种重复登记导致他无法进入相关程序以履行其合规义务。尽管开端艰难，但他坚信“最终，电子开票将使事情变得更简单”。

雇佣35人的Icare Énergie公司总经理格雷戈里·布蒂利耶（Grégory Boutillier）则在全力以赴地进行合规调整。自今年年初以来，他同时与一家新的会计师事务所和一套新的会计软件合作。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些变动占据了其会计部门三名员工的所有精力。“我们使用一套特殊的开票软件，其中整合了能源节约证书（CEE）。也就是说，我们会开具两张发票。一张发送给客户，另一张发送给资助节能项目的能源供应商。我的三名协作人员正在接受电子开票培训，但在原本一切运行顺畅的情况下，这增加了复杂性和额外的压力”，他遗憾地表示。由于Icare Énergie自行开发软件以帮助客户进行建筑技术管理，格雷戈里·布蒂利耶指出，“我们喜欢端到端地掌控整个信息化链条”，并表示对电子开票带来的“计算机安全感到担忧”。

其他持有此类担忧的负责人则倾向于在采取行动前观察转型如何进行，尤其是政府已宣布，2026. 年不会对滞后者采取任何处罚措施。截至8月底，58 %的企业已选择平台。这一比例与我们的比利时邻国相差不大，后者已于今年1月1日转向电子开票，且截至 2025, 12月31 日，其在平台上注册的企业比例为65 %。

从周二起，除了接收数字化发票的能力外，中型企业（ETI）和大型企业还必须具备开具此类发票的能力。

数据安全风险引发强烈担忧

Emma Confrère

在电子发票制度生效前几天，袭击法国公共财政总局（DGFiP）的网络攻击引发了企业界和政界的担忧。税务局局长阿梅莉·韦尔迪耶（Amélie Verdier）称此次事件“严重”，这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数据安全的质疑。以至于部分当选官员因担心再次发生泄密，呼吁推迟该项改革的实施。

戛纳市长、2027年总统大选竞争者大卫·利斯纳德（David Lisnard）认为国家“不可靠”，并呼吁暂停强制推行电子发票的规定。欧洲议会议员萨拉·克纳福（Sarah Knafo）同样要求“立即暂停”该项改革，而独立派参议员文森特·卢奥（Vincent Louault）则认为“国家没有能力保护我们的敏感数据”。这些担忧是否有根据？

回顾此前情况，税务部门在14 août确认了两起分别发生在6月底和7月底的入侵事件，导致678 000名个人及专业人士的数据被盗，以及地籍文件中200 000个账户的数据被盗。然而，在技术层面，此次网络攻击与电子发票改革之间的关联性仍存在争议。

与某些批评观点所暗示的不同，发票将不会存储在由DGFiP管理的庞大数据库中。它们将在企业选择的获准私有平台（PA）之间直接流转，而税务部门仅接收部分数据，即增值税（TVA）审计所需的数据。

“如果你有公司A和公司B，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平台。其中一家会将发票发送给客户，并将部分要素的副本发送给国家，”公共账目部长大卫·阿米埃尔（David Amiel）的办公室总结道。该办公室强调：“我们不会寻求比目前已提供的信息更多的信息。”传输的数据（如供应商和客户的身份、不含税金额或适用的增值税）是税务部门目前已经可以获取的信息。

此外，国家已经放弃了最初计划建立一个所有发票都必须通过的统一门户网站。这一选择恰恰是为了避免将所有流量集中在同一地点。对于咨询公司mc2i的高级合伙人海伦·布里塞（Hélène Brisset）而言，拥有148个平台而非单一平台的系统“更具韧性”。这些私有运营商必须遵守极其严格的安全要求：ISO 27 001认证，hébergement des données dans l'Union européenne, authentification à deux facteurs, audits réguliers et recours à un hébergeur certifié SecNumCloud - 一项由Anssi定义的资质，保证了欧洲云端最高级别的数据保护。

“ISO 27 001标准将认证一种面对安全的持续改进方法：评估风险并采取措施，”mc2i网络安全产品总监朱利安·格里莫（Julien Grimault）详细解释道。因此，该机制并非从零开始。他解释说，“在获准平台之间建立的通道已经过测试”，并且符合“极高的安全要求”。存储的数据尤其是经过加密的：“即使在发生渗透的情况下，数据在当前状态下也无法被利用。”访问权限还必须进行隔离，以确保用户无法查阅全部信息。

“真正的关键在于人为因素以及会计和财务部门的警觉性”

朱利安·格里莫（Julien Grimault） mc2i 网络安全产品总监

大卫·阿米尔（David Amiel）的事务所保证，“对获批平台强制执行的安全标准是欧洲最高的”。在获批期间，计划由第三方执行并由法国国家网络安全局（Anssi）监督的审计将全程开展。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被黑客攻击的风险依然存在。“真正的关键在于人为因素以及会计和财务部门的警觉性，”朱利安·格里莫警告道。企业可能会面临伪装成获批平台的虚假平台、网络钓鱼（phishing）攻击，或要求支付罚款的虚假信息。

此外，法国财政部（Bercy）保证，所采用的电子开票公共架构不会重复近期网络攻击中出现的弱点。具体而言，内部访问将必须经过强身份验证，查询记录将被追踪，且限制大规模数据的提取。与该部门的会议已定于 9 月 3 日举行，以验证平台在生产环境中的运行情况是否正常。

对于海伦·布里塞（Hélène Brisset）而言，企业的风险因此仍然是“极小的，且与它们现有的操作保持一致”。这位专家指出，“新机制理应更加及时更新”，同时强调法国公共财务总局（DGFiP）的软件必须持续更新，以防止恶意入侵。目前尚待观察平台、行政部门和企业能否长期维持这一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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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特朗普宣布的这项新“历史性协议”允许美国优先获取委内瑞拉庞大的石油储备。（此处为 2026 年 5 月委内瑞拉的普塔卡登炼油厂。）GABY ORAA / 路透社

在委内瑞拉，石油协议动摇经济基石

佛罗伦萨·加布里埃尔·托马西（Florence Gabrielle Tomasi）发自加拉加斯

临时政府向美国出让了超过五分之一石油储备的百年特许经营权。

“这就是我们为了让恶魔的首级被端到面前而付出的代价”：在加拉加斯查考区（Chacao）自己的机械零件摊位前，56岁的兰格尔·查佩林（Rangel Chapellin）正用抹布擦拭店面上的油烟——那是首都中心地带陈旧的柴油车排放出的油腻烟灰。他感叹道：“查韦斯主义就像这些灰尘：得把所有发动机都换掉才能摆脱它。”

在2026年1月3日美国执行的突击行动将尼古拉斯·马杜罗抓获并移交给纽约的一家联邦法院八个月后，这位商人掩饰不住心中的苦涩：“他们宁愿把国家卖给美国佬（gringos）3代人之久，也不愿简单地交出权力。”

唐纳德·特朗普周五晚上发表的声明旨在展现其掌控力：一项“历史性协议”将赋予美国直接且优先进入17个主要油田的权限。这意味着650亿桶原油，即该国3030亿桶总储备（全球第一）的21 %以上，将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被划归给一家新合资企业。华盛顿将确保获得实际产量的55 %且按“成本价”计算，这些原油将优先用于重建其紧急战略储备并供应其军事机器。

对于白宫而言，眼下的关键是平息国内汽油价格上涨引发的火势，因为与伊朗的战争瘫痪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目前，海湾航线上每天缺失2000万桶原油，而委内瑞拉勉强只能生产100万桶。

面对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等传统巨头的拒绝（其首席执行官近期仍认为该国“不具备投资价值”），美国政府转向了“野猫客”（wildcatters）——即那些更倾向于冒险的小型独立运营商和替代基金。为了在白宫与米拉弗洛雷斯宫之间牵线搭桥，美国选择了一个人：亚历杭德罗·贝坦库尔（Alejandro Betancourt）。

现年46岁的贝坦库尔是一位精通多种语言、在委内瑞拉家喻户晓的社交名流，他是社会主义革命精英的典型代表。作为委内瑞拉前总统的曾曾孙，亚历杭德罗·贝坦库尔在波士顿的萨福克大学（Suffolk University）学习经济学，在那里他接受了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规则的训练，随后在牛津大学获得MBA学位以完善其学业。他的财富积累速度惊人：在不到30岁时，凭借着崭新的美国学位 [...OMITTED...]

“我们委内瑞拉人，从小就闻着石油长大。从小就能通过气味分辨出优质柴油和劣质柴油。这种黑金流淌在我们的血管里，它属于我们！”一名加拉加斯加油站员工如是说。

虽然揣着名校文凭，但完全没有任何工业经验，他与儿时好友共同创立了 Derwick Associates 公司。根据美国联邦调查，这是一家在巴拿马注册的空壳公司，既没有工厂也没有工人。当一场干旱导致委内瑞拉陷入大停电时，雨果·查韦斯宣布进入电力紧急状态，暂停了招标程序和议会监督。缺口由此打开：Derwick 开始在密苏里州购买涡轮机（通常是二手货），然后以 100 % 到 300 % 的毛利率将其转售给委内瑞拉政府。2009, 年底，该公司在 14 个月内拿下了 11 份公共巨额合同，金额超过 20 亿美元。

在委内瑞拉人继续忍受大规模停电的同时，这笔巨款经由安道尔和瑞士的银行转移，用于资助其在欧洲的高端生活：伦敦梅费尔区的一栋私人豪宅、收购眼镜品牌 Hawkers，以及购入托莱多附近的埃尔阿拉明（El Alamin）中世纪庄园。

当美国联邦法院启动反洗钱行动时，贝坦库尔凭借加拉加斯迅速结案的卷宗以及在海外设立的复杂离岸公司架构，巧妙地避开了定罪。2019, 年，他聘请了唐纳德·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前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由其直接前往华盛顿的司法部为其案件辩护。

贝坦库尔通过领导 Nabep（北美蓝色能源伙伴公司）强势回归石油领域，该公司目前在马拉开波湖和奥里诺科河周边每天开采 200 000 桶原油。贝坦库尔已成为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青睐的中间人。

“这项协议是一个短期的虚构预测，”反对派顾问、工程师兼分析师大卫·莫兰（David Moran）解释道，“生产工具已被 20 年的衰败摧毁。为了清理数万公里被腐蚀的输油管道、更换压缩机并处理像沥青一样粘稠的特重原油，未来十年至少需要投入 1000 亿美元。”

在实地操作层面，安全问题也是一大障碍：产出重油的广阔奥里诺科地带依然是一个不稳定区域，面对当地武装派系，国家政府无法实现完全控制。

除了技术问题，该合同还直接冲击了国家的政治人类学。石油被宪法定为不可转让的资产，一直是委内瑞拉经济和公民自豪感的基石。它从未被视为简单的商品，而是一项出生权利。“我们委内瑞拉人，从小就闻着石油长大。从小就能通过气味分辨出优质柴油和劣质柴油。这种黑金流淌在我们的血管里，它属于我们！”一名在加拉加斯加油站接受采访的员工强调道。

这项“交易”是在没有国际招标、闭门进行且未经选举咨询的情况下，在非上市私人运营商的掩护下达成的。目前，对于临时政府承诺的 2090 亿美元税收收入，该交易尚未提供任何独立监管的保证。

“这份合同是反共和的，”大卫·莫兰痛斥道，“任何缺乏授权的过渡行政机构，都没有宪法合法性将国家遗产出卖一个世纪之久。”

反对派领导人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Maria Corina Machado）在谈判中缺席，她在流亡期间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此次更明显地标志着她与华盛顿之间“蜜月期”的结束：“任何在没有人民授权且违反宪法的情况下签署的协议都是无效的。”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重申了她“确保投票结果得到尊重”的决心，并预警称，这份百年租约在民主回归后将无法幸存。

Syensqo 提供的复合材料主要用于航空航天领域，可见于飞机或运载火箭中。“在这个领域以及国防领域，我们占据着非常稳固的地位，”迈克·拉多西奇（Mike Radossich）欣慰地表示。空中客车（Airbus）、波音（Boeing）和中国商飞（Comac）均是这家化学公司的主要客户，这为 Syensqo 开启了广阔的前景。他强调：“波音和空中客车的订单量已延伸至十年之后。他们必须继续投资。”在国防领域，Syensqo 的化学产品被用于装备美国 F-35 战机等，而其聚合物则应用于汽车或数据中心电缆的涂层，后者是一个重要的增长源。

其复合材料甚至出现在一级方程式（F1）赛车中。他指出：“这并非我们的优先方向，但在 F1 中，测试新材料的速度比在航空航天或国防这些非常保守的领域要快得多。F1 追求轻量化和高性能。但通常，这些创新最终会应用于飞机。”

如果 Syensqo 通过出售其“性能与护理”（Performance and Care）部门而削减掉三分之一的营业额，是否面临成为一个小规模参与者的风险？“我们通过收缩来实现增长，”迈克·拉多西奇解释道，“我们将实现有机增长，但同时也在积极研究收购机会”。

UN AUTRE REGARD（另一种视角）

安妮·德·吉涅（ANNE DE GUIGNÉ）

LIBRES ÉCHANGES（自由交流）

孤独：是 Gafam 的盟友，还是 LFI 的盟友？

在法国，有伴侣的人已成为少数。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提供的最新国家“社会画像”，从 1990 年到 2022 年，单人家庭的比例从 27% 激增至 39%。与此同时，无论是否有孩子，有伴侣的家庭比例则从 60% 下降至 48%。其余部分由近几十年明显增加的单亲家庭以及合租房组成。不出所料，伴侣关系的减少伴随着孤独状况的爆发。高级官员保罗·克洛茨（Paul Klotz）在最近为让·若雷斯基金会（Fondation Jean Jaurès）撰写的一篇关于“孤独资本主义”的报告中写道：“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被迫孤独的程度从未如此之高。”根据其研究，2025 年有 11% 的法国人遭受客观孤独，24% 的人遭受主观孤独。

这位随笔作家进一步指出，孤独不再仅仅是当代生活和数字化封闭机制带来的悲惨副作用。它也成为了某些数字平台的经济资源，这些平台乐于向疲惫的灵魂提供人工智能对话伙伴。塞尔维亚裔美国经济学家、曾长期担任世界银行支柱人物的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在其最新的随笔 (1) 中给出了相当接近的诊断。这位教授幽默地谈到了他在纽约餐厅独自度过的无数夜晚，以及更广泛的单身率上升现象。他提出：“孤独既成了我们的偏好，也是对一个由竞争、商品化和更高收入构成的世界的回应。”

根据米拉诺维奇的观点，私人活动的收入化推动了人们的自我退缩。“我们的死资本——我们的业余时间和住房——正在转化为可货币化的资源：我们可以驾驶自己的汽车以获取利润，或出租公寓以补贴家用。独处为这种不间断的商品化提供了一个反衬。人不需要与自己进行社交网络构建，”他写道。他总结道：“富裕国家不仅人口增长率较低，而且一个国家越繁荣，其家庭规模就越小。逻辑上的终点将是一个每个家庭仅有一人的世界。”法国已经在通往这一现实的道路上。

米拉诺维奇似乎很享受他在纽约那些没有对面客人的晚餐。这些时光让他有机会观察邻桌并思考当代生活的驱动力。然而，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还是更倾向于两人共餐。根据《20分钟》（20 minutes）和 OpinionWay 在 2026 年 2 月发布的 #MoiJeune 调查，对于 18-30 岁的人群，伴侣关系仍然是 80% 人的生活理想。那些缺乏政纲的爱丽舍宫候选人们或许可以抓住这一愿望，思考促进这一目标的最佳杠杆。尤其是这项任务并不简单：它需要通过振兴作为所有集体生活基础的公民社会来实现。

“孤独既成了我们的偏好，也是对一个由竞争、商品化和更高收入构成的世界的回应。” —— 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经济学家

遗憾的是，总统竞选在这一方向上并未真正启动。不屈法国党（LFI）议员克莱门斯·盖特（Clémence Guetté）的论著《为了一个友谊政治》（Pour une politique de l'amitié，La Découverte出版社）甚至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立场，建议赋予朋友此前主要仅限于配偶的权利：如育儿假或丧假、职业调动假等。“人际关系被贬低并被推向私人领域，因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它们不能产生财富。我们阵营必须抓住‘友谊’来促进集体纽带。乍一看可能不像，但友谊是一个极具颠覆性且始终具有革命性的议题，”这位当选议员在接受《解放报》（Libération）采访时解释道。

将友谊视为对抗资本主义、家庭、生育率——简而言之，对抗右翼——的基石……我们见过更微妙的修辞！有些人觉得与朋友的关系比与家人更亲近，他们有权这样做。但为何要寻求将这些纽带形式化？新的假期和财政补贴能否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一股巨大的同情浪潮？如果参考布兰科·米拉诺维奇关于“孤独是逃避世界商品化之手段”的论点，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市场与国家联手扼杀了公民社会，让个体在面对其权利和收入时陷入孤立。■ (1) 布兰科·米拉诺维奇，《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不平等史》，Le Cherche midi，2026年。

F » 另见第 18 页

让-皮埃尔·罗宾（JEAN-PIERRE ROBIN）

我们的跨境工作者为法国带来的资金是旅游业的两倍

像 35 岁的护士尤利西斯*一样，每天从上萨瓦省的安讷马斯前往日内瓦州立医院，每月领取 6 500 欧元的税前工资，真是令人羡慕。不下 10 000 名安讷马斯居民——占当地居民的四分之一，以及超过一半的就业人口——每天乘坐名为“莱芒快线”（Léman Express）的火车，在 23 分钟的行程后抵达日内瓦科纳万车站，该列车每 15 分钟一班。

这完全可以理解。在这座由刻板的加尔文建立的城市中，“工作能带来回报”。法定每周工作 42 小时，每月最低工资达到 4 390 瑞士法郎（税前 4 697 欧元，税后 3 757 欧元）。日内瓦是瑞士所有州中薪酬最高的城市，其法定最低工资也是全球最高的。

法国跨境工作者非常精明，他们每天跨越国境，获得在法国本土三倍以上的报酬，晚上则回到生活成本低一半的祖国。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指出，在勃艮第-弗朗什-孔泰大区在瑞士工作的 48 450 名跨境工作者的个人参考税务收入为 59 790 欧元，而该地区整体的平均水平约为 29 000 欧元。

随着瑞士自 2008 年起加入申根协议，以及欧元促进了欧盟内部人员的流动，法国人成为了欧洲最勤勉的通勤者。在二十年间，他们的数量翻了一番。由若斯潘政府于 1997 年创建、旨在统一一百多个公共和私人机构的跨境行动任务组（MOT）统计，目前这类“一日移民”的人数近 520 000 人。其中 236 408 人在瑞士工作，122 100 人在卢森堡，51 802 人在摩纳哥，50 280 人在德国，47 144 人在比利时，3 529 人在意大利。只有比利牛斯山脉阻碍了这种每日的迁徙，但仍有 6 599 名来自阿里埃日的居民在安道尔工作。

这种流动性不仅增加了跨境工作者的购买力，对于急需资金的法国对外账户来说，也是一份天赐的馈赠。2025 年，法国的货物贸易（包括军事贸易）贸易逆差达 694 亿欧元。

莱芒快线每天协助将近 10 000 名安讷马斯工作者运送到日内瓦科纳万车站。 ANDBZ / ABACA

法国银行上个月在外界普遍漠视的情况下公布了 2025 年国家对外国际收支平衡表，揭示了我们的跨境工作者以工资形式带回了约 390.89 亿欧元。反之，在法国工作的瑞士、德国或卢森堡等跨境工作者将其带回本国的资金仅为 22.05 亿欧元。法国本土对邻国几乎没有吸引力！

根据法国银行的数据，去年跨境工作者的人员流动带来了创纪录的 368.84 亿欧元正余额，几乎是旅游业余额的两倍。诚然，法国以全球第一旅游目的地（按访客人数而非收入计）而自豪，外国游客去年为我们带来了 774 亿欧元的收入。但法国人也是旅行爱好者，他们在国外的支出高达 574 亿欧元。因此，旅游业的正余额仅为 200 亿欧元，相对有限。

墙外的法国

尽管这种人员流动对跨境工作者本身以及我们的国民经济大有裨益，但其过程并非毫无波折。卢森堡和瑞士的薪酬水平比法国本土高出两到三倍，这一事实给 Unédic（法国失业保险基金）的账目带来了沉重压力。经过数年艰苦谈判，由欧盟主导的一项协议刚刚达成，规定跨境失业人员将由接收国负责承担费用。这将使法国失业保险基金每年增加约 8 亿欧元的收入。

另一个失衡现象是，尽管日内瓦公立医院 12 000 个雇员岗位中超过一半由法国跨境工作者担任，但“法国日内瓦地区”的市镇却面临着极其严重的护士短缺。此外，由于跨境工作者与“定居本地者”之间存在薪资差异，根据不平等观察站（Observatoire des inégalités）的数据，安讷马斯（Annemasse）已成为法国不平等程度第三高的市镇，仅次于讷伊-苏尔塞纳（Neuilly-sur-Seine）和巴黎。蒂翁维尔（Thionville）的情况亦然，该市 52 % 的劳动人口在卢森堡工作。

经济学家、前银行家让-佩雷勒瓦德（Jean Peyrelevade）用“墙外的法国”一词生动地描述了这些法国通勤者的现状：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在法国本土之外更容易获得成功。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在关于“2025 年法国跨国公司”的研究中，描绘了一幅令人震惊的法国全球经济帝国图景。6 800 家法国跨国公司（在法国境外至少拥有一家子公司）控制着 52 000 家海外子公司。这些公司在海外实现了其合并营业额的一半，并雇佣了 69.82亿人，其中三分之一从事工业生产。简而言之，法国工业在海外雇佣的人数超过了在本国领土上的雇佣人数。这些数字揭示了规模全球罕见的产业转移和去工业化现象。

这件事的积极一面是，根据法国银行的数据，我们的跨国公司在 2025, 汇回了 1233 亿欧元（股息），而设立在法国的外国企业仅从其投资中提取了 466 亿欧元。但人们不得不认同让-佩雷勒瓦德的观点：“当共和国总统本人在赞美我们领土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时，他在公然地欺骗法国人民……在欧洲，我们是最不吸引外国公司的国家；而反过来，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是将生产设备外包程度最高的国家。” ■ * 名字已做修改。

弗雷德里克·马泽拉：“创业精神已回归法国”

奥利维亚·德特罗亚 (Olivia Détroyat)

BlaBlaCar 创始人受邀参加 Le Figaro TV 的《创业精神》节目

LE FIGAROTV 法兰西岛大区

创业精神

弗雷德里克·马泽拉 (Frédéric Mazzella) 在二十年前创立了共享出行专家 BlaBlaCar（涵盖汽车、巴士或火车……），他是法国创业界的领军人物。他通过 France Digitale 积极致力于挖掘科技领域的潜力企业，并对法国企业的未来持有乐观且现实的看法。他认为：“我们找回了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丢失的创业精神，这种精神在 1950 或 1960 年代曾催生了像空中客车 (Airbus) 这样的大型项目，而这些项目构成了如今法国经济实力的基石。但在当时，这需要巨大的政治意愿，而如今我们尚未创造出足够多的大型项目。我认为需要重新思考宏伟计划，因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规模之大，要求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以获得足够的实力。”

尽管欧洲拥有众多优势——人才、受教育人口以及在新技术领域的强大能力——但在他看来，欧洲仍然缺乏协调。由于监管条例的持续差异以及融资困难，在欧洲发展一家企业似乎比在美国更复杂，因为美国拥有更有利于创新的文化。弗雷德里克·马泽拉指出：“直到今天，在 27 个国家启动一家企业，就像启动 27 家或接近 27 家企业一样。”他补充道：“即便如此，简化措施即将到来，这将有助于欧洲公司的出现，甚至使欧洲出现一个‘Gafam’（科技巨头）成为可能。如果我们有勇气为这类项目投入巨额资源，我们是有能力做到的”，他在此提及了法国的 AI 冠军企业 Mistral。

“最糟糕的是不稳定”

由于经济界自新冠疫情以来一直处于日益不确定的环境中，这位企业家认为企业领导者们已经准备就绪。他警告说：“我们能够在复杂环境中前行，但对我们来说最糟糕的是不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2027 年将是一个关键之年。”在他看来，当务之急不仅是增加经济措施，还要改变看待企业的视角。这位来自旺代省的人士强调：“必须传播一种亲企业的心态，因为正是我们的公司在创造足够的价值，以资助我们所有人受益的社会模式。这一点应该得到更多的认可。”

在人工智能 (IA) 浪潮冲击所有行业的背景下，这位领导者对这场正在进行的革命保持着“务实”的观察。他表示：“发令枪已响，既然无法停止，问题就在于如何管理并利用这场工业革命，这也许是自互联网以来最重要的一次革命。作为人类，这也迫使我们重新定义自己。” ■

在蒂姆·库克统治之后，约翰·特努斯能否重启苹果公司的梦想机器？

卢卡斯·梅迪亚维利亚 (Lucas Mediavilla)

这位加州集团的资深人士将于 9 月 1 日接掌这家全球最著名的科技集团。尽管拥有稳固的基础，但他仍面临诸多挑战。

对于前游泳冠军约翰·特努斯而言，这是一次迅速地投身深水区。这位 51 岁的候任首席执行官将于 9 月 1 日正式就任苹果公司之首，并在不到十天后，在库比蒂诺的史蒂夫·乔布斯剧院（Steve Jobs Theater）的讲台上迎来他的首次公开亮相，那里将举行这家加州集团传统的“主题演讲”（keynote）。如今，他将掌舵这家全球最著名的科技集团，其就任后的每一步都将被密切关注。他的前任蒂姆·库克在 2011. 年接任时，面临着沉重的背景压力。他的首次发布会就在史蒂夫·乔布斯去世的前一天举行……

蒂姆·库克接替的是一个近乎神话的人物。而约翰·特努斯则完全不同，他可以依托于一份令人钦佩的业绩记录，将其作为起跳台。在财务方面，苹果公司从未如此之强。尽管它显然没有像英伟达等加州同行那样充分受益于围绕人工智能的股市狂热，但其在华尔街的估值已达 45000 亿（万亿）美元。在今年的前九个月中，得益于 iPhone 17 的成功，其营业额较 2025 年增长了 16 %，达到 36400 亿（亿）美元。该公司的盈利能力依然极其强劲，营业利润增长 22%，达到 1224 亿（亿）美元。最后，公司资金充裕，可用现金接近 400 亿（亿）美元。

但昨日的成功并不预示明日的胜利。在科技领域剧烈波动的当下，尤其是随着 AI 革命的到来，这家加州集团必须调整步调以适应环境。“约翰·特努斯接手了

“新任掌门人必须转向更具野心的产品概念，例如智能眼镜或原生集成AI的设备”

Paolo Pescatore 分析师

行业专家、分析师 Paolo Pescatore 在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指出，约翰·特努斯接管的是一个依然异常稳健，但正进入一个要求更高阶段的苹果公司。“蒂姆·库克打造了一台极其强悍的机器，拥有强大的运营纪律和强有力的服务业务。新任首席执行官现在必须在保留这些优势的同时，证明下一波创新和增长动力将从何而来。”

没有什么比 9 月的“发布会”（keynote）更适合确立其地位了。据传闻，约翰·特努斯可能会宣布一项自 2007 年发布以来 iPhone 最大的形态改变，即一款折叠屏型号。对于这款仍占据集团总销售额一半以上、且依然是进入其产品和服务生态系统主要入口的产品来说，这种冒险绝非毫无风险。Paolo Pescatore 认为：“他们需要这款折叠屏 iPhone 来在高端市场创造一个新的阶梯，并激励客户消费更多，同时又不至于蚕食经典款 iPhone 的销量。”但他也提醒不要让人失望：“虚拟现实头显 Vision Pro 已经证明了：一项工程学上的壮举并不一定会转化为大规模的需求。”

与往常一样，苹果在折叠屏智能手机市场并非先行者。其主要竞争对手谷歌、三星、华为已经推出了多款型号，其中韩国集团凭借在该类形态上七年的经验，展现出明显的成熟度，并取得了真正的成功，尤其是其最新型号 Fold9。由于约翰·特努斯在担任首席执行官之前，是以产品工程负责人身份监督这款新机型的开发，因此人们对他期待更高。

这位苹果公司的资深员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后，于 2001 年加入这家加州巨头，他将职业生涯全部投入到开发该品牌各种迭代的音乐播放器、智能手机、电脑及其他耳机中。许多粉丝因此希望苹果能重新启动“梦想机器”，因为在过去的 15 年里，该集团经常以冷峻的实用主义和渐进式创新著称。“新任掌门人必须转向更具野心的产品概念，例如智能眼镜或原生集成 AI 的设备，”Paolo Pescatore 强调。

在职业生涯的巅峰期，约翰·特努斯还必须应对与其职位相匹配的风暴。首先要处理的挫折是消费电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内存芯片短缺。这迫使行业所有领导者寻找对策，通过极其严格地管理库存和组件储备，以避免成本激增。然而，涨幅如此之大，以至于在观望一段时间后，苹果公司在 6 月底决定大幅提高 iPad 和 Mac 的价格。据美国媒体报道，iPhone 应该也无法幸免于价格上涨，这一消息可能会在 9 月 9 日公布。

更换船长，也意味着更换船员。就此而言，与库比蒂诺历史上盛行的卓越稳定性相反，约翰·特努斯在管理团队深度更新的背景下接掌权力，这种情况在集团内部十五年来尚属首次。一批六十多岁的人员已经交棒，其中包括运营负责人、人工智能负责人、环境政策总监以及法律事务负责人。在组织架构的较低层级，产品部门或人工智能部门的一些人物在近几个月也相继离职。“对于约翰·特努斯来说，这是一个让苹果公司为即将到来的新技术周期做好准备，并培养新一代管理人员的机会。他必须在不触动公司文化的前提下使组织现代化，”保罗·佩斯卡托雷（Paolo Pescatore）指出。简而言之，就是不能采取激进手段。

该集团巧妙地选择了平稳过渡。在某些事务上，首先是苹果公司必须每天处理全球性议题的公共事务，经验是无可替代的。因此，蒂姆·库克保留了执行主席的职位，以处理这类麻烦。直到七月初，他还在布鲁塞尔通过视频会议与欧盟执行机构讨论令苹果公司如此头疼的《数字市场法案》。美国司法部（DoJ）针对 iPhone 的反垄断程序、与白宫那位难以捉摸的住客的关系，以及与中国（该公司正试图缩减其生产规模）的关系……外交官蒂姆·库克在未来几个月仍需卷起袖子亲自操劳。

“对于约翰·特努斯来说，这是一个让苹果公司为即将到来的新技术周期做好准备，并培养新一代管理层的机会。他必须在不触动公司文化的前提下实现组织现代化。”——保罗·佩斯卡托雷（Paolo Pescatore）

对于约翰·特努斯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人工智能（AI）。面对该市场的爆发式增长，苹果公司意识到其竞争对手将这项技术视为打破智能手机霸权的一种手段。许多公司（首先是 Meta）将智能眼镜视为消费电子产品的下一个前沿。而 OpenAI 则在研发一种原生集成 AI 的设备，该公司认为该设备有潜力终结人们在屏幕上长时间刷屏的状态。虽然他们确实需要证明其论点的有效性，但这依然是笼罩在这家加州巨头之上的潜在威胁。

还有潜力严重冲击苹果的另一项摇钱树：应用商店 App Store。在不久的将来，用户只需在智能手机上发出一个简单的请求， 代理即可连续进行搜索并执行任务，而无需通过应用程序本身。对于苹果来说，这意味着其在商店内每笔交易抽取 30% 佣金的整个范式受到了威胁。诚然，如果是由苹果自己的 代理或智能助手 Siri 组织支付或服务访问，公司仍能继续获利。但没有任何保证它能继续强行征收如此高额的税费。

约翰·特努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后于 2001 年加入苹果公司（此处照片拍摄于 3 月，当时他担任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现年 51 岁，接任集团掌门之职。DAVID SWANSON / 路透社

此外，在被欧洲某些监管机构要求向竞争对手开放技术的同时，如果 代理的购买路径不经过苹果的 助手，苹果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完全失去佣金。尽管如此，保罗·佩斯卡托雷认为该公司并非毫无还手之力。“该集团依然以集成方式控制着设备、操作系统、芯片和服务，”他解释道。换句话说，即使在 领域，苹果在性能和隐私方面，依然能在其设备上提供最佳体验。

对于这家加州集团来说，目前尚未到危急时刻。简单观察竞争对手的产品便可见，还没有人成功找到那个能让生成式 或 代理在智能手机上大规模普及的所谓“杀手级应用”（killer app）。凭借其庞大的资源，该集团可以通过包括收购在内的手段，投入巨额资金来增强其在该领域的雄心。与此同时，它优先与比自己更成熟的参与者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提供一致的体验，例如去年 1 月与谷歌签署的协议，旨在提升已变得相当过时的 Siri。保罗·佩斯卡托雷强调：“苹果不需要通过简单地声称拥有最强大的语言模型来竞争。其目标是让 在用户已拥有的设备上真正变得有用。”在全球 25 亿件活跃产品（其中包含 15 亿部 iPhone）的支撑下，无论发生什么，这家美国公司都将是不可或缺的。现在就看约翰·特努斯如何将这种打击力转化为决定性优势，将竞争对手远远甩在苹果身后。

BRENDAN MCDERMID / 路透社

蒂姆·库克（此处在 7 月的太阳谷会议上位于约翰·特努斯左侧）保留苹果公司执行主席的职位。BRENDAN MCDERMID / 路透社

《红与黑》迎来清新之风

司汤达的这部小说曾多次被改编，此次将在法国 2 台（France 2）再次播出，由维克多·贝尔蒙多（Victor Belmondo）饰演于连·索雷尔。这是一种让该作品焕发青春的方式，其主题与我们的时代产生了共鸣。第 28 页和 29 页

昂古莱姆电影节：法国电影状态良好的风向标

奥利维尔·德尔克鲁瓦（Olivier Delcroix）

由弗兰克·杜博斯克（Franck Dubosc）担任评委会主席的第 19 届昂古莱姆电影活动，其成功程度正日益增长。

第 19 届昂古莱姆法语电影节（FFA）将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它是一次坚决植根于法国社会有时较为阴暗的现实的活动。

一场对娜塔莉·拜（Nathalie Baye）的感人致敬（该市于 20 年 8 月 20 日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广场）开启了一周密集的放映、会面和辩论，其基调定为多样性和高质量。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无疑是让-皮埃尔·若内（Jean-Pierre Jeunet）执导的《更换花瓶的水》（Changer l'eau des fleurs）的预映。这部改编自瓦莱丽·佩兰（Valérie Perrin）畅销书的“法式大篇幅图文小说”，被电影节联合创始人兼总代表多米尼克·贝斯纳尔（Dominique Besnehard）称为“电影节的轰动之作”。第 19 届的获奖名单再次反映了 FFA 捕捉法国电影大趋势和社会议题的能力。由弗兰克·杜博斯克主席领导的评委会将钻石瓦卢瓦奖（Valois de diamant）授予了古斯塔夫·克尔文（Gustave Kervern）的《好了，结束了》（Voilà, c'est fini）。这部在毛里求斯拍摄的长片风格慵懒且忧郁，讲述了苏珊娜·林登（Suzanne Lindon）与洛伊克·曼德雷（Loïc Mandere）之间一段令人沮丧的浪漫关系。

朱利安·加斯帕-奥利维里（Julien Gaspar-Oliveri）的《打击》（La Frappe）获得了双重奖项（导演奖以及授予迭戈·穆尔吉亚（Diego Murgia）的演员奖）。这部冲击力极强的正剧通过一名出狱父亲的回归以及他的两个孩子恩佐（Enzo）和卡拉（Carla）的对抗，探讨了家庭裂痕和一个被掩埋的恐怖秘密。哈利勒·谢尔蒂（Khalil Cherti）的《通往你的路》（Ce qui nous mène à toi）因其对一对面临不孕症及辅助生殖技术（PMA）历程的亲密叙述，获得了最佳剧本瓦卢瓦奖。女演员瓦卢瓦奖授予了莫妮亚·肖克里（Monia Chokri），她在热拉尔丁·纳卡什（Géraldine Nakache）执导的《如果你仔细想想》（Si tu penses bien）中饰演角色，该片描绘了一名丈夫对妻子的心理和宗教控制。观众瓦卢瓦奖授予了哈纳埃尔·埃尔·尤斯菲（Hanaël El Yousfi）的《亚伯拉罕的女儿们》（Les Filles d'Abraham），而音乐瓦卢瓦奖则授予了《刚果男孩》（Congo Boy）的拉菲基·法里亚拉（Rafiki Fariala）和利洛·莫雷亚莱（Lillo Morreale），充分证明了 FFA 依然与社会的各种问题和波动保持同步。

莱拉·贝赫蒂（Leïla Bekhti）和埃洛迪·巴塔德-戈蒂耶（Élodie Batard Gaultier）在让-皮埃尔·若内执导的《更换花瓶的水》中。

公众的热情

电影节还展示了法语电影制作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安托万·乔尔吉尼（Antoine Giorgini）的《王子们》（Les Princes）是一部轻快的喜剧，讲述了三个发现了一箱金路易币的泥瓦工，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关注。在更严肃的基调中，埃里克·巴比耶（Éric Barbier）执导、阿尔班·伊万诺夫（Alban Ivanov）主演的《公正的贾斯汀》（Justin le Juste），因其对一名在 1915 年被强征入法军的天真农民的动人刻画而受到关注。劳里安·埃斯卡夫雷（Lauriane Escaffre）和伊沃·穆勒（Yvo Muller）执导，夏洛特·甘斯布尔（Charlotte Gainsbourg）和塞西尔·德·弗朗斯（Cécile de France）主演的《玛丽-克莱尔事件》（L'Affaire Marie-Claire），则让人回想起吉赛尔·哈利米（Gisèle Halimi）为堕胎权而进行的斗争。

随着观众人数的增加（付费观众 70 000 人，去年为 65 000 人），昂古莱姆法语电影节已成为法国电影之夏不可或缺的盛会，既是法国创作的橱窗，也是其镜像。贝斯纳尔总结道：“法国电影状态非常好。方案的多样性证明了人们想要看到探讨生命、死亡且带有幽默感——但不是低俗幽默——的作品。”

塞琳·丰塔纳 (Céline Fontana)

乔治-马克·贝纳穆 (Georges-Marc Benamou) 为法国电视 2 台 (France 2) 将司汤达的小说改编成了剧集，由加埃尔·莫雷尔 (Gaël Morel) 执导，维克多·贝尔蒙多 (Victor Belmondo) 饰演于连·索雷尔 (Julien Sorel)。如何为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机构现代化一部文化遗产作品？以下是详细解析。

《红与黑》在电视荧幕上重焕生机

将文学经典及其作者的生平搬上小荧幕，并为其注入生命力、新鲜感、欲望与激情，是一门精妙的艺术。自《年轻伏尔泰的冒险》以来，乔治-马克·贝纳穆一直致力于此。在他最近的作品《鼠疫》之后，是《反叛者：年轻的乔治·桑的冒险》(2025)，这部作品尤其契合，因为这位女小说家的激情与扮演者 尼娜·德乌尔索 (Nine d'Urso) 的激情相结合，极具感染力。与法国电视 2 台其他较为学院派、甚至带有戏剧感的制作（如《萌芽》、《法国的财富》……）不同，他更倾向于一种自然主义形式。他的新挑战是：《红与黑》。“司汤达是19世纪作家中最具‘新浪潮’风格的，也是最不拘小节的，”这位为该频道担任剧集制片人和创作者的人开玩笑说，“巴尔扎克更拘谨，福楼拜则更克制。因此，不能太僵化，不能过于恭敬。我和我的共同编剧吉尔·托朗 (Gilles Taurand) 对这部 450 页的书进行了大量删减。照搬原著无法在荧幕上获得好的效果。”

作品的年轻化显然是通过演员的演绎来实现的。维克多·贝尔蒙多再次与《生存、死亡、重生》的导演加埃尔·莫雷尔合作，他以其优雅地诠释了于连·索雷尔——这个因其傲慢甚至自大而并非那么讨喜的英雄。“确实，为了达到目的，他愿意不择手段。我觉得他在这种追求中令人动容，这反映出一种与其卑微出身相关的缺陷，而人们总是不停地提醒他这一点，”这位演员透露道，“但他也如此阳光、冲动，是个伟大的爱情人！”加埃尔·莫雷尔补充道：“维克多拥有一种少年感，能让人立刻与角色产生共情。一个关于他的镜头就能省去一千场解释性或心理分析的戏。”

一种有机的方法

因为这是他导演手法中的关键。一种有机的、发自内心的处理方式。“我没有考虑过是否要‘除尘’（现代化改造），无论如何，剧本都是需要被赋予生命的素材。这是一部面向公共服务的文化遗产作品，而对我这个工人阶级之子来说，将其打造为一个大众化的对象是有意义的，”这位导演继续说道，“我喜欢司汤达写作中的实用主义和现代感。它有些干练，节奏很快。在给妹妹的信中，他总是说：‘给我写信不要草稿，要快马加鞭！’我热爱在拍摄现场捕捉瞬间的直觉。我注入了动感和轻盈感。”

我们记得在2025年9月，于巴黎郊区的尚叙马恩城堡（château de Champs-sur-Marne）拍摄时，曾目睹过这样的场景。例如，在拉莫尔侯爵夫人的卧室里，面对着担心母亲无法苏醒而焦虑的玛蒂尔德，她对朱利安·索雷尔喊道：“必须忘记我们度过的那个夜晚。你这个追求神职的人，难道没看到上帝在惩罚我们吗？你瞎了吗？如果她死了，那就是我们的错。”“玛蒂尔德，你为什么那样大喊大叫？”侯爵夫人突然起身问道，这一幕几乎带有一种喜剧色彩。

饰演拉莫尔夫人的罗曼·博林格（Romane Bohringer）证实了这一点：“每个人都带来了自己的个性，一点点奇思妙想。加埃尔希望事物不要被禁锢在那个时代或文本中。他注重身体的表达，注重肉欲感和生命力。他喜欢‘意外’。”饰演玛蒂尔德·德·拉莫尔的卡米耶·拉扎特（Camille Razat）强调了导演方法所允许的自发性：“加埃尔定义一个框架，我们知道当前的焦距是多少，然后他建议我们像自然状态下那样移动。”对话是现代且精准的，地道而不夸张。作者和导演倾向于精简与克制。“加埃尔坚持不要过于矫揉造作，他反复告诉我们：‘不要演，只要把话简单地说出来’，而这确实就足够了，因为语言和服装本身已经带来了一种严谨感，”卡米耶·拉扎特指出。

一个更少束缚的轮廓

然而，即使是首席服装设计师也致力于给角色赋予一个更现代的轮廓。“1830年是风格上的一个过渡期，”海伦娜·冈萨尔维斯（Helena Gonçalves）解释道，“我们离开了女性不需要束胸的帝国风格，进入了一个更张扬的时尚时代，有着极紧的束腰、大量的褶边和蝴蝶结……我们当代人的目光并不太习惯于此。因此，我尝试保留那个时代的体积感，比如袖子和衬裙，但在玛蒂尔德这个角色上加入了一些非常现代的元素。一种亚马逊女战士、假小伙的感觉，这在当时并不完全存在。”但在卡米耶看来，这完全是徒劳，因为她在拍摄现场一直与那件在拍摄过程中不停飘动褶边的衬裙作斗争！“我宁愿演一个农民，”这位女演员开玩笑说。

至于主题，它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共鸣并不缺乏：政治原教旨主义，以及掌控自己命运的强势女性……“年轻时，我把雷纳夫人仅仅看作一个虔诚的教徒，但实际上她要复杂得多，”饰演她的维吉妮·勒多延（Virginie Ledoyen）强调道。有时，为了

朱利安·索雷尔：一个经常被搬上荧幕的英雄

蒂埃里·克莱蒙特 (Thierry Clermont)

当司汤达在 1830 年出版仅用十个月写就的《红与黑》时，他刚刚被任命为特里斯特的领事。这是他的第二部小说，此前于 1827. 年出版了《阿曼斯》。在前一年，他的《罗马散步》获得了相当高的赞誉。他原名亨利·贝勒 (Henri Beyle)，出生于格勒诺布尔，是拿破仑战争和俄国撤退战的退伍军人，当时他 47 岁。他一直热爱轻盈与业余主义，热爱意大利歌剧和女高音歌唱家，并终其一生在追求各种形式的幸福。

作为 19 世纪欧洲文学的心理学与现实主义杰作，《红与黑》为巴尔扎克及其《人间喜剧》铺平了道路。这部剖析查理十世时期法国社会的社会纪事，在电影大银幕或电视小荧幕上经历了多次改编或转译。朱利安·格拉克 (Julien Gracq) 在 15 岁时便对这部小说产生热情，他曾说阅读此书提供了一次“平静、安详的智力与情感上的起义”。

其中最著名且最具影响力的一次改编是由克劳德·奥坦-拉拉 (Claude Autant-Lara) 于 1954 年执导的。在这次浪漫主义的解读中，观众跟随主人公从他在韦里耶尔的少年时代一直走到断头台前。这部时长三小时的长片由传奇演员热拉尔·菲利普 (Gérard Philipe) 主演，他赋予了朱利安·索雷尔及其“炽热灵魂”具体的面貌；而出色的丹妮尔·达里厄 (Danielle Darrieux) 则饰演他的初恋路易丝·德·雷纳尔。

这部灵感来自一起社会新闻的小说，在默片时代就曾被重新解读，即马里奥·邦纳德 (Mario Bonnard) 执导的《红与黑》(Il rosso e il nero, 1920)。1961 年，皮埃尔·卡迪纳尔 (Pierre Cardinal) 将其出色地改编为电视剧，由罗伯特·埃切韦里 (Robert Etcheverry) 饰演主角，米什琳·普雷斯尔 (Micheline Presle) 饰演雷纳尔夫人，年轻的玛丽·拉福雷 (Marie Laforêt) 饰演朱利安·索雷尔那令人心醉的情妇马蒂尔德·德·拉·莫尔。那是黄金时代，即 1960 和 1970, 年代，人们在小荧幕上看到许多宏大的剧集改编作品，如大仲马的《红屋骑士》(1963)、巴尔扎克、莫泊桑的《奥尔拉》，以及由伟大的马塞尔·布卢瓦尔 (Marcel Bluwal) 在 1972. 年重新演绎的雨果的《悲惨世界》。至于《红与黑》，它在 1997 年通过由让-丹尼尔·韦尔海格 (Jean-Daniel Verhaeghe) 执导的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两部分电视电影回归。意大利演员金·罗西·斯图尔特 (Kim Rossi Stuart) 与卡罗尔·布凯 (Carole Bouquet) 共同出演，饰演了一个极具心理深度的朱利安·索雷尔。朱迪思·戈德雷什 (Judith Godrèche) 在其中饰演马蒂尔德。

为少数受众而写

与此同时，苏联人在 1976 年给出了他们对这部小说的解读，由谢尔盖·格拉西莫夫 (Sergueï Guerassimov) 执导，改编成了一部宏大且雄心勃勃的五部分剧集。在 1990, 年代初，英国 BBC 推出了由本·博尔特 (Ben Bolt) 执导的四集迷你剧《绯红与黑色》(Scarlet and Black)，其风格较为自由。

司汤达曾自豪地表示，他为少数受众而写，唯一的野心就是吸引少数几个“幸运儿” (happy few)。他在年仅 25 岁时写的《论爱情》中宣称：“拥有很多读者并不在我的愿望之中，对我来说这无疑是非常幸运的。如果能让三十或四十个我永远不会见到、但我疯狂爱慕的巴黎人喜欢我，那将是我的甜蜜。”两个世纪后，在法国 2 台，有多少观众在观看维克多·贝尔蒙多 (Victor Belmondo) 和维吉妮·勒多延 (Virginie Ledoyen) 的演出呢？ ■

在皮埃尔·卡迪纳尔的改编版（1961）中，罗伯特·埃切韦里和玛丽·拉福雷分别饰演朱利安·索雷尔和马蒂尔德·德·拉·莫尔。在克劳德·奥坦-拉拉的改编版（1954）中，丹妮尔·达里厄饰演路易丝·德·雷纳尔，热拉尔·菲利普饰演司汤达笔下的英雄。JEAN CLAUDE PIERDET / INA VIA AFP; FRANCO LONDON FILMS / COLLECTION CHRISTOPHEL VIA AFP

宛如一场宏大的

安东尼·帕卢（Anthony Palou）

又是一部19世纪小说的改编作品？是的，而且这大概不会是最后一部。于是我们来到了韦里耶尔（Verrières），见到了朱利安·索雷尔（Julien Sorel），人们都知道他那悲剧性的命运：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在向他前任且美丽的爱人雷纳尔夫人开枪后，最终被劈成两半。这部由加埃尔·莫雷尔（Gaël Morel）执导，基于乔治-马克·贝纳穆（Georges-Marc Benamou）和吉尔·托朗（Gilles Taurand）精湛改编的四集剧集在法国电视台（France Télévisions）播出，其质感极佳。观众不会感到乏味，我们也不必去探究这次解读是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还是女性主义论调：我们将其视为一场宏大的社会新闻来观看，其中充满了反转、悬念、矛盾以及其主题的普适性。

从最初的画面开始，朱利安·索雷尔（维克多·贝尔蒙多饰）显得有些拘谨，但从他的外形中——棕色卷发，眼神温柔——散发出一种忧郁感。由于司汤达并未对他进行系统性的外貌描写，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关于这位英雄的形象。在韦里耶尔，年轻的朱利安为了逃离父亲的暴政和两个哥哥的愚蠢而在此落脚，他成为了市长雷纳尔先生（由帕特里克·蒂姆西特饰演，演技出色且性格粗鲁）孩子的家庭教师。他的妻子路易丝由维吉妮·勒多燕饰演。

朱利安将陷入她那冷峻魅力的吸引之中。他并非唯一一人：观众也会感到一阵战栗。冰冷的氛围在极具静谧之美的布景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现。不久，朱利安揭晓了他的真实本性。在腼腆之下，他的敏感，随后是投机钻营的一面，逐渐显露，再。

在蒙托邦，安格尔化身为时尚商人

维克多·贝尔蒙多（Victor Belmondo）和维吉妮·勒多延（Viriginie Ledoyen）分别饰演朱利安·索雷尔和路易丝·德·雷纳。

埃里克·比埃特里-里维埃尔（Éric Biétry-Rivierre）

尼古拉斯·韦尔特（NICOLAS VELTER）- 法国电视台（FRANCE TÉLÉVISIONS）- 世纪制作公司（SIÈCLE PRODUCTIONS）

其故乡的博物馆本季推出了一场绚丽的展览，探讨这位画家与时尚之间的关系。

那些过于受限的人，一旦释放，就会产生一种歇斯底里。我不希望她成为那个在婚外情中受苦、每天早晨都想死掉的小女人。相反，她依然渴望体验这一切。她不是局势的受害者，她也是发起者。」卡米尔·拉扎特（Camille Razat）补充道：「玛蒂尔德是解放的、独立的，她渴望自由，拒绝父母及其社交圈强加给她的婚姻，以便与朱利安·索雷尔共赴爱河。即便在今天，想要摆脱自己的阶级出身依然非常困难。」事实上，社会决定论和阶级跨越的问题依然是当代文学的核心，从爱德华·路易（Édouard Louis）到尼古拉斯·马修（Nicolas Mathieu），再到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皆是如此。

「安格尔先生热爱色彩，就像个时装女商一样。」波德莱尔的这句讽刺给这位蒙托邦人贴上了轻浮的标签。然而，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 1780-1867）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法国画派中无可争议的大师。诚然，这位诗人深切钦佩他的素描功底，但认为他的油画过于刻意；与德拉克罗瓦那些笔触奔放的画作截然相反。在蒙托邦（塔恩-加龙省），那座以他的名字以及另一位著名同乡——雕塑家安托万·布尔代尔（Antoine Bourdelle）命名的博物馆，保存着丰富的工作室馆藏（轮换展出4500幅素描）以及几件最重要的油画杰作，此次展览旨在反驳这种关于“肤浅”的指控。

馆长弗洛伦斯·维吉耶-杜泰尔（Florence Viguier-Dutheil）设计了一条极具说服力的精彩路线。共展出200件作品。其中油画或素描肖像的选择必然有限。例如，缺失了那幅著名的、穿着华丽羊绒裙的莫蒂西埃夫人像，该作留在伦敦的国家美术馆。而穿着山羊皮护腕、披着天鹅绒大披肩的里维埃尔小姐，则仅通过蕾迪·加加（Lady Gaga）在鲍勃·威尔逊（Bob Wilson）一段视频中的装扮，以及弗朗索瓦丝·佩特罗维奇（Françoise Pétrovitch）或埃里克·迪特曼（Erik Dietman）的一些当代演绎作品出现。这些素描作品作为补充，被放置在特意邀请观众打开的抽屉柜中。

因为油画尽可能地与其细节研究图和练习临摹作放在一起（例如达芬奇的《美丽的费罗尼埃》，其细腻程度足以媲美原作）。当然，这位学院派天才的所有作品都与服装、布料样本、各类珠宝以及其他奢侈配饰（如珍珠母贝扇或令人惊叹的男士假小腿袜）形成对话。最后，当时的报纸漫画和广告则构成了令人发笑的对比。19世纪上半叶那些关于克里诺林裙（裙撑裙）的狂热在其中被讽刺得体无完肤。

杂闻

狡黠、模仿者、伪君子。朱利安被卢梭、塔튀夫或拿破仑所吸引——这在复辟时期的法国相当不受待见——这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很快意识到，成功的途径在于女性。雷纳夫人将成为他社会地位攀升的第一级阶梯。然而，这位精通拉丁语的人并未算准所有的陷阱。

路易丝·德·雷纳与朱利安之间的诱惑戏码是这部迷你剧中最成功的片段之一。剧本给了女仆埃莉莎（佐伊·阿贾尼 饰）相当大的戏份，她刚刚继承了一笔遗产，渴望嫁给朱利安。正是通过她，丑闻才爆发，她也导致了朱利安前往神学院学习成为一名神父（黑衣人），在那段残酷的剧集中，人们可以感受到该修会的有害权力。

坠落将更为惨烈

在皮拉尔神父（Malik Zidi 饰）的庇护下，后者安排他前往巴黎，在拉·莫尔侯爵（Patrick Mille 饰）家中担任秘书：这是他晋升之路的第二步。剧集在此刻真正地展开。然而，当玛蒂尔德（Camille Razat 饰）告知这个投机者她怀了他的孩子时，其坠落将更为惨烈。愤怒的侯爵尽管如此还是同意了这场婚姻，并为他购买了一份中尉委任状（le Rouge）。随后突发变故：雷纳夫人根据其忏悔师的指示，给侯爵写了一封信。

接下来的情节众所周知：对路易丝·雷纳的两次枪击、逮捕、审判、执行死刑，以及玛蒂尔德埋葬她情人的断头之举。加埃尔·莫雷尔（Gaël Morel）完成了他的赌注，尽管人们对某些遗漏感到遗憾：一些司汤达研究者可能会对此嗤之以鼻，而其他人则会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因此，我们要赞赏这次布展所展现的卓越成就。尤其是那件来自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的克里诺林绸缎礼服。其浓郁的绿色是通过砷染料获得的，这种毒素活性极强，以至于负责将其安置在展柜中的人员必须佩戴手套。

在绘画方面，女性的幻想无疑在身着樱桃色礼服的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肖像画中达到了顶峰（原画为蓝色）。这种层叠的褶皱、垂坠感、波纹与光泽，无法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借展，但通过照片和素描得到了很好的呈现。这与男性服饰的肃穆形成了鲜明对比。长礼服、高顶礼帽、背心和马裤统一为黑色。例如著名的贝尔坦先生肖像（此处由英格res画派的路易-弗朗索瓦·卡巴内的一幅复制品，以及其主要准备习作呈现，在习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物……是站着的！）。弗洛伦斯·维吉耶-杜泰尔（Florence Viguier-Dutheil）总结道：“女性色彩越是绚烂，男性服装相对于18世纪中叶的鲜艳色调和华丽材质就越发阴暗。”在波德莱尔看来，这些绅士们仿佛处于“永恒的哀悼”之中。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身上许多优雅的细节（比如某个花花公子层叠穿着的背心），这一观察将极其精准。

但总的来说，性别界限非常明显。对比塞农夫人（南特美术馆的《蒙娜丽莎》）的珠宝数量、蕾丝的透明度以及天鹅绒的奢华，与弗朗索瓦·勒布朗素描肖像中那件厚重的卡里克大衣（带分层披肩的大衣）。唯有那幅《波拿巴，第一执政官》（le Bonaparte, Premier consul，此处为工作室复制品）以罂粟红为主调，点缀着金色与深绿色。

负责人详细解释道：“大师虽然将画作中某些细节（如家具）的润色交给工作室，但绝不会将服装的绘制委派出去。”因此，在服装上的细致程度与面部一样。这种对装饰、尤其是当时流行服饰的独特关注源自何处？源自一位做假发的祖父？更可能是源自一位微型画画家兼绘画教师的父亲。尤其是他的第一任妻子。玛德琳不仅拥有一张温柔的拉斐尔式面孔，她还是一位制帽师。她的账本揭示了这对夫妇许多日常生活细节，目前刚刚被整理完毕。

最私密的悸动

这种安格尔式创造力的另一个特点是：“无论是男爵夫人、公主还是国王，画家都需要通过描绘身体来研究衣服的垂坠感，”前帕莱加利埃博物馆（Palais Galliera）策展人兼联合策展人亚历山德拉·博斯克（Alexandra Bosc）解释道。证据就是那幅为布罗格利公主（princesse de Broglie）绘制的电蓝色克里诺林裙肖像的前期草图（同样留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画中的美人是裸体的！尽管这种关注并非出于色情目的，但馆长讲述道，“布罗格利家族的继承人们曾试图买回这幅令家族尴尬的画作”。在这里，安格尔的线条同样精准、圆润且细腻，以至于捕捉到了最私密的悸动。在年轻时，《土耳其浴室》的作者就已经能如此完美地还原模特，从而获得了人体写生绘画奖。

归根结底，这种方法被证明远没有人们担心的那样肤浅。它阐明了美学。在参观完整个展线后，人们可以清楚地理解，对于安格尔来说，饰品所代表的不仅仅是社会地位，更是完整的个人心理。在浆洗过的衣领或发冠梳子中，人们可以读出性格、野心或慵懒、严肃或幻想、高贵或

GRANDPALAISRMN (卢浮宫博物馆) FRANCK RAUX

《里维埃夫人》（1805），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

得体。总之，是整个身份。这需要艺术家进行极其严谨的观察。

这种写实主义的关注——甚至拒绝抹去某处褶皱，或忽略某个错误的折痕或使用痕迹——有助于将肖像画的地位提升至历史画的高度。如果说安格尔甚至细致到描绘一条领带的意外扭曲或一段蕾丝的缺陷，那么简单地将其视为某种俏皮则是错误的。实际上，这种敏锐升华了时尚必然具有的短暂趋势。这并没有导致作品迅速过时，相反，它固定了生命，仿佛被画笔奇迹般地晶体化了。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种绘画对后几个世纪的设计师产生了深远影响。最后，展览还展出了一些带有 Castelbajac、Saint Laurent 或三宅一生（Issey Miyake）标志的安格尔风格服装。

“安格尔与时尚”展， 在蒙托邦（82）的安格尔-布尔代尔博物馆， 展至11月8日。 Liénart目录，352页，39欧元。 电话：05 63 22 12 91。

费加罗历史 (LE FIGARO HISTOIRE)

西班牙内战：一场无名的历史。这是20世纪的一场重大事件，使西班牙陷入长期的分裂并留下了深刻的伤痕。1936年7月，自1931年共和国建立以来国内积压的政治紧张局势，以及人民阵线执政后引发的动荡，最终导致了一场由弗朗哥将军参与的军事起义。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共和派和国民派阵营之间展开了一场残酷的战争。《费加罗历史》重新开启这一热门课题，试图探讨局势是如何演变至此的。通过追溯冲突的根源，顶尖专家将解析西班牙的意识形态极化、事件的连锁反应、双方实施的屠杀，以及这些事件直到今日对西班牙集体记忆产生的影响。针对当前热点，《费加罗历史》将解读电影《戴高乐之战》中所传播的一个神话，即美国曾在1944年计划将法国置于一个盟军军事政府的统治之下。在相关报道中，它将带您前往那不勒斯，追寻那位光彩夺目且令人倾心的君主约阿希姆·缪拉的足迹；同时还将带您前往安德尔省访问乔治·桑，其位于诺昂的故居至今仍是法国文学记忆中最令人动容的场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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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最后一间胸衣工坊的坚守

玛丽-加布里埃尔·格拉芬（Marie-Gabrielle Graffin） 驻埃佩尔奈特派记者

在埃佩尔奈，创建于1876年的家族企业尚特尔（Chantelle）一直致力于保护法国最后一座大型内衣工厂的工艺诀窍。如今，该公司正重启一项雄心勃勃的生产计划，甚至接纳那些寻求本地制造的品牌。实地探访。

对话简短，动作精炼。在马恩省埃佩尔奈的尚特尔工厂里，85名缝纫工低头工作，全神贯注于几毫米的缝线或手工裁剪的蕾丝。这里没有人奔跑，但一切进展迅速。一件胸罩在四十多双手的传递下，从一个工位流转到另一个工位。该工厂于1962年落成，如今是法国境内最后一间仍在运行的胸衣工坊。它是法国工业历史的一块碎片，在纺织成衣业已大规模撤离本土的今天，显得尤为罕见。

但要了解埃佩尔奈，必须前往百公里外的罗米伊-叙尔-塞纳（Romilly-sur-Seine）。1876年，克雷茨（Kretz）家族在那里奠基，创立了后来的内衣品牌尚特尔，并发明了一种弹性针织面料，旨在减轻紧身胸衣的束缚感。随后，紧身胸衣被塑身衣取代，进而演变为胸罩。

几十年来，该品牌通过几款成为标志性的产品，伴随女性的解放。首先是“庆典”（Fête）系列，象征着支撑性内衣变得更加女性化；接着是“花卉”（Fleurs）系列，以花卉蕾丝和透明效果见长；随后是“香榭丽舍”（Champs-Élysées）系列，以其挺拔的轮廓和迷人的风姿著称；最后是“SoftStretch”系列，其专利技术面料像第二层皮肤一样贴合身体，同时提供隐形的塑形效果。

“尚特尔的历史可以通过六七款创意产品来讲述，”总经理纪尧姆·克雷茨（Guillaume Kretz）强调道，“此外还有强有力的广告语，比如1960年代的‘尚特尔，不会卷边的塑身衣’，1970年的‘你尽管活动，它们不动’，以及十年后的‘尚特尔爱所有胸型’。”

这位第六代继承人继续说道：“这些款式能跨越数十年，是因为它们始终满足客户的需求。事实证明，许多客户会重复购买同一款胸罩，有的甚至购买了五十年。”

选择埃佩尔奈并非偶然。1962年，工厂位于市中心，距离火车站仅几步之遥，这使得250名缝纫工无需驾照即可方便地通勤。64年后，虽然机器已经升级，熟练工人数有所减少，但核心工艺依然完好无损。

在裁剪台上，一件胸罩起初看起来像一个拼图。蕾丝、网纱、橡筋、钢圈、搭扣、肩带等25个以上的组件必须被组装在一起。“一件胸罩需要约四十道生产工序，”厂长德尔菲娜·沙普洛（Delphine Chapelot）解释道，“每道工序都需要特定的设备。学习基础动作大约需要三个月时间。”

“我们的款式能够跨越数十年而长盛不衰，是因为它们始终满足客户的需求。事实证明，许多客户会重复购买同一款胸罩，有些甚至购买了五十年”

纪尧姆·克雷茨 (Guillaume Kretz) Chantelle 总经理

蕾丝卷轴来自法国、意大利或瑞士。随后，材料经过裁剪、模压、组装，最后进行质检。在服装制造高度自动化的今天，内衣行业依然坚守并需要手工专业技术。在缝制之前，这里的每一块蕾丝图案都由人工定位，以确保对称。

“一旦学会了制作法国内衣，你几乎可以用十根手指完成所有工作。这些‘活体’材料会拉伸、收缩，不断变动。这可能是纺织产品中最复杂的一种，”德尔芬·沙普洛 (Delphine Chapelot) 继续说道。

在机器前，安娜伊斯 (Anaïs) 将一条弹性织带引导至精确到毫米的位置。在几个工位之后，劳伦斯 (Laurence) 正在组装罩杯。随后，伊莎贝尔 (Isabelle) 完成一道横向缝线，这将决定胸部的支撑力。“我在这里工作四十二年了。一个月后我就要退休了……但我依然没有厌倦，”她微笑着说。

这些动作在其他地方已无法习得。该厂区在 2025 年被认证为“活态遗产企业”（Entreprise du patrimoine vivant），现在由工厂自行培训新员工。“目前已经没有外部培训可以学习胸衣制作了。因此，我们的职责就是传承这些工艺，”德尔芬·沙普洛补充道。

长期以来，该工厂曾转型为开发中心——最新款式在此设计，随后在集团遍布全球的其他工厂中生产——但市场发生了变化。随着“法国制造”重新变得具有吸引力，专业工作室却在消失。

“我们认为，如果仅将这样一个工具用于制作原型，那就太可惜了。六年前，我们在埃佩尔奈 (Épernay) 重新启动了生产，”这位主管回忆道。如今，该工作室不仅生产 Chantelle 的高端系列，还为约六十个法国品牌（从新兴品牌到老牌企业）提供服务，这些品牌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个“法国制造的活态博物馆”。

这种对完美的追求也解释了 Chantelle 胸罩的价格，大约在一百欧元左右。“目标不仅是生产，而且是以同样的标准和要求，将同一个款式原样复制数千次。这正是法国工艺卓越之处。”

创新还体现在一系列测试中。原型产品要经过洗涤循环和耐用性测试，还要经过人体实测：女员工每周都会领到一个装有开发中款式的薄纱袋。她们会穿着这些产品数周，然后将反馈提交给设计办公室。肩带太短、后背上移、钢圈压迫……没有任何细节能逃过她们的眼睛。

“设计胸罩不能不考虑穿着它的女性，”创意总监雷诺·坎布扎特 (Renaud Cambuzat) 强调。他致力于品牌的现代化，特别是通过符合时代气息的广告形象。内衣触及私密领域。舒适度必不可少，但绝不能妨碍女性气质或诱惑力。

1. 在如今的 Chantelle 工厂里，缝纫工们传承着内衣的手工艺技术。

2. “花卉”系列，最畅销产品之一。

3. 1980 年代的档案。

4. 1962 年，工厂落户于埃佩尔奈市中心，以便缝纫工能够方便地前来工作。 CHANTELLE

这种理念由十年前推出的 Soft-Stretch 系列所体现，此后该系列被广泛模仿。这一超高弹力系列被设计为如同“第二层皮肤”，能够适应多种体型，已成为全球热门产品，每分钟销售量超过 10 件。

“这是一款极具技术含量的产品，穿上后完全没有存在感，”纪尧姆·克雷茨（Guillaume Kretz）欣慰地表示，“我们的产品不仅仅是满足需求，而且始终领先于时代。Soft-Stretch 在创立之初就是一场革命。我们的独立地位、自有工厂以及所有业务的内部化，使我们能够不断创新和创造。”

但现在的挑战已不再仅仅是工业层面的。十年来，消费习惯发生了变化：在法国，40% 的女性不再每年购买新的胸罩。“对于 Chantelle 而言，挑战在于如何在保持相关性的同时，忠实于其拥有 150 年历史的紧身胸衣传承，”这位负责人总结道，“我们肩负着一项责任：使这些工艺永恒，并将其传给下一代。这种来自法国的正统地位，促使我们为接下来的 150 年做好准备。”

为学生开学季选择电脑

帕斯卡·格朗迈松 (Pascal Grandmaison)

新款笔记本电脑的特点在于其续航能力和对人工智能（AI）的处理能力。请参考我们的购买指南。

对于从高中二年级到大学阶段的学生来说，电脑必须满足每个专业的具体要求以及每个人的个人特点。一名

文学、法律或人文科学专业的学生，其需求与建筑学、视听艺术或计算机开发专业的学生截然不同。对于办公软件、网页浏览、视频会议和文档阅读，一个相对简单的型号就足够了。绝大多数学生的情况正是如此，他们最需要的是一台耐用的机器，以便在全天课程中记录笔记。相反，使用视频剪辑、3D建模、计算机辅助设计（CAD）或编程软件的专业则需要更强的性能，特别是用于图形计算的GPU芯片，这可能会导致价格大幅上涨。在购买之前，建议核实学校的推荐配置以及年度将要使用的软件清单。某些程序仅在Windows系统下运行，而另一些则同时支持Windows、macOS，有时还支持Linux。最后，不要忘记，对于没有工作的年轻人来说，价格仍然是首要标准。通常由父母设定预算上限。幸运的是，开学季的优惠活动提供了可观的折扣，涵盖新款型号、包含鼠标和携带包的套装，或者是一些虽然已有两三年历史但性能依然出色的设备。需要说明的是，AI服务器占据了全球大部分的计算机芯片资源。因此，处理器和内存的价格上涨了30%至60%。从开学起，价格可能会出现字面意义上的飙升。

■ 技术要素

上方从左至右依次为苹果公司的MacBook Neo和华硕Zenbook 14. 右侧为联想Idea Tab Pro Gen 2. APPLE; ASUS; LENOVO

处理器是电脑的引擎。对于一般的学生用途，一款近期推出的中端处理器即可提供足够的性能水平。高性能芯片主要用于剪辑、3D或科学计算。需要说明的是，集成在处理器中的图形芯片对于记录笔记、办公或网络搜索来说已经足够。它甚至具有功耗较低、续航更久以及机器更轻的优势。而独立显卡（GPU）对于3D建模、高级视频剪辑、特效制作和电子游戏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机器通常会变得更厚、噪音更大且续航能力下降。

随机存取存储器（RAM）允许运行高资源占用软件或多个同时运行的应用程序。8 Go的RAM如今在同时打开多个浏览器标签页、一个视频会议软件和一个办公软件套装时已显出局限性。16 Go现在构成了大多数学生的一个合理基准。目前的笔记本电脑通常使用SSD，其速度比机械硬盘快得多，尤其是在系统启动和应用程序打开方面。256 Go是一个不错的起点，但随着照片或视频的累积，可能会变得不足。建议优先选择512 Go，并配合外接硬盘或在线存储服务来扩充可用空间。

屏幕的重要性仍被低估

“不能在显示质量上吝啬，”华硕（Asus）营销负责人莱斯利·库伊纳特（Leslie Cuynat）表示，“学生们在屏幕前花费大量时间，到一天结束时，眼睛疲劳感可能非常明显。我们建议优先选择 OLED 面板，它能提供更深邃的黑色、更鲜艳的色彩，且蓝光更少，从而减少对睡眠的干扰。”同样，一个具有足够按键深度以产生手指回馈感的优质键盘，会让人感觉更舒适。

这也是与平板电脑的一个区分标准。最后，需要考虑的一点是设备的续航能力和重量。在阶梯教室里通常无法充电，因此设备必须能支撑一整天。现代笔记本电脑的续航时间在 14 到 23 小时之间。不要选择低于这个标准的设备，尤其是那些有时续航不超过 4 到 5 小时的旧款或二手产品。至于重量，建议优先选择 1 kg 到 1.7 kg 之间的范围（注意充电器的重量）。我们将为您介绍几款按价格区间分类的“开学特惠”型号。

500 欧元以下

这是 Chromebook 的领域，这种设备运行谷歌的 ChromeOS 操作系统，主要在线工作（快速的网络连接必不可少）。它启动速度快且价格低廉，适用于轻量级的办公任务。可以选择华硕 Chromebook CM1406（450 欧元，1.4 kg）。它配备 14 英寸 Full HD LED 触摸屏、8 核 MediaTek Kompanio 540 处理器、128 Go SSD 存储和 8 Go 内存，可保证一天的续航。此外，该产品还与法兰西岛大区开展了合作。在 2026 年开学时，将有 470 所高中向高一学生免费发放一款（非触摸屏）型号，共计近 150,000 台。

另一种经济实惠的方案是联想 Idea Tab Pro Gen 2 触摸平板（479 欧元），搭配 2-in-1 键盘（70 欧元），可用于课堂笔记、文档批注或使用触控笔绘制草图。其厚度仅 6.2 mm，重量 598 g，可随身携带而毫无压力。它采用 13 英寸 Pure-Sight Pro 面板，确保 3504 x 2190 像素的分辨率，刷新率高达 144 Hz，亮度最高可达 800 尼特，即使在阳光下也能保持清晰可见。最后，其 10200 mAh 的电池可确保长达 12.5 小时的连续使用。

500 至 1000 欧元之间

在办公环境下，一台均衡的中端电脑将非常合适。但请记住，一台配置充足的机器可以陪伴学生完成整个学业阶段。同样，价格不应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一台可靠、轻便且续航能力强的电脑，可能比一台性能极强但难以携带的型号更有用。在这一领域，苹果公司的 MacBook Neo 占据主导地位。这款 13 英寸（分辨率 2408 x 1506 像素）、重 1.2 kg 的电脑搭载 iPhone 芯片，续航时间为 16 小时，在办公任务方面表现出色。面对竞争，它主要凭借高质量的显示效果和精美的拉丝铝合金外壳脱颖而出。该产品最初售价为 699 欧元，但由于芯片价格上涨，目前交易价格为 799 欧元。不过，学生可以通过“教育”优惠价以 699 欧元（256 Go 版本）购入。这也是竞争对手们的定价区间。例如，华硕 Zenbook 14 UX3480 提供 23 小时的续航（支持快充），重量为 1.2 kg，配备一块极具吸引力的 16 英寸 Oled 屏幕，以及由该品牌专利材料 ceraluminium 制成的精美边框。在相同价格下，宏碁 Swift Air 14 则以 12.9 mm 的厚度、19 小时的续航、英特尔 Core 7350 处理器和 14 英寸 Full HD 屏幕与之竞争。追求极致纤薄的用户可能会更倾向于戴尔 XPS 13（学生价 799 欧元，13 英寸，17 小时续航），其厚度为 12.7 mm，重量为 1 kg。

1 000 欧元以上

使用大型软件的人员需要准备更高的预算，尤其是当需要独立显卡时。他们可以选择售价 2000 欧元、搭载英特尔 Ultra 9 芯片的华硕 Zenbook 14 UX3480，或者 15.6 英寸的宏碁 Nitro V15（1999 欧元，英特尔 Core 9 芯片，GeForce RTX 5060 显卡）。在这个价格区间，已经超出了严格的学生优惠范围。

全能吸尘器

污渍、毛发、液体……Polti Stainover 蒸汽清洁机无需使用化学产品即可对一切进行除菌清洁。我们对其进行了测试。

地毯绒毛中嵌入的宠物毛发、布艺沙发上的油渍、被污染的浴室密封条……应该采用什么技术来清除这些顽固污垢？最重要的是，应该使用什么设备？这家意大利蒸汽技术专家或许能提供答案。Polti StainOver SC30 洗地机（249 欧元）承诺凭借其蒸汽或热水技术以及一套包含 9 件配件的工具，在不使用清洁剂的情况下完成所有这些工作。

作为一台清洁设备，Polti StainOver 的外观相对优雅，尺寸紧凑，为 39.5×24×33 cm，重量为 6 kg。得益于四个滚轮，它非常灵活，且拥有一个巧妙的电缆和吸尘软管卷绕系统，在收纳时无疑节省了空间。除了净水和污水两个水箱外，它还依托于一台 2000 W 的电机，蒸汽压力为 4 bars，流量为 40 g / min，以及 14,9 kPa 的强劲吸力。其主要优势在于四种清洁模式：冷水+吸尘（用于液体和轻微污垢）、热水+吸尘（用于顽固污渍）、蒸汽+吸尘（用于清除深层污垢）、Vaporetto 功能（利用高温蒸汽对玻璃和密封条进行除菌）。Polti 声称可消除高达 99,99% 的病菌、细菌和霉菌（结果由独立实验室认证）。

强大但嘈杂

在配件方面，该设备配备了一个带有两个可更换插芯的清洁喷嘴（尼龙毛刷用于刷除顽固污渍，橡胶头用于捕捉毛发和残渣）、一根蒸汽枪、大号和小号尼龙刷、缝隙刷、带抹布的玻璃刮刷以及一个收纳袋。此外，该设备还提供七种语言的语音引导。

在我们的测试中，其绝对的多功能性令我们心折。Polti StainOver 非常适合处理汽车座椅和地毯，为顽固污渍或通常被拖延的浴缸接缝清洁提供了救星般的解决方案。在利用“热水+抽吸”模式时，它被证明能巧妙地使地毯上的酱汁痕迹完全消失。之后只需等待干燥（可能需要数小时）。我们尤其欣赏在不留下任何化学产品痕迹的情况下消除病菌和细菌的能力，有孩子的家庭会很喜欢这一点。作为一台全能设备，Polti StainOver 可以替代洗地机、去渍机或蒸汽喷抽机，从而节省橱柜空间。需要说明的是，它在运行前需要 35 到 45 秒的预热时间。唯一的真正缺点是，它产生的噪音分贝达到 81 dB。这显然很吵，但并不比吸尘器更吵！■ P.G.

曾经的香波堡

西蒙·舍尔内 (Simon Cherner)

近距离观察这座被世纪岁月和气候变化削弱，但正被专家们越来越深入理解的建筑瑰宝。

起初，这里是一片沼泽。索洛涅 (Sologne) 的土地潮湿且不稳定，到处布满了沙陷阱和科松河 (Cosson) 勾勒出的蜿蜒曲折。在短短几十年内，这片荒野让位于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具标志性的皇家建筑——香波堡 (Chambord)。它是城堡中的城堡。这座规模巨大的建筑诞生于一次疯狂的赌注、大量的创新以及数百吨凝灰岩 (tuffeau) 的巧妙组装。它是建筑学上的钻石，是其委托人弗朗索瓦一世 (François Ier) 的个人喜好与坚定意志的结晶。

这座理想城堡的历史（自 1930 年起归国家所有）值得拍摄一部新的纪录片。由海伦·贡贝尔 (Hélène Gombert)（《神秘的伦敦》导演）执导的《香波堡：一座宏伟工地的秘密》直击主题。这部全新的作品用约 50 分钟回顾了这一卓越建筑项目的起源，年轻的弗朗索瓦一世在统治初期便对其痴迷。作为一位建筑之王，他启动了众多项目，涵盖了卢浮宫和布卢瓦城堡。而香波堡则应当是纯粹的创造。它的地基奠定于 1519 年，虽然地处不宜居的平原，但靠近猎物丰富的森林。这座未来的狩猎行宫旨在展示皇权的权威。其空间规模还必须为随国王出行的整个宫廷提供住宿，因为在那个时代，最高权力仍是巡回式的。这真是一份艰巨的任务书！

充满艰险的工程

这项规模宏大的工程事实证明充满了艰险。历史学家们正日益充分地意识到这些困难。沼泽热无疑导致了

香波堡每年接待超过 120 万 名游客。RMC PRODUCTION

工人们大量死亡。意大利战争的重启以及弗朗索瓦一世被俘也给工程带来了不利影响。香波堡的核心瑰宝——其双螺旋楼梯，则需要前所未有的工程壮举。该装置高 20 米，将两组螺旋阶梯相互交织卷绕，却从未相交。整体结构顶部是城堡的大灯笼塔，按其质量本应导致结构坍塌。激光扫描仪近期揭开了这一神秘建筑的秘密。列奥纳多·达·芬奇和其他意大利天才们很可能在这个卓越的工程中倾注了心血。整个香波堡都与盛期文艺复兴的基调相协调。

如今该遗址已获得全球认可，每年有超过 120 万 名游客到访，但矛盾的是，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受欢迎。这座卢瓦尔河谷最大的城堡既宽广又局促，参观时虽美轮美奂，居住时却极不舒适。在三十二年的统治期间，弗朗索瓦一世在此仅度过了约 70 个夜晚。一个世纪后，这座庄园依然成功吸引了路易十四。太阳王修复了这座城堡，并为其打造了一座法式花园。遗憾的是，随后的几个世纪则不那么温顺。在旧制度末期被忽视，在革命期间被洗劫，这座前皇家城堡最终被共和国接管。此后，香波堡的长期维护与修复始终是一场持久战，而遗址的老化如今威胁着整个弗朗索瓦一世翼楼。更糟糕的是，气候变化预计将增加毁灭性洪水的频率，正如 2015, 年的洪水那样，侵蚀了城堡的地基。为了加固城堡，大规模的工程预计将分阶段实施至 2032. 年。香波堡见证过的风雨远不止于此。

《香波堡：一座纪念碑式工程的秘密》 21时10分，在RMC Découverte频道播出 我们的评价：●●●○

弗里达·卡罗的神话

瓦莱丽·杜庞谢尔（Valérie Duponchelle）

一部关于这位无畏的墨西哥艺术家的精彩纪录片，她将自身的痛苦转化为神秘主义绘画。

“我从未如此痛苦。我不知道自己能承受这么多痛苦。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决定告诉你们这一切。”被认为是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的声音由一个略显刻意的法语配音演绎，但其精神力量依然存在。在她的面部和纤细的躯干上，她画上了钉子。在脊柱的位置——她在18岁时遭遇了一场巴士与有轨电车相撞的惨烈事故，导致右腿11处骨折且骨盆被刺穿——她画了一根《破碎的柱子》（1944）。天空中像血色阴影般漂浮的胎儿，依然是一个孩子失去的梦想。墨西哥“亡灵节”（Dia de muertos）的骷髅，在彩色粉笔、绘画以及玻璃大工作室中的北向光线中被驯服。弗里达·卡罗将所有生命视为研究对象，将她的痛苦与希望化作一个身体在其中变形、分身并战胜一切的神话，创造了属于她自己的传奇。

我们还能重新发现弗里达·卡罗吗？在《穿着天鹅绒裙的自画像》（1926）中，她像一位现代女王般端坐。这幅画作于事故之后，是献给她的初恋亚历杭德罗·戈麦斯·阿里亚斯（Alejandro Gomez Arias）的，而他的家人不希望他娶一个残疾人，因此将他送往欧洲长期居住。纪录片以科约亚坎（Coyoacan）区开篇，这是墨西哥城的一个郊区，她的父亲在1904年在此建造了著名的“蓝色屋”（Casa azul），她于1907年出生于此，并于1954年以47岁之龄在此去世。她的骨灰就安放在那里，在床边一个面孔形状的骨灰瓮中。她的父亲是一位痴迷于墨西哥城现代性的德国移民，也是摄影师和她的第一位导师；她的母亲拥有原住民血统并信仰天主教。这两者的故事决定了她的勇气、野心和艺术。她曾想成为一名医生，并在一个极具大男子主义且传统的社会中开始了科学研究。所有的墨西哥和美国历史学家在此都证明：从一开始，弗里达就非常与众不同。

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在2027年1月4日前将通过“弗里达：偶像的塑造”（Frida: The Making of an Icon）展览，探讨这一传奇是如何延续的。随后，巴塞尔的贝耶勒基金会（Fondation Beyeler）将在1月31日至5月17日期间审视其作品，届时将汇集约50幅绘画（约占其绘画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及15幅重要素描。

另类之美

一切——为了让她能自画像而固定在床幔顶部的巨大镜子，标志着其独特风格的深邃目光，成为其自画像以及如今玩偶标志性特征的连心眉（她经常写道，她热爱自己的连心眉，这是反叛以及对其另类之美之信念的象征），1928年加入共产党地政治参与，以及她与新革命运动——墨西哥壁画运动代表人物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的相遇——这一切都成为了她人生道路上的里程碑。两人于1929年结婚。在结婚照中，她穿着女佣装，抽着烟。从一开始，她就是规则的打破者。

《弗里达·卡罗》 20 h50，Museum TV频道播出 我们的评价：●●●●

纵横字谜

填字游戏 第 7323 号 横向

1. 值得称赞的特质。- 2. 市区驾驶。- 3. 自我织就。白头。- 4. 日夜餐食。- 5. 象征性地提供好建议。电影明星。- 6. 没有信仰。直击心脏。- 7. 里尔克心中的安德烈亚斯-萨洛美。皮肤上有印记。- 8. 捏或转身。钓鱼。- 9. 小钙质卵。- 10. 形成缺陷。- 11. 被迫沉默或被掩盖。瑞士传奇般的精准，在此并未失效。- 12. 他们自以为是谁。

2. 阿兹特克的神圣羽蛇神。- 2. 在蒙特利尔，人们敦促其干预。- 3. 多亏了他，胡须不再需要修剪。经过处理以驱动机械。- 4. 包装物品。电影中是 42，甚至在温度计上也是。木制遮阳伞。- 5. 磨损使其膨胀。固执。- 6. 陷入其网中。用草莓调制。- 7. 希腊的。印度教的黑女神。经过米卢斯。- 8. 指定主题。适应寒冷的高海鸟。

第 7322 号 答案

横向 1. Métrites. - 2. Agrafage. - 3. Gley. Roc. - 4. Nomade. - 5. Ambiante. - 6. Nil. Ôté. - 7. Ases. ÉNA. - 8. Ramas. Os. - 9. Étésiens. - 10. Lins. Mni. - 11. Loteries. - 12. Enserrée. 纵向 1. Magnanarelle. - 2. Églomisation. - 3. Tremblements. - 4. Rayai. Sassée. - 5. If. Dao. Si. Rr. - 6. Tarente. Émir. - 7. Ego. Tenonnée. - 8. Secte. Assise.

作者：Vincent Labbé

RONDE DES MOTS® 根据中心定义寻找对应的单词，并将其填写在相应的方格周围。每个单词的首字母由三角形标出。每个单词按顺时针方向阅读。

RCI-JEUX

TF1

21.10 《天堂露营地》（Camping Paradis） 剧集。幽默

法制 2025. 主演：Laurent Ournac, Patrick Guérineau。天堂之恋。首播。为了马蒂格的狂欢节，Xavier 和 André 在网上订购了一辆二手花车。

23.00 《天堂露营地》。剧集。 幽默。天堂的点心 – 天堂的男团。

CANAL+

21.06 《格莫拉：起源》（Gomorra : les origines） 剧集。警匪

意制 2026. 第一季。主演：Luca Lubrano, Renato Russo。2 集。安杰洛“海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一项协议；为了完成这份合同，他将能够依靠 Pietro 及其朋友们的帮助。

22.56 《埃丁顿》（Eddington）。电影。黑色喜剧。主演：华金·菲尼克斯。

20.26 《Circo》。杂志。

20.40 《苏珊·朗格伦，自由之场》（Suzanne Lenglen, le court de la liberté） 纪录片。法制 2023. 导演：Olivia Laurin。1小时。苏珊·朗格伦不仅在网球场上留下了印记，在女性解放的历史中同样如此。

21.40 《DébatDoc》 22.00 《Sens public》。杂志。

france·5

20.00 《C à vous la suite》。脱口秀。

21.05 《火人节，万能之沙漠》（Burning Man, le désert de tous les possibles） 纪录片。法制 2026. 导演：Frédéric Elhorga, Julien Boluen。1小时35分。在内华达州，一座临时城市从虚无中崛起，聚集了 80 000 名参与者参加火人节。

22.40 《C dans l'air》。杂志。 主持人：Caroline Roux。

france•2

法国. 2025. Saison 1. 主演：Victor Belmondo, Virginie Ledoyen. 2集. 首播. 在 1828, 波旁复辟王朝摇摇欲坠，一场新的革命在酝酿。在这个动荡的法国，一个贫穷的木匠之子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社会阶层跃升。

22.40 《危险的友谊》(Une amitié dangereuse). 剧集. 剧情. 2集.

《左手之枪》(L'arme à gauche) 电影. 警匪

法国 / 意大利 / 西班牙. 1965. 黑白. 导演：Claude Sautet. 1小时40分. 主演：Lino Ventura. 在加勒比地区，一名留在码头的法国航海家被一名神秘男子联系，对方要求他代为购买一艘名为“Dragoon”的游艇。

22.35 《叫我凯特：凯瑟琳·赫本，传奇女演员》(Call me Kate : Katharine Hepburn, une actrice de légende)

18.20 《焕然一新》(Tout beau, tout n9uf). 首播.

21.25 《火星救援》(Seul sur Mars)

电影. 科幻. 美国 / 英国 / 匈牙利 / 约旦. 2015. 导演：Ridley Scott. 2小时25分. 主演：Matt Damon. 一名机智的宇航员被遗弃在火星上，在等待救援的同时想方设法生存。与此同时，他试图联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23.50 《行动调查》(Enquête d'action). 杂志节目.

RMC DÉCOUVERTE

20.05 《顶级机械师：5天修复废车》(Top Mecanic, 5 jours pour restaurer une épave). 纪录片.

21.10 《香波堡：一座宏伟工地的秘密》(Chambord : les secrets d'un chantier monumental) 纪录片. 法国. 2026. 导演：Hélène Gombert. 1小时05分. 首播. 在建成五个世纪后，香波堡依然令科学家们感到困惑。

22.15 《凡尔赛宫：一座宏伟工地的秘密》(Versailles : Les secrets d'un chantier monumental). 纪录片.

france·3

西班牙 / 德国 / 意大利 / 美国. 1966. 导演：Sergio Leone. 2小时50分. 主演：Clint Eastwood.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三名神枪手倾尽全力寻找一个装满黄金的宝箱。

00.00 《好莱坞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 电影. 惊悚. 主演：Leonardo DiCaprio, Brad Pitt.

《爱在原野》(L'amour est dans le pré) 真人秀

法国. 2026. 2小时10分. 首播. 埃蒂安（Étienne）和法比安（Fabien）两兄弟将成为关注焦点。这两位来自诺曼底的奶农试图在从事农业活动的同时，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

23.20 《原野视角的爱》(L'amour vu du pré). 娱乐节目. 首播.

19.15 《日常》(Quotidien). 首播.

21.25 《僵尸世界大战》(World War Z)

电影. 科幻. 美国. 2013. 导演：Marc Forster. 2小时10分. 主演：Brad Pitt, Mireille Enos. 一名联合国前特工重返岗位，以对抗一种席卷全球人口的致命病毒。

23.35 《蜘蛛侠 3.》(Spider-Man 3). 电影. 奇幻. 主演：Tobey Maguire.

19.50 《诺曼底，战士之乡》(Normandie, terre de guerriers)

20.50 《古希腊：阴影编年史》(Grèce antique, les chroniques de l'ombre) 纪录片. 德国. 2025. 导演：Martin Becker, Cornelia Stier. 1小时50分. 2集. 首播. 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成为欧洲最早的先进文明。

22.40 《古希腊：阴影编年史》(Grèce antique, les chroniques de l'ombre). 纪录片. 首播.

LE FIGAROTV Île-de-France

12.00 《观点》(Points de vue). 主持人：Vincent Roux. 18.30 《电视热点》(Le Buzz TV). Nicolas Vollaire 和 Damien Canivez 采访 Darius Rochebin. 19.00 《欢迎来到法兰西岛》(Bienvenue en Île-de-France). 主持人：Victoire Sikora.

21.00

《费加罗报》200周年：“若没有批评的自由……”

让-路易·雷米约（Jean-Louis Remilleux）与洛朗·梅内克（Laurent Menec）执导的纪录片。讲述这家成立于1826年的法国最古老日报的历史。 22.00 《城市纪事》。 纪录片。特隆赫姆，一座创建于一千多年前的城市。

如何观看 Le Figaro TV？ 法兰西岛大区 TNT 34频道 或通过机顶盒

SFR 194 Free 203

Orange 118 Bouygues 247

点播内容

《天空骑士》（Les Chevaliers du ciel）

在法恩伯勒航空展上，一架幻影2000战斗机的神秘失踪将安托万·马尔切利（Antoine Marchelli）上尉和塞巴斯蒂安·瓦卢瓦（Sébastien Vallois）上尉卷入了一场高风险任务。在发现一个旨在将法国战斗机用于恐怖主义目的的巨大阴谋后，这两名空军飞行员发现自己处于一场国际操纵的中心，这场操纵威胁到了巴黎上空7月14日的阅兵式。这部法式“壮志凌云”虽然剧本难以展开，角色也相当平庸，但并不缺乏壮观的场面。这依然是一部视觉效果成熟的娱乐作品，让观众能再次看到本努瓦·马吉梅尔（Benoît Magimel）和克洛维斯·科尼拉克（Clovis Cornillac）的演出。

圣阿里斯蒂德日（St-Aristide） 日出：07h06 - 日落：20h35 - 月相：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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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尔< / td><>25 / 31< / ><>阿姆斯特丹< / ><>16 / 19< / ><>雅典< / ><>22 / 35< / >< / tr><><>巴塞罗那< / ><>23 / 29< / ><>贝尔格莱德< / ><>22 / 35< / ><>柏林< / ><>18 / 26< / >< / ><><>伯尔尼< / ><>16 / 23< / ><>布鲁塞尔< / ><>16 / 20< / ><>布达佩斯< / ><>21 / 34< / >< / ><><>哥本哈根< / ><>15 / 19< / ><>都柏林< / ><>13 / 18< / ><>里斯本< / ><>18 / 26< / >< / ><><>伦敦< / ><>15 / 21< / ><>马德里< / ><>18 / 33< / ><>布拉格< / ><>17 / 25< / >< / ><><>拉巴特< / ><>18 / 28< / ><>罗马< / ><>24 / 37< / ><>突尼斯< / ><>26 / 34<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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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I-JEUX

费加罗报填字游戏 第4540期

简讯< / td>< rowspan="2">< / >< rowspan="2">用烤箱烘烤< / ><>考验< / >< ="2">中国思想原则< / >< ="2">< / ><>戴围巾的人< / >< ="2">< / >< ="2">野生鬃毛< / >< ="2">< / ><>面向管理层< / >< ="2">< / >< ="2">敷衍工作< / >< ="2">< / ><>殖民地缩写< / >< ="2">< / >< ="2">这是一个选择< / >< ="2">< / ><>气体混合物< / >< ="2">< / ><>古老的游戏< / >< ="2">< / >< ="2">印刷厂的车间主管< / ><>< / >< / tr><>< colspan="2">我会关联< / ><>具体事实< / ><>国家援助< / ><>被屠宰工掏空< / ><>诺曼底城市< / ><>里约的货币< / ><>祭坛书<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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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白< / ><>▶< / ><>< / ><>像荷马一样的希腊歌手< / ><>▶< / ><>< / ><>像带刺的植物一样< / ><>▶< / ><>< / >< / table>

作者：Yves Thréard

这位优雅的法籍喀麦隆作家出版了她的第二部小说，将参与秋季的文学奖角逐。

为了应对生命中的重要时刻，有些人会咨询预言家。而奥斯瓦尔德·勒瓦特则咨询她的亡者。她回到了喀麦隆西部的班冈特。在那里，家族房屋的“颅骨屋”里保存着所有已故亲人的颅骨。在巴米莱克地区，人们崇拜祖先。祖先被视为活着的个体。人们与他们交谈，向他们寻求建议，甚至询问未来。

奥斯瓦尔德·勒瓦特，以母亲之名

在今年的文学季，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巴黎的奥斯瓦尔德·勒瓦特（Osvalde Lewat）正急切地想知道她的新书是否能获得预期的成功。《不驯之躯》（Un corps indocile）是她的第二部小说，由菲利普·雷（Philippe Rey）出版社出版。这家毛里求斯出版社对作者要求严格，而这种严苛在2021年得到了回报：那一年，龚古尔奖授予了该出版社旗下的作家，即前途光明的塞内加尔作家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Mohamed Mbougar Sarr）的杰作《人类最隐秘的记忆》（La Plus Secrète Mémoire des hommes）。奥斯瓦尔德·勒瓦特在2022年凭借第一本书就已获得奖项。《水生者》（Les Aquatiques，Les Escales系列）讲述了一名女性在当代非洲权力游戏背景下的生活。这部作品笔触敏捷且犀利，是进入文学世界的神来之笔，并获得了法兰西学院、库鲁马奖（prix Kourouma）以及泛非文学大奖的认可。法兰西学院院士米歇尔·津克（Michel Zink）曾在《费加罗报》中评价其为“一部伟大的小说”。

通过《不驯之躯》，这位喀麦隆作家再次邀请我们进入她称之为“赞布埃纳”（Zambuena）的虚构非洲国度——这里也将是她已经在创作中的下一部小说的舞台。书中讲述了一位年轻裁缝的故事，他在巴黎的职业生涯因一种奇怪的腹股沟疼痛而陷入混乱。他决定回到非洲家乡，采用传统技法进行治疗。他经历了一千次冒险，其中穿插着一起犯罪事件。“但这并不是一部惊悚小说，”作者急于澄清。在那里，他病弱的身体同样被一个由中国资助的纺织工业家所剥削。“这是一部探索生命瓦解的小说，”奥斯瓦尔德·勒瓦特解释道，“男性的脆弱性是其中的核心主题之一。至于中国，它参与到故事中是因为它如今已成为非洲景观的一部分。但我认为，与人们经常听到的说法相反，我们的政府在面对中国时绝非完全被动，也不是受害者。”性、全球化、羞辱、移民、被剥夺、暴力、情感破裂、传统医学，这些主题贯穿于这本书约330页的内容之中。《不驯之躯》是一部工艺精湛的作品，风格极其考究且富有肉感。不过，部分段落可能过于繁冗。

如果不谈论她的母亲，就无法理解奥斯瓦尔德·勒瓦特。她在14岁时便失去了母亲。海伦（Hélène）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曾在喀麦隆北部的加鲁阿（Garoua）骑着Vespa踏板车穿梭，并在那里教授缝纫。正因如此，《不驯之躯》的主角德福（Deffo）才是一名裁缝。正是美丽且自豪的海伦，让未来的小说家产生了对文学的兴趣。“从8岁起，我就必须每周读一本小说，读那些‘粉色’或‘绿色’系列的丛书，”她回忆道，“当我没有时间读完书时，我会为母亲编造结局，而她会核实我是否真的读过了。就这样，我锻炼了自己的想象力。在她去世后，我继续这种练习，经常在笔记本上给她写信。”

由此，如今年近五十的奥斯瓦尔德·勒瓦特形成了对写作的崇拜，这种热爱始于童年。但这位曾就读于雅温德新闻学院（Esstic）和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 Paris）的人，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多面手。她被誉为“女性版且非洲版的科克托（Cocteau）”。这个说法并非出自她之口，但她对此表示认可并觉得有趣。作为导演，她拍摄了数十部纪录片，分布在世界各地，例如在以色列南部、靠近加沙地带的斯德罗特（Sderot）。其中一些作品获奖，她与英国电影制作人雨果·伯克利（Hugo Berkeley）共同执导的《土地抢占》（Land Rush）获得了美国著名的皮博迪奖（Peabody Award）。

“摄影滋养了我对意义永不停歇的追求，”奥斯瓦尔德·勒瓦特（此处照片拍摄于4月1日的巴黎）透露。P. MATSAS / ÉDITION PHILIPPE REY

另一部作品则引发了激烈的争议。这部于2009年发行并在全球获得多项奖项的关于非洲民主的电影《黑人之事》（Une affaire de nègres），在喀麦隆至今仍被禁映。“关于这部电影，”奥斯瓦尔德·勒瓦特表示，“我受到了尼日利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一次言论的启发：‘人们说非洲人还没准备好迎接民主，那么我就在想：他们曾经准备好迎接独裁吗？’”她最新的纪录片《MK，曼德拉的秘密军队》于2024年在Arte和Canal+频道播出，揭示了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中一个鲜为人知的方面。即1961年，旨在捍卫黑人权利的组织非洲国民大会（ANC）放弃和平斗争，转而采取武装斗争。该组织由黑人、印度人和白人（其中一些人是犹太裔）年轻革命者组成，由纳尔逊·曼德拉领导，尽管后世对他仅保留了睿智的印象。

“从8岁起，我就必须每周阅读一本来自‘粉色’或‘绿色’系列图书馆的小说。当我没有时间读完书时，我会为母亲编造一个结局，而她会核实我是否真的读过了。”

奥斯瓦尔德·勒瓦特

摄影是奥斯瓦尔德·勒瓦特的第三种表达形式。“所有的表达方式都相互滋养，”她透露道，“摄影支撑着我对意义孜孜不倦的追求。对事物的意义，对生命的意义，对历史的意义，以及对缺失的意义。”她的作品曾在欧洲、美洲以及非洲展出。她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炎热夜晚的系列作品《夜之色》（Couleur nuit），曾在巴黎、金沙萨、纽约、卢本巴希、布鲁塞尔、马赛、拉巴特、瓦加杜古展出。

奥斯瓦尔德·勒瓦特的一天从一项仪式开始：一段时间的冥想，随后是瑜伽。这位已婚且身为母亲的女性，思维极其活跃且始终在追求某种东西，对所做的一切充满热情，她需要独处以面对自我。而当她写作时（现在无论白天还是深夜的任何时间），她会同时沉浸在自己最喜爱的作者作品中。巴尔贝·多雷维利（Barbey d'Aurevilly）、戏剧与诗歌领域的浪漫主义者、加缪、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托妮·莫里森……他们都以其社会参与感而闻名。此外还有齐齐·丹加伦巴（Tsitsi Dangarembga），她几乎是勒瓦特的英语版镜像——同样是作家和电影导演。这位津巴布韦人的首部作品《触肤之痛》（À fleur de peau）出版于1989年并获得评论界认可，其书名恰恰与这位喀麦隆同行相得益彰。后者的作品见证了一种独特的敏感性。这就是极其优雅的奥斯瓦尔德·勒瓦特。

7€,90

最后一段话

作者：艾蒂安·德·蒙特蒂 (Étienne de Montety)

疑欧派 (Eurosceptique) [eu-ro-sep-tik] 名词及形容词。确实持有怀疑态度，但不一定可疑。

在冰岛关于该国与欧盟靠近的全民公投中，疑欧派取得了胜利。

该词由“Europe”（欧洲）的截短形式与希腊语“skeptikos”（意为在断言前先思考）组成。

此处它指的是那些对加入欧盟的妥当性表示怀疑的冰岛人。他们没有等到九月，而是选择了主权权杖而非超国家权力。

就这样，近几日，怀疑论来自北方，换言之，来自北极方向。这难道很可怕吗？

长期以来，欧盟虽然已年近七旬，但一直引发人们的怀疑。

我们观察到的是，相反，欧洲事业难以产生能够消除这些顾虑的“抗怀疑剂”。

做出这一选择后，冰岛的未来将如何？

对欧洲持怀疑态度，是否意味着走错了路？

除非反对者向我们证明，在一个非欧洲的冰岛，他们完全可以成为快乐的怀疑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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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考] 以下原文数字因单位格式转换可能未在译文中完整体现（供参考）：01.09.2026、70540、39089、83022、60643、30600

LE FIGARO

« Sans la liberté de blâmer, il n'est point d'éloge flatteur » Beaumarchais

MOYEN-ORIENT

APRÈS SIX MOIS DE GUERRE CONTRE L'IRAN, LE RECUL STRATÉGIQUE DES ÉTATS-UNIS PAGES 6 ET 7

TECH

LES DÉFIS DE JOHN TERNUS, LE NOUVEAU PATRON D'APPLE PAGE 26

NÉPAL Le pays entre deuil et espoir après les inondations meurtrières PAGE 5

TERRORISME Les rançons, nerf de la guerre des groupes djihadistes PAGE 9

LE FIGARO SANTÉ Après un été de catastrophes climatiques, l'écoanxiété augmente en France PAGE 15

ULTRA-TRAIL Blandine L'Hirondel, la consécration ultime sur l'UTMB PAGE 12

TÉLÉVISION «Le Rouge et le Noir» reprend des couleurs PAGES 28 ET 29

STYLE Le dernier atelier de corseterie français fait de la résistance PAGE 30

CHAMPS LIBRES

• Libraires, prix littéraires : Grasset sera-t-il boycotté ?

• Un grand entretien avec Branko Milanovic

• Les chroniques de Nicolas Baverez et de Samuel Fitoussi

PAGES 17 À 19

FIGARO OUI FIGARO NON

Réponses à la question de samedi : Présidentielle 2027 : êtes-vous favorable à l'organisation d'une primaire de la droite et du centre ?

OUI 64% NON 36%

VOTANTS:92 436

Approuvez-vous la proposition d'Édouard Philippe de renoncer à un moratoire sur l'immigration de trava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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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L LOEB/AFP - IMAGESPACE/ SIPA USA VIA REUTERS

École : la rentrée minée par les violences dans le périscolaire

Après de nouvelles agressions sexuelles dans des centres aérés cet été, à Biarritz et à Tarnos, et alors qu'un animateur est jugé ce lundi à Paris, les familles sont dans une vive inquiétude.

Près d'un an après les révélations d'agressions physiques et sexuelles sur des enfants par des animateurs, à Paris comme dans le reste de la France, les familles abordent la rentrée scolaire avec angoisse. De nombreux parents ont ainsi

fait le choix de ne pas inscrire leurs enfants à la cantine ou aux activités extrascolaires, au prix d'une réorganisation très contraignante pour eux. Cet été déjà, nombreux sont ceux qui avaient boycotté les centres aérés : pour la seule capitale, une chute de 13% du nombre d'inscriptions avait été enregistrée début juillet, soit quelque 2000 enfants de moins. Des craintes fondées sur des chiffres préoccupants : à Paris, 132 animateurs, dont 52 pour suspicion de violences

sexuelles ou sexistes, ont été suspendus depuis le début de l'année, avait annoncé le maire, Emmanuel Grégoire, en juin. Aujourd'hui, les enquêtes et les procès se multiplient et les parents, mobilisés en collectifs, gardent espoir malgré le choc des deux relaxes prononcées en juin et en juillet en faveur de deux animateurs, chacun accusé d'agressions sexuelles sur neuf enfants dans les écoles parisiennes Titon et Alphonse-Baudin. PAGE 8 ET L'ÉDITORIAL

Glucksmann et Faure lancent la bataille du PS, Hollande en embuscade
Avec juste une semaine d'écart, le député européen et le patron du Parti socialiste ont chacun annoncé leur participation à la primaire du PS pour la présidentielle. De son côté, l'ancien chef de l'État se pose en éventuel recours. PAGES 2 ET 3

Islande : victoire du «non» au référendum sur l'adhésion à l'UE

Les Islandais ont rejeté ce week-end par référendum la reprise des négociations d'adhésion à l'Union européenne, 52,8% des électeurs ayant voté pour le « non ». Ce résultat gèle toute discussion sur une adhésion islandaise au moins jusqu'en 2028. Il constitue une mauvaise nouvelle pour l'UE, qui aurait vu d'un bon œil une candidature de la riche île de l'Atlantique Nord. Ce rejet n'est « pas un revers » mais « une victoire pour la démocratie », a pour sa part estimé la première ministre, Kris-trun Frostadottir. PAGE 5

F ÉDITORIAL par Laurence de Charette

Les enfants d'abord

Douloureuse rentrée que cette reprise marquée par une sourde inquiétude, cette intranquillité qui désormais gagne les parents à l'heure de

confier leurs petits. Signe des temps, la réouverture des écoles concorde, cette année, avec le procès, pour l'agression sexuelle de fillettes de tout juste 6 ans, d'un animateur du 15 $^{e}$ arrondissement de Paris - après que, au cœur de la canicule, cet été, plusieurs autres employés de centres aérés ont été mis en examen pour les viols de plus jeunes enfants encore... La succession ininterrompue depuis quelques mois de scandales dans le périscolaire, à Paris comme dans d'autres communes, et la pluie de plaintes déposées par les parents horrifiés révèlent l'impensable : pèse, sur les plus petits, les plus fragiles d'entre nous, sur ces petits d'hommes qui sont, quoi qu'on en dise, la source même du renouveau et le seul avenir, une indicible menace dont personne, et notamment pas les institutions auxquelles ils sont confiés, ne parvient à les protéger. L'ignominie rend-elle aveugle face aux errements manifestes du recrutement, sourd à la parole, à la souffrance des enfants? Quelle forme de naïveté est encore autorisée à régner sur des institutions dont il faut pourtant exiger - comme on le fait à raison ailleurs - l'absolue exemplarité? De cette coupable cécité des adultes, prêts à manifester contre toute forme, même (et surtout) imaginaire d'inégalité, mais impuissants à protéger seulement leurs enfants, il est urgent de chasser les

Ils sont au cœur de nos espérances

racines. Il est temps de cesser de glorifier ces funestes esprits décidés à conspuer la natalité au nom du bien-être ou de la planète, et ces âmes tristes qui, à l'instar de Clémence Guetté, n'envisagent la famille et la parentalité que comme une dangereuse forme de repli réactionnaire... Il est temps, grand temps, de rendre à l'enfant sa place, non pas au centre, comme un roitelet, mais au cœur, au cœur de notre tissu social et de nos espérances nationales, comme la plus précieuse et la plus grande des promesses, personnelle mais aussi coll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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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Tourcoing, Édouard Philippe enrôle Gérald Darmanin dans sa campagne

Louis Hausalter Envoyé spécial à Tourcoing

Le candidat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assure qu'il a « entendu » les attentes du garde des Sceaux, tenant affirmé d'une droite sociale.

L

a pluie a failli gâcher la fête, mais les discours ont été très élogieux. Non, ce n'est pas un mariage qui se tenait ce dimanche au Jardin botanique de Tourcoing :

cela ressemblait plutôt à des fiançailles politiques. L'hôte des lieux, Gérald Darmanin, y a mis en scène son soutien à Édouard Philippe, officialisé à la miaout, en présence de l'intéressé. Même si sur le fond, le candidat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n'a pas spécialement donné de gage à la ligne de droite sociale revendiquée par le garde des Sceaux. Restant flou sur les curseurs de son programme, Philippe s'est surtout projeté vers la construction d'une future « majorité absolue » en cas de victoire.

C'est après le déjeuner saucisses-frites-bières, marque de fabrique de cette rentrée politique que Gérald Darmanin organise depuis trois ans dans sa ville du Nord, que les discours commencent et que les amabilités fusent. « J'ai pensé en toute modestie que l'heure était grave et qu'on ne pouvait pas se diviser », pose devant les quelques centaines de militants le ministre de la Justice, qui se serait bien vu sur la ligne de départ pour l'Élysée. À ses yeux, Édouard Philippe est « la seule personne » capable de gagner la présidentielle, mais aussi « d'avoir une majorité »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Et de vanter un candidat « pugnace », qui ne « cherche pas à être démagogue » et ferait « un très grand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 Comparant le maire du Havre à « un marin, un grand capitaine de bateau », il file la métaphore : « On est très fiers d'être ton équipage et je serai très heureux d'être ton premier matelot. »

«Élargissement du spectre» Édouard Philippe renvoie les compliments, en vantant longuement l'action de Gérald Darmanin dans ses différents postes gouvernementaux, du prélèvement à la source lorsqu'il était ministre des Comptes publics à la sécurisation des Jeux olympiques de Paris au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Avoir des avis différents, c'est sain dans une équipe», estime le candidat, alors que Gérald Darmanin ne manque pas de souligner ses désaccords avec la ligne philippiste, trop libérale à son goût. À la tribune, le rallié a de nouveau revendiqué son «gaullisme social» et alerté sur les «frustrations sociales». Il faut certes faire «des efforts», mais «en écoutant les émotions populaires», a-t-il prévenu. D'autant qu'il juge «possible», et même «probable», un second tour entre Marine Le Pen et Jean-Luc Mélenchon.

Gérald Darmanin étrenne ainsi le rôle d'« aiguillon » qu'il se voit tenir dans la campagne d'Édouard Philippe. « Un soutien n'est pas un alignement», admet-on volontiers en écho dans l'entourage du candidat. Au micro, ce dernier assure lui prêter une oreille attentive : «J'ai entendu tes attentes, Gérald. J'entends ce que me disent ceux que je rencontre. » Mais l'ex-premier ministre n'entend pas pour autant préciser dès maintenant les axes de son programme. Darmanin est contre la retraite à 67 ans? «Mon projet sur les retraites sera responsable pour tous et juste pour chacun», se contente de lui répondre vaguement Philippe. Le garde des Sceaux est favorable à un «moratoire» sur l'immigration ? «Je ne promets pas l'immigration zéro» mais «je veux qu'on choisisse notre immigration», louvoie le candidat.

Dans son discours, Édouard Philippe ne se concentre pas tant sur le fond de son programme que sur la méthode. D'abord en souhaitant un rassemblement «de la droite et du centre», répète-t-il, un terme que ses troupes préfèrent à celui de « bloc central », trop connoté macroniste. Ensuite, en insistant sur la construction d'une « majorité absolue » en 2027. Il imagine à voix haute « le nouveau parti ou la nouvelle confédération de partis qui permettra à tous ceux qui veulent unir leurs forces au service du pays de gouverner ensemble ». « Il ne s'agit pas de refaire l'UMP », prévient celui qui fut, en 2002, le premier directeur général du parti créé par Jacques Chirac et Alain Juppé. Une réponse à la nouvelle pique de son concurrent Gabriel Attal, qui a estimé juste avant, depuis la foire de Châlons-en-Champagne, que « l'enjeu de cette élection, ce n'est pas de recréer les partis d'il y a vingt ans avec ceux d'il y a vingt ans et les idées d'il y a vingt ans ».

« Ton rôle dans la préparation de cette recomposition sera central », assure Édouard Philippe à Gérald Darmanin, une mission dont les contours restent flous. Dans les rangs philippistes, on compte en tout cas sur « l'expérience de Gérald, la capacité qu'il a de parler avec tout le monde ». « On cherche à démontrer un élargissement du spectre, vante l'ex-ministre Marie Guévenoux, codirectrice de la campagne. Cette addition est possible et puissante. »

« Il faut éliminer les macronistes » : David Lisnard veut une compétition à droite avant le 1 $^{er}$ tour de la présidentielle

Emmanuel Galiero Envoyé spécial à Cannes

«Une société augmentée dans laquelle la politique sera remise à sa juste place, avec une réorganisation de l'État permettant aux Français, emprisonnés dans la cage du smic, d'être les grands gagnants d'une France performante. » Avant de grimper sur les planches de la butte Saint-Cassien à Cannes, en pleine effervescence du campus Nouvelle Énergie, David Lisnard résume au Figaro le message phare de sa rentrée politique. C'est une autre manière de défendre sa vision d'une « grande France » annoncée au début de l'été.

L'autre point fort soutenu samedi soir est son offensive en faveur d'une primaire élargie à droite. Il rappelle une nouvelle fois son refus de gouverner demain avec «les gens qui nous ont emmenés dans le mur » mais il n'exclut pas la confrontation. «Je n'irai pas avec eux mais je veux bien les affronter avant. Il faut éliminer les macronistes avant le 1er tour. Je leur propose une grande compétition en fin d'année. Vient qui veut. Je veux une compétition. Qui a peur de la compétition?», interroge-t-il énergiquement, convaincu que tous les opposants à cette primaire sont dans une impasse. Il veut marquer les esprits et rappeler sa détermination à incarner une alternance.

La marche est haute, les bons sondages se font attendre et la notoriété reste un défi, mais plus le temps passe, plus il entend peser dans cette pré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Et faire la démonstration qu'il peut réunir les moyens nécessaires pour aller le plus loin possible. C'est lui qui a choisi « La Gagne » comme titre générique de cette rentrée. Chemise blanche et large sourire, il surgit en courant vers son public sur un air de Presley remixé (A Little Less Conversation), qui pourrait faire de lui le candidat le plus rock du plateau. « Est-ce que vous voulez que les Français soient enfin les grands gagnants d'une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 », lance-t-il à ses soutiens, avant de leur annoncer qu'ils sont au bon endroit pour atteindre l'objectif.

Le candidat s'oppose d'emblée au « masochisme anti-France » de l'extrême gauche, incarnée à ses yeux par Jean-Luc Mélenchon et s'engage à porter une « aventure collective », en écho aux propos de la députée Alexandra Martin qui a salué la participation de nombreuses personnalités, dont Hervé Morin, Alain Madelin, Hervé Novelli et Jean-Louis Borloo, auteur d'un message vidéo enregistré invitant à prévoir une « équipe ultra-préparée » pour réparer un « système sclérosé ».

Comme souvent, David Lisnard illustre sa vision du pays en s'appuyant sur son expérience cannoise. « Insécurité », « immigration non maîtrisée », « catastrophes naturelles », « folie technocratique »... « Je suis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parce que je fais ces constats. Si je me présente, c'est pour faire gagner le pays réel! », insiste-t-il encore. Même volontarisme affiché contre le « déclassement français » et pour l'actionnariat. C'est l'idée d'un « capitalisme populaire » portée par un libéral. Un candidat dont Pierre Gattaz, ex-président du Medef, pense le plus grand bien.

L'invité vedette de la matinée est surtout venu en tant que chef d'orchestre de l'Institut des solutions, nom d'une plateforme d'idées qu'il veut mettre à disposition de tous les candidats au nom d'une «urgence absolue». «Les neuf prochains mois vont être extrêmement durs. On va monter une armée», lance Pierre Gattaz, alarmé par les discours d'une gauche qu'il juge dangereuse.

Et dans un tel contexte, il se montre très élogieux à l'égard du maire de Cannes. «Lisnard, il me paraît très bien. Sur le papier, c'est un excellent candidat. Il a la triple casquette de commerçant, entrepreneur et homme politique de terrain qui a géré la vie, des hommes et des budgets. Après, il doit faire attention à une chose : un discours libéral doit toucher le cœur et le porte-feuille des Français. Sinon, ça se termine par 3 % aux élections, comme avec Madelin», met-il en garde. Pour qui votera-t-il en 2027? Pierre Gattaz sourit un instant, puis répond au Figaro : « Je choisirai un gars courageux et pragmatique qui a fait ses armes dans le privé. »

Si je me présente, c'est pour faire gagner le pays réel !

David Lismard Président de Nouvelle Énergie

David Lisnard, qui ne comprend pas comment Emmanuel Macron peut encore être qualifié de président libéral, compte tenu de ses résultats sur les finances publiques et sa tendance à vouloir « contrôler la démocratie », n'a pas manqué de défendre une ligne de libération du pays. Défenseur de la rentabilité du capital, il martèle qu'il n'y a pas de « répartition de richesse sans travail », après une phrase d'ironie sur l'annulation de la dette à la sauce LFI. « Quand il y a une dette, le camarade Mélenchon ne sait pas qu'il y a un créancier », lâche-t-il sous les applaudissements. C'est le moment choisi pour partager une ambition économique s'engageant à assainir les comptes publics, à baisser la dépense et la fiscalité, à libérer l'héritage, à rendre compétitifs les investissements, à lutter contre l'idéologie égalitariste, à rendre du pouvoir d'achat, à supprimer les agences régionales de santé, à relancer une politique du logement, à augmenter le pouvoir des maires, à restaurer la vitalité démocratique « comme en Suisse », à faire primer le droit à la maîtrise de l'immigration sur le droit au regroupement familial... « Oui nous allons redonner le pouvoir au pays réel », répète David Lisnard.

Au terme d'une longue et chaude soirée cannoise, le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a conclu sur les moyens à mettre en œuvre pour remporter une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S'ils ont peur de la compétition, qu'ils ne se présentent pas aux élections», lâche enfin l'orateur. Ses soutiens s'enflamment. David Lisnard aussi. «Je vous demande solennellement de porter la voix de la liberté, d'aller dans toute la France et de faire gagner le projet pour la liberté. »

Au mont Mézenc, au « rassemblem

VALERY HACHE/AFP

Claire Conruyt Envoyée spéciale au mont Mézenc

À force de perpétuer sa traditionnelle ascension du mont Mézenc, Laurent Wauquiez pourrait faire sien le précepte d'Héraclite : « On ne se baigne jamais deux fois dans le même fleuve. » Pour la quinzième fois, le patron des députés Droite républicaine (DR) a donné rendez-vous ce dimanche à ses soutiens au pied de cette montagne, dans son fief en Auvergne-Rhône-Alpes. Si le paysage demeure, le décor politique ne manque jamais de changer. Les plus nostalgiques s'en souviendront : ici, les rangs Les Républicains (LR) ont autrefois été plus fournis. Éric Ciotti foula ces terres. Bruno Retailleau y fut invité il y a deux ans. Mais tout cela, c'était avant. On ne gravit jamais deux fois le même mont Mézenc.

Cette fois-ci, Laurent Wauquiez ne pouvait pas échapper à ce qui était sur toutes les lèvres : 2027 et l'enlisement des candidats du « bloc central » et de la droite dans une guerre de positions. Une « folie », a tranché le député de Haute-Loire : « J'entends parler de stratégie, d'alliances, et je n'entends pas suffisamment parler d'un projet et d'une vision pour la France. » Pour le dire autrement, dixit un élu venu l'écouter : « Ni Attal, ni Philippe, ni Retaïleau ne se saisissent de ce sujet : il y a un type qui est d'Île-de-France, un autre qui est techno et un troisième qui, bizarrement, n'est pas du tout là-dessus. »

Se plaçant sous l'égide de Jacques Chirac, l'élu de Haute-Loire s'est longuement attardé sur le principal «défi» à ses yeux : «l'unité française et la fracture territoriale». Une fracture tour à tour économique, sociale, géographique, surtout, idéologique... et sur laquelle prospère La France insoumise, déplo-

ALEX MARTIN/AFP

Glucksmann, Faure, Hollande... À Blois, la primaire parasite la rentrée des socialistes

JEANNE ACCORSINI /SIPA

L'objectif : consolider la place d'Édouard Philippe comme le moins mal placé pour accéder au second tour et éviter un duel Le Pen-Mélenchon. À condition de neutraliser les candidatures de Gabriel Attal sur sa gauche et de Bruno Retailleau sur sa droite. « Cet impératif de rassemblement va monter en puissance dans les semaines qui viennent », assure le maire d'Angers, Christophe Béchu, secrétaire général d'Horizons. Mais alors que les sondages restent les seuls faiseurs de roi, ne faut-il pas fixer une échéance? Édouard Philippe se contente de croire à « une dynamique qu'il faudra percevoir et respecter le moment venu, c'est-à-dire ni trop tôt ni trop tard ». Là encore, le flou est de mise.

Célestine Gentilhomme Envoyée spéciale à Blois

D e ces deux jours en famille, les socialistes sont repartis les bras chargés de belles promesses. Il fallait les écouter ce week-end, sur les hauteurs de Blois (Loir-et-Cher), jurer à qui veut encore l'entendre que la primaire d'octobre prochain ne sombrera pas dans une guérilla interne. « Vous n'aurez pas de sang sur les murs », s'est engagé Olivier Faure devant les caméras. C'est précisément pour ne froisser personne que le patron du PS a préféré attendre ce dimanche soir pour officialiser son entrée à la primaire. « Je suis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 parce que je veux porter une France plus juste », a-t-il déclaré au « 20 heures » de TF1. Face à « l'immense gâchis » des années Macron, le premier secrétaire du PS ambitionne « de tout reconstruire, de tout rebâtir, de tout réparer ».

« Il est dans une position de challenger. Il y a peu de primaires où c'est le favori qui l'emporte à la fin », souligne un cadre du parti à la rose. Sans doute est-ce avec ce même espoir qu'Olivier Faure a invoqué samedi une leçon du passé dans son discours de clôture : « François Hollande a commencé à 3 % et il est deven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Rien ne se passe jamais comme prévu! », a-t-il lancé, sous un gigantesque tissu bleu-blanc-rouge accroché au plafond.

C'est donc avec le costume de favori que Raphaël Glucksmann a débarqué la veille à Blois, enchaînant accolades et bons mots avec ses alliés socialistes. Autour du social-démocrate, une «équipe » qui pourrait former « l'ossature » de son futur gouvernement : le chef des députés socialistes, Boris Vallaud, qui vient de le rallier, la patronne de la région Occitanie Carole Delga ou encore, le maire de Rouen, Nicolas Mayer-Rossignol. Quand soudain, surgit de nulle part... Olivier Faure, que ses opposants n'avaient visiblement pas prévu de croiser si tôt. Les poignées de main restent cordiales, mais les sourires se crispent dans le cortège de Raphaël Glucksmann. « Faure est venu rappeler qu'il était ici chez lui », glisse un élu socialiste.

En bon hôte, le premier secrétaire n'a pas non plus manqué de réserver un accueil chaleureux à François Ruffin, venu débattre mais aussi échanger samedi avec des militants socialistes. L'ex-Insoumis en a surtout profité pour dire tout le mal qu'il pensait de cette primaire « censitaire », taillée sur

« François Hollande a commencé à 3% et il est deven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Rien ne se passe jamais comme prévu ! »

Olivier Faure Premier secrétaire du PS

mesure pour Raphaël Glucksmann. De là à imaginer le patron de Debout s'imposer de lui-même dans la compétition? L'intéressé n'en dit mot, mais les partisans d'Olivier Faure s'amusent à laisser planer le doute. « La liberté d'être candidat ou non à une primaire est totale. Ça pose une question à Raphaël Glucksmann : si Ruffin arrive et que Glucksmann dit non, ça l'oblige à se justifier devant l'opinion», décrypte un fidèle du premier secrétaire.

« Que Faure respecte le vote des militants! », recadre illico un soutien de l'eurodéputé, rappelant le choix des adhérents en faveur d'une primaire « fermée ». La direction socialiste a d'abord tenté d'attirer François Hollande dans les filets de cette sélection interne. « Je ne crois pas beaucoup à la thèse du recours. C'est l'espoir qui repose sur l'effondrement de son propre camp », a prévenu vendredi Olivier Faure. « Il veut avoir le plus de candidatures possibles pour empêcher Glucksmann de gagner dès le premier tour », avance un vieil ami de François Hollande.

De passage à Blois, mais sans mettre un pied sur le campus socialiste, l'ancien président a encore décliné l'invitation à cette primaire « trop précoce » qui, selon lui, « divise plus qu'elle ne rassemble ». Mais il en faut plus pour dissuader Ségolène Royal, immanquable avec son blazer rose flashy, de tenter sa chance. « Je peux être utile, j'ai l'expérience et je connais l'appareil d'État », a assuré l'ancienne ministre depuis la cité royale. « Royal va faire du Royal. Elle va être le facteur perturbant car elle n'a rien à perdre », soupire d'avance un sénateur PS.

Raphaël Glucksmann, coprésident de Place publique, et Olivier Faure, premier secrétaire du Parti socialiste, vendredi, à Blois. ALAIN JOCARD/AFP

Laurent Wauquiez appelle ent de la droite »

re Laurent Wauquiez. «Je préférerai toujours la lentille verte du Puy au Tasty Crousty de Jean-Luc Mélenchon», a poursuivi Laurent Wauquiez afin de dénoncer la «nouvelle France» défendue par le chef de file Insoumis.

L'ennemi étant désigné, Laurent Wauquiez a insisté : « Cela fait des mois que j'appelle au rassemblement de la droite. Alors que Jean-Luc Mélenchon s'approche du pouvoir, qui porte aujourd'hui la voix que portait Jacques Chirac, celui qui a uni la droite, toute la droite, et qui lui a ainsi permis de battre la gauche de Lionel Jospin ? » Estimant que la prochaine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serait « la plus importante de la Ve République », il a appelé à « être disruptif ». Mais pour cela, naturellement, il faut gagner. Or, « avoir plusieurs candidats de droite au premier tour, c'est les priver tous d'une dynamique de campagne, c'est prendre le risque qu'il n'y

J'entends parler de stratégie, d'alliances, et je n'entends pas suffisamment parler d'un projet et d'une vision pour la France

Laurent Wauquiez Président du groupe DR à l'Assemblée en ait aucun au second tour et c'est offrir sur un plateau à Jean-Luc Mélenchon son ticket pour le second tour. Que faut-il pour que tout le monde ouvre les yeux ? »

Et de militer pour la «moins mauvaise des solutions» : une primaire ouverte avec des «règles du jeu». Quoi qu'il en soit, a conclu Laurent Wauquiez : «Il y a une seule obligation, pas négociable : un seul candidat de droite et un vrai programme de droite. » En prenant soin de ne jamais nommer, il apparaît néanmoins que, ainsi que le résume un poids lourd qui le connaît bien, «entre Retailleau, Philippe et Attal, il y en a qu'il ne soutiendra pas et deux qui ne font pas particulièrement envie... ».

Annie Genevard (suspendue de LR après avoir accepté de rester au sein du gouvernement Lecornu comme ministre de l'Agriculture), et invitée par le patron des députés DR, était présente. Venue porter « une voix de l'unité », elle a exhorté Les Républicains de Bruno Retailleau à « peser de tout leur poids dans cette élection ». « Le temps est à l'unité, pas à l'affrontement. Celui des ralliements n'est pas encore venu. Ici, je dis : dialoguez, parlez-vous, restaurons l'image de l'unité et d'une droite offensive qui sait être aux manettes. »

En réalité, poursuit une voix wauquiéziste, « cette primaire est un jeu de dupes entre les uns et les autres car, manifestement, les conditions ne sont pas réunies ». Ainsi, le député de Haute-Loire ne compte pas « participer aux critiques des uns et des autres ». « Son sujet et sa responsabilité, c'est le rassemblement... On va jouer la sagesse. » Christian Jacob, lui aussi présent, poursuit : « Les choses vont se décanter plus tardivement que d'habitude. Mais on voit déjà que ça décroche : Retailleau est à quoi... 6 % ? Je ne suis pas non plus convaincu qu'Attal, ça prenne tant que ça. Voyons d'abord ceux qui passent Noël. »

À Sens, l'ex-président PS se jauge face au candidat Horizons

Anaïs Chaline

Envoyée spéciale à Sens

«Nous avons déjà discuté, moi, je m'en souviens», lance d'emblée sur scène à Sens (Yonne) le candidat Horizons, Édouard Philippe, à celui qui n'est pas encore officiellement son rival, François Hollande. Au milieu de leur week-end bien chargé, les deux «ex» viennent débattre ce samedi de leurs visions pour 2027 à l'invitation du Laboratoire de la République, le think-tank de l'ancien ministre de l'Éducation Jean-Michel Blanquer.

Sur les enjeux économiques, les deux hommes dressent le même constat. Étonnamment, le socialiste va même plus loin que le candidat du bloc central : « Je pense que ça ira plus vite », prédit-il devant les près de 800 personnes de la salle des fêtes et les spectateurs de la chaîne LCI. Mais les remèdes ne sont pas les mêmes : augmentation des prélèvements pour l'un et réduction de la dépense sociale pour Édouard Philippe. Ce dernier, qui revient d'un déplacement à Mayotte, où il a appelé à « fermer les vannes de l'immigration », refuse pour autant un « moratoire sur l'immigration légale » pendant trois ans, comme proposé par son dernier ralliement, le garde des Sceaux, Gérald Darmanin. « On continuera à délivrer des titres de séjour », promet le Havrais.

«Union sacrée»

Quant à l'Algérie, point névralgique des tensions migratoires avec la France, l'élu socialiste appelle à «négocier» avec le pays nord-africain. Mais il a toutefois esquissé une éventuelle «révision» de l'accord de 1968, qui offre des conditions favorables aux Algériens sur le sol français. Un accord qu'Edouard Philippe s'est déjà engagé à dénoncer en cas d'élection. S'il n'est pas encore en lice, François Hollande ne fait plus mystère de ses ambitions présidentielles depuis de nombreux mois. Cette semaine, dans Le Point, il appelle à « une union sacrée », en excluant les extrêmes que sont les Insoumis et les nationalistes, sources, selon lui, de « divisions ».

Un constat «partagé» par son rival, assis à sa gauche, mais qui lui rétorque, avant des applaudissements : « Cette rupture à laquelle vous nous invitez, vous ne l'avez pas pratiquée. » Le député de Corrèze s'est en effet fait élire à l'Assemblée en 2024 sous les couleurs du Nouveau Front populaire, avec la participation du mouvement de Jean-Luc Mélenchon. « Vous avez aussi fait en sorte de faire barrage », lui a renvoyé François Hollande. Son adversaire avait appelé à voter pour un candidat communiste face a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dans sa commune de Seine-Maritime.

Au même moment, aux festivités socialistes, le premier secrétaire Olivier Faure prononçait son discours placé sous le signe de la primaire. Une compétition à laquelle François Hollande n'a aucunement l'intention de se soumettre. « Elle divise plus qu'elle ne rassemble », selon le septuagénaire. S'il assure qu'il ne souhaite pas « recommencer » l'aventure élyséenne, il se pose néanmoins en « solution » et donne rendez-vous en décembre.

Face à Édouard Philippe, qui défend lui aussi un rassemblement, mais de l'autre côté de l'échiquier politique, il lui «déconseille» la primaire. C'est prêcher un convaincu. Constatant des «convergences» entre la droite et le centre, comme Valérie Pécresse (LR) cette semaine, le candidat Horizons préfère s'en remettre au départage sondagier. Les deux hommes ont donc au moins en commun d'entretenir la même stratégie face à leurs rivaux.

Lecornu : la signification d'une clarification

CONTRE-POINT PAR GUILLAUME TABARD

En ce week-end d'accélération de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Sébastien Lecornu n'a pas voulu ajouter à la confusion. Premier ministre il est, candidat il ne sera donc pas. « Je ne me mêle pas de la campagne », garantit-il dans Le Parisien Dimanche.

Cette confirmation est d'abord un soulagement pour Édouard Philippe, qui, ce même jour à Tourcoing, chez Gérald Darmanin, a vanté les mérites d'une «droite diverse» dans l'espoir que, le moment venu, cette diversité puisse se traduire par «une dynamique de rassemblement» autour de lui. C'en est un aussi pour Bruno Retailleau et Gabriel Attal, qui se battent pour justifier la pertinence de leur candidature.

Soyons francs : ce n'est pas la puissance électorale du chef de gouvernement qu'ils avaient à redouter. Celui-ci a d'ailleurs toujours été lucide : au moment où les Français voudront refermer le livre du macronisme, celui qui en aura écrit le dernier chapitre ne peut pas incarner l'alternance ou le renouveau. Mais brandir l'hypothèse Lecornu, ou celle de toute autre candidature de substitution, revenait à renforcer le scepticisme sur l'affiche actuelle proposée aux électeurs de la droite et du centre.

« Je ne sais pas dans quelle langue il faut que je le dise », insiste le premier ministre. Mais on voit aussi quel temps grammatical il emploie pour le dire : le présent - « je ne suis pas candidat » - et pas le futur - « je ne serai pas candidat ». Son échéance à lui, c'est le budget. Mais la question sera réglée d'ici à la fin de l'année. Début 2027, c'est la date limite fixée par Philippe à Tourcoing pour rendre concret le rassemblement. C'est le moment où l'on commencera à voir qui a pris de l'avance et qui a reculé. Et si aucune dynamique ne s'est imposée nulle part, c'est aussi la date à laquelle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prendra le pas sur l'action gouvernementale.

On ne peut donc pas dire que la question soit totalement réglée. En définitive, après l'implosion de son tout premier gouvernement, Lecornu avait dit aussi que sa démission était irrévocable... Qu'en serait-il début 2027? Si, avant même la recomposition politique que Philippe promet s'il est élu, une recomposition de l'offre présidentielle s'imposait, le nom de l'actuel premier ministre pourrait alors revenir sur la table sans qu'on puisse lui reprocher d'avoir œuvré en son sens.

S'extraire fin août de la compétition présidentielle, c'est donc pour Lecornu le moyen à la fois de laisser leurs chances aux candidats déclarés, et singulièrement à Édouard Philippe dont il est le plus proche, et de ciseler son image de responsable politique désintéressé. Une carte précieuse pour l'avenir; et indispensable pour le présent. Car, s'il y a une campagne à mener, il y a toujours un pays à diriger. Lecornu sait qu'il n'a aucune marge de manœuvre pour engager des réformes ambitieuses. En faisant profil bas, en revendiquant même une posture sacrificielle, il veut au moins réussir sa dernière mission : permettre au pays, donc au futur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de disposer d'un budget. À défaut d'un bilan substantiel, Sébastien Lecornu veut se doter d'un capital personnel pour la suite. Quel qu'en soit le moment.

Écoutez Guillaume Tabard à 8h10 dans la Matinale de David Abiker avec LE FIGARO

John Timsit

Invité dimanche du «Grand Oral 2027 BFMTV-Le Figaro», le nouveau rendez-vous de la présidentielle, le député de la Somme a salué les « deux leaders populaires » du RN.

E lle s'annonce déjà comme l'un des rendez-vous incontournables de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Lancée dimanche soir, la nouvelle émission de

BFMTV et du Figaro, « Le Grand Oral 2027 », proposera désormais chaque semaine, de 18 heures à 19 heures, une grande interview en direct. Au cœur du format, un invité sera interrogé par un trio de journalistes : Marc Fauvelle, déjà à la tête des tranches du soir de BFMTV les vendredis et samedis, Marie Chan-trait, chef du service politique de la chaîne d'information du groupe CMA Média, et Jim Jarrassé, chef du service politique du Figaro.

Candidats à la présidentielle,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leaders d'opinion... Devant un public composé de membres de leur entourage ou de passionnés de politique, ces personnalités viendront répondre aux questions brûlantes de l'actualité, dans une émission diffusée simultanément sur BFMTV (canal 13 de la TNT), Le Figaro TV (canal 34 de la TNT en Île-de-France), le site et l'application du Figaro, ainsi que sur sa chaîne YouTube. Et ce, sur un créneau stratégique, à l'issue de week-ends appelés à être très politiques jusqu'au scrutin élyséen des 18 avril et 2 mai prochains, entre meetings, déplacements et petites phrases.

Sans oublier l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qui se profilent également à l'horizon. Et pour cause : quelle que soit l'identité du successeur d'Emmanuel Macron, la plupart des candidats se sont engagés à dissoudre l'Assemblée nationale pour tenter de lever les blocages actuels. De quoi installer durablement ce nouveau rendez-vous dans le paysage médiatico-politique et marquer un pas supplémentaire dans la collaboration éditoriale entre BFMTV et Le Figaro, déjà évoquée dans notre édition du 29 août.

Premier invité du « Grand Oral 2027 » : le député RN de la Somme, Jean-Philippe Tanguy. Sans surprise, ce très proche de Marine Le Pen a d'emblée été interrogé sur les rentrées en ordre dispersé de la quadruple candidate à l'Élysée et de son dauphin, Jordan Bardella. L'élue du Pas-de-Calais a fait son retour jeudi au Medef, à la faveur du premier débat présidentiel, son héritier politique samedi, lors

Jean-Philippe Tanguy, député RN de la Somme, dimanche, sur le plateau du « Grand Oral 2027 BFMTV-Le Figaro ». JÉRÔME DOMINÉ

Le Pen-Bardella : un tandem « efficace » et « harmonieux », assure Tanguy

de la foire agricole de Châlons-en-Champagne (Marne). Le signe de tensions dans le tandem nationaliste, un mois et demi après la décision du 7 juillet qui permet finalement à la députée de se présenter? Absolument pas, a balayé le « Monsieur Économie » du RN, estimant que le parti à la flamme « doit déployer toute son énergie sur le territoire français ».

« Il n'y a pas d'intérêt à ce que Jordan Bardella et Marine Le Pen soient tout le temps ensemble, partout. On doit multiplier les rencontres, les présentations de notre programme, les occasions d'être parmi les Français... », poursuit Jean-Philippe Tanguy. L'absence, au Medef, de l'eurodéputé aux côtés de sa mentor a beau avoir été très remarquée, le vice-président du groupe RN va jusqu'à soutenir qu' « il n'avait pas à être là », le binôme ayant « déjà fait un déplacement ensemble à La Flèche (Sarthe) avant l'été (le 8 juillet, NDLR) ». Manière de vanter l'« efficacité » politique, mais aussi l'«harmonie» qu'il voit entre Jordan Bardella et son aînée : « On a une chance, c'est d'avoir deux leaders populaires et une autonomie qui leur permet de faire campagne sur tout le territoire français », assure l'élu de la Somme, promettant que le duo s'affichera ensemble, mais surtout « avec les Français ». « Le pays est grand, les occasions sont nombreuses, la campagne est longue (...) le but ce n'est pas de faire des réunions du RN entre nous, mais de faire des déplacements à la rencontre de nos concitoyens », a-t-il répliqué.

« On doit multiplier les rencontres, les présentations de notre programme, les occasions d'être parmi les Français »

Jean-Philippe Tanguy Député RN de la Somme

En attendant, certaines questions demeurent en suspens. Alors que Marine Le Pen a repris la main sur la campagne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après des mois d'incertitude sur son incarnation pour 2027, reste à savoir si Jordan Bardella pourra cultiver son propre espace politique. D'autant qu'il n'entend pas vivre dans son ombre. Si le trentenaire a estimé samedi soir sur BFMTV que sa relation avec la double finaliste présidentielle relevait davantage d'un « tandem » ou d'un « duo » que d'un « couple », Jean-Philippe Tanguy souffle le chaud et le froid. Certes, selon lui, le patron du RN conservera « heureusement une liberté de parole », fort d'avoir « mené » le parti nationaliste à « plusieurs victoires importantes ». Mais il a aussi la « confiance absolue de Marine », pour qui « il s'est engagé en politique ». « C'est elle qui a repéré son talent, talent qui s'est déployé », ne manque-t-il pas de lui rappeler.

Malgré des désaccords idéologiques entre les deux - sur les retraites et, plus globalement, sur la ligne économique -, Jean-Philippe Tanguy confirme le choix de Jordan Bardella comme premier ministre en cas de victoire de Marine Le Pen. « Ça ne fait aucun doute », voyant dans le « consensus » des cadres RN autour du jeune loup un atout pour sa chef de file, qui a mis sur pied un mouvement politique dans lequel « il y a une bonne ambiance ». « On s'apprécie. Parfois, ça nous arrive même de nous aimer entre nous. On était content de faire campagne ensemble, on est dans la camaraderie », garantit le spécialiste des questions budgétaires. Avec l'objectif de « résoudre les problèmes des Français laissés par les macronistes ».

Pas question toutefois pour Jean-Philippe Tanguy de se laisser griser par les sondages au firmament pour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donné en tête pour la présidentielle l'an prochain. «Il faut prendre ça avec beaucoup de prudence et d'humilité», prévient-il.

Pour sa rentrée à Châlons, le président du RN surfe sur la «bardellamania»

C'est tout sourire que Jordan Bardella est arrivé samedi aux alentours de 11 heures à la foire agricole de Châlons-en-Champagne, dans la Marne. Pas question pour le patron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de laisser la grisaille et les averses gâcher sa rentrée. Sitôt sorti de sa voiture, le jeune loup nationaliste répond avec entrain aux sollicitations de ses admirateurs, venus en nombre lui réclamer un selfie ou une dédicace. Et pour cause : le trentenaire est ici en terrain conquis, lui qui honore ce rendez-vous chaque année depuis 2022. Une sorte de Salon de l'agriculture bis, devenu un passage incontournable pour les politiques de tous bords, a fortiori à huit mois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 Bruno Retailleau (LR) était présent vendredi; Gabriel Attal (Renaissance) dimanche.

7H-9H EUROPE 1 MATIN Dimitri Pavlenko

Retrouvez l'Edito politique à 7h53 avec Alexis Brézet et Vincent Trémolet de Villers du Figaro

Drapeaux, livres ou même une chemise... Les signatures se sont enchaînées toute la journée, les photos aussi. Ici, la «bardellamania» ne faiblit pas, entretenue par des adolescents comme par des parents accompagnés de jeunes enfants venus immortaliser le moment, d'une manière ou d'une autre. Même s'il y avait de la déception dans l'air - beaucoup auraient aimé le voir prendre dès 2027 le relais de Marine Le Pen - pas question de laisser le scénario inverse entamer leur enthousiasme. «Je suis venu pour lui, j'aime tout chez lui, ses idées, son charisme... Même s'il ne sera pas président cette fois-ci», lâche Yoann, son fils d'environ 5 ou 6 ans sur les épaules, qui a réussi à faire dédicacer un tee-shirt «Jordan Bardella pour la France». «Je vais le mettre au-dessus de mon lit», confie-t-il, visiblement impatient. « Que ce soit lui ou Marine Le Pen, c'est la même chose au fond. On soutient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 assure un retraité au crâne dégarni.

D'autres sont plus tranchés, comme cette mère de famille : « C'est une déception que ce ne soit pas lui », dit-elle, redoutant que le nom Le Pen - longtemps sulfureux - rebute les électeurs modérés et rende la tâche plus difficile pour la quadruple candidate. Une frustration dont Jordan Bardella semble avoir pris la mesure, promettant « qu'(il) sera là quoi qu'il arrive et qu('il) mènera campagne, car ce qui compte, ce ne sont pas les ambitions personnelles ».

Prolixe et à l'aise avec ses soutiens, l'eurodéputé RN - accompagné entre autres des députés Alexandre Loubet et Laurent Jacobelli - ne boude pas son plaisir de renouer avec le terrain, au milieu de cette foule dans laquelle il se fraye difficilement un chemin jusqu'aux allées de la foire. Moins, peut-être, de retrouver la presse, venue en nombre pour l'occasion, dont il sait dès le matin qu'elle scrutera son attitude toute la journée.

Il faut dire que sa dernière apparition publique, le 8 juillet à La Flèche (Sarthe), avait laissé une tout autre impression. Visage fermé et mâchoire serrée, le président du RN retrouvait ce jour-là son rôle de second, derrière une Marine Le Pen rayonnante, au lendemain de la décision de justice qui lui a permis de rester en lice. Un contraste prévisible, puisque l'arrêt rendu la veille, conjugué au choix de la chef des députés RN de se lancer dans la course à l'Élysée - malgré le risque d'un revers en cassation - rebattait les cartes au sein du parti nationaliste. Et mettait ainsi fin au suspense sur celui qui porterait ses couleurs à la présidentielle. Seule réaction de Jordan Bardella à cet épisode qui avait fait couler beaucoup d'encre : l'entretien qu'il avait accordé au Figaro, où il démentait « toute forme d'humeur contrariée ou de déception », cherchant à couper court aux commentaires sur sa supposée amertume.

« Nous pouvons gagner cette présidentielle, je mettrai évidemment toute ma combativité et toute mon énergie au service de nos idées » Jordan Bardella Président du RN

Depuis, Jordan Bardella se faisait discret. Pas de son ni d'images cet été, à l'exception de quelques photos de vacances distillées au compte-goutte sur ses réseaux sociaux. Pas même, cette semaine, pour accompagner Marine Le Pen lors du premier débat présidentiel organisé jeudi par le Medef. Rien de tel pour relancer la machine à rumeurs sur des tensions entre les deux et des désaccords idéologiques au sein du tandem nationaliste. « Nous allons mener cette campagne côte à côte. (...) Nous pouvons gagner cette présidentielle, je mettrai évidemment toute ma combativité et toute mon énergie au service de nos idées pour faire en sorte que nous la remportions », a martelé le député européen. Tout en faisant savoir qu'il avait « beaucoup travaillé cet été sur le programme de redressement » que le RN présentera très bientôt. Des questions de fond, mais aussi plus personnelles, sur lesquelles il a été interrogé ce samedi soir sur BFMTV.

Reste à savoir comment Jordan Bardella va composer avec ce costume de « premier-ministrable » qu'il doit renfiler, au détriment de celui de quasi-candidat. Et ce, alors que son dispositif de campagne était presque sur pied. « Il aura un rôle de premier soutien, un rôle de soutien médiatique et de soutien sur le terrain », assure l'un de ses proches. « Il devra aussi consolider la future majorité au Parlement », ajoute la même source. Non sans fondement : fort d'un ancrage plus assumé à droite et tenant d'une ligne plus libérale, le trentenaire semble plus à même d'élargir l'électorat RN que Marine Le Pen. Laquelle a toujours cherché à tenir le parti à distance d'une telle coloration politique. ■ J.T.

Les eurosceptiques l'emportent en Islande

Louis Dubar et Victor Di Bartolo Envoyés spéciaux à Reykjavik

Les électeurs ont rejeté une reprise des négociations d'adhésion à l'Union européenne par 52,8% des voix contre 47,2%.

L

a bataille électorale s'annonçait serrée. Elle l'a été jusqu'au petit matin. Au bout d'une course haletante, le « non » a fini par l'emporter avec 52,8 % des e 47,2 % au « oui ».

Pourtant, samedi soir, rien ne laissait encore présager le naufrage du «jar». Au Musée d'Art de Reykjavik, où plusieurs centaines de partisans proeuropéens s'étaient retrouvés pour suivre les résultats, bières, DJ set, partie d'Uno entre sympathisants... «Je tenais absolument à être là. J'ai tanné mon père pour qu'on vienne ensemble. L'Europe peut changer notre quotidien», explique Eyrun, 21 ans, maquilleuse. Hasard de la géographie, les deux camps ont installé leurs quartiers à une rue d'écart, à quelques dizaines de mètres seulement de distance. À cette heure-là, tout un monde semble encore les séparer.

Lar Hrobjartsson, chercheur à la tête du think-tank Varoa.

Plusieurs observateurs pointent le démarrage tardif du camp proeuropéen et son incapacité à imposer un récit mobilisateur. Pour Ragnar Hjalmarsson, chercheur et analyste politique, le «Jar» a choisi de présenter ce vote « comme une simple étape de procédure ». À l'inverse, le « non » a misé sur un registre « émotionnel », évoquant la per-te de contrôle sur la pêche ou l'agriculture. « C'est une force de mobilisation bien plus puissante que ne l'est le fait de rassurer la population sur un jalon technique », poursuit-il.

Un ressort loin d'être inédit dans le pays. Les mêmes inquiétudes avaient déjà traversé le débat public lors de l'entrée de l'Islande au sein de l'Espace économique européen en 1994. «À chaque fois, on retrouve les mêmes craintes, celles d'une perte de souveraineté ou la peur de l'inconnu, perçues comme autant de menaces existentielles pour la société islandaise», complète Ragnar Hjalmarsson.

En revanche, le séisme électoral devrait rester contenu pour le gouvernement. « L'opposition cherchera bien sûr à mettre la pression sur l'économie et son

« Notre promesse était de faire ce référendum et de respecter le résultat. Je ne vois pas ça comme un retour en arrière mais comme une victoire pour la démocratie. L'importante participation ne fait que renforcer notre mandat »

Kristrun Frostadottir Première ministre islandaise agenda, mais aucun risque que la coalition en soit réellement ébranlée», estime Kristinn Arni Lar Hrobjartsson, qui rappelle que la tenue du référendum figurait dans l'accord de coalition de 2024.

« Notre promesse était de faire ce référendum et de respecter le résultat. Je ne vois pas ça comme un retour en arrière mais comme une victoire pour la démocratie. L'importante participation ne fait que renforcer notre mandat », se félicite la première ministre, Kristrun Frostadottir, au lendemain du vote.

À Bruxelles, la déroute du «oui» laisse un goût amer. L'UE voyait dans une possible adhésion de l'Islande une prise symbolique, l'occasion d'étendre son influence vers le Grand Nord et, peut-être, de provoquer un effet domino en Norvège, autre irréductible resté aux portes de l'UE. D'autant que la Commission avait fait profil bas tout au long de la campagne, tout en laissant entrevoir, par la voix de sa commissaire à l'Élargissement, Marta Kos, la possibilité d'un « traitement particulier » sur les dossiers les plus sensibles.

« Je suis très déçu parce qu'il s'agissait seulement d'ouvrir un dialogue; nous étions prêts à nous engager », se désole Sandro Gozi, eurodéputé MoDem, membre du groupe Renew au Parlement européen, qui s'était rendu sur l'île fin juin. « Désormais, nous devons concentrer nos efforts sur les autres pays candidats, notamment ceux des Balkans occidentaux et l'Ukraine. »

« C'est une occasion manquée », tranche-t-il, qui n'imagine pas voir l'Islande aborder de sitôt la question d'une adhésion. « Concentrons-nous désormais sur le statu quo », poursuit l'élu, rappelant l'intégration poussée de Reykjavik au marché unique et à l'espace Schengen.

La première vague de résultats donne des chiffres rassurants pour le camp proeuropéen. Dans plusieurs circonscriptions rurales et faiblement peuplées, où les observateurs redoutaient un raz-de-marée du «non», l'écart se révèle moins sévère qu'attendu. Mais l'éclaircie est de courte durée. Au fil du lent dépouillement des six circonscriptions de l'île, la dynamique s'inverse. Plusieurs bastions indispensables à une victoire du «oui» enregistrent des résultats en demi-teinte. À 3h24, le «nei» finit par passer en tête. Une position que les eurosceptiques ne céderont plus. Seuls les couche-tard assisteront à cette bascule en direct. Les autres ont constaté, au matin, un écart bien plus net que le laissaient présager les derniers sondages.

« En l'espace d'un mois, les 18-29 ans sont passés de 60 % en faveur du "oui" à 60 % opposés à la réouverture de négociations »

Kristinn Arni Lar Hrobjartsson Chercheur à la tête du think-tank Varoa

L'une des clés du scrutin tient au vote des jeunes. Longtemps considérée comme l'un des principaux réservoirs du « oui », cette partie de l'électorat a nettement changé de camp au fil de l'été. « En l'espace d'un mois, les 18-29 ans sont passés de 60 % en faveur du "oui" à 60 % opposés à la réouverture de négociations », souligne Kristinn Arni

Des partisans du « non » sur la reprise des négocations entre l'Islande et l'UE célèbrent leur victoire dans la nuit de samedi à dimanche. LHALLDOR KOLBEINS/AFP

Le Népal entre deuil et espoir après les inondations meurtrières

Emmanuel Derville Envoyé spécial à Katmandou

Les hôpitaux et les morgues de la capitale accueillent chaque jour des familles, alors que plus de 3000 personnes restent portées disparues.

Cela pourrait s'appeler « le mur des disparus ». De temps à autre, des gens s'approchent, scotchent la photo d'un proche sur la façade d'un bâtiment de l'hôpital universitaire de Katmandou. Les images recouvrent le mur, remontent jusqu'aux fenêtres tel un lierre. Tous ses visages appartiennent à des personnes qui n'ont plus donné signe de vie depuis la crue qui a dévasté le nord du Népal le 26 août. Leurs familles les attendent. À regarder les clichés de plus près, on mesure à quel point ces disparus manquent à leurs proches. Chaque photo est soignée.

Ici, c'est une lycéenne en uniforme assise en classe qui lance un sourire à l'objectif. Là, c'est un garçon d'une vingtaine d'années qui pose devant une montagne enneigée, le pouce en l'air. Plus loin, une dame se tient dans un champ d'herbes hautes. Yunika Banya, petite femme rondouillette, apporte avec elle une pile d'avis de recherche de huit hommes dans la force de l'âge.

« Voici mon frère, mes oncles et mes cousins. Ils étaient partis pour un trekking dans le mont Kailash, dans la région du Tibet chinois. C'étaient tous des guides expérimentés. Ils emmenaient 54 touristes.

Des Malaisiens, des Américains, des Britanniques... La dernière fois que nous avons parlé à mon frère, c'était le 26 août vers 8 h 40 ou 8 h 45. Depuis, plus rien. Nous l'attendons. Mon frère vous savez, c'est un homme bien. Il a une fille de 7 ans. Il a une femme. C'est mon frère aîné. Nous espérons qu'il reviendra. Ça fait déjà quatre jours. Je ne sais pas. »

Yunika ne parle pas de lui au passé. Mais elle commence à faire son deuil. Avec sa famille, elle a fait le tour des hôpitaux de la capitale tous les jours en espérant voir son nom briller dans la liste des patients admis. Mais rien. Elle a vu les images spectaculaires de la coulée de boue qui a tout emporté. Elle comprend que l'espoir de le retrouver en vie s'est éteint. « Si vous pouviez poster ces information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Mon frère s'appelle Bikash Basnet », plaide-t-elle avant de conclure : « Mon frère, je l'ai perdu, mais je ne peux pas le dire à mon papa et à ma maman. »

La plupart des gens qui viennent ici ont un point commun. Ils ont un parent qui se trouvait près de la frontière chinoise, non loin du lieu où le glacier s'est déta-ché, provoquant cette avalanche qui a tout rasé en dévalant vers le sud.

Bhotlash Yadav est venu placarder une photo de son beau-frère. « Il travaillait à la frontière comme agent de conditionnement. La dernière fois que ma femme lui a téléphoné, c'était à 8 h 38 mercredi. Une heure après, la nouvelle de la catastrophe a commencé à se répandre alors on a essayé de le rappeler, mais en vain. »

La crue dévastatrice a fait plus de 750 morts, tandis que plus de 3 000 personnes restaient, dimanche, portées disparues. Aux urgences, une médecin nous confie qu'elle voit arriver moins de corps ce samedi. « La tendance depuis mercredi est à la baisse. Nous avions presque 20 à 25 entrées le premier jour, puis c'est passé à 20, et ensuite peut-être 15. Et aujourd'hui, nous n'avons qu'un patient », explique cette jeune femme avec gentillesse, trop accaparée pour donner son nom.

Elle poursuit : « Je pense que nous avons moins de monde parce que la route reste très endommagée. Nous ne pouvons pas faire passer les ambulances à ces endroits. Nous avons seulement des héliports, et ils ne fonctionnent que pendant la journée, pas la nuit. De plus, des gens peuvent avoir été enterrés par la crue. » Ces victimes, les secours commencent à les exhumer et leur photo atterrit sur le grand portail noir de la morgue, derrière l'hôpital. Cet endroit, c'est la mort de l'espoir. Les policiers en faction ont affiché les visages de ceux qui ne reviendront pas. Et la liste s'allonge avec cruauté.

« Nous ne pouvons pas faire passer les ambulances à ces endroits. Nous avons seulement des héliports, et ils ne fonctionnent que pendant la journée, pas la nuit »

Une urgentiste de l'hôpital universitaire de Katmandou

Le portail est devenu trop petit pour accueillir tous les défunts. Alors il a fallu exposer les derniers arrivés sur les rideaux métalliques des deux garages qui sont en face. Et puis la place a fini par manquer là aussi. Tout à coup, trois policiers sortent de la morgue en portant une longue guirlande de clichés reliés par un fil rouge qu'ils filent accrocher à une grille adjacente. Une foule se précipite, scrute les photos avec toute la concentration du monde. Pas facile de reconnaître l'être aimé quand il n'y a rien d'autre à contempler qu'un corps décomposé ou en morceaux, un visage boursouflé couvert de sable. Chaque journée au Népal se répète depuis la catastrophe. Les recherches commencent le matin, les cadavres s'accumulent au fil des heures, la nuit tombe, les secours reprennent à l'aube. Et ainsi de suite.

Tek Bahadur Roka fait partie d'un syndicat de chauffeurs routiers népalais, une organisation forte de plus de cinq mille adhérents. Il n'a pas de membre de sa famille parmi les victimes mais des collègues, et son syndicat participe aux recherches. Il est convaincu que les morts vont se compter par milliers et qu'il faudra du temps pour leur donner une crémation, si importante pour les hindous. « Le gouvernement a donné la priorité à l'évacuation des blessés et des patients chroniques, comme des personnes âgées qui n'ont pas reçu leurs médicaments et qui ne peuvent pas évacuer les zones sinistrées à pied. Mais il reste beaucoup de corps dans les rivières qui ont été emportés par la crue et qu'on n'a pas pu récupérer. » Le cauchemar n'est pas fini.

Avec sa guerre contre l'Iran, Trump parachève le

Adrien Jaulmes Correspondant à Washington

Six mois après son déclenchement, l'opération a tourné à un match nul embarrassant pour les États-Unis, réduisant leur prestige

Six mois après son déclenchement, la campagne éclair de Donald Trump a muté en une curieuse semiguerre qui a transformé le Moyen-Orient de façon imparés. Les États-Unis longer imprévue. Les États-Unis, longtemps la puissance dominante dans la région, sont dans une impasse stratégique dont ils peinent à s'extraire. Au lieu de précipiter la chute de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iranienne, la guerre lui a ouvert de nouvelles perspectives pour défier l'ordre international. Commencé autour de la question du programme nucléaire iranien, le conflit est devenu une épreuve de force pour le contrôle du détroit d'Ormuz, route maritime qui était encore ouverte la veille du début des opérations. Entre un cessez-le-feu incertain et un accord de paix élusif, le conflit déclenché par Trump ressemble assez à l'une de ces «guerres sans fin» que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a tant raillé chez ses prédécesseurs.

Ormuz, détroit stratégique, est le nouvel enjeu régional. Téhéran est déterminé à pérenniser son contrôle de fait sur ces eaux internationales, se montrant même prêt à risquer la reprise des hostilités plutôt que de permettre de nouveau le libre transit des navires. Les États-Unis ont renoncé à faire plier les Iraniens par une nouvelle escalade militaire, mais ils tentent à présent de s'opposer à leur chantage économique par un blocus maritime et une nouvelle série de sanctions. Les négociations, fréquemment annoncées au cours des derniers mois comme prêtes à aboutir, sont au point mort. « Il n'y a pas grand-chose à en dire », a déclaré jeudi Trump aux journalistes à propos des pourpar-lers avec les Iraniens. « Nous ne voulons pas leur parler; nous ne cherchons pas à les rencontrer ni rien de ce genre. Le détroit est ouvert; nous y faisons passer beaucoup de navires - des millions et des millions de barils de pétrole transitent par le détroit chaque jour. »

La réalité est en demi-teinte. L'Iran ne parvient pas à fermer complètement le détroit d'Ormuz. Les pétroliers sont depuis quelques semaines de plus en plus nombreux à s'y risquer, faisant parfois la navette pour transférer leur cargaison sur d'autres navires restés au large. Mais le volume du trafic demeure en dessous de la moitié de ce qu'il était avant-guerre.

Malgré sa formidable capacité à imposer sa propre version des faits,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a cette fois du mal à présenter ce résultat comme la victoire éclatante qu'il avait promise. Presque tous les objectifs invoqués pour justifier l'attaque ont été occultés, ou bien remis à des négociations ultérieures. La guerre n'a mis fin ni au programme nucléaire de Téhéran, ni à la menace de ses missiles balistiques, ni à son réseau de mandataires qui prolonge son influence jusqu'à la mer Rouge et à la Méditerranée.

Ce match nul stratégique a cependant considérablement modifié les rapports de force au Moyen-Orient. Le régime iranien qui déstabilise la région depuis 47 ans semble avoir puisé une vigueur nouvelle dans son affrontement avec le « Grand Satan » américain. Après la série de revers essuyé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la chute de Bachar el-Assad en Syrie, les coups portés par Israël au Hezbollah et au Hamas et son incapacité à défendre son espace aérien en 2025 contre un raid ciblant ses installations nucléaires, la simple survie de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face à la première puissance mondiale équivaut à une victoire symbolique. Au lieu d'avoir précipité la chute d'un régime vacillant, la guerre semble plutôt l'avoir revigoré.

Outre le fait qu'ils n'ont atteint aucun de leurs objectifs, les États-Unis voient leur position au Moyen-Orient un peu moins assurée qu'il y a six mois. Leurs bases dans la région ont été prises pour cible, leurs stocks de munitions et d'intercepteurs ont été dangereusement entamés, et leur crédibilité sérieusement écornée. La vulnérabilité des monarchies du Golfe, alliées de Washington, a été exposée. Leurs installations pétrolières et gazières, leurs usines de dessalinisation et leurs aéroports ont été frappés par les Iraniens et leurs nouvelles capacités militaires.

Le déroulement même du conflit a été singulier. Menée à l'ère du drone et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la guerre est demeurée un affrontement pure-ment aérien et naval. Les adversaires ont échangé des frappes à distance, sans que les combattants ne se soient jamais affrontés au sol. Le moment où ils en ont été le plus proches a sans doute été lors de la mission de sauvetage de deux pilotes de l'US Air Force abattus au-dessus de l'Iran à la fin du mois d'avril, quand les Américains ont envoyé leurs commandos les récupérer en plein territoire iranien.

La guerre a commencé par une impressionnante démonstration des capacités opérationnelles américaines et israéliennes. Une attaque surprise, montée grâce à des renseignements d'une extraordinaire précision avait éliminé en plein jour le guide suprême iranien Ali Khamenei et son entourage au centre de Téhéran. Plus d'un millier de cibles, sélectionnées grâce à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avaient été détruites au cours des premières 24 heures du conflit. Les destructions de matériels et d'installations militaires ont été spectaculaires. Mais les victimes civiles n'ont pas été complètement évitées, comme lors du bombardement de l'école élémentaire de Minab, qui a fait 156 morts, dont 120 écoliers, le premier jour de la guerre.

Cette extraordinaire prouesse tactique contraste depuis avec ce qui est rapidement apparu comme une absence presque complète de stratégie. Trump, qui se targue volontiers de remplacer les plans par ses instincts, avait été encouragé par l'absence de riposte iranienne l'année précédente quand il avait frappé les installations nucléaires de Fordo et d'Ispahan. Il avait été encore enhardi par l'extraordinaire succès de son opération de janvier dernier, quand les commandos américains avaient enlevé Nicolas Maduro en plein Caracas. Jusqu'à présent très circonspect avant de s'engager dans un conflit au Moyen-Orient, Trump avait choisi cette fois l'option la plus audacieuse. Espérant réussir là où tous ses prédécesseurs ont échoué depuis les années 1980, dédaignant les avis des experts et des stratégies, ne prenant même pas la peine de s'expliquer devant le Congrès ou l'opinion publique américaine, ni de consulter ou de rassembler ses alliés, il a fait le pari le plus risqué de ses deux présidences.

Malgré sa formidable capacité à imposer sa propre version des faits,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a cette fois du mal à présenter ce résultat comme la victoire éclatante qu'il avait promise

Les mauvaises surprises sont intervenues dès les premiers jours de la guerre. Le régime iranien ne s'est pas effondré. Les bombardements lui ont même servi à affermir son pouvoir malgré son impopularité. La mort d'Ali Khamenei n'a pas non plus eu l'effet escompté sur les institutions nées de la révolution de 1979. Son fils Mojtaba a été rapidement nommé comme son successeur. Il représente la continuité du régime, même s'il n'est jamais apparu en public depuis lors, dans une version politique de l'imam caché de la tradition chiite. La réalité du pouvoir est passée aux gardiens de la révolution islamique, défenseurs de l'idéologie révolutionnaire et hostiles à tout compromis.

L'ampleur de leur riposte a aussi pris de court les Américains. L'arsenal de missiles balistiques iraniens, plus important que prévu, et dispersé par précaution avant la guerre, a largement survécu aux frappes aériennes. Ils se sont abattus sur les bases américaines de la région.

Les drones, dont l'Iran est devenu un important producteur, sont venus compléter ses capacités, palliant son absence d'aviation, notamment le fameux drone kamikaze Shahed-136. Les Iraniens les ont employés avec méthode, saturant avec ces armes bon marché les défenses américaines assurées par de coûteux missiles intercepteurs. Les États du Golfe se sont retrouvés en première ligne. Les installations pétrolières et gazières et les aéroports civils et militaires dont dépend la prospérité de ces riches voisins de l'Iran ont été la cible de raids destructeurs. Les renseignements satellitaires russes ont aussi permis aux Iraniens de cibler des installations stratégiques ou symboliques de la présence américaine, comme l'antenne de la CIA à l'ambassade américaine à Riyad, ou des appareils difficiles à remplacer, comme l'avion d'alerte Awacs détruit sur le tarmac d'une base saoudienne. Les attaques de missiles et de drones ont aussi privé la 5 $^{e}$ flotte américaine de son principal port régional à Bahreïn, compliquant le ravitaillement des navires déployés pendant de longs mois loin de tout port américain. L'embarrassante affaire du porte-avions Abraham Lincoln, que les Américains ont dû relever après un déploiement à la mer qui a épuisé l'équipage, a révélé leur impréparation pour un conflit prolongé.

Cette riposte militaire a été complétée par une autre surprise stratégique, celle du blocage du détroit d'Ormuz. En interrompant les exportations pétrolières en provenance du golfe Persique, qui représentent près d'un cinquième des volumes mondiaux, l'Iran a retourné l'arme économique longtemps utilisée contre lui.

Ce scénario, d'autant plus prévisible que les Iraniens avaient déjà tenté d'y avoir recours en 1987, et qu'il avait été utilisé plus récemment par les houthistes yéménites en 2025, a été la plus grande déconvenue américaine. Il a transformé une campagne aérienne et cinétique en un affrontement naval et économique, qui dure depuis lors. La menace d'une crise pétrolière et d'une récession mondiale est devenue la principale préoccupation de Donald Trump.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s'est même justifié en signant un cessez-le-feu pendant le sommet du G7 à Évian, en expliquant ne pas vouloir « risquer une récession », et « devenir Herbert Hoover, celui que je ne voulais pas être », en référence au président américain tenu pour responsable du déclenchement de la grande crise des années 1930.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a fait l'amère découverte du nombre limité de ses options militaires, malgré la supériorité écrasante des États-Unis. Rouvrir par la force le détroit d'Ormuz nécessite de faire entrer les navires américains dans les eaux resserrées du Golfe, où les temps d'alerte pour se défendre des missiles sont réduits, augmentant les risques de pertes. Un débarquement amphibie pour s'emparer d'îles dans le détroit d'Ormuz ou bien de celle de Kharg, et de son terminal pétrolier au fond du Golfe par où transite tout le pétrole iranien, apparaît comme encore plus risqué, sans garantie de succès. En choisissant le blocus naval de l'Iran, Trump a pris l'option la plus prudente, mais la pression sur une économie iranienne exsangue ne produit ses effets que lentement.

Ces perspectives militaires ont été encore réduites par l'épuisement des munitions de précision dont dépendent les Américains. Toutes les simulations

Menée à l'ère du drone et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la guerre est demeurée un affrontement purement aérien et naval

indiquent depuis des décennies qu'un conflit à haute intensité consomme les missiles à vitesse accélérée. Les stocks ont atteint des niveaux inquiétants depuis le début de la guerre. Des sources au Pentagone ont révélé en juillet que les États-Unis ont utilisé «pratiquement tous» leurs missiles sol-sol de précision au cours des mois écoulés, depuis les ATACMS (army tactical missile systems), à longue portée, jusqu'à leurs successeurs, les PrSM (precision strike missiles). La moitié du stock de missiles de croisière Tomahawk, lancés depuis des navires ou des submersibles, et qui permettent de frapper loin sans risquer avions ou pilotes, ont été tirés. La consommation a aussi été considérable en matière d'intercepteurs, ces missiles antimissiles qui protègent des attaques de l'Iran. Environ 65% des Patriot ont été utilisés et 38% des THAAD, capables de frapper à haute altitude.

Ces questions logistiques ont mis du temps à remonter jusqu'au président. Entouré par un cabinet choisi pour ne jamais le contredire, dédaignant les estimations des experts et des médias, Trump a explosé en l'apprenant, s'emportant contre son secrétaire à la Défense, Pete Hegseth, lors d'une réunion du Cabinet à Camp David début août. Selon les médias américains, cette pénurie aurait été l'une des raisons pour lesquelles une nouvelle escalade militaire a été abandonnée. Aux conséquences opérationnelles sont venus s'ajouter des effets stratégiques. Incapables de protéger leurs bases devenues vulnérables, les Américains ont largement retiré leurs troupes des pays du Golfe. Longtemps une garantie de sécu-

recul stratégique de l'Amérique au Moyen-Orient

et donnant une vigueur nouvelle à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qui les défie depuis quarante-sept ans.

rité, la présence américaine a aussi perdu de son attrait. Les alliés régionaux de Washington cherchent depuis à diversifier leurs partenariats. L'Arabie saoudite a signé à La Mecque un traité de défense avec la Turquie et le Pakistan, consacrant le nouveau rôle de ces deux puissances régionales. Les Émirats arabes unis se sont rapprochés d'Israël.

Le conflit a aussi renforcé l'axe Russie-Chine-Iran. La Russie a aidé l'Iran à cibler les Américains dans le Golfe en lui fournissant des images satellite. La Chine, principal acheteur de pétrole iranien, a aussi été soupçonnée de fournir à Téhéran des missiles sol-air.

Parallèlement, la guerre a encore aggravé la crise entre les États-Unis et leurs alliés européens et asiatiques. Tout en minimisant l'assistance de la Russie ou de la Chine à l'Iran, Trump s'en est pris à l'Otan ou à la Corée du Sud, accusés d'ingratitude. Le sultanat d'Oman, qui négocie avec l'Iran le nouveau statut du détroît d'Ormuz né de l'aventure américaine, a aussi été menacé par Trump.

Le rapprochement sans précédent entre Israël et les États-Unis n'a pas complètement compensé cet isolement auto-infligé des États-Unis. Cette alliance, la plus étroite jamais nouée par les Américains avec une autre puissance depui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a décuplé leurs capacités opérationnelles dans la région. Mais elle a eu des effets plus discutables d'un point de vue stratégique, et surtout diplomatique. « Tout le monde te déteste », avait même lancé Trump à Benyamin Netanyahu lors d'une conversation téléphonique tendue.

Même si la puissance américaine a régulièrement connu et surmonté des défaites plus coûteuses, au Vietnam, en Afghanistan ou en Irak, ce match nul contre une puissance régionale de troisième catégorie risque d'avoir aussi des conséquences au-delà du Moyen-Orient. Les stocks de munitions consommées seront longs à remplacer et risquent de faire gravement défaut si une crise éclate en Asie ou en Europe. Le coût de la guerre, estimé à 37,5 milliards de dollars, et qui continue d'augmenter, est venu s'ajouter au déficit américain et à la dette qui a dépassé les 40 000 milliards de dollars, et dont les intérêts dépassent à présent le budget de la défense.

Les renseignements satellitaires russes ont aussi permis aux Iraniens de cibler des installations stratégiques ou symboliques de la présence américaine

Plus difficile à chiffrer, l'érosion de la crédibilité internationale américaine et de la confiance de leurs alliés pourrait encourager leurs adversaires à profiter de l'occasion. La Russie pourrait être tentée de tester la solidité de l'Alliance atlantique par des provocations dans l'est de l'Europe. La Chine, qui a observé attentivement les effets du blocage du détroit d'Ormuz, mais aussi la façon dont les drones et les missiles iraniens ont tenu au large la flotte américaine, pourrait être incitée à tenter une opération contre Taiwan.

La guerre a enfin marqué les limites des méthodes qui tiennent de stratégie à Trump, et qui lui avaient jusqu'à présent plutôt réussi. Le mélange de culot et de chance, d'intimidation et d'improvisation qui caractérisait sa politique étrangère au cours de son second mandat a cessé d'opérer dans les eaux du golfe Persique. Le conflit aura donné l'étonnant spectacle d'un président américain commentant en direct les hostilités, dans un flux presque permanent d'annonces, de menaces et parfois d'insultes, prédisant des escalades dramatiques avant de les suspendre à la dernière minute.

Ce flot de messages pleins de majuscules et de points d'exclamations, de vidéos de destruction, mais aussi de palinodies et de volte-face, était avant tout à usage intérieur. Destiné à son opinion publique, mais aussi aux marchés financiers, ce flot de messages n'est jamais parvenu à rassembler les Américains en faveur de cette nouvelle guerre. Mais les mouvements de yo-yo des cours des matières premières ont en revanche permis d'enrayer en partie la hausse des prix du pétrole, tout en faisant réaliser quelques bonnes affaires à des investisseurs bien informés, dont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lui-même.

Cette nouvelle voix de l'Amérique a en revanche alimenté une impression d'improvisation permanente de la part de Washington, tout en réduisant la crédibilité du gouvernement américain. Les sorties de publiques de Trump ou ses messages sur son réseau social ont donné à cette guerre une tonalité particulière. Ses premières proclamations sont triomphantes.

Donald Trump à New York, le 14 août. KENT NISHIMURA / AFP

Début mars, il tient la victoire pour assurée : « On a gagné. Je vous le dis, on a gagné. Vous savez, on n'aime jamais dire trop tôt qu'on a gagné. On a gagné. Tout était joué dès la première heure. Mais on a gagné. »

« On a neutralisé leur marine, leur armée de l'air. On a neutralisé leur défense antiaérienne. On a tout neutralisé. On peut circuler librement. D'un point de vue militaire, tout ce qu'ils font, c'est encombrer le détroit. Mais d'un point de vue militaire, ils sont finis. » « On a pratiquement vaincu l'Iran. J'imagine qu'ils peuvent encore riposter un peu, mais pas beaucoup. Pas beaucoup. »

Quand la victoire tarde à se matérialiser, la guerre est présentée comme « une petite excursion » longue « de quatre à six semaines ». « C'est une opération qui nous évitera d'entrer en guerre », qui s'est révélée « plus facile que nous le pensions ».

Quelques semaines plus tard, au mois d'avril,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commence cependant à exprimer sa frustration devant la tournure des opérations. Les menaces d'escalade se multiplient : « Nous allons les frapper de plein fouet au cours des deux ou trois prochaines semaines - nous allons les renvoyer à l'âge de pierre, là où est leur place. » Son message de Pâques place le monde devant la perspective d'une guerre de plus grande ampleur : « Ce sera à la fois la Journée des centrales électriques et la Journée des ponts en Iran. Il n'y aura rien de comparable !!! Ouvrez ce foutu détroit, bande de fous furieux, sinon vous vivrez en enfer - VOUS ALLEZ VOIR! Loué soit Allah. »

Mais les ultimatums sont levés à la dernière minute, et des négociations prometteuses sont annoncées. Celles-ci semblent se matérialiser en juin quand un protocole d'accord en 14 points, négocié par le Pakistan, est signé. «Nous sommes parvenus à un accord avec l'Iran qui répond à tous les objectifs que nous nous étions fixés. Tous, et bien plus encore», annonce Trump.

Le texte prévoit la fin immédiate des hostilités, la réouverture du détroit d'Ormuz et 60 jours de négociations en vue d'un accord nucléaire définitif. Mais ces perspectives ne se matérialisent pas. Les pourparlers sont rompus et des affrontements reprennent dans le Golfe. «Je ne veux plus avoir affaire à eux. ... En ce qui me concerne, c'est fini», dit Trump début juillet.

Depuis, la guerre est devenue un entre-deux indécis, les deux adversaires se montrant réticents à reprendre l'affrontement direct, tout comme à signer un accord de paix. En août, le conflit est redevenu une épreuve de force économique. « J'annonce l'OPÉRATION ÉCONOMIQUE LA PLUS DÉVASTATRICE JAMAIS MENÉE CONTRE UN PAYS! », proclame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 Il s'agira d'une guerre économique et d'un isolement d'une ampleur sans précédent. »

Mais les hyperboles font à présent long feu. Même le recours à des termes évoquant les victoires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a cessé de produire son effet. La « reddition inconditionnelle » exigée au début du conflit est devenue un « protocole d'accord » que l'Iran ne respecte que partiellement. Et le « Jour J économique » annoncé par le Secrétaire américain au Trésor la semaine dernière contre l'Iran est l'exact opposé du débarquement de Normandie de 1944, puisqu'il souligne plutôt l'intention des États-Unis de ne pas s'engager plus en avant dans un conflit sans issue.

Malgré ses tentatives pour présenter sa version des faits, la réalité est régulièrement venue démentir Trump. Ses menaces d'escalade militaire, auxquelles il renonce à la dernière minute pour annoncer des négociations, trop fréquemment répétées, n'ont fait que convaincre les marchés que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n'a aucune intention de laisser le conflit s'étendre. Et les Iraniens que Trump cherche une issue à une guerre qu'il n'a aucune intention de reprendre.

Même ses dernières tentatives sont tombées à plat. Cette semaine encore,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a publié un messag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déclarant « MISSION ACCOMPLIE 2026 », reprenant le slogan malheureux de George W. Bush qui avait annoncé prématurément la fin des opérations contre l'Irak en 2003, juste avant le soulèvement des sunnites. Dans cette nouvelle version, une image générée par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montre Trump devant un fond de bannière étoilée, avec des avions de chasse et un navire de guerre au-dessus de portraits plus petits de Bush et de l'ancien guide suprême Ali Khamenei.

La magie du verbe trumpien n'opère plus. À l'approche d'élections de mîmandat, la guerre risque même d'avoir des conséquences en politique intérieure. Les électeurs américains s'intéressent traditionnellement peu à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mais n'aiment pas non plus les défaites. Le conflit a déjà entraîné une chute de Trump dans les sondages comparable à celle de Biden, en 2021, après son retrait d'Afghanistan. Les mécomptes de Donald Trump dans le Golfe n'ont en revanche pas généré d'images désastreuses comme celle de l'évacuation de Kaboul, en 2021, ou de Saïgon, en 1975. Et Trump bénéficie de l'absence de position claire des démocrates sur la guerre.

Le coût de la guerre, estimé à 37,5 milliards de dollars, et qui continue d'augmenter, est venu s'ajouter au déficit américain, qui a dépassé les 40 trilliards de dollars et dont les intérêts dépassent à présent le budget de la défense

Des critiques de Trump ont déjà comparé son imprudence à celle du roi Crésus pendant l'Antiquité, qui avait mal interprété l'oracle de Delphes qui lui prédisait la chute d'un grand empire s'il attaquait la Perse, sans comprendre qu'il s'agissait du sien.

Malgré ces revers stratégiques américains, l'issue du conflit demeure incertaine.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a une tendance historique à commettre des erreurs d'appréciation en surestimant ses capacités. La puissance américaine devrait aussi se remettre de sa perte d'influence dans une région dont elle ne dépend plus exclusivement pour son approvisionnement énergétique.

Mais la guerre a d'ores et déjà marqué le début d'un repli historique des États-Unis d'une région où ils ont joué au cours des trente dernières années un rôle prépondérant. Ce désengagement entamé par Obama, avait continué lors du premier mandat de Trump, puis pendant celui de Joe Biden. Le conflit actuel devrait l'accélérer, et la réduction de la présence militaire américaine dans une région en pleine reconfiguration a déjà commencé. Il marque la fin d'une période historique dans la région.

La première guerre du Golfe, contre l'Iran en 1987-1988, puis contre l'Irak 1990-1991, avait consacré la domination des États-Unis au Moyen-Orient. Les Américains avaient néanmoins à l'époque patiemment rassemblé une coalition internationale contre l'Irak, tout en tenant Israël à l'écart des opérations.

La deuxième guerre du Golfe avait constitué une bévue stratégique de grande ampleur. L'invasion de l'Irak en 2003 avait déclenché une crise entre les États-Unis et leurs alliés réticents à les accompagner dans l'aventure, notamment la France et l'Allemagne. La chute du régime sunnite de Saddam Hussein avait surtout offert sur un plateau à l'Iran un allié régional chiite dans le monde arabe.

La troisième guerre du Golfe voit de nouveau une opération lancée sans réflexion et dépourvue de stratégie cohérente tourner à l'avantage de l'adversaire.

Trump, qui aime se distinguer de ses prédécesseurs et les dénigrer dès qu'il en a l'occasion, risque de rejoindre la liste des présidents américains qui auront vu l'Iran contrecarrer leurs plans.

Après six mois de guerre, le conflit a même incité ces derniers jours Trump à recourir à une méthode inédite chez lui : il a cessé de parler de la guerre d'Iran.

Emma Ferrand

Près d'un an après les révélations d'agressions sur des enfants par des animateurs, à Paris comme dans le reste de la France, les familles, inquiètes, restent mobilisées.

A

Violences dans le périscolaire : une rentrée sous haute surveillance

près une année scolaire percutée par les scandales de violences physiques et sexuelles dans le cadre du périscolaire, le combat continue

pour les familles, victimes directes ou collatérales de ce fléau. Le 17 mai dernier, le parquet de Paris déclarait enquêter sur 84 écoles maternelles et une vingtaine d'élémentaires pour de possibles violences. Le 9 juin, le maire de la capitale, Emmanuel Grégoire, annonçait à son tour la suspension de 132 animateurs, dont 52 pour suspicion de violences sexuelles ou sexistes, depuis le début de l'année 2026.

Le maire de Paris, Emmanuel Grégoire, a annoncé, le 9 juin, que 132 animateurs ont été suspendus depuis le début de l'année. BERTRAND GUAY / AFP

À la veille de cette rentrée, les familles restent mobilisées. Ce lundi 31 août s'ouvre le procès d'un animateur de l'école Vigée-Lebrun, dans le 15 $^{e}$ arrondissement de Paris, pour agressions sexuelles sur une fillette de 6 ans. Le 12 janvier 2024, une mère de famille déposait plainte après que son enfant lui avait confié à la sortie de l'école primaire que « l'animateur Michael M. lui avait touché les fesses ». L'enquête a permis d'identifier d'autres fillettes susceptibles d'avoir été victimes du même animateur. Chacune a décrit des « attouchements sur les fesses ou sur le sexe, parfois à la suite d'une main dans le dos qui avait descendu ensuite ».

Un coup de massue pour les familles victimes et une vive inquiétude pour les autres car la menace continue de planer sur les établissements. Cet été, les affaires de violences sexuelles dans les centres aérés de Biarritz et Tarnos, dans les Pyrénées-Atlantiques et dans les Landes - les deux communes étant séparées de 13 km seulement -, ont alimenté la peur des parents. À Biarritz, deux animateurs de 21 et 36 ans ont été mis en

Pour les collectifs, ce nouveau volet judiciaire reste un espoir de voir les accusés condamnés. Même s'ils craignent une issue similaire à celle des procès des animateurs des écoles Titon et Alphonse-Baudin, dans le 11 $^{e}$ arrondissement. Le 16 juin dernier, Nicolas G., 48 ans, ancien animateur de l'école primaire Titon, accusé de harcèlement sexuel sur neuf fillettes âgées de 9 à 10 ans et d'agressions sexuelles sur trois d'entre elles, avait été relaxé par la justice. Idem le 7 juillet pour David G., 36 ans, ex-animateur de l'école Alphonse-Baudin, poursuivi pour agressions sexuelles sur neuf enfants. Le parquet de Paris a fait appel de ces deux jugements.

examen fin juillet, visés par une enquête pour viol et agressions sexuelles. Une information judiciaire a été ouverte.

À Tarnos, un animateur d'un centre de loisirs a été mis en examen et écroué début juillet. Le trentenaire est suspecté de trois viols et trois agressions sexuelles sur six enfants âgés de 3 et 4 ans. « D'autres familles attendent encore de pouvoir déposer plainte, en raison du mois d'août et des services qui tournent au ralenti. Il faut agir

« Quand des parents préfèrent renoncer à un service public parce qu'ils ont peur pour leur enfant, c'est un échec politique majeur »

Barka Zerouali

Porte-parole du collectif #MeTooÉcole

vite, à 4 ans, la mémoire des petits évolue vite et leur façon de s'exprimer aussi», alerte Noémie*, maman d'un petit garçon victime et membre du collectif «Leurs voix, notre combat - 40», créé pour permettre aux parents une mobilisation commune dans l'espoir de faire avancer les procédures plus rapidement.

À Paris, pour échapper au risque d'agression, de nombreux parents ont fait le choix de ne pas inscrire leurs enfants en centre aéré. Au total, la mairie a enregistré début juillet une chute de 13 % du nombre d'inscriptions d'élèves en centre de loisirs pendant l'été, soit un total d'environ 2000 enfants en moins. Une baisse de fréquentation qui pourrait aussi être constatée dans le cadre du périscolaire à la rentrée. « La confiance n'est pas du tout revenue chez les parents. Nombreux sont ceux qui ont préféré trouver une solution de garde alternative cette année plutôt que de les laisser au périscolaire. Qu'il s'agisse d'enfants inscrits dans des écoles où il y a eu des agressions ou non », affirme Anne, cofondatrice du collectif SOS Périscolaire.

De son côté, la plateforme Babysittor, qui met en relation depuis 2013 des parents et des baby-sitters de confiance grâce à un système de parrainage, constate une hausse de 8% des demandes de gardes à domicile à la sortie de l'école. «Habituellement, nous constatons une augmentation autour des 3%. Toutes les grandes villes sont concernées. Plusieurs parents nous ont écrit pour nous indiquer qu'ils voulaient échapper au périscolaire», assure Maxence Coisne, le PDG de l'entreprise.

Pour Barka Zerouali, porte-parole du collectif #MeTooÉcole, « la rentrée sera donc le moment de vérité ». « Quand des parents préfèrent renoncer à un service public parce qu'ils ont peur pour leur enfant, c'est un échec politique majeur, assène-t-elle. Nous voulons savoir, école par école, qui encadre les enfants, qui contrôle les adultes, comment une alerte est tracée, dans quel délai les familles sont informées et qui protège immédiatement l'enfant. » Et d'ajouter : « L'État et les communes ne peuvent plus se renvoyer la responsabilité : un parent ne devrait pas avoir à comprendre l'organisation administrative pour réussir à protéger son enfant. »

Aux grands maux les grands remèdes : au-delà des dizaines de plaintes déposées à l'encontre d'animateurs périscolaires ces derniers mois, plusieurs parents demandent désormais des comptes aux élus. Ces 24 et 25 août, trois familles de l'école Saint-Dominique, dans le 7 $^{e}$ arrondissement de Paris, ont déposé plainte contre l'ex-maire socialiste de la capitale, Anne Hidalgo, et son ancien premier adjoint, Patrick Bloche, chargé de l'éducation, de la petite enfance et des familles, d'octobre 2017 à mars 2026, pour non-assistance à personne en danger, et en particulier sur mineurs de moins de 15 ans. Elles avaient au préalable déposé plainte contre plusieurs animateurs pour violences, agressions sexuelles et, pour l'une d'entre elles, viols.

«L'heure du bilan a sonné pour les mairies. Quelles sont celles qui, concrètement, ont pris le sujet à bras-le-corps et ont compris l'enjeu?, interroge Anne, de SOS Périscolaire. Aujourd'hui, c'est leur inaction et leur minimisation quasi systématique des témoignages des enfants qui sont insupportables aux parents. Il y en a qui pèchent par volonté de se protéger, d'autres voudraient bien faire mais sont démunies». Prochainement, le collectif devrait, par le biais de l'Association des maires de France, proposer aux édiles une charte du périscolaire pour les aider à mettre en place des actions efficaces et à réagir en cas de problème.

En cette rentrée, les travaux des commissions d'enquête de la mairie de Paris et du Sénat, lancées le 1er juillet dernier, se poursuivent. Même chose pour la mission d'information et d'évaluation (MIE) présidée par l'élue LR du 15e arrondissement, Inès de Raguenel, qui s'est ouverte le 2 juillet dernier. Selon nos informations, la MIE auditionnera ces prochains jours l'actuel maire de Paris, Emmanuel Grégoire, et l'ex-adjoint d'Anne Hidalgo, Patrick Bloche. ■ *Le prénom a été modifié.

Ces parents qui boycottent cantine et activités par peur des agressions

Caroline Henriques

«Q

uand je pense au moment où je vais devoir le laisser, je suis parfois tellement angoissée que j'en pleure. » À quelques heures de la rentrée scolaire, Natalia, 42 ans, a déjà tranché : son fils, qui fêtera ses 3 ans en décembre, fera bien ses premiers pas en petite section de maternelle, mais « hors de question de l'abandonner une heure de plus ». Ni cantine, ni goûter, ni activités de l'après-midi. Et pour cause : les scandales de violences sexuelles qui ont éclaté ces derniers mois ont peu à peu écorné l'image que la mère de famille se faisait du périscolaire. Une décision que cette résidente des Hauts-de-Seine (92) assume, malgré son lot de contraintes. « J'entame ma dernière année de doctorat. Je vais devoir repousser ma recherche d'emploi de quelques mois, parce que je ne vois pas comment trouver un travail qui me permette de récupérer mon petit garçon à 12 heures, de revenir à 14 heures, puis de lever le pied à 15 heures, sans parler des imprévus. »

À la crèche, le ratio était de trois à cinq enfants à charge par professionnel. Changement de décor en maternelle : son fils évoluera dans des groupes d'une trentaine d'élèves, sans encadrement défini. « Quand la direction nous a fait savoir que les personnels du périscolaire pouvaient varier d'un jour à l'autre et n'étaient pas forcément qualifiés, j'ai compris que je ne savais absolument pas à qui je m'apprêtais à confier mon bambin. » Natalia n'est pas la seule à douter. D'après un sondage Odoxa-Backbone Consulting réalisé pour Le Figaro en mai dernier, 65% des parents se disent inquiets des risques d'abus sexuels dans le périscolaire, derrière les colonies de vacances (77%), les activités sportives ou culturelles (68%), et devant l'école (64%) et les crèches (62%). Une méfiance qui n'a rien d'irrationnel, estime Ghislain Leroy,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Sorbonne-Paris-Nord et chercheur au laboratoire Ismee : « Les travaux de recherche invitent à penser que ces violences sont bien plus courantes qu'on ne le pensait. »

En septembre, Jessica*, elle, ne conservera du périscolaire « que le strict nécessaire». À 35 ans, cette mère de deux enfants - un garçon scolarisé en CP et une fille en petite section - n'avait pourtant jusque-là aucune réticence à y laisser son aîné une vingtaine d'heures par semaine. « Comme la plupart des parents, je ne me posais pas trop de questions. » Jusqu'à ce que des affaires de violences sexuelles éclatent dans

« Les travaux de recherche invitent à penser que ces violences sont bien plus courantes qu'on ne le pensait »

Ghislain Leroy Professeur à la Sorbonne et chercheur à l'ismee

l'établissement de ses enfants, en région parisienne, mettant en cause deux animateurs. L'un d'eux était en poste depuis 2011. Désormais, Jessica est sur ses gardes. « Certaines victimes seraient dans la même classe que mon fils. Nous avons de gros doutes sur le fait qu'il puisse y avoir d'autres enfants concernés et qui n'en auraient pas parlé, cette année comme les quinze précédentes. Et pendant ce temps-là, des centaines de parents sont dans l'ignorance. C'est un vrai scandale. »

Ce choix risque pourtant de perturber toute l'organisation familiale. Jessica a retiré ses deux enfants de la cantine, et son fils ne conservera que trois heures de temps d'activités périscolaires (TAP) par semaine. Pour le reste, il faudra jongler avec les horaires : récupérer la fratrie à 11h30, ramener l'ainé à 13h30, puis repartir chercher sa petite sœur à 14h30. « C'est une galère logistique sans nom », reconnaît-elle. Le couple envisage même de faire appel à une assistante maternelle, quitte à dépenser plus que ce que la mère de famille gagne actuellement. « Nous sommes des parents un peu radicaux, je le reconnais, mais on ne se voit pas faire autrement. » Une décision qu'elle résumé en une phrase : « Si quelque chose de grave venait à arriver, je ne pourrais pas me regarder dans la glace et me dire : “Je ne savais pas.” »

Cette peur de l'inconnu, Chloé* la connaît bien. À 41 ans, cette habitante du $6^{\text{e}}$ arrondissement de Paris fera entrer son fils de 3 ans en petite section à la rentrée. Et le paradoxe est cruel : le jeune garçon « trépigne d'impatience », tandis que sa maman redoute déjà de devoir le priver d'une partie de ce que propose l'établissement : « Les animateurs organisent souvent des ateliers où les enfants confectionnent des décorations magnifiques pour habiller les salles de classe. Malheureusement, ma confiance est rompue. » Souffrant d'un handicap, Chloé se résout tout de même à inscrire son fils à la cantine. « Autrement, avec les allers-retours et la préparation des repas, je finirais complètement épuisée en deux semaines. » La mère de famille dit avoir confiance dans l'équipe habituelle et dans la directrice, qu'elle juge « très sensibilisée » au sujet. Mais une variable l'inquiète : les remplacements. Chloé a demandé à être avertie en cas de roulement des équipes, afin de pouvoir récupérer son fils. Une réserve qu'elle tente tant bien que mal de garder pour elle : « Il est tellement heureux à l'idée d'entrer à l'école : j'essaie de ne pas tout gâcher. » ■ * Les prénoms ont été modifiés.

Terrorisme : les rançons, nerf de la guerre des groupes djihadistes

Jean Chichizola

Selon un récent rapport des Nations unies, les enlèvements demeurent une priorité pour Daech et al-Qaida.

«A

l-Qaida et Daech ont continué de faire des enlèvements contre rançon une priorité, pour générer des revenus et délégitimer les forces de sécurité locales. » Le constat dressé par le dernier rapport des Nations unies sur le terrorisme djihadiste, paru en août et portant sur les six derniers mois, est sans concession. Et peut-être aussi sans illusion, tant les rançons versées aux groupes islamistes pour sauver des otages constituent une plaie, et un secret de Polichinelle, depuis des décennies.

Loin des prudences diplomatiques, les experts onusiens ont pourtant décidé d'enfoncer le clou. En février dernier déjà, ils recommandaient de demander aux États de respecter leur engagement « d'empêcher les terroristes de tirer profit, directement ou indirectement, de rançons ou de concessions politiques » et de respecter une résolution du Conseil de sécurité adoptée le 27 janvier 2014. Votée à l'unanimité, elle demandait aux États « d'empêcher les terroristes de profiter directement ou indirectement de rançons ou de concessions politiques, et de faire en sorte que les otages soient libérés sains et saufs ».

Elle soulignait déjà « la multiplication des enlèvements et des prises d'otages imputables à des groupes terroristes agissant dans le dessein d'obtenir des fonds ou des concessions politiques, en particulier celle des enlèvements commis par al-Qaida et les groupes qui lui sont associés », précisant logiquement « que les rançons versées à des terroristes financent de futurs enlèvements et prises d'otages, multipliant ainsi le nombre des victimes et perpétuant le problème. »

Elle concluait enfin « que les rançons versées à des groupes terroristes constituent l'une des sources de revenus qui viennent soutenir l'effort de recrutement mené par ces groupes, renforcer leur capacité opérationnelle d'organiser et de perpétrer des attentats terroristes, et encourager la pratique des enlèvements contre rançon ». Douze ans plus tard, cette résolution unanime est bien sûr restée un vœu pieux tant les enjeux humains et politiques sont élevés, comme le savent bien les terroristes. Et, petites ou grandes, les rançons continuent à pleuvoir, du Nigeria à l'Afghanistan, du Sahel au Mozambique.

Mais si l'ONU revient à la charge, c'est parce que l'année écoulée a été marquée par un cas d'école. L'affaire concerne le Sahel et le groupe djihadiste Jama'a Nusrat ul-Islam wa al-Muslimin (Jnim, Groupe de soutien à l'islam et aux musulmans, affilié à al-Qaida). Un groupe en «expansion» et restant «la principale menace terroriste au Sahel». En février 2026, les experts onusiens indiquaient que «le Jnim (avait) multiplié les enlèvements, s'en prenant principalement à des nationaux étrangers» avec, de mai à octobre 2025, vingt-deux cas recensés, la plupart étant des travailleurs expatriés, soit, selon l'ONG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 un quasi-doublement par rapport au pic précédent (treize enlèvements en 2022). «Dans la plupart des cas, précisait l'ONU, les sommes demandées n'étaient pas importantes et étaient principalement payées en espèces. »

À une notable exception près. En septembre 2025, le Jnim capturait au Mali un otage précieux. L'ONU évoque « un membre d'une famille royale du Conseil de coopération des États arabes du Golfe, pour la libération duquel une

« Les rançons versées à des terroristes financent de futurs enlèvements et prises d'otages, multipliant ainsi le nombre des victimes et perpétuant le problème »

Le Conseil de sécurité rançon avoisinant 50 millions de dollars aurait été demandée ». L'otage était bien en l'occurrence un membre de la famille royale de Dubaï, âgé de 78 ans, finalement libéré en octobre. La suite est écrite avec finesse dans le rapport : « Selon des informations non confirmées, le versement de la rançon se serait accompagné de la libération de prisonniers et de l'envoi d'armes. L'ampleur de l'opération a vraisemblablement renforcé les capacités de Jnim et accru son intérêt pour les enlèvements contre rançon. » À noter que, par le passé, nombre de pays européens ont également payé pour libérer leurs ressortissants.

Le rapport publié le mois dernier oublie en tout cas toute diplomatie en précisant que «le versement d'une rançon d'environ 50 millions de dollars a joué un rôle clé dans le financement de l'offensive (du Jnim) au Mali», une partie de ces fonds ayant par ailleurs « probablement été acheminée vers le réseau plus large d'al-Qaida ». Notamment à al-Qaida au Maghreb islamique (Aqmi), qui aurait à son tour reversé une partie à « la structure centrale d'al-Qaida » et à al-Qaida dans la péninsule arabique (Aqpa, active au Yémen). On se souvient que l'attentat contre Charlie Hebdo en 2015 a été perpétré au nom de cette même Aqpa.

Exemplaire, l'affaire de la rançon record illustre donc une réalité : les enlèvements, associés à d'autres sources de financement (rackets, trafics divers, « impôts » religieux...), continueront à fournir aux groupes djihadistes le nerf de leur guerre contre les « mécréants » partout dans le monde. Et celle-ci n'est pas près de s'achever.

SUNDAY ALAMBA / AP
En février dernier, les experts onusiens alertaient déjà sur « la multiplication des enlèvements et des prises d'otages imputables à des groupes terroristes agissant dans le dessein d'obtenir des fonds ou des concessions politiques ». Ci-dessus, des ex-otages retrouvent leurs parents, en 2021, au Nigeria.

Cinq attentats djihadistes en Europe et aux États-Unis depuis le début de l'année

Les rapports sur le terrorisme islamiste se succèdent dans une relative indifférence. Et, comme le dernier des Nations unies en la matière, leur conclusion est toujours la même : le niveau de menace, particulièrement élevé depuis de longues années en dépit d'une forte répression, « reste globalement inchangé ». Le danger, visant la France et l'Europe mais aussi majoritairement le monde arabo-musulman, n'a donc en rien diminué.

Ce type de baromètre paraît plus que jamais utile alors que, pendant les récentes universités d'été de LFI, une juriste a pu préconiser, sous les applaudissements de l'assistance, l'abrogation de l'apologie du terrorisme « comme de tout le dispositif antiterroriste » car ils cibleraient « les quartiers populaires, les Arabes, les Noirs ». La députée européenne Rima Hassan avait ensuite ajouté que « La France insoumise (avait) beaucoup œuvré en ce sens-là. »

Paru en août et portant sur les opérations de l'État islamique et d'al-Qaida au cours des six derniers mois, le rapport des Nations unies, relève au demeurant que si la menace est prégnante, elle s'accroît en réalité « au Sahel et en Asie du Sud », cette dernière région englobant notamment l'Afghanistan et le Pakistan. Et, comme le prouvent les attentats passés, la France pourrait aussi payer le prix d'une situation dégradée sur ces théâtres d'opérations lointains.

Concernant l'Amérique du Nord et l'Europe, et c'est probablement pourquoi le terrorisme est en partie passé sous les radars médiatiques, les experts décrivent une menace « maîtrisée mais persistante », tenant « encore principalement à l'existence d'acteurs locaux isolés inspirés par la propagande en ligne de Daech », impliqués « dans des projets d'attentats de faible envergure » et n'ayant « aucun lien direct avec l'État islamique ou les groupes régionaux qui lui sont affiliés ».

Un partisan de Daech à Paris

Au cours des six mois écoulés, le rapport recense quatre attentats (les experts n'ayant pas eu le temps d'intégrer le dernier en date, celui de Berlin le 25 juillet) : un en France, deux aux États-Unis et en Suisse. Ainsi est-il rappelé que le 13 février, sous l'Arc de triomphe, « un partisan de Daech armé d'un couteau a tenté de poignarder des gendarmes et en a blessé un ». Le terroriste était sorti de prison en décembre 2025.

Aux États-Unis, deux attaques ont eu lieu au mois de mars. Le 7, à New York, deux jeunes âgés de 18 et 19 ans inspirés par Daech ont jeté des engins explosifs contenant du TATP aux abords d'une manifestation contre «l'islamisation». Cinq jours plus tard, en Virginie, un attentat, faisant un mort et deux blessés, visait des étudiants membres du programme de formation des officiers de réserve de l'armée. L'auteur était un ancien membre de la Garde nationale, âgé de 36 ans, condamné pour terrorisme à 11 ans de détention en 2016 et sorti de prison en 2024.

Enfin, le 28 mai, un Turco-Suisse de 31 ans a poignardé des passants à la gare de Winterthour (25 kilomètres de Zurich), blessant trois personnes. Le terroriste était connu pour son engagement islamiste depuis plus de dix ans, notamment pour ses velléités de départ pour le djihad syro-irakien. Il avait qualifié de « bon musulman » une de ses connaissances s'exhibant sur le web en brandissant une tête coupée. L'homme souffrait aussi de graves problèmes psychiatriques et était sorti d'une clinique quelques heures avant les faits.

Voilà pour les récents attentats. Mais le rapport évoque aussi l'actualité judiciaire et les projets déjoués. Côté justice, les experts notent la condamnation en juin dernier, en Belgique, de « sept membres d'un réseau impliqué dans la facilitation et le financement des activités de Daech en République arabe syrienne et en Asie centrale à des peines de prison allant de 5 à 15 ans ». Opérant dans plusieurs pays du Vieux Continent, ce réseau, démantelé avec l'appui d'Europol, était principalement composé de Tchétchènes résidant en Europe.

Pas moins d'une douzaine de projets d'attentats ont par ailleurs été déjoués ces derniers mois en Amérique du Nord et en Europe. Dont trois aux États-Unis (Caroline du Nord, Kansas, Californie, New Jersey) et le reste, « impliquant pour la plupart de jeunes partisans de Daech » en France, en Allemagne, en Italie et en Espagne.

Concernant l'impact de l'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les experts notent que « le conflit en République islamique d'Iran et dans la région n'avait qu'un impact limité parmi les partisans de Daech ou d'al-Qaida en Amérique du Nord et en Europe ». À noter qu'en raison de son objet, le rapport n'aborde pas les projets terroristes directement inspirés par l'Iran. Par ailleurs, « l'intérêt pour le conflit à Gaza a également diminué, même si les répercussions à long terme sur les dynamiques de radicalisation devraient rester sensibles ».

L'IA au service des terroristes

Les terroristes étant de leur temps, les experts onusiens soulignent enfin que «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est désormais utilisée de manière récurrente (...) pour obtenir des informations détaillées sur la fabrication d'engins explosifs improvisés, et (demander) des conseils sur le choix des cibles, les techniques de contre-surveillance, la manière de se soustraire aux interrogatoires de police ou les déplacements vers des zones de conflit ».

Mais, de l'Afghanistan - où l'État islamique au Khorasan sévit toujours - à la Somalie, et de l'Afrique centrale au Mozambique, les experts n'ont naturellement pas oublié dans leurs analyses les principaux brasiers djihadistes. Ils observent notamment l'accélération d'une tendance observé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très peu rassurante pour la France : « l'intérêt qu'al-Qaida et Daech portent à l'Afrique et l'importance qu'ils accordent aux groupes régionaux qui leur sont affiliés ».

Un intérêt particulièrement visible au Sahel. Les experts constatent notamment que Jamaat Nosra al-Islam wal-Mouslimin (JNIM, affilié à al-Qaida et riche des rançons versées après de nombreux enlèvements) « a poursuivi son expansion et est resté la principale menace terroriste au Sahel ». Ce groupe, en version française le Groupe de soutien à l'islam et aux musulmans (GSIM) compterait « entre 7000 et 8000 membres, dont environ la moitié au Mali ». Ses hauts responsables, indique le rapport, auraient pour l'heure gardé « une approche prudente de l'expansion géographique, privilégiant la cohésion interne et l'offensive en cours au Mali plutôt qu'une expansion territoriale incontrôlée ».

S'opposant, y compris militairement parfois, au GSIM, l'État islamique dans le Grand Sahara (EIGS) ne compterait qu'environ 2000 membres. Mais pour l'ONU, il représenterait « une menace croissante dans la région » et aurait « considérable-ment renforcé ses capacités opérationnelles ». Or, à la différence du GSIM, l'EIGS a visiblement des velléités de « projeter » sa menace à l'extérieur. Au Maroc voisin, « des réseaux liés à Daech » ont ainsi « maintenu des liens transfrontaliers, notamment avec des éléments basés au Sahel ». En mars, le Maroc et l'Espagne démantelaient une cellule à Tanger et Majorque « au motif (qu'elle avait) financé des combattants en Somalie et au Sahel et planifié un attentat en Espagne ». Sahel, Maroc, Espagne le danger a pris la route du nord. ■ J.C.

Blandine L'Hirondel, la consécration ultime sur l'UTMB

Adrien Bez

À 35 ans, et après avoir terminé sur le podium en 2023, la Normande a remporté ce samedi le mythique Ultra-Trail du Mont-Blanc en 21h 54 min 49s. Elle est la première Française à s'imposer depuis dix ans.

S es deux chutes à quelques heures de l'arrivée, ce samedi, auront donné quelques sueurs froides aux supporteurs français. Rien d'étonnant, pourtant, à ce

que Blandine L'Hirondel ait manqué un peu de lucidité après plus de vingt heures d'effort dans les Alpes, au terme de 174 kilomètres de course et 10 000 mètres de dénivelé positif. Son avance sur ses poursuivantes était telle, après une première partie de course survolée, que ces deux accrocs sont finalement restés sans conséquence.

À la fin, au bout du bout, oubliés les chutes, les larmes et le petit malaise à l'arrivée : restent la victoire, les spectateurs euphoriques massés le long des sentiers et le drapeau français porté sur les épaules, comme une cape, sur la place du Triangle de l'Amitié, à Chamonix. À 35 ans, la Normande inscrit pour de bon son nom au palmarès de l'Ultra-Trail du Mont-Blanc, en 21h 54 min 49s (elle termine 26 $^{e}$ au scratch, hommes et femmes confondus; chez les hommes, l'Américain Ben Dhiman s'est imposé). Un exploit monumental. Homérique. Le dernier qui manquait à son palmarès déjà XXL. « J'avoue que je suis allée pousser très loin. J'ai l'habitude de pousser, mais, pour une première place à l'UTMB, je pense qu'on peut déplacer des montagnes. C'est quelque chose qui marque à vie, de gagner un UTMB. J'ai donné tout ce que je pouvais», a-t-elle confié dimanche, affirmant : « Je n'y croyais pas, de pouvoir gagner un jour un UTMB, donc ça n'avait même jamais été un rêve. »

Son triomphe est d'autant plus spectaculaire que la jeune femme trainait une douleur à la jambe gauche depuis son succès à la Transvulcania (73,06 km) en mai dernier, aux îles

Canaries. Une endofibrose iliaque, qui lui raidit les muscles en cas d'efforts trop intenses. Mais il était de toute façon hors de question de renoncer à se présenter vendredi sur la ligne de départ de l'UTMB, dont elle avait déjà pris la 3 $^{e}$ place en 2023, puis la 5 $^{e}$ en 2024.

La douleur, Blandine L'Hirondel a appris à composer avec depuis ses débuts en trail, il y a dix ans. Son corps a souvent protesté, ses articulations couiné, ses muscles lâché, à force d'enchaîner les kilomètres, les entraînements et les compétitions. «J'ai toujours fait les choses à l'excès», confiait-elle au Figaro il y a deux ans.

Il a fallu composer, aussi, avec un départ humide, retardé de deux heures vendredi en raison de la météo, puis avec l'abandon de l'immense favorite, l'Américaine Courtney Dauwalter, triple lauréate de l'épreuve (2019, 2021, 2023). La «reine Courtney» a jeté l'éponge au 70 $^{e}$ kilomètre. Il était alors 4 heures du matin. Blandine L'Hiron-del, elle, continuait d'avancer, envers et contre tout : courant, marchant, tré-buchant sur des racines, se relevant toujours. Jusqu'à franchir la ligne d'ar-rivée en tête chez les femmes, samedi après-midi, peu avant 18 heures. « Vous êtes zinzins », a-t-elle lancé à son arrivée aux spectateurs venus par milliers l'encourager. Elle est la première

« Je me considère comme quelqu'un de lambda, comme une Mme Tout-le-Monde qui a eu la chance de pouvoir découvrir des capacités, un don »

Blandine L'Hirondel

Blandine L'Hirondel franchit la ligne d'arrivée de l'UTMB en vainqueur sur la place du Triangle de l'Amitié, samedi, à Chamonix, et signe au passage une formidable 26 $^{e}$ place au scratch, hommes et femmes confondus. JEFF PACHOUD/AFP

Française à s'imposer depuis Caroline Chaverot en 2016. Il y a une décennie.

Ce succès est tout sauf une surprise pour les suiveurs du circuit mondial. Blandine L'Hirondel, ce sont deux titres de championne du monde de trail (2019, 2022) et un titre de championne d'Europe (2022). C'est aussi des sacres sur l'OCC en 2021 et la CCC en 2022, deux courses annexes de l'UTMB. C'est enfin, et surtout, une victoire en octobre 2025 sur la redoutable Diagonale des Fous, sur l'île de La Réunion : 175 kilomètres et plus de 10 000 mètres de dénivelé positif, avalés en 27 h 26 min 09 s. Comme un symbole, c'est précisé-ment à La Réunion que Blandine L'Hirondel a découvert la discipline, en

2016. Alors étudiante en médecine à Caen, sa ville natale, elle avait choisi l'île pour y effectuer son internat. Pas vraiment pour ses sentiers escarpés.

« Quand j'ai choisi La Réunion, je ne savais même pas qu'il y avait des petites montagnes autour. Ce que je regardais, c'était les pool-parties, les petits rhums et les soirées entre internes », nous avouait-elle. Cette année-là, histoire de se tester, elle s'était alignée sur le Trail de Bourbon et ses 110 kilomètres. Elle avait terminé 10 $^{e}$ . Depuis, les performances de haut vol se sont accumulées. Mais aucune, sans doute, n'a la saveur d'un triomphe à l'UTMB. Licenciée à l'Alençon Running Club (ARC), Blandine L'Hirondel est aussi gynécologue à l'hôpital de Mende, en Lozère.

Deux vies qui répondent à ses « deux passions : la gynécologie obstétrique et le trail ». En 2022, elle a choisi de réduire son activité médicale à un mi-temps pour donner davantage de place au sport. Grand bien lui en a pris. Pas question, pour autant, de tourner le dos à la médecine : la traileuse entend au contraire contribuer au développement de la gynécologie dans le monde du sport. Avec une modestie intacte malgré les succès, elle confiait récemment à nos confrères de L'Équipe : « Je me considère comme quelqu'un de lambda, comme une Mme Tout-le-Monde qui a eu la chance de pouvoir découvrir des capacités, un don. »

Dans les pas de la nouvelle reine française de l'épreuve mythique

Axelle Vallière Envoyée spéciale à Chamonix

Chamonix dort encore, les coureurs de l'UTMB, eux, sortent d'une première nuit d'effort dans la montagne. Le soleil se lève sur le Mont-Blanc, ce samedi matin. Il est 7h30 lorsqu'une équipe de camrunners de la société de production Mouss Film, partenaire de l'événement, sort du centre de presse. Leur mission du jour : suivre la tête de course féminine. Parmi eux, Édouard Thouvenin a pour objectif de courir aux côtés de Blandine L'Hirondel, de la filmer et de retransmettre sa course en direct. Le jeune homme de 22 ans est lui-même un athlète à part entière. Il vient de remporter les 42 kilomètres du Trail de l'Échappée Belle, le 22 août dernier, et a terminé 5 $^{e}$ de la MCC en début de semaine de l'UTMB.

Nous embarquons avec lui, direction La Fouly au kilomètre 115, point de départ de sa première portion de suivi. Mais avant de rejoindre la course, détour express au chalet pour récupérer ses baskets, oubliées, puis passage par la boulangerie. Le timing est serré, et nous sommes déjà en retard. Dans la voiture, le camrunner commence à préparer son matériel : clés 5G, GoPro, écouteurs et petit micro pour communiquer avec la régie qui diffusera ses images en direct à la télévision. Blandine L'Hirondel arrive déjà. Il faut sauter de la voiture et ne pas rater une miette de son ravitaillement avant de s'élancer pour environ 13 km, jusqu'à Champex-Lac.

Là-bas, nous retrouvons le jeune homme tout sourire, à peine essoufflé. Il vient de courir aux côtés de la future vainqueur de l'UTMB et semble déjà savourer l'instant. Autour de la Française, l'engouement est énorme. Le coureur, lui, en profite à fond. « Elle est en forme, elle m'a pas mal parlé », raconte Édouard. Toutefois, s'ils ont le droit de discuter avec l'athlète qu'ils accompagnent, les camrunners n'ont pas celui de leur donner des informations sur la course, ni de les aider de quelconque manière. « Parfois quand je cours devant, je sens que le coureur essaye de se mettre dans mes pas. D'une certaine manière, ça l'aide, alors je creuse un petit écart ou je me mets derrière lui pour ne pas influencer la course », explique-t-il.

«Elle n'a plus d'énergie»

À peine le temps de souffler, il faut déjà reprendre le volant, direction le col de la Forclaz. Le déjeuner est avalé en vingt minutes de trajet. La digestion, elle, se fera en courant. Mais n'allez pas croire que c'est un calvaire. Le jeune homme n'échangerait sa place pour rien au monde. Aujourd'hui, camrunner n'est pas vraiment un métier. C'est une activité qui vient s'ajouter au reste. « Moi, je fais mes études, je suis en école de commerce à Lyon, mais j'ai un emploi du temps aménagé pour pouvoir m'entraîner. » Une vie à cent à l'heure, entre les études et le trail, qui lui offre une chance assez rare : courir avec la future vainqueur de l'UTMB le dimanche et retrouver les bancs de l'école dès le lundi.

En haut du col, la foule est partout, le chemin se distingue à peine. Même Ludovic Pommeret, vainqueur de l'UTMB en 2016, est là pour encourager Blandine. Édouard, lui, se place plus bas pour pouvoir la récupérer au bon moment. Mais à Vallorcine, la joie et l'euphorie des heures précédentes laissent place à un peu d'inquiétude. Le jeune athlète entre dans la tente de ravitaillement avec, derrière lui, une Blandine L'Hirondel très marquée. Un bout de pastèque, une chips : plus aucun aliment ne lui fait envie. « Elle ne parle plus du tout, elle n'a plus d'énergie. Ça commence à être dur », raconte-t-il.

L'intouchable Ben Dhiman a devancé Baptiste Chassagne

Ben Dhiman nouveau roi de l'UTMB. Après deux abandons en 2023 et 2024 et sa deuxième place l'an passé, derrière le Britannique Tom Evans, l'Américain de 33 ans a enfin décroché la victoire tant convoitée. Au milieu de l'euphorie d'un public toujours plus nombreux, celui qui s'entraîne discrètement dans les Pyrénées depuis 2021 a relié la place du Triangle de l'Amitié en premier après 174 kilomètres d'une course maîtrisée de bout en bout. Parti prudemment, Ben Dhiman a pris la tête dès les Contamines

Pour lui, la journée s'arrête là. Un caméraman à vélo prend le relais. Il ne le sait pas encore, mais Blandine s'apprête à vivre les kilomètres les plus difficiles de sa course. À partir de La Flégère, chaque pas coûte. Pourtant, c'est aussi là que survient le moment le plus fort de son aventure. « Au moment où je tourne et qu'on voit le ravitaillement, en contre-bas, je lève la tête et je vois le nombre de personnes. Tous ces gens étaient là pour moi. Je suis quelqu'un d'assez sensible, qui va vite aux larmes et à l'émotion. Parfois, ça me coupe un peu le souffle. J'essayais de retenir tout ça, mais c'était trop et je n'ai pas pu», raconte-t-elle dans un point presse avec les médias français au lendemain de sa victoire.

« Je me suis battu avec mes armes et je finis derrière Ben Dhiman (à 31 minutes), qui est mon athlète préféré, pour de vrai, a-t-il souligné. Il était le meilleur aujourd'hui. J'étais le meilleur des autres, et ça me suffit. » L'Américain de l'équipe Asics boucle l'épreuve en 18 h 16'29", pulvérisant au passage la mythique barrière des 19 heures, que beaucoup jugeaient inatteignable. Une performance stratosphérique et, surtout, le plus grand succès de sa carrière. Cette fois, après tant de désillusions, Ben Dhiman est bien allé chercher son graal. A.V.

« Tous ces gens étaient là pour moi »

et ne l'a plus jamais lâchée. « Je n'ai pas fait exprès d'être tout seul », confiait-il alors à sa ravitailleuse, presque étonné de son avance. Ultra-concentré, il n'aura esquissé un sourire qu'une fois le dernier kilomètre entamé. Avant, il semblait évoluer dans une bulle imperméable aux clameurs, aux regards et à la pression qui accompagnent l'épreuve reine de l'ultra-trail. Ce week-end, il était sans conteste le plus fort. Même Baptiste Chassagne, qui a longtemps entretenu les espoirs français, n'a pu rivaliser avec lui.

Ces supporteurs la portent jusqu'au bout. Et sur la ligne d'arrivée, la foule retient son souffle en voyant sur les écrans géants la violente chute de la Française dans la dernière descente. Elle met du temps à se relever au point de repenser à la phrase d'Édouard un peu plus tôt : « Elle dit qu'elle ne va pas arriver au bout. » Pourtant si. Au bout d'elle-même, titubant, elle a levé les bras sous l'arche du Triangle de l'amitié après 21h50 d'effort, remportant la plus belle course de sa vie.

Pogacar : une lourde chute qui laisse des traces

Sébastien Ferreira

Tadej Pogacar comptait déjà 4 minutes d'avance au classement général sur ses poursuivants avant l'étape de samedi, qui l'a vu partir à la faute au cœur du peloton. TIM DE WAELE/GETTY IMAGES

Des fractures, un succès sur la Vuelta qui s'échappe et une probable fin de saison : le Slovène a tout perdu, samedi, lors de la 8 $^{e}$ étape du Tour d'Espagne.

I restait 33 kilomètres à parcourir dans la commune valencienne de Xeraco, bordée par la mer des Baléares, lorsque Tadej Pogacar a tout perdu. Un vol plané lui a fait goûter l'asphalte sur la 8 $^{e}$ étape d'un Tour d'Espagne 2026 dont on voyait mal comment il pouvait lui échapper d'ici au 13 septembre, date de l'arrivée finale à Grenade. Le Slovène portait le maillot rouge de leader depuis le premier jour de course et sa victoire dans le contre-la-montre à Monaco, le 22 août dernier. Il dominait, cadenassait la Vuelta, dans la foulée de sa démonstration pendant trois semaines sur les routes du Tour de France, achevé un mois plus tôt en jaune sur les Champs-Élysées.

Avec ses équipiers d'UAE Emirates pour couvrir ses arrières, Pogacar avait pris l'habitude de frapper toutes les deux étapes, s'imposant le 25 août à Andorre-la-Vieille, le 27 août à Castello. Il n'allait pas remettre le couvert le 29 août, dans un parcours de plaine réservé aux sprinteurs. Il n'avait pas prévu de voler la vedette, encore moins de cette manière. Installé au cœur du peloton, il a fait un écart sur sa droite, peut-être par la faute d'une pierre (ou d'une caméra?), provo-quant sa propre chute. Il s'est relevé après une quinzaine de secondes, titubant, le bras gauche ballant, l'épaule ensanglantée, avant de se rasseoir.

«Non, non», a-t-il soupiré deux minutes plus tard en prenant appui sur son vélo, renonçant à repartir sans même avoir essayé, conscient de la gravité de

ses blessures. Dans la soirée, Adrian Rotunno, directeur médical d'UAE Emirates, a apporté des précisions : « Son état est stable. À l'issue d'un examen médical approfondi à l'hôpital, Tadej a été diagnostiqué avec une commotion cérébrale, une fracture déplacée de la clavicule gauche, une fracture cervicale stable au niveau de la vertèbre C7 et de multiples écorchures. » Une intervention chirurgicale à la clavicule sera donc nécessaire, et elle pourrait avoir lieu ce lundi, et pas avant, « par mesure de précaution liée à la commotion cérébrale ».

À croire que seul Pogacar pouvait battre Pogacar. Il comptait déjà quatre minutes d'avance sur ses poursuivants avant ce samedi. La destinée brisée de sa victoire écrite à l'avance rappelle Luis Ocaña, sur le Tour de France en 1971.

L'Espagnol, obsédé par Eddy Merckx, avait relégué « le Cannibale » à presque neuf minutes dans les Alpes, avant qu'un orage ne provoque sa chute dans le col de Menté. Merckx avait refusé d'endosser le maillot jaune le soir même, le jugeant immérité.

Jamais on n'avait vu Pogacar, légende vivante du cyclisme du haut de ses 27 ans, amoché à ce point. Une triste façon de conclure probablement sa saison, car on voit mal comment il pourrait en reprendre le fil, même si son directeur sportif, Fernandez Matxin, s'est montré prudent avant le départ de la 9e étape de la Vuelta dimanche : « Il faut analyser la situation, attendre qu'il soit opéré, voir comment ça s'est passé, et ensuite tirer des conclusions au moment opportun. » Le Slovène était attendu notamment sur les championnats du monde de cyclisme sur route, du 20 au 27 septembre à Montréal (Canada).

La victoire lui tendait les bras

Il ne devrait donc pas recroiser le chemin de Paul Seixas, devenu l'un de ses rivaux après sa 4 $^{e}$ place sur la Grande Boucle à 19 ans. Début mars, Pogacar avait déjà mis au pas le Français, pourtant déroutant, sur les Strade Bianche, classique italienne qu'il remportait pour la 4 $^{e}$ fois. L'un des temps forts, avec Milan-San Remo, le Tour des Flandres et le Tour de France, de son année 2026, loin d'être le grand cru qu'il espérait tant. Car Pogacar voit donc la Vuelta lui résister encore. Il avait conquis le Tour d'Italie en 2024, et devra revenir l'année prochaine en Espagne pour enfin compléter le triptyque des Grands Tours.

Il a surtout connu un nouvel échec cuisant sur la reine des classiques, Paris-Roubaix, où Wout van Aert l'a dépassé dans la dernière ligne droite. « Je reviendrai certainement. Peut-être pas l'année prochaine mais j'ai encore quelques années devant moi pour y arriver », promettait-il. Le moral en berne, Pogacar a publié une photo de lui à l'hôpital de Barcelone dimanche matin, minerve autour du cou, mine renfrognée de boxeur et faisant un signe rock'n'roll avec la main, le tout avec le tube Stayin' Alive des Bee Gees, qui résonne en fond. Il laisse derrière lui une course orpheline d'un vainqueur évident. Tandis que le Français Bryan Coquard (Cofidis) vivait samedi une émouvante première victoire d'étape sur un Grand Tour, à 34 ans, le grimpeur espagnol Enric Mas (Movistar) récupérait le maillot rouge. Le premier tiers de la Vuelta touche à sa fin, et la chasse est désormais ouverte pour récupérer la victoire après cette chute aussi lourde que ses conséquences.

US Open : Jessica Pegula, une voix qui compte sur le circuit

Thibaud Jouffrit

Troisième au classement mondial, l'Américaine s'est muée en porte-parole des joueurs au sujet de la répartition des revenus en Grand Chelem. Sur les courts, elle rêve toujours d'un premier grand titre majeur.

À 32 ans, Jessica Pegula trace sa propre route. Raquette en main, l'actuelle numéro 3 mondiale s'est fait un prénom en brillant dans un autre domaine que ses parents Terrence et Kim. Le couple, devenu milliardaire, a investi et réussi dans la fracturation hydraulique, l'exploitation du gaz naturel ou encore l'immobilier, avant que le père de famille ne devienne multipropriétaire dans le sport, à la tête notamment de la franchise de hockey sur glace des Sabres de Buffalo, puis de celle des Buffalo Bills, en football américain.

Loin du business, Jessica s'est, elle, muée en porte-parole du tennis féminin américain en compagnie de Coco Gauff. Et, en plus de progresser d'année en année sur le circuit WTA, elle affirme haut et fort les revendications des joueuses et des joueurs sur la répartition des dotations en Grand Chelem. Lors du dernier Roland-Garros, avant le début du tournoi, elle avait confirmé son engagement en suivant le mouvement du boycott des obligations médiatiques par les joueuses et les joueurs, qui réclament encore une part plus importante (22% contre environ 15% actuellement) des recettes dégagées par les grands tournois.

«Il est important de continuer à maintenir cette pression. Ce qui est vraiment positif, c'est de voir les meilleurs joueurs et le meilleures joueuses, hommes et femmes, agir ensemble. Honnêtement, je ne pense pas qu'on ait déjà vu un tel niveau d'unité dans le tennis auparavant», confiait au Figaro l'Américaine, rencontrée à l'hôtel Hyatt Regency Paris Étoile, où elle faisait figure d'ambassadrice World of Hyatt. « Cette démarche concerne tous les joueurs : pas seulement ceux qui remportent les Grands Chelems, mais aussi ceux qui perdent au premier ou au deuxième tour, ainsi que ceux issus des qualifications. L'objectif est simplement de voir les revenus augmenter un peu plus et de manière plus juste. Cela profiterait à tout le monde et aiderait les joueurs à construire des carrières plus stables », complétait dans un discours mobilisateur la lauréate du WTA 1000 de Dubaï cette saison. Tout en rappelant que « le tennis professionnel est un sport extrêmement difficile financièrement et mentalement » qui doit « évoluer face à ses traditions et anciennes méthodes ».

Diane Parry s'offre le plein de confiance

Diane Parry a dominé en finale du tournoi WTA de Monterrey la Belge Elise Mertens, 24 $^{e}$ mondiale (6-4, 0-6, 6-3). La Niçoise s'est ainsi offert au Mexique le premier titre de sa carrière sur le grand circuit. Un sacre qui restera : « Il y a beaucoup d'émotions, a déclaré la Française de 23 ans. J'étais étonnamment émue à la fin du match, mais nous savons qu'il y avait beaucoup de choses derrière. J'ai dû aller chercher quand même assez loin pour finir ce match (sa première finale dans un tournoi 500, NDLR). Après, c'était

juste que du bonheur, de l'excitation d'avoir pu gagner, et j'espère pouvoir en profiter très prochainement ». Huitième-de-finaliste à Roland-Garros et quart-de-finaliste au WTA 1000 de Cincinnati, la tricolore confirme sa montée en puissance et va progresser de 19 places au classement pour atteindre ce lundi le 31 $^{e}$ rang, son meilleur classement, elle qui pointait au-delà de la 100 $^{e}$ place il y a seulement trois mois. Avec ce plein de confiance, la Française débute l'US Open ce lundi face la Suisse Viktorija Golubic. R.S.

Création d'une plateforme de dialogue

Depuis Roland-Garros, où Pegula a chuté à la surprise générale dès le premier tour face à l'Australienne Kimberly Birrell, les tournois du Grand Chelem se sont activés en annonçant, le 20 août, la création d'un « conseil consultatif des joueurs », dont la composition reste à définir. L'objectif est de développer « une plateforme de dialogue direct, de partage de retour d'expérience et de collaboration » entre l'organisation des tournois et ses protagonistes. Et ce dès l'US Open, qui a débuté ce dimanche. Vainqueur au premier tour de la Roumaine Elena-Gabriela Ruse (6-3, 6-2), Jessica Pegula s'est dite «heureuse» de l'initiative lancée par les Grands Chelems, «ces événements les plus importants de l'année et ceux auxquels les joueurs accordent leur priorité».

«Gagner un Grand Chelem demeure une priorité absolue», révélait au printemps Jessica Pegula (ici, à l'entraînement à New York, le 26 août). AL BELLO/GETTY IMAGES VIA AFP

Finaliste à New York en 2024 (battue en deux sets par Aryna Sabalenka), la troisième joueuse mondiale s'est arrêtée, cette année, en demi-finale de l'Open d'Australie et en quart à Wimbledon. Son rêve d'un premier titre en Grand Chelem reste intact. « J'ai déjà accompli beaucoup de choses dans ma carrière, mais gagner un Grand Chelem demeure une priorité absolue », révélait au printemps celle qui a commencé le tennis à l'âge de 7 ans, mettant de côté ses essais dans le football et le basket. Son éclosion sur le grand circuit fut tardive en raison, entre autres, d'une lourde opération à la hanche l'ayant éloignée de la compétition en 2017. Un contretemps avant sa lente mais constante montée en puissance.

Aujourd'hui, elle compte 11 titres dont 10 gagnés depuis octobre 2022. Une période loin d'être anodine dans son parcours, marqué par l'arrêt cardiaque dont avait été victime sa mère Kim, d'origine sud-coréenne, qui s'en était sortie après de longues semaines à l'hôpital. Depuis, la droitière Jessica, réputée pour son revers à deux mains et son calme à toutes épreuves, s'est durablement installée dans le top 10. Et elle mesure sa chance. « Ce qui me passionne vraiment, dans le sport, c'est de me challenger constamment et de continuer à progresser », appuie l'ancienne numéro 1 mondiale en double avec Coco Gauff, sa compatriote et amie, qu'elle pourrait retrouver, si tout va bien, en finale de cet US Open, le 12 septembre, sur le court Arthur-Ashe. Ce serait le scénario idéal pour rendre historique sa riche saison, aussi bien sur les terrains qu'en coulisses.

$2^{E}$ JOURNÉE LIGUE 1
LILLE (2)	2-2	PARIS SG (12)
STRASBOURG (10)	2-1	LENS (7)
AUXERRE (18)	1-3	ANGERS (9)
BREST (11)	2-2	TOULOUSE (16)
LORIENT (14)	1-2	TROYES (5)
LYON (3)	1-1	LE HAVRE (15)
PARIS FC (1)	3-0	NICE (17)
RENNES (4)	3-2	LE MANS (13)
MONACO (8)	dim.	MARSEILLE (6)

Selon un rapport de l'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ocumentation en économie de la santé datant de 2022, « 76 000 personnes ont été hospitalisées en France sans leur consentement à temps plein en psychiatrie: 37% sont concernées par un recours à l'isolement et 11% par un recours à la contention mécanique, soit 8 000 personnes. » SÉBASTIEN SORIANO/LE FIGARO

« Traumatisante et déshumanisante » : la fin de la contention est-elle possible en psychiatrie ?

Quentin Benoist

La pratique qui consiste à attacher les patients à leur lit pourrait être abolie d'ici à 2030. Si la brutalité de la méthode fait consensus, sa disparition complète inquiète une partie des médecins.

«J' ai été attachée pendant plusieurs jours, avec comme seule distraction le tic-tac d'une horloge. Il y avait si peu de stimulations que j'ai eu des hallucinations.

J'ai passé certains repas avec les quatre membres attachés. Je ne buvais pas car je ne voulais pas uriner allongée et mes lunettes ayant été confisquées pour éviter tout risque, je ne voyais que 10 cm devant moi; plus déshumanisant, c'est compliqué», souffle Estelle Verbeck, qui a vécu plusieurs séjours sous contention il y a une dizaine d'années. Comme elle, chaque année, des milliers de personnes sont soumises à une contention forcée : attachées à un lit par des sangles aux poignets et aux chevilles, ainsi qu'une ceinture au niveau de l'abdomen. Mais cette pratique pourrait bientôt disparaître. Le 2 juin 2026, la ministre de la Santé Stéphanie Rist a fixé l'objectif gouvernemental du zéro contention d'ici à 2030, tandis que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et député Michel Barnier a déposé une proposition de loi visant une interdiction au 1er janvier 2030.

« La contention est une mesure d'ultime recours. Elle est mise en place quand on est débordé par des situations de violence qu'on n'arrive pas à maîtriser médicalement ou médicamenteusement, et que le patient risque de mettre sa vie ou celle des autres en danger », explique le Dr Fayçal Mouaffak, psychiatre et chef de service à l'hôpital psychiatrique de Ville-Évrard à Neuilly-sur-Marne. « Ces situations de violence sont souvent le résultat de nombreux échecs préalables: des patients en rupture de traitement, un suivi bancal, un diagnostic tardif, des traitements inadaptés. Il y a beaucoup de travail à faire en amont pour réduire au maximum ces situations, que personne ne souhaite. »

Ces dernières années, la législation a progressivement encadré la pratique. Depuis 2016, elle ne peut être appliquée qu'en dernier recours, pour une durée limitée, chez des adultes hospitalisés sans leur consentement, après échec des techniques de désescalade et lorsqu'un risque existe pour la personne ou pour autrui. Et depuis 2021, chaque prolongation de contention doit être signalée au juge des libertés et de la détention. «Mais cette législation ne s'applique que dans les services de psychiatrie. Dans d'autres services, comme les urgences, la gériatrie ou la neurologie, ce sont des zones de non-droit où la pratique n'est pas du tout contrôlée», détaille le Dr Fayçal Mouaffak.

En France, la contention reste très répandue. Selon un rapport de l'Irides (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ocumentation en économie de la santé), en 2022, «76 000 personnes ont été hospitalisées sans leur consentement à temps plein en psychiatrie : 37 % sont concernées par un recours à l'isolement » et «11 % par un recours à la contention mécanique, soit 8 000 personnes». «On fait partie des mauvais élèves au niveau de l'Union européenne», note Yvonne Quenum,

« Ce qui est choquant, c'est l'énorme différence entre les établissements. Certains appliquent déjà le zéro contention, quand d'autres pratiquent cette méthode de coercition chez plus d'un quart des patients en soins sans consentement »

Pr Éric Fakra Chef de service de psychiatrie au CHU de Saint-Étienne

infirmière en unité de psychiatrie au CHU de Saint-Étienne et responsable pour la France du consortium européen sur le moindre recours aux mesures d'isolement et de contention. La situation est en outre très disparate sur le territoire : « Ce qui est choquant, c'est l'énorme différence entre les établissements. Certains appliquent déjà le zéro contention, quand d'autres pratiquent cette méthode de coercition chez plus d'un quart des patients en soins sans consentement », observe le Pr Éric Fakra, chef de service de psychiatrie au CHU de Saint-Étienne. Aujourd'hui, une quarantaine d'établissements déclarent ne plus y recourir du tout, soit environ 10 % des structures psychiatriques françaises; à l'inverse, plusieurs autres ont été épinglés par le juge des libertés pour un usage disproportionné de la pratique.

Pourtant cette pratique n'est pas sans séquelles. Pour beaucoup, l'hôpital devient un lieu de peur : « Tant qu'on attachera les personnes qui souffrent, sans consentement, et qu'on leur fera vivre un traumatisme quand elles sont hospitalisées, jamais elles n'auront envie d'y retourner », déplore Estelle Verbeck. Un « cercle vicieux » se met alors en place : « Plus on utilise des mesures d'isolement et de contention, plus on génère de la violence. Cela n'aide pas les patients, c'est tout le contraire! », assure le Pr Fakra. « La contention peut avoir une influence directe sur les troubles psychotiques et les aggraver », confirme Anne Delvaux, une ancienne patiente qui y a elle-même été soumise à deux reprises. Les soignants ne sont pas épargnés non plus : « J'ai un nombre d'accidents du travail monstrueux dans mon service. Heureusement, c'est rarement grave, mais ce sont des coups, des doigts tordus : la contention est un acte très violent pour tout le monde », relate le Dr Mathias Wargon, chef du service des urgences de Saint-Denis.

Il est pourtant possible de réduire l'usage de la contention en misant sur la prévention. Cela passe d'abord par l'architecture et l'aménagement des locaux : « Il faut des espaces adaptés aux patients pour que leurs états ne se dégra- dent pas : des chambres climatisées, des zones d'apaisement avec des luminosités et des matériaux spécifiques », expose le Dr David Masson, psychiatre du Centre psychothérapique de Nancy. Une fois hospitalisé, le patient peut aussi trouver un appui auprès d'un pair-aidant, une personne ayant elle-même vécu des troubles psychiques et intégrée à l'équi-pe soignante, qui joue un rôle de média-teur : « Les médecins ne savent pas ce que c'est de vivre une psychose, alors qu'on a une expérience empirique qui est utile pour comprendre les patients », témoi-gne Anne Delvaux, devenue pair-aidante à l'hôpital psychiatrique de Toulouse. Pour les personnes déjà suivies, un plan de crise conjoint peut également être mis en place. « C'est l'équivalent des directives anticipées : lorsque le patient est stable, nous échangeons avec lui pour connaître au mieux ses souhaits si son état venait à se dégrader », indique le Pr Fakra « Il a été prouvé que la rédaction de ces directives permet une réduction de 35 % des hospitalisations sous contrainte », informe Yvonne Quenum.

Tous ces leviers de prévention sont aujourd'hui réunis dans le programme Psycore, coordonné par le Pr Fakra qui les testera en conditions réelles dans six établissements à partir de l'année prochaine; ses résultats sont attendus pour 2028-2029. « Même si, en tant que soignants, on est convaincus des bienfaits pour le patient, on va réaliser une analyse économique, pour mettre en balance le coût du programme et les économies réalisées, afin de voir à quel point c'est généralisable à l'échelle du pays », indique le Pr Fakra.

D'autres initiatives comme le Centre renforcé d'urgences psychiatrie (Crup), ouvert en 2023 et porté par le Dr Mouaffak, permettent de réduire le temps de passages aux urgences où de nombreuses décompensations ont lieu, favorisées par des conditions d'accueil inadaptées: longue attente, endroit bruyant, manque de personnels. « On évacue rapidement les patients des

« Je trouve que la contention est ignoble, mais je suis très dubitatif sur son arrêt à court terme. Il va falloir m'expliquer comment on fait quand on reçoit un patient agité, potentiellement sous l'emprise de toxiques comme l'alcool, et que les neuroleptiques utilisés pour le calmer ne fonctionnent pas »

Dr Mathias Wargon Chef du service des urgences de Saint-Denis urgences pour les accueillir dans un cadre agréable et respectueux. Ça permet tout de suite de changer de rapport avec le patient. On n'est pas juste des flics en blouse blanche, mais bien des soignants», explique le chef de pôle en psychiatrie qui a constaté une baisse importante de contention dans son service.

Mais face à l'abolition annoncée de la contention d'ici 2030, de nombreux professionnels de santé restent circonspects, en particulier aux urgences, où la prévention est plus difficile à mettre en œuvre que lors d'une hospitalisation classique. « Je trouve que la contention est ignoble, mais je suis très dubitatif sur son arrêt à court terme, confie Mathias Wargon. Il va falloir m'expliquer comment on fait quand on reçoit un patient agité, potentiellement sous l'emprise de toxiques comme l'alcool, et que les neuroleptiques utilisés pour le calmer ne fonctionnent pas. Si quelqu'un peut m'expliquer comment procéder de façon raisonnable, sans augmentation de personnel - que je n'aurai pas - dans des locaux qui sont ceux d'un service d'urgences classique. Je ne vais pas construire un second service de psychiatrie dans mon service d'urgences : je n'en ai ni les moyens, ni la place. »

«Dans l'idée, il faut l'abolir, tout le monde est d'accord, et la diminution de la pratique est une bonne chose, mais sa suppression totale d'ici 2030 me paraît utopique», observe de son côté le Dr David Masson. «Des établissements sans contention existent déjà, ce qui montre que c'est possible, mais je ne suis pas certain que cela soit généralisable à tout le territoire en quelques années. Certains services risquent d'être mal accompagnés et pénalisés», s'inquiète le psychiatre. Face à ces réserves, Yvonne Quenum reconnaît, elle aussi, les limites d'une abolition de la pratique. «Dans de très rares situations, même avec des mesures de prévention, les soignants devront peut-être encore recourir à la contention», admet-elle. «Mais celle-ci devrait alors rester hors cadre et être utilisée de manière tout à fait exceptionnelle. Les professionnels de santé devront disposer de très bonnes raisons pour la justifier. »

Après un été de catastrophes climatiques, l'écoanxiété augmente en France

Bénédicte Lutaud

Des millions de Français s'inquiètent de l'évolution de l'environnement et du climat. Une peur qui peut être prise en charge.

L

aure, 28 ans, connaissait les alertes du Giec et voyait bien que « la météo de l'été n'était plus celle de mon enfance, où 30 °C étaient déjà exceptionnels ». Pour autant, elle ne se considérait pas « écoanxieuse ». Mais l'été 2026 lui fait l'effet d'un électrochoc. Les « trois épisodes de canicules à des températures stratosphériques », et plus encore les incendies de Gironde, où vivent ses parents, la marquent profondément. « J'ai pris conscience que ce qu'on entend depuis des années est vrai. Je me rends compte qu'on va vivre dans un monde qu'on n'a jamais connu jusque-là. » Durant ses vacances, elle échange avec ses amis : « Beaucoup qui étaient dans le déni ont eu un déclic. »

Selon une étude de l'Ademe et de l'Observatoire de l'écoanxiété (Obseca), en 2025, 10,5 millions de Français se disaient écoanxieux. Mais après un été marqué par des canicules à répétition et des feux de forêt dévastateurs, ils sont de plus en plus nombreux à se sentir inquiets vis-à-vis de l'avenir. «Cet été caniculaire a fait 2,6 millions d'écoanxieux en plus», révèle Pierre-Éric Sutter, psychologue et directeur de l'Obseca, selon les premiers résultats d'une nouvelle étude avec l'Ademe à paraître en septembre. «À chaque pic de canicule, j'ai des pics de demandes de patients sur cette thématique. Mais là, l'augmentation est flagrante. »

Conceptualisée en 1996 par la chercheuse Véronique Lapaige, l'écoanxiété est définie comme une « détresse psychologique (mal-être) découlant des inquiétudes face à la crise environnementale », rappelle l'Adem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elle est « plus particulièrement tournée vers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avec une anxiété qui peut connaître divers degrés », précise Antoine Pelissolo, psychiatre à l'hôpital Henri-Mondor de Créteil. Elle touche tous les âges, surtout les 15-49 ans, avec un pic chez les 25-34 ans.

« L'écoanxiété n'est pas une maladie. C'est un mal-être : un état situé entre le bien-être et la maladie », insiste Pierre-Éric Sutter. L'Ademe distingue trois niveaux parmi les 10,5 millions de concernés : 6,3 millions « moyennement écoanxieux », 2,1 millions « fortement » et 2,1 millions « très fortement », au point de nécessiter un suivi psychologique. « Ce n'est pas une fragilité psychologique, tout le monde peut être touché. Mais si on laisse son état empirer, cela peut évoluer en dépression ou trouble anxieux généralisé. » « L'anxiété, c'est une émotion normale. C'est une

Les feux de forêt dévastateurs de la période estivale (ici, le 13 juillet, à Noisy-sur-École, en Seine-et-Marne) ont marqué les esprits. SAMUEL BOIVIN/NURPHOTO VIA AFP

« J'ai pris conscience que ce qu'on entend depuis des années est vrai. Je me rends compte qu'on va vivre dans un monde qu'on n'a jamais connu jusque-là »

Laure 28 ans

alerte qui informe d'un danger », insiste le psychologue.

Dès lors, comment distinguer «écoanxieux» et «écolucides»? Pour Antoine Pelissolo, l'écoanxiété survient dès lors qu'il y a un excès. Parfois de croyance dans le danger («croire qu'on va subir 60 °C l'an prochain» ou «tous mourir dans les cinq ans»). Mais «souvent, les écoanxieux sont très renseignés, ils n'ont rien inventé ou exagéré». «Ils savent que les scientifiques préviennent depuis cinquante ans, ont lu les rapports du Giec», reprend Pierre-Éric Sutter. Pour la plupart, on parle surtout d'«excès sur les répercussions»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 «“Je sais que ce n'est pas pour demain, mais j'y pense tout le temps, je ne dors pas la nuit, je change mon comportement de façon massive”», décrit Antoine Pelissolo.

La chercheuse Teaghan Hogg a répertorié quatre familles de symptômes : des ruminations qui perturbent le sommeil; des émotions (« on se projette dans un avenir incertain, on se demande comment on va cultiver les champs, se nourrir, on s'inquiète d'une qualité de vie amoindrie par rapport à ses parents », décrit Pierre-Éric Sutter); des signes comportementaux (fatigue, isolement car on est jugé alarmiste); et un impact personnel (culpabilité, impuissance face à la crise).

Pour sortir de l'impasse, Pierre-Éric Sutter invite à passer d'une écoanxiété « mal adaptative » à une écoanxiété « adaptative ». « Ce mal-être, il faut le repositionner sur le pouvoir d'agir, qui se trouve empêché quand on est tétanisé par les forêts qui brûlent. » Nos experts préconisent alors plusieurs étapes.

Si s'informer reste important, gare à «l'infobésité». « Un cerveau va valoriser 2,7 fois plus une information négative. Il faut donc contrebalancer en lisant des informations positives, ou orientées vers des solutions. À mes patients, je fais des listes de bonnes nouvelles, comme le trou de la couche d'ozone qui se referme», détaille le spécialiste. En parallèle, il faut soulager les tensions par les techniques habituelles de gestion du stress, telle la relaxation. Participer à des groupes de parole permet de limiter l'isolement et de «décharger » ses ruminations. « Cela permet parfois de faire un deuil, de passer à une forme d'acceptation que non, tout ne redeviendra pas comme avant », souligne Antoine Pelissolo.

Ensuite, il est indispensable de se mettre en mouvement : « L'anxiété se dissout dans l'action, explique le psychiatre. Le mieux reste d'agir en collectif, soit dans l'associatif, ou le bénévolat, souligne-t-il. L'idée, c'est de convertir la peur en énergie positive. Non pas pour être rassuré gratuitement, mais dans l'idée que chacun peut faire sa part, pour ne pas rester passif, mais passer au collectif, et à l'entraide. »

Le bruit de la route peut avoir un impact sur la santé mentale

Delphine Chayet

Des chercheurs observent une association entre une exposition aux nuisances sonores du trafic dans la petite enfance et la tendance à la tristesse.

Grandir près d'une voie de circulation a des effets insidieux sur la santé mentale. Selon une étude française publiée dans la revue The Lancet Public Health, une exposition persistante au bruit du trafic routier avant l'âge de 5 ans est associée à un risque accru de difficultés émotionnelles quelques années plus tard. « L'implication du bruit dans l'apparition de symptômes psychologiques est fortement suspectée, mais elle est difficile à démontrer », souligne Eloi Chazelas, chercheur à l'Institut Sorbonne de santé publique (Inserm), et auteur de l'étude.

Pour conforter ce lien, le scientifique s'est appuyé sur la cohorte Elfe (étude longitudinale française depuis l'enfance), qui suit au fil du temps la santé de jeunes nés en 2011 représentatifs de la population. Avec l'aide de chercheurs en acoustique environnementale, l'équipe a estimé le niveau de bruit en façade aux adresses de près de 8 000 enfants à l'âge de deux mois, 3 ans puis 5 ans. Le trafic automobile, ferroviaire et aérien a été pris en compte.

L'analyse révèle qu'un tiers des enfants étaient soumis à un fond sonore régulier supérieur à 60 décibels, seuil considéré comme potentiellement nocif pour la santé. « Cela correspond à une circulation dense », note Éloi Chazelas. Un tiers étaient exposés à un niveau compris entre 55 et 60 décibels, tandis que les autres enfants grandissaient dans un environnement plus calme. L'exposition au bruit de trafic ferroviaire et aérien était marginale.

Les troubles psychologiques ont, eux, été évalués à l'âge de 10 ans et demi par un questionnaire de référence rempli par les parents. « Cette échelle pointe d'une part d'éventuelles difficultés émotionnelles et relationnelles, comme la tristesse, l'anxiété ou le repli sur soi, qui sont des symptômes dits "internalisés" (dirigés vers l'intérieur), précise l'épidémiologiste. D'autre part, de possibles troubles du comportement ou une hyperactivité/inattention, des symptômes "externalisés". »

Après une mise en regard des résultats, les auteurs de l'étude observent une association entre une exposition à des niveaux élevés de passage routier (supérieurs à 60 dB) de la naissance à 5 ans et une hausse des symptômes internalisés. Selon leurs résultats, 4 % d'enfants supplémentaires développent par exemple des difficultés relationnel-

« Le son déclenche un signal d'alerte que l'organisme enregistre, même quand l'enfant dort et ne le perçoit pas »

les quand ils grandissent dans un uni- vers bruyant par rapport à un groupe moins exposé. Si le risque peut sembler faible, « ce résultat est conséquent quand on l'envisage à l'échelle d'une po- population entière », relève Éloi Chazelas.

Le chercheur a par ailleurs écarté d'autres facteurs environnementaux, comme la pollution de l'air et la proximité d'espaces verts, si bien que l'excès de symptômes observé est spécifiquement attribuable au bruit de la route. « Nous avançons dans l'identification d'un effet causal potentiel du bruit sur la santé mentale », commente-t-il.

Par quel mécanisme physiologique? Un bruit constant entraîne une hyperstimulation du système de régulation du stress. «Le son déclenche un signal d'alerte que l'organisme enregistre, même quand l'enfant dort et ne le perçoit pas, indique le Pr Frédéric Mauny, médecin de santé publique au CHU de Besançon. C'est ce qui explique que les individus dormant dans un environnement bruyant ont des taux de cortisol plus élevés au réveil. » Cette suractivation chronique du système nerveux dans l'enfance pourrait avoir un impact sur la régulation émotionnelle, avec des variabilités individuelles. Il est par ailleurs établi que le bruit perturbe la qualité et la durée du sommeil de l'enfant, augmentant le risque de symptômes émotionnels et comportementaux.

Dans une étude menée à Besançon il y a une dizaine d'années, le Pr Mauny avait de son côté mis en évidence une corrélation entre l'exposition au bruit du trafic routier à domicile et une très légère diminution des résultats lors de l'évaluation annuelle de français à l'entrée au CE2.

Plus de 20 % de la population européenne est exposée à des niveaux à long terme de bruit de transports considérés comme préjudiciables à la santé. « La recherche publiée en août est d'autant plus intéressante que les études longitudinales sur les effets sanitaires du bruit sont très rares, salue de son côté Fanny Mietlicki, directrice de l'observatoire régional Bruitparif. Ce facteur de risque n'est pas encore assez pris en compte, notamment chez les enfants qui évoluent dans un environnement sonore élevé dans la journée : en classe, à la cantine et dans les cours de récréation. » Il existe pourtant, selon elle, des moyens efficaces d'améliorer le confort acoustique sur les lieux de vie des enfants.

LE CARNET DU JOUR

Les annonces sont reçues avec justification d'identité du lundi au vendredi de 9h à 13h et de 14h à 18h (excepté les jours fériés) et tous les dimanches de 9h à 1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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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t heureux de faire part du mariage de leurs enf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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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s

L'association Ressourcement la vista

est heureuse de vous inviter au vernissage de l'exposition

Performances spirituelles de méta-icônes (orgue, peinture, méditation) : Quelle image de soi-même ? à partir de l'Épitre aux Romains,

par Béatrice Hollard-Beau, pasteur et peintre, et Philippe Malgouyres, historien d'art et organiste,

le jeudi 3 septembre 2026, à 20 heures, suivi d'un cocktail ouvert à tous, en la chapelle Saint-Louis de la Salpêtrière, 83, boulevard de l'Hôpital, 75013 Paris.

Sans réservation.

Plus d'informations sur : www.ressourcement-lavista.fr www.ex-trace.art

deuils

Paris. Grenoble.

Mme Anglès d'Auriac, son épouse,

Thomas et Virginie Anglès d'Auriac, Étienne et Isaure Anglès d'Auriac, Élisabeth et Jean-Baptiste Prévoteau, Pierre et Louise Anglès d'Auriac, ses enfants,

Antoine et Capucine, Théophile et Delphine, Louise, Grégoire, Joséphine, Béatrice, Matthieu, Alix, Marie, Charles, Eugénie, Paul, Alexis, Claire, ses petits-enfants,

Thérésa, son arrière-petite-fille,

Bruno ANGLÈS d'AURIAC offic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rappelé à Dieu le samedi 22 août 2026.

La messe sera célébrée ce lundi 31 août, à 10 h 30, en l'église Saint-Honoré-d'Eylau, Paris (16 $^{e}$ ).

L'inhumation aura lieu dans l'intimité familiale au cimetière Saint-Roch, à Grenoble.

Dominique de Chillaz, son épouse,

Anne-Laure, Damien, Sophie et Claire, ses enfants,

et ses treize petits-enfants,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Xavier de CHILLAZ cheval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

survenu le 26 août 2026, à l'âge de 77 ans.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sera célébrée le vendredi 4 septembre 2026, à 10 h 30, en l'église Notre-Dame-de-l'Assomption, à Solesmes (Sarthe), suivie de l'inhumation dans l'intimité, à 17 heures, au cimetière de Cizay-la-Madeleine (Maine-et-Loire).

Paris (18 $^{e}$ ).

Mme Chan Duong, née Louise Waksman, son épouse,

Liên, Dan et Mai, ses enfants, Sam, Jason, Elie, Tao, Marguerite, Marie, Jeanne et Ben, ses petits-enfants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Chan DUONG né à Hanoï (Vietnam), chevalier de l'ordre du Mérite maritime,

survenu le 23 août 2026, dans sa 87 $^{e}$ année, à Paris.

Les obsèques auront lieu le mardi 1er septembre 2026, à 11 h 30, au crématorium du Val-de-Bièvre, à Arcueil.

Rendez hommage à vos proches

Publiez une annonce de deuil dans le Carnet du Jour.

carnetdujour@media.figaro.fr - 01 56 52 27 27

Paris (17 $^{e}$ ).

Jean-Baptiste Gourdel, son époux, Sabine Behaghel, sa maman, Xavier et Ségolène, Bruno et Christiane, Thierry et Virginie, Brigitte et Didier, ses frères et sœurs, ses neveux et nièces et leurs enfants

font part du rappel à Dieu de

Marie GOURDEL née Behaghel,

le 22 août 2026, à Pornichet, dans sa 68 $^{e}$ année.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sera célébrée en l'église Notre-Dame-des-Dunes, à Pornichet (Loire-Atlantique), le jeudi 3 septembre 2026, à 15 heures, suivie de l'inhumation au cimetière de Pornichet.

Une messe en sa mémoire sera célébrée le vendredi 18 septembre, à 15 heures, en l'église Saint-Charles-de-Monceau, à Paris (17e).

Mme Jean-Roger Lardillier, née Mary-Anne Grossetti, son épouse,

Vincent et Pauline Houzé, Isabelle Lardillier et Harry Slama, Jean-François et Aurélie Lardillier, ses enfants,

Nathan, Enora, Arthur, Tristan, Raphaëlle et Garance, ses petits-enfants,

Pierre et Catherine Lardillier, son frère et sa belle-sœur, et leurs enfants,

Frédéric Progent, son neveu,

Lydia Grossetti, sa belle-sœur, et ses enfants,

ses cousins,

ont l'immense tristesse de vous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M. Jean-Roger LARDILLIER capitaine de réserve de l'armée de l'air, cheval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

survenu le mardi 25 août 2026, à Propriano, à l'âge de 82 ans.

Les obsèques religieuses seront célébrées le jeudi 3 septembre, à 14 h 30, en la chapelle Sainte-Rita de Fontenay-aux-Roses, suivies de l'inhumation à 16 heures.

Sa famille a la tristesse d'annoncer le décès de

Geneviève BARBÉ-COQUELIN de LISLE professeure des universités en études hispaniques,

le 17 août 2026, à l'âge de 92 ans.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sera célébrée le mardi 1er septembre, à 14 h 30, en la chapelle de l'Est, au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Paris (20e), suivie de l'inhumation.

La comtesse Olivier de La Tour du Pin,

le comte et la comtesse Laurent de La Tour du Pin, Aymar, François, Baudouin et Thibaud,

les docteurs Jean-Marc et Éléonore Pavlovitch, Marie Anastassia et Stéphane, son fiancé, Silouane et Léa, Vladimir,

le comte et la comtesse Nicolas de La Tour du Pin, Côme, Héloïse et Maxime,

le comte Jean-Philippe de La Tour du Pin, Pierre et Flore,

ses enfants et petits-enfants,

Charles Pavlovitch, son arrière-petit-fils,

font part du rappel à Dieu du

comte Olivier de LA TOUR du PIN

le 26 août 2026, dans sa 92 $^{e}$ année.

La messe de funérailles sera célébrée ce lundi 31 août, à 14 h 30, en l'église Saint-Martin, à Saint-Léopardin-d'Augy (Allier), suivie de l'inhumation dans le caveau familial,

au cimetière de Villeneuve-sur-Allier.

Une messe sera célébrée ultérieurement, à Boulogne-Billancourt.

Maisons-Laffitte (Yvelines).

Mme Hélène Laugier, son épouse,

François Laugier, Catherine Robert, ses enfants,

ont la tristesse d'annoncer le décès de

Bernard LAUGIER ancien élève de l'École centrale Paris, promotion 1963, colonel honoraire, 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offic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

survenu le 23 août 2026, dans sa 89 $^{e}$ année, à Maisons-Laffitte, muni des sacrements de l'Église.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sera célébrée le mercredi 2 septembre, à 10 h 30, en l'église de Saint-Nicolas de Maisons-Laffitte.

Paris (7 $^{e}$ ).

Christophe Llorca, son fils,

Juliette et Vincent Llorca, ses petits-enfants,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Françoise LLORCA née Arnoult,

survenu le 22 août 2026, à l'âge de 85 ans, à Garches.

Elle sera inhumée le mardi 1er septembre, à 10 h 30, en l'église Saint-Éloi des Mesnuls (Yvelines).

Cet avis tient lieu de faire-part.

cllorca@farthouat.com

Béatrice et Patrick (†) Hamon, Pierre et Martine Lordereau, ses enfants,

Aymeric et Virginie Hamon, Arnaud Hamon, Amélie et Pierre Alègre de la Soujeole, Gwenaël et Marie-Laure Hamon, Constance et Xavier Prieur, Aurélie Lordereau (†), Alexandre Lordereau, Louise et Romain Oddos, ses petits-enfants,

Louis, Aude, Adrien, Jérémie, Gabin, Philippine, Jules, Baptiste, Sixtine, Gabriel, Lucie, Côme, Timothée, Martin, Agathe, Margaux, Raphaël, ses arrière-petits-enfants,

sa famille de France et des États-Unis

ont la tristesse de vous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Marguerite LORDEREAU née Duprat,

survenu le 20 août 2026, dans sa 105 $^{e}$ année.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et la crémation ont eu lieu dans l'intimité familiale, à Chambéry (Savoie).

Rachel Saïdani, sa compagne, Caroline Kouvalainen, sa sœur, Eliel, Aino, ses neveux, Florence Régnier-Barral, Aline Guillard, Pierre Guillard, Laure Mathey, ses cousines et cousin, Noémie Barral, Lili Houillot-Desmons, ses petites-cousines,

ont l'immense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soudain de

Catherine MILLOT psychanalyste et écrivain,

survenu à Nice, le 24 août 2026.

Les obsèques ont eu lieu dans la stricte intimité au crématorium de Nice. Ses cendres seront inhumées dans le caveau familial du cimetière des Chaprais à Besançon.

Un hommage en sa mémoire lui sera rendu à Paris, à une date qui sera précisée ultérieurement.

Versailles (Yvelines).

M. et Mme Philippe Mareine, M. et Mme Alexis Brichard, ses enfants,

Armand, Alix, Marguerite, Henry, ses petits-enfants,

ont la douleur de vous faire part du rappel à Dieu de

Marie-Josèphe MAREINE née Dujardin,

le 24 août 2026, à l'âge de 80 ans, à Versailles.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sera célébrée ce lundi 31 août, à 11 heures, en l'église Sainte-Jeanne-d'Arc, à Versailles.

Henri, Vincent et Julien Moissinac-Massénat, ses fils,

Myriam, sa belle-fille, Matthieu, Daphné, Sophie, Aline et Nathalie, ses petits-enfants,

ainsi que toute sa famille

ont l'immense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rappel à Dieu de

Bruno MOISSINAC-MASSÉNAT

le 27 août 2026, à l'âge de 87 ans, entouré des siens.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sera célébrée le vendredi 4 septembre 2026, à 10 h 30, en l'église Sainte-Marie-des-Batignolles, Paris (17°).

L'inhumation aura lieu le samedi 5 septembre 2026, à 11 heures, au cimetière d'Ytrac (Cantal).

Des dons peuvent être adressés à l'Institut Curie.

Blanquefort (Gers).

M. et Mme Hubert de Scorraille, ses parents, Blanche, Galcerand et Efflam, sa sœur et ses frères,

le comte Henri de Scorraille, en union avec son épouse née Menehould de Ravinel (†), M. et Mme Francois-Xavier Guerre, ses grands-parents,

ont la douleur de vous faire part du rappel à Dieu de

Tugdual de SCORRAILLE

le 26 août 2026, à l'âge de 19 ans, muni des sacrements de l'Église.

La messe d'À-Dieu sera célébrée ce lundi 31 août 2026, à 14 h 30, en l'église Notre-Dame-de-l'Assomption, à Gimont (Gers).

Françoise Valla, née Entz, son épouse,

Frédéric Valla, Jean-François Valla, ses fils, et ses petits-enfants

ont la douleur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u

docteur André VALLA ancien externe des hôpitaux de Paris, spécialiste en rhumatologie,

survenu le 9 août 2026, à l'âge de 91 ans.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sera célébrée le mardi 1er septembre, à 14 h 30, en l'église Notre-Dame-d'Auteuil, 4, rue Corot, à Paris (16e), suivie de l'inhumation à 16 h 30, au cimetière Montmartre, à Paris (18e).

souvenirs

Il y a 20 ans, nous quittait

Baudouin de MEUSE

Gardez-le dans vos pensées et vos priè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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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 Mohammed Aïssaoui

Libraires, prix littéraires : les ouvrages de Grasset seront-ils boycottés ?

«D éborder Bolloré», avait clamé des éditeurs, des auteurs et des libraires au plus fort de la crise qui avait secoué Grasset quand le groupe Hachette Livre avait licencié Olivier Nora, PDG

de la maison d'édition depuis vingt-six ans. Plus de 300 auteurs avaient signé une pétition affirmant qu'ils ne publieraient plus chez Grasset. On avait parlé de « séisme ». Parmi les signataires, des auteurs de toutes sortes : des célèbres qui vendent beaucoup, d'autres moins, des réputés au faible tirage, des inconnus, des écrivains qui ne publiaient pas que chez Grasset ou n'avaient signé qu'un seul livre il y a longtemps, des jurés de prix littéraires, des acteurs du métier du livre, etc. (lire nos éditions du 14 et du 16 avril). Au sein du mouvement le plus radical, Déborder Bolloré (en fait, un projet éditorial et politique établi par une centaine d'« éditeurices indépendant-es (sic) » qui veut « faire face au libéralisme autoritaire dans le monde du livre »), certains étaient prêts à aller loin, très loin : ainsi, 80 libraires qui se qualifient d'« antifascistes » avaient-ils fait savoir qu'ils ne voulaient plus commander les titres de « tout » le groupe Hachette Livre dont Vincent Bolloré est propriétaire depuis 2023. Filiale de Lagardère SA, Hachette Livre est le troisième groupe mondial d'édition grand public et numéro un en France, il détient Grasset, Stock, Fayard, Calmann-Lévy, JC Lattès...

La librairie des Éditions Grasset, rue des Saints-Pères, à Paris. RICCARDO MILANI / HANS LUCAS VIA AFP

Plus radicaux encore, d'autres signataires n'ont pas hésité à appeler à la destruction des ouvrages ou à mettre de la colle dessus! « Quand j'ai vu ces appels à détruire des livres, je me suis dit : "Ils sont devenus fous", je n'étais pas d'accord, je le leur ai dit. Boycotter n'a pas de sens, la seule fois où cela s'est produit c'était lors de l'Occupation, c'était évidemment un autre contexte. Mais ce n'est qu'une infime minorité sur les 3500 librairies», affirme Jean-Yves Mollier, historien de l'édition et du livre, auteur de Brève histoire de la concentration dans le monde du livre et d'un ouvrage de référence, Une histoire des libraires et de la librairie.

« Il n'y aura aucune exclusion ni ostracisme par rapport aux romans publiés par Grasset. Ce serait déloyal »

Philippe Claudel Président de l'académie Goncourt

Un boycott en librairie ? Dans les faits, il n'y en a pas besoin : le libraire est un commerçant un peu atypique, il est libre de ses commandes. Il peut subir les « offices » des éditeurs (un certain nombre d'exemplaires envoyés), certes, mais il choisit ce qu'il veut mettre en avant et ce qu'il commande - il peut même retourner les exemplaires. Cette liberté est une force, elle rend possible, en théorie, une logique de boycott : pas besoin d'interdiction officielle, donc, il suffit d'un retrait discret de la circulation ou de dire au lecteur qu'il peut commander le livre, ce que le client ne fait pas toujours - des libraires auraient pratiqué ce boycott qui ne dit pas son nom avec le récit de Boualem Sansal, La Légende, publié chez Grasset, mais ce ne serait pas la seule raison de son échec commercial au vu des investissements, parce qu'il a, par ailleurs, bénéficié d'une puissante promotion, notamment dans les Relay, propriété du groupe Lagardère.

Dès le mercredi 2 septembre, la rentrée littéraire va battre son plein; le jury du Goncourt lancera le bal des prix avec l'annonce de sa première sélection des quinze écrivains qui vont postuler à la plus prestigieuse récompense littéraire française. Le lendemain suivra la première liste du Renaudot, puis celle des grands prix d'automne. Une question brûle toutes les lèvres : quel sort les jurés, mais aussi les libraires et les organisateurs des grandes manifestations littéraires, réserveront aux romans et aux essais de la rentrée publiés par Grasset, après « le séisme ». Un malaise s'est installé, et avec lui beaucoup d'interrogations. La crise va-t-elle transformer la rentrée littéraire en terrain miné, où chaque acte anodin - la commande d'un libraire, une invitation à un salon du livre, la sélection dans un prix littéraire - deviendrait un geste politique? C'est qu'on a entendu un peu de tout : certains critiques ont évoqué l'idée de ne pas parler des romans estampillés Grasset; des jurés ont murmuré qu'ils pourraient hésiter à couronner un auteur de la maison de la rue des Saints-Pères.

Le Figaro a posé la question aux principaux concernés. La réponse a été on ne peut plus claire : « Il n'y aura aucune exclusion ni ostracisme par rapport aux romans publiés par Grasset. Ce serait déloyal », dit Philippe Claudel, président de l'académie Goncourt. Et de ramener le débat à ce que le jury revendique comme sa seule boussole : « On lit des textes, c'est cela qui est essentiel. Pourquoi faire payer aux écrivains quelque chose qui les dépasse et qu'ils n'ont pas choisi ? »

Même position au Femina. Christine Jordis explique que le jury n'a pas encore eu de discussions sur le sujet, mais, à titre personnel, elle dit ne faire aucune différence entre les livres Grasset et ceux des autres éditeurs. « Je ne fais pas de politique en littérature, et il serait injuste de discriminer des ouvrages qui avaient été sélectionnés par Olivier Nora, lui-même s'inquiétait des consé-

Dès le 2 septembre, la rentrée littéraire sera lancée avec l'annonce de la sélection du prix Goncourt. Y aura-t-il un auteur Grasset? Comment la maison d'édition survivra-t-elle au départ de son PDG? Enquête.

quences de la crise sur ses auteurs. Je voterai donc sans hésitation pour les auteurs publiés par Grasset dont j'apprécie les ouvrages. »

Au Renaudot*,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du jury, Georges-Olivier Châteaureynaud, qui a signé une grande partie de son œuvre sous la couverture jaune, tient le même discours : « En ce qui nous concerne, je ne vois rien qui s'oppose, en principe, à un lauréat Grasset pour tel ou tel de nos prix. » Il ajoute même que cette rentrée - qu'il présente comme le « dernier coup d'archet » d'Olivier Nora sous la marque Grasset avant sa nouvelle maison - pourrait susciter une curiosité accrue par les libraires, les jurés et la critique.

Quant à l'Académie française, qui doit décerner son grand prix d'automne le 29 octobre, elle choisit «l'auteur» du roman qu'elle juge le meilleur de l'année et, traditionnellement, ses sélections veillent à ne pas faire figurer le nom de la maison d'édition.

Ironie de l'histoire, la plupart des observateurs de l'édition, critiques, jurés, libraires, estiment que cette rentrée littéraire 2026 est l'une des meilleures de Grasset et que plusieurs de ses auteurs pourraient figurer sur les sélections des grands prix... Alors que, l'an dernier, aucun ne figurait sur la première sélection du Goncourt -Adélaïde de Clermont-Tonnerre avait tout de même décroché le Renaudot.

On parle déjà d'un phénomène : il est publié par Grasset ! Thélyson Orélien, auteur de C'était ça ou mourir (lire nos éditions du 27 août et notre site) : il est sur la liste de la plupart des récompenses, finaliste du prix du roman Fnac, et a vendu 4000 exemplaires les quatre premiers jours de sa publication...

Côté manifestations littéraires, nous avons jeté un coup d'œil sur la liste des invités du Livre sur la place, le premier grand rendez-vous de la rentrée, qui se tient à Nancy, du 11 au 13 septembre, avec la présence des Goncourt : pas trace du moindre boycott. Bien au contraire : tous les auteurs Grasset de la rentrée littéraire, fiction et non-fiction, romans graphiques, seront présents – ce qui est tout simplement exceptionnel, car, à Nancy, les places sont chères.

« Au fond, il n'y aura pas de changement pour cette rentrée littéraire 2026 par rapport à 2025 ou 2024 », explique Jean-Yves Mollier. La crise a bouleversé les discours, mais, en pratique, la rentrée est déjà là, les titres existent, ils circulent et vont s'installer dans les rayons, plus ou moins longtemps, en fonction du désir des lecteurs.

La véritable question n'est pas la rentrée littéraire, mais ce qui va se passer après. Olivier Nora, lui, a déjà créé sa maison d'édition, qui porte son nom et va publier deux grandes têtes d'affiche : Bernard-Henri Lévy et Delphine Horvilleur. Mais que vont devenir les 300 auteurs qui ont exprimé leur volonté de ne plus publier chez Grasset - vont-ils accepter d'écrire pour une autre maison du groupe détenu par Vincent Bolloré ?

Là encore, Mollier substitue à la logique des textes signés une logique de capacité. Olivier Nora l'a dit lui-même : il ne dépassera pas une voilure de 30 à 50 titres par an. Autrement dit, il ne publiera pas tous les auteurs qui ont signé la pétition. La place va cruellement manquer. L'historien de l'édition avance un ordre de grandeur : sur les 320 auteurs Grasset qui ont affirmé qu'ils voulaient quitter la maison ou ne plus publier sous la couverture jaune, Nora ne pourrait en reprendre qu'une infime minorité. Pour la grande majorité, prévient-il, les portes ne seront pas grandes ouvertes. « Tout le monde n'est pas Beigbeder ou Bernard-Henri Lévy... Certains lendemains risquent d'être douloureux. »

À cela s'ajoute la question des œuvres déjà parues et des retours de droits. Le sujet avait été évoqué avec la possibilité d'instaurer une «clause de conscience» dans l'édition. D'autant que, pour le moment, rien n'indique que Jean-Christophe Thiery, directeur général délégué d'Hachette Livre, qui a remplacé Olivier Nora à la tête de Grasset, entendrait imposer une nouvelle politique éditoriale. Rappelons aussi que la plupart des grandes maisons publient des auteurs et des esprits qui peuvent s'affronter intellectuellement.

Cette «clause de conscience » sera difficile à mettre en œuvre, et les éditeurs eux-mêmes n'en ont pas envie. Sur le sujet, le droit français est particulièrement complexe : par exemple, il n'existe pas d'action collective au sens américain (« class action ») qui permettrait de regrouper l'ensemble des cas : dans les tribunaux français, tous les dossiers sont individuels. D'après Jean-Yves Mollier, près de 600 auteurs sont engagés dans ce processus plus ou moins officiellement : 322 chez Grasset, 101 chez Fayard, environ 150 chez Stock. La question des œuvres passées se pose, et seuls les tribunaux la régleront, mais il faudra du temps. Il semble que, chez Grasset, avec la nouvelle direction, la consigne serait de rendre assez facilement les à-valoir (avance accordée à l'auteur par l'éditeur) pour les manuscrits à venir, à condition que l'auteur les rembourse, évidemment. Mais pour ceux qui l'ont fait, on ne sait pas s'ils ont trouvé une nouvelle maison d'édition. C'est cela, le vrai défi. ■ * L'auteur de cet article

est membre du jury Renaudot.

« L'idée que la démocratie se diffuse en même temps que le capitalisme est historiquement fausse »

BRANKO MILANOVIC

Dans son dernier livre, Le Monde à l'ère capitaliste, l'économiste serbo-américain* analyse la façon dont le capitalisme s'est répandu dans le monde entier en s'accommodant de régimes politiques autoritaires et d'un reflux du libre-échange à l'échelle de la planète.

F » Lire aussi PAGE 25

PROPOS RECUEILLIS PAR Martin Bernier

LE FIGARO. - Votre livre s'intitule Le Monde à l'ère capitaliste. Vous qui avez grandi en Yougoslavie communiste, comment expliquez-vous que le capitalisme se soit imposé partout ? Et qu'il s'accommode de régimes politiques si divers ?

BRANKO MILANOVIC. - La raison principale du triomphe du capitalisme est l'échec du communisme - ou du socialisme réel, comme on l'appelait à l'époque. Cet échec s'explique surtout par l'inefficacité économique de ce modèle. Après la crise de 1980, des pays comme la Roumanie, la Pologne, la Hongrie et la Yougoslavie étaient en banqueroute : ils ne pouvaient plus rembourser leurs dettes. L'URSS n'était pas encore en banqueroute, mais le régime était totalement épuisé par les dépenses militaires. Le système capitaliste s'est donc étendu partout car il était plus efficace économiquement et bénéficiait d'un très grand soutien des classes intellectuelles et du reste de la population. Par une forme d'hégémonie gramscienne, les principes de marché sur lesquels repose le capitalisme ont été acceptés par la plupart des pays du monde, de manière consciente ou non.

La conséquence est l'émergence de régimes hybrides, avec par exemple le « socialisme de marché » chinois. Vous parlez de « communisme hayekien » pour qualifier la Chine. Que recouvre cette expression paradoxale ?

À Pékin, j'ai assisté à une conférence où se trouvaient plusieurs entrepreneurs. Tous étaient devenus très riches et, à les écouter raconter leurs parcours, on avait la sensation qu'ils appliquaient à la lettre les leçons de Ludwig von Mises et de Friedrich Hayek. Ils étaient peu éduqués, nés dans des régions peu développées, ils ont commencé avec presque rien et, à partir d'une bonne idée, ils ont développé leur activité. C'était un véritable manuel capitaliste dans un pays nominalement communiste. Et ces histoires hayekiennes étaient racontées dans une conférence présidée par des membres du Parti communiste! Le régime célèbre la réussite et la richesse privée tout en maintenant un contrôle politique centralisé. De fait, aujourd'hui, le secteur privé représente 70 % du PIB chinois.

Vous dites que ce « communisme hayekien » est « la plus grande réussite économique de l'histoire récente ». Ce capitalisme politique à visage technocratique pourrait-il inspirer d'autres pays ? Le système chinois n'est pas facilement réplicable, car il comporte de nombreuses contingences propres à la Chine. Il est très difficile de dresser une liste de choses que les autres pays devraient faire pour l'imiter. Contrairement au « consensus de Washington », qui avait dix préceptes clairs et facilement exportables, les Chinois n'ont pas de règles claires, ce qui limite aussi leur soft power.

Contrairement à ce que pensaient les théoriciens de la « fin de l'histoire », le capitalisme s'est imposé partout, mais pas la démocratie libérale. Pourquoi ?

Cette association entre libéralisme et démocratie d'un côté et capitalisme de l'autre a été faite immédiatement après la chute du mur de Berlin. Mais elle me semblait fausse dès le début, même his-

toriquement. Dans l'histoire, il y a eu beaucoup de pays capitalistes qui n'étaient pas démocratiques du tout. À commencer par l'Amérique: au XIXe siècle, 13% de la population était réduite en esclavage. C'était un régime d'oligarchie très clair. Au Royaume-Uni, le suffrage n'était pas universel : en 1815,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battait son plein, mais moins de

5% de la population avait le droit de vote. Idem pour l'Espagne, la Grèce, l'Italie fasciste, l'Allemagne wilhelminienne et l'Allemagne hitlérienne, la France sous Napoléon III ou l'Argentine.

Mon scepticisme à l'égard de ce discours sur la diffusion de la démocratie dans le monde a aussi été nourri par deux événements que j'ai vus de très près : d'un côté, la dissolution de l'Union soviétique et de la Yougoslavie, et de l'autre l'unification de l'Europe. D'un côté la construction européenne célébrait le fait que des gens très différents ethniquement et religieusement pouvaient exister ensemble, et de l'autre, cette même Europe soutenait la décomposition et la dissolution d'un pays où des peuples différents vivaient ensemble. Il n'y avait presque aucune logique à tout cela! Ensuite, j'ai travaillé sur la Russie en 1982-1983. Le pays vivait une dépression économique extraordinaire mais aussi une destruction de l'éducation, de la santé, une destruction sociale : les liens sociaux ont été totalement détruits. Et on parlait de démocratie! J'ai assisté à cette expérience depuis la Banque mondiale, qui est un propagateur de cette idéologie économique. Il y avait un vrai manque d'historicité dans ces années et une absence de regard sur la réalité telle qu'elle était.

Il y a vingt ans, les élites occidentales voyaient tous les avantages, idéologiques et financiers, de la mondialisation. Sans comprendre que le reste de la population ne les voyait pas

Comment expliquer que, dans un monde acquis à l'économie de marché, le libre-échange et la mondialisation refluent désormais?

Le système capitaliste, pourtant accepté par la plupart des gens, donne lieu aujourd'hui à une crise politique engendrée par la mondialisation elle-même. Comme je l'évoque dans The Great Global Transformation (non traduit en français, NDLR), cela s'explique d'abord par la réussite économique de la Chine. Personne ne s'attendait à ce que la Chine ait un succès aussi foudroyant et que ce pays de 1,4 milliard d'habitants devienne un pouvoir économique, puis un pouvoir technologique et militaire. Les Américains se sont rendu compte soudainement que la mondialisation avait profité à la Chine beaucoup plus qu'aux autres pays et à eux-mêmes.

Au niveau des revenus individuels, les classes populaires et même parfois moyennes occidentales sont maintenant dépassées par la montée en puissance des classes moyennes supérieures en Chine, en Inde, en Indonésie et ailleurs. Par le passé, la population occidentale était dans les 20 ou 30 premiers percentiles du monde, c'est-à-dire que même les gens relativement pauvres en France étaient probablement dans le 70 $^{e}$ percentile du monde. Maintenant, ils sont dépassés par la population asiatique. Et quand vous êtes dépassé par la population asiatique, vous êtes dépassé d'un seul coup par des millions de gens. Les classes moyennes occidentales vont s'en rendre compte très rapidement, parce qu'il y a des biens internationaux qu'ils ne sont plus en mesure d'acheter ou des voyages qui ne sont plus abordables pour eux.

Et pendant que les populations occidentales moins aisées chutaient dans leur position globale, les plus riches, dans ces mêmes pays, sont restés au sommet du monde. Cela génère un grand mécontentement et des turbulences politiques. La mondialisation a créé un conflit au niveau des États-nations, entre la

Chine et les États-Unis, mais aussi à l'intérieur des pays. Demeure donc ce paradoxe : tandis que les politiques économiques libérales sont renforcées sur le plan intérieur, elles sont totalement remplacées dans la politique extérieure, avec le retour des droits de douane, de la coercition économique, et la saisie des avoirs des autres pays. C'est le retour du mercantilisme au niveau international. On peut parler de national-libéralisme ou de libéralisme national de marché pour souligner cette ambivalence.

Signe de ces trajectoires croisées, vous expliquez que « la désarticulation remonte vers le nord ». Pourriez-vous expliquer ce qu'est

la « désarticulation » ? Et par quel processus les pays du Nord ont commencé à ressembler à ceux du Sud ? Pendant longtemps les puissances du Nord n'ont mis en place dans les pays du Sud (ancien tiers-monde) que des enclaves de modernité destinées à répondre à leurs propres besoins – d'extraction de ressources, notamment. Et ce sans chercher à développer une structure productive intégrée. Cette économie d'extraction était confiée à une bourgeoisie locale dont les intérêts étaient les mêmes que ceux des Occidentaux, tandis que le reste de la population demeurait relativement pauvre. Il y avait donc une désarticulation entre la sphère économique, tournée vers l'extérieur, et la sphère politique.

Or depuis dix ans nous avons commencé à observer un processus similaire en Occident, et en particulier aux États-Unis. Il y a une couche de la population qui est riche, éduquée et très intégrée dans les échanges, intellectuels et économiques. Et tout le reste de la population, qu'on appelle en anglais « hinterland », à l'intérieur des terres, était coupé de cela.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l'on parle d'élites « bi-costales » en Amérique. Ce sont des gens qui, par intérêt et par conviction, sont très promondialisation. Ils s'entendent très bien avec les élites des autres pays et n'ont pas beaucoup d'intérêt pour leurs concitoyens; ils préfèrent employer un Chinois ou un Vietnamien en les payant beaucoup moins qu'un Américain équivalent. Cette divergence était typique des pays du tiers-monde. Il y a vingt ans, les élites occidentales voyaient tous les avantages, idéologiques et financiers, de la mondialisation. Sans comprendre que le reste de la population ne les voyait pas. Beaucoup ne se sont pas rendu compte que la fronde domestique allait monter en puissance. C'était avant le Brexit, avant la première élection de Donald Trump, mais ces forces souterraines existaient déjà.

Les classes populaires et moyennes dans les pays riches ne voient pas leurs revenus progresser, car ils « dépendent pour la plupart de leurs revenus du travail et n'ont aucun revenu de capital

significatif», écrivez-vous.

Cela va-t-il s'aggraver avec l'IA?

Dans les pays d'Amérique latine, 90% à 95% des gens n'ont aucun revenu du capital. En France, environ la moitié de la population n'a aucun revenu du capital. Aux États-Unis, c'est 60%, et dans d'autres pays développés, parfois plus. Il est encore difficile d'évaluer les conséquences de la révolution technologique que représente l'IA. Si elle remplace un grand nombre de professions, bien sûr, à PIB égal, il y aura une augmentation de revenus du capital, car cet argent ira dans les poches des propriétaires des entreprises technologiques. Et les revenus du travail s'éroderont encore un peu plus. Tout dépendra ensuite de la façon dont ce capital sera redistribué. Va-t-on prendre de l'argent à ceux qui se sont enrichis avec l'IA pour le distribuer à tout le monde comme un revenu garanti mensuel ? C'est une possibilité.

Mais, selon vous, les outils du XXe siècle ne peuvent pas servir à combattre les inégalités de revenus au XXIe siècle. Pourquoi?

Au XXe siècle, les trois grands outils de réduction des inégalités en Occident ont été les syndicats, l'éducation et l'interventionnisme de l'État. Or le taux de syndicalisation a chuté partout dans le monde. Le type de travail a totalement changé. Il y a moins de grandes entreprises qui emploient des milliers de gens et dont les intérêts sont semblables. Très souvent, les salariés ne travaillent plus dans le même espace physique, ce qui rend toute organisation, syndicale ou autre, plus difficile.

Deuxièmement, le niveau d'éducation. Il a explosé au XXe siècle. La trajectoire se poursuit, les gens sont toujours plus diplômés, mais c'est différent. Le gain que vous faites en passant d'une population qui a en moyenne 7 ans d'éducation à 13 ans est extra-ordinaire. Mais il y a un maximum naturel. Après 13 ans, on ne peut pas passer à 23 ans d'éducation, ça n'aurait aucun sens!

Énfin, le rôle de l'État. Les impôts sont devenus très élevés au XXe siècle parce qu'on acceptait que l'État joue un rôle très important, en France en particulier. Maintenant on l'accepte moins, on pense que les impôts sont exagérés. Les gens ont une vision beaucoup plus cynique du rôle de l'État. Si on prend ces trois aspects - le syndicalisme, l'éducation et l'opinion sur l'État - les outils du XXe siècle sont caducs pour réduire les inégalités.

* Branko Milanovic est professeur à la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et ancien économiste à la Banque mondiale.

■ LE MONDE À L'ÈRE CAPITALISTE. UNE HISTOIRE DES INÉGALITÉS De Branko Milanovic, préfacé par Philippe Aghion, Éditions du Cherche midi, 576 p., 24,50 €.

Les pyromanes de l'économie mondiale

CHRONIQUE Nicolas Baverez défaut de parvenir à empêcher l'Iran de prendre en otage l'économie mondiale à partir du détroit d'Ormuz ou d'asphyxier les échanges de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l'Administration Trump planifie

méthodiquement l'explosion des marchés monétaires et financiers.

Sous les records estivaux du S&P 500 ou du Nasdaq pointent à la fois les bulles spéculatives autour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A) - Nvidia représentant 8,5% de la capitalisation du S&P et 9% de celle du Nasdaq - ou du crédit privé, et surtout la crise du marché obligataire. Durant l'été, les tensions se sont exacerbées. Les taux sur les obligations d'État à dix ans ont bondi pour atteindre 4,7% pour les Treasuries des États-Unis, 5,05% pour le Gilt du Royaume-Uni, 4,1% pour l'OAT de la France et 2,9% pour le JGB du Japon.

L'Administration Trump a réagi à la montée des taux qui menace de rendre la dette américaine insoutenable par la manipulation des marchés, afin d'essayer d'éviter leur implosion avant les élections de « midterm ». Les statistiques sur l'inflation et le marché du travail sont désormais falsifiées, tout comme dans la Chine de Xi Jinping. Le Trésor intervient sur les marchés obligataires à hauteur de 4 milliards de dollars par semaine pour racheter de la dette longue avec de la dette courte pour peser sur les taux à 10 ans. Simultanément, il a acquis massivement du yen pour le soutenir et dissuader le Japon de le faire en cédant les 3% du stock de dette américaine qu'il détient. Enfin, la nomination de Kevin Warsh marque la remise en cause de l'indépendance de la Fed et son placement de facto sous la tutelle du Trésor pour la forcer à baisser ses taux, alors que l'objectif d'inflation de 2% est systématiquement dépassé depuis cinq ans.

Les tentatives de Scott Bessent, secrétaire au Trésor, pour biaiser le marché obligataire n'ont eu aucun effet sur les taux d'intérêt. Bien au contraire, elles ont généré une prime de risque sur la dette des États-Unis, provoqué la chute du dollar et déclenché une forte hausse de l'or, dont l'once s'est envolée de 4000 à 4650 dollars depuis juin. Elles faussent la transmission des décisions de la Fed aux marchés. Surtout, elles soulignent plutôt qu'elles ne masquent le bilan catastrophique de l'Administration Trump. En guise de nouvel âge d'or pour l'économie américaine, la croissance a nettement ralenti, ramenée à 1,5% en rythme annualisé; les créations d'emplois chutent; l'inflation est installée à 3,5%, créant des effets de second tour sur les salaires comme dans les années 1970; le déficit et la dette publics culminent à 6% et 120% du PIB; le déficit courant atteint 4% du PIB.

Pour autant, l'Administration Trump, même si elle est le premier des pyromanes, est loin d'avoir le monopole de l'irresponsabilité. La classe politique française fait preuve d'une insoutenable légère-teté. Et ce alors que la dette atteint 117,5 % du PIB et tendra vers 130 % du PIB en 2030 - contre 60 % en 2000 et 85 % du PIB en 2010 -, ce qui la rend insou- tenable. Budgétairement avec un service qui atteindra 3 % du PIB dès 2028. Economiquement puisque la croissance nominale plafonne autour de 3 % quand les taux sont supérieurs à 4 %.

Le gouvernement Lecornu entend ainsi prolonger la martingale mortifère qui a mis le pays en faillite, en cédant tout à la gauche pour obtenir un budget sans se préoccuper de ses effets dévastateurs pour les finances publiques et l'économie. Il se refuse à toute coupe dans les 34 % du PIB de dépenses sociales, comprime l'État régalien et l'investissement, lâche la bride aux augmentations d'impôt qui ont plongé l'économie française dans la récession avant même le déclenchement de la guerre d'Iran.

Dans le même temps se multiplient les propositions de gel, moratoire ou annulations de la dette publique, notamment celle détenue par la Banque de France (600 milliards d'euros). Autant de propositions insensées qui n'auraient d'autre effet que de placer la France dans la situation de la Grèce de 2009 et de déclencher une crise majeure de la zone euro. Budgétairement, l'opération serait neutre, car le Trésor perdrait les dividendes reversés par la Banque de France. En revanche, elle s'analyse juridiquement et financièrement comme un défaut, ce qui implique une explosion de la prime de risque demandée par les prêteurs. La violation frontale des traités européens et le conflit ouvert avec l'ensemble de nos partenaires de l'Union enclencheraient une violente crise de l'euro et un Frexit de fait sinon de droit. Il en résulterait un effondrement de la confiance dans l'euro et dans la signature financière de la France, avec pour conséquence une chute du PIB et du pouvoir d'achat que l'on peut estimer autour de 20 % si un plan de restructuration négocié par le FMI, l'Union et la BCE est mis en œuvre, autour de 40 % si la France sort de l'euro.

Un nouveau choc financier sera dévastateur et déclenchera une récession mondiale de longue durée, car tous les garde-fous ont été désarmés et qu'il n'existe plus de marge de manœuvre financière au sein des pays développés. Les États sont surendettés. Les banques centrales portent déjà 30 % de la dette des pays développés. Le système des échanges et des paiements mondiaux a été fragmenté et désorganisé par le protectionnisme et les contrôles des États sur les investissements et les flux de capitaux. Les instances de coopération – du G7 au G20 –, les institutions et les règles multilatérales ont été démantelées et réduites à l'impuissance.

Face aux comportements incendiaires de l'Administration Trump, il revient à l'Europe et à la France de faire le choix de la responsabilité, en traitant leurs problèmes fondamentaux au lieu de recourir à des artifices ou à des manipulations sur les taux ou la dette qui aggravent les maux qu'elles sont censées soigner.

Pour l'Europe, cela implique de rompre avec la soumission à l'Administration Trump poursuivie par Ursula von der Leyen à la tête de l'Union et Christine Lagarde à la tête de la BCE pour prendre résolument le parti de l'autonomie stratégique du continent. En s'inspirant de Mark Carney, premier ministre du Canada, qui vient de refuser une proposition léonine d'accord commercial et de répliquer à hauteur de 20 milliards de dollars aux nouvelles hausses de droits arbitraires décidées par Donald Trump. Pour la France, cela suppose de mettr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au service de la reconstruction intérieure de notre pays, dont la compétitivité, la sécurité et la souveraineté sont désormais conditionnées par le désendettement de l'État, donc par la baisse de la dépense publique.

Dans un monde où tout le monde écrit avec l'IA, plus personne ne voudra lire

SAMUEL FITOUSSI

En cette rentrée, notre chroniqueur troque la satire pour l'analyse. Dans son premier article du lundi au premier degré, il explore les conséquences de l'IA sur l'écriture et la lecture et dissèque le contrat subtil qui lie l'auteur d'un texte et son lecteur.

L

e Wall Street Journal vient d'être épinglé pour avoir publié une tribune du milliardaire Stanley Drucken-miller intégralement rédigée par une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Ce qui frappe est l'absence d'embarras. « Bien sûr que j'ai utilisé l'IA », a répondu l'intéressé, qui dit écrire ainsi « pour la même raison (qu'il) utilise une calculatrice ». Le journal, lui, n'a vu aucune règle enfreinte, l'IA étant « un fait de la vie moderne ». Un avant-goût du monde qui vient ?

Sur Amazon, un roman sur cinq contient désormais plus de 25 % de lignes écrites par IA. Et,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les textes entièrement produits par l'IA se multiplient et rencontrent un franc succès. Ils sont difficiles à distinguer des textes humains – et le seront de plus en plus. Nous sous-estimons sans doute déjà le nombre de textes sans auteur que nous lisons, comme nous sous-estimons la prévalence du recours à la chirurgie esthétique : réussie, elle passe inaperçue. Après plusieurs millénaires de civilisation fondée sur l'écrit, cela annonce peut-être la disparition de la lecture et de l'écriture.

D'abord, l'écriture. Demain, qui passera encore des heures sur un texte s'il sait non seulement qu'il peut obtenir un résultat aussi bon (voire meilleur) en faisant travailler une IA cinq minutes (pratique dont ne se priveront pas ses « auteurs » concurrents), mais qu'en plus on le soupçonnera dans tous les cas d'avoir copiécollé une IA? Imaginez que les diamants de laboratoire deviennent, à la vente, indistinguables des diamants naturels (plus de certificat d'authenticité ni de traçabilité). Les deux pierres se vendraient au même prix : qui dépenserait encore des millions pour extraire des diamants ? À cela s'ajoute le découragement des auteurs « artisanaux », qui peineront à trouver un public, sous l'effet conjugué de la multiplication presque infinie du contenu de bonne qualité (réduisant la probabilité qu'un lecteur tombe sur leur texte) et du soupçon d'IA (réduisant son envie de lire). Or on écrit pour être lu. Pendant un temps, les auteurs qui ont prouvé avant l'IA qu'ils savaient écrire conserveront leurs lecteurs, qui verront en eux une valeur refuge. Mais, pour l'adolescent, la perspective d'une carrière d'écrivain s'est peut-être refermée à jamais.

Les plus techno-optimistes arguent que le remplacement des écrivains humains par des IA produisant de meilleurs textes est une bonne nouvelle. Après tout, on ne pleure pas les copistes mis au chômage par l'imprimerie. Passons sur les effets cognitifs (c'est en écrivant qu'on apprend à raisonner). Question plus importante : dans ce monde où plus personne n'écrira, voudra-t-on lire? Si les textes IA remportent aujourd'hui un tel succè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c'est peut-être parce qu'ils bénéficient de la présomption d'humanité que chacun attribue par défaut à un texte, mais cette présomption s'effrite. Les techno-optimistes répondent que, pour le lecteur, seule compte la qualité du texte. Peu nous importe, argumentent-ils, qu'une table soit fabriquée par un robot : il en ira de même pour le texte. Mais s'il existait une règle générale selon laquelle seule compte pour nous la qualité du résultat, l'avenir serait peu radieux : lorsque les machines nous surpasseront en tout, aucun humain ne pourrait plus apporter de valeur à un autre. Heureusement, cette règle n'existe pas. Si-non, comment expliquer qu'une réplique parfaite de La Joconde ne vaille qu'une infime fraction de l'original ? Ou qu'un homme soit davantage ému par une lettre d'amour écrite par sa femme que par la même lettre qu'elle aurait fait générer par ChatGPT ? Le texte fait partie des choses dont l'origine compte. Pour trois raisons.

Premièrement, lire demande du temps. Il faut donc choisir ses lectures sur la base des signaux disponibles. Or le fait qu'un individu ait pris du temps à écrire est un signal que le message qu'il transmet possède à ses yeux de la valeur (sinon, il n'aurait pas pris le temps). À l'inverse, celui qui génère ses textes avec une IA peut tout publier, il n'a plus l'obligation de sélectionner les messages qui comptent le plus à ses yeux. Face à des mots écrits par une IA, rien ne nous garantit que quiconque les ait jugés importants (ni même que quelqu'un les ait lus!). Un contrat moral implicite relie le signataire et le lecteur; ce contrat est rompu s'il a fallu à l'auteur moins d'effort pour produire son texte qu'il n'en faudra au lecteur pour le lire.

Deuxièmement, l'homme est un animal social : nous lisons (aussi) pour entrer en contact avec un autre esprit. L'une des fonctions du langage est de rendre ses états mentaux accessibles à d'autres. Nous cherchons dans le langage davantage que des suites de mots intéressantes. Or un texte généré par une machine (même guidée avec soin) ne reflète jamais exactement ce que son signataire voulait dire : entre l'intention et le résultat s'intercale un robot probabiliste qui complète les implicites à sa façon, ajoute ou retranche une nuance, un effet d'emphase. Du bruit s'interpose entre l'esprit de l'auteur et le lecteur.

Troisièmement, le rôle d'un auteur n'est pas d'offrir à son lecteur ce que celui-ci aurait pu obtenir seul en quelques secondes de ChatGPT.

Un motif d'espoir ? Anthropic vient d'annoncer que son modèle d'IA comportera bientôt un filigrane. Les mots générés le seront selon une clé pseudo-aléatoire permettant de déterminer si un contenu vient de lui. Si l'origine d'un écrit devient discernable, les lecteurs pourront continuer à privilégier les textes humains, ce qui préservera la motivation à écrire.

LE FIG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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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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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FIGARO économie

VENEZUELA L'ACCORD PÉTROLIER AVEC LES ÉTATS-UNIS DÉSTABILISE LE SOCLE DE L'ÉCONOMIE DU PAYS PAGE 24

CHIMIE

À LA PEINE DEPUIS SA SCISSION AVEC SOLVAY, SYENSQO TENTE UN NOUVEAU DÉPART PAGE 24

Entreprises : le big bang de la facturation électronique

À compter de mardi, elles devront pouvoir s'échanger des factures sous format numérique. Un chantier complexe qui fait grincer des dents.

À partir du 1er septembre, toutes les entreprises devront pouvoir recevoir des factures sous un format numérique par l'intermédiaire d'une des plateformes agréées par l'État, qui en assurent le traitement automatisé. Les ETI et les grandes sociétés

seront en plus tenues de les émettre de la même manière, tandis que cette obligation ne s'appliquera aux TPE et aux PME qu'à partir du 1er septembre 2027. Cette réforme vise à simplifier et à moderniser les démarches mais aussi et surtout à lutter contre la fraude à la taxe sur la valeur ajoutée.

→ LA VIVE INQUIÉTUDE AUTOUR DES RISQUES POUR LA SÉCURITÉ DES DONNÉES PAGE 22

Mais ce chantier complexe, sur lequel la France planche cependant depuis dix ans, fait grincer des dents dans les plus petites structures, pour lesquelles cela représente un véritable défi. Les entreprises craignent également un risque supplémentaire pour la sécurité de leurs données. Le gouvernement promet qu'aucune sanction ne sera prise contre les retardataires en 2026. À fin août, seuls 58 % des entreprises avaient choisi une plateforme agréée.

Les défis de John Ternus, le nouveau patron d'Apple

Le 1er septembre, il succédera à Tim Cook au poste de directeur général du groupe technologique le plus célébre au monde. S'il hérite d'une assise financière confortable, les défis à relever sont nombreux. PAGE 26

FOCUS

SÉBASTIEN LECORNU AU CHEVET DES AGRICULTEURS

«L'agriculture, c'est mon dossier numéro un de la rentrée. Il faut agir et vite.» Dans un entretien accordé au Parisien Dimanche, Sébastien Lecornu l'assure : au terme d'un été marqué par la canicule et la sécheresse, les cultivateurs, éleveurs et producteurs pourront compter sur l'aide de l'État. Le premier ministre promet une réponse en deux temps. D'abord, un «plan de soutien et de sauvetage» immédiat, qui sera présenté jeudi par la ministre de l'Agriculture, visera à accompagner les exploitations pour «passer l'hiver». Il permettra des indemnisations à hauteur de plusieurs centaines de millions d'euros des pertes exceptionnelles, promet Lecornu et un dégrèvement de la taxe foncière. Puis, en 2027, devrait s'amorcer un «plan de relance» destiné à l'ensemble du secteur.

«La ministre Annie Genevard a démarré les consultations, je vais m'y impliquer à ses côtés. On va faire du sur-mesure. Ces dispositions seront dans le budget 2027», a ajouté le locataire de Matignon. Le 15 août, dans une lettre ouverte publiée dans la presse régionale, ce dernier avait déjà garanti une «réponse rapide et forte» évoquant des «enveloppes ciblées (...) à la main des préfets» afin de «soutenir les trésoreries et la mise en production», ainsi que des fonds pour le dispositif public d'indemnisation des pertes, «armé autant qu'il le faut» ou encore des baisses de taxe foncière et de cotisations sociales pour les exploitations «les plus fragilisées».

De nombreuses questions demeurent en suspens, notamment sur les filières prioritaires ou les critères donnant accès aux aides.

MAUD KENIGSWALD

le PLUS du FIGARO ÉCO

UN AUTRE REGARD La solitude, alliée des Gafam mais aussi de LFI? PAR ANNE DE GUIGNÉ PAGE 25

LIBRES ÉCHANGES Nos travailleurs frontaliers rapportent deux fois plus d'argent à la France que le tourisme PAR JEAN-PIERRE ROBIN PAGE 25

ESPRIT D'ENTREPRISE Interview de Frédéric Mazzella, fondateur de BlaBlaCar PAR OLIVIA DÉTROYAT PAGE 25

L'HISTOIRE

Plafonnement des prix : la mise en garde du PDG de TotalEnergies

Patrick Pouyanné prévient : en cas de nouvelle taxation des « superprofits » de TotalEnergies, le groupe ne reconduira plus de plafonnement des prix

de l'énergie. Invité samedi de France Inter, France Télévisions et Le Monde, le PDG du groupe a adressé un avertissement clair à la classe politique. «S'il y a une taxation, on en tirera les leçons et il n'y aura plus jamais de plafonnement des prix de l'énergie», a-t-il déclaré. TotalEnergies maintient actuellement le prix

des carburants sous un plafond dans ses stations françaises, à 1,99 euro pour l'essence et 2,25 euros pour le diesel. « On est le seul pétrolier du monde à avoir fait ça, oui je vais continuer tant que le conflit avec l'Iran durera », a-t-il

affirmé. Selon lui, cette mesure a déjà coûté entre «250 et 300 millions» d'euros au groupe, tout en lui permettant de gagner environ trois points de part de marché. Le dirigeant a également critiqué les orientations économiques défendues par Marine Le Pen et Jean-Luc Mélenchon, jugeant leurs programmes «inquiétants» et marqués par une «forme d'étatisme». Plus largement, il déplore un «manque de courage dans toute la classe politique» et appelle la France à «se remettre à produire et à travailler».

Interrogé sur les cinq épisodes de canicule de l'été, Patrick Pouyanné a reconnu que « le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est déjà là » et qu'« il faut qu'on s'adapte », tout en défendant la stratégie de transition énergétique de TotalEnergies.

EMMA CONFRÈRE

Dette : l'agence Fitch maintient la note souveraine de la France

La France est soulagée. L'agence de notation américaine Fitch a maintenu vendredi soir la note de la dette publique française à A+. Point positif supplémentaire : elle a assorti sa notation d'une perspective stable, ce qui signifie qu'elle n'envisage pas de la baisser à court ou moyen terme, malgré des estimations de déficit public plus élevées. Dans le langage des agences, cette lettre signifie toujours une haute qualité de crédit. Autrement dit, la France reste parfaitement solvable, pour le moment.

Fitch a relevé dans son communiqué que la France disposait d'« une économie importante, diversifiée», d'« un secteur bancaire solide » et « d'une base d'investisseurs diversifiée », même si elle était pénalisée « par un endettement élevé et en hausse, un contexte politique et social rendant difficile l'assainissement budgétaire, ainsi qu'un faible potentiel de croissance ».

«Le gouvernement reste pleinement mobilisé pour contenir le déficit public et la dette», a réagi Roland Lescure, le ministre de l'Économie et des Finance. Cette notation intervient à quelques semaines de la présentation du dernier budget du gouvernement avant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La fragmentation politique persistante» du pays, sans majorité au Parlement, «constitue une faiblesse majeure pour la notation, car elle réduit la capacité des autorités à mettre en œuvre un ajustement budgétaire durable et limite la prévisibilité des politiques», estime Fitch.

Lors de sa dernière actualisation, début mars, l'agence de notation misait sur un déficit public de 4,9% du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pour 2026 - un chiffre proche de l'objectif du gouvernement (5%). Mais vendredi, Fitch s'est montré plus pessimiste, prévoyant un déficit de 5,2% du PIB en 2026, 5,5% en 2027 et 5,2% en 2028.

AVEC AFP

Le grand basculement des entreprises françaises dans la facturation électronique

Corinne Caillaud

Ce chantier complexe doit permettre de moderniser des démarches, mais fait grincer des dents.

D écalé à plusieurs reprise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le passage à la facturation électronique inter-entreprises, qui concerne environ 11 millions d'entités tricolores, entrera bien en vigueur ce 1er septembre. Dans sa première phase, les sociétés doivent être en mesure de recevoir une facture sous un format numérique par l'intermédiaire d'une des 148 plateformes agréées (PA) par l'État, qui en assurent le traitement automatisé. Dès mardi, les ETI et les grandes entreprises sont en plus tenues de les émettre de la même manière, tandis que cette obligation ne s'appliquera aux TPE et aux PME qu'à partir du 1er septembre 2027.

Si plusieurs grands groupes n'ont pas attendu cette date butoir pour sauter le pas, d'autres entreprises ont traîné des pieds, misant sur un énième report de ce chantier complexe sur lequel la France planche cependant depuis dix ans. Damien Charrier, le président du Conseil national de l'ordre des experts-comptables (Cnoec) rappelle que « plus d'une soixantaine de pays, en Amérique du Sud, en Asie et en Afrique, ont déjà adopté la facturation électronique inter-entreprises. En Europe, c'est le cas de l'Italie depuis 2019 et de la Belgique depuis le 1er janvier dernier ». Ce mouvement s'inscrit dans une évolution naturelle de la numérisation des échanges économiques.

Avec cette entrée en vigueur ce 1er septembre, la France est en avance sur la directive européenne Vida, qui prévoit une réforme en matière de TVA pour tous les États membres à partir de 2030. Bercy souligne que l'objectif de cette anticipation vise une simplification des démarches des entreprises, la modernisation et la sécurisation des échanges ainsi qu'un renforcement de la lutte contre la fraude à la TVA.

Reste que le message n'a pas toujours été bien entendu et qu'après le piratage du fisc subi cet été, les entreprises redoutent un nouveau risque pour la sécurité de leurs données. Pour l'Union des Autoentrepreneurs (UAE), les indépendants, qui estiment que de nouveaux coûts leur sont imposés, ne comprennent pas cette réforme. Pourtant certaines plateformes offrant un service basique sont gratuites. «Il y a, pour le moment, un gros manque de pédagogie», alerte François Hurel, son président.

Des petites structures, dont certaines ne disposent pas de logiciel de facturation, se sentent aussi perdues. « Il est certain que pour des TPE ou PME qui en sont encore aux factures papier, cela sera compliqué, mais elles disposent encore d'une année pour se préparer à les émettre au bon format », assure Damien Charrier. Surpris par le nombre pléthorique de plateformes agréées, beaucoup de dirigeants s'en sont remis à leur expert-comptable pour choisir la leur. Le Cnoec en a comparé 47. Certaines d'entre elles répondent à des besoins spécifiques comme pour le bâtiment, dont les factures doivent comporter des champs particuliers (notamment les retenues de garanties) qui ne s'appliquent pas à tous les secteurs d'activité.

Nicolas Jolivel, à la tête d'une société de serrurerie-métallerie dans les Yvelines qui compte dix salariés, a ainsi laissé carte blanche à son expert-comptable. Une fois la contractualisation réalisée avec la plateforme agréée, cette dernière a enregistré son entreprise sur l'annuaire géré par la Direction générale des finances publiques (DGFiP), qui recense les informations nécessaires à l'adressage des factures électroniques. La formule choisie par Nicolas Jolivel ne lui « coûte pas grand-chose » mais il estime que cette nouvelle façon de procéder va l'obliger à des manipulations supplémentaires. « Recevoir les factures peut être simple, mais les adresser sera une autre paire de manches. Des clients nous font faire un devis à un nom et nous rédigeons logiquement la facture à celui-ci. Mais il est fréquent

11 millions

Nombre d'entreprises françaises concernées par le passage à la facturation électronique

58%

Proportion des entreprises ayant choisi une des 148 plateformes agréées par l'État, fin août

qu'ils nous demandent de changer pour la mettre à celui de leur société. Or dans ce cas-là, le taux de TVA n'est pas le même. Nous sommes donc obligés de refaire la facture, ce qui désormais ne sera plus possible une fois le document parti», pointe-t-il.

Cet autre entrepreneur se dit pris dans un imbroglio dont il ne sait comment sortir. Alors qu'il avait confié à son expert-comptable le soin de l'inscrire sur une plateforme, sa banque s'est arrogé cette prérogative sans l'en informer. Résultat des courses, cette double inscription l'empêche d'accéder à la procédure pour lui permettre de se mettre en règle avec ses obligations. Malgré ce début laborieux, il est convaincu «qu'à la fin, la facturation électronique va lui faciliter les choses».

Grégory Boutillier, directeur général d'Icare Énergie, qui emploie trente-cinq personnes, est quant à lui à pied d'œuvre pour se mettre en conformité. Depuis le début de l'année, il travaille à la fois avec un nouveau cabinet comptable et un nouveau logiciel de comptabilité. Des changements qui, ces derniers mois, ont accaparé les trois salariées de son service « comp-ta ». « Nous avons un logiciel de factu-ration particulier, qui intègre les certificats d'économie d'énergie (CEE). C'est-à-dire que nous émettons deux factures. L'une est adressée au client et l'autre au fournisseur d'énergie qui finance le projet de sobriété. Mes trois collaboratrices sont en train de se former à la facturation électronique mais cela ajoute une complexité et un stress supplémentaire alors que tout était bien rodé», regrette-t-il. Icare Énergie fabriquant ses propres logiciels pour aider ses clients dans la gestion technique de leurs bâtiments, « nous aimons bien maîtriser les chaînes informatiques de bout en bout », remarque Grégory Boutillier qui, avec la facture électronique, se dit « inquiet de la sécurité informatique ».

D'autres dirigeants qui partagent ces craintes préfèrent attendre de voir comment la bascule va s'opérer avant de se lancer, d'autant que le gouvernement a annoncé qu'aucune sanction ne serait prise contre les retardataires en 2026. Fin août, 58 % des entreprises ont choisi une plateforme. Un pourcentage qui n'est pas si éloigné de nos voisins belges passés à la facturation électronique ce 1er janvier et qui, au 31 décembre 2025, comptaient 65 % d'entreprises enregistrées sur une plateforme.

Dès mardi, outre la possibilité de recevoir des factures dématérialisées, les ETI et les grandes entreprises devront être en capacité de pouvoir les émettre.

La vive inquiétude autour des risques pour la sécurité des données

Emma Confrère

La cyberattaque qui a frappé la Direction générale des finances publiques (DGFiP) a attisé les inquiétudes des entreprises et des politiques, quelques jours avant l'entrée en vigueur de la facturation électronique. Cet événement « grave », selon la directrice générale de l'administration fiscale, Amélie Verdier, a relancé les questionnements sur la sécurité des données. À tel point que certains élus ont appelé à retarder la mise en œuvre de la réforme, par crainte de nouvelles fuites.

David Lisnard, maire de Cannes et prétendant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a ainsi estimé que l'État n'était « pas fiable » et a appelé à suspendre l'obligation généralisée de facturation électronique. L'eurodéputée Sarah Knafo a, elle aussi, demandé à « suspendre immédiatement » la réforme, tandis que le sénateur indépendantiste Vincent Louault a jugé que « l'État n'est pas en capacité de protéger nos données sensibles ». Des inquiétudes fondées ?

Pour rappel, le 14 août, le fisc a confirmé deux intrusions, survenues fin juin et fin juillet, qui ont conduit au vol de données de 678 000 particuliers et professionnels, ainsi que de 200 000 comptes présents dans des fichiers cadastraux. Le rapprochement entre cette cyberattaque et la réforme de la facturation électronique est toutefois contesté sur le plan technique.

Contrairement à ce que laissent penser certaines critiques, les factures ne seront pas stockées dans une vaste base gérée par la DGFiP. Elles circule-ront directement entre des plateformes privées agréées (PA) choisies par les entreprises, tandis que l'administration fiscale ne recevra qu'une partie des données, celles qui sont nécessaires au contrôle de la TVA.

«Si vous avez une entreprise A et une entreprise B, chacune a sa plateforme. L'une va envoyer la facture au client et une copie de certains éléments à l'État », résume-t-on au cabinet de David Amiel, ministre des Comptes publics. « On ne va pas chercher plus d'informations que celles déjà délivrées aujourd'hui », insiste-t-on. Les données transmises, comme l'identité du fournisseur et du client, les montants hors taxes ou la TVA appliquée, sont des informations auxquelles l'administration fiscale peut déjà avoir accès.

L'État a d'ailleurs abandonné le projet initial d'un portail unique par lequel seraient passées toutes les factures. Ce choix évite justement de concentrer tous les flux au même endroit. Pour Hélène Brisset, senior partner dans le cabinet de conseil mc2i, le système est « plus résilient avec les 148 plateformes plutôt qu'une seule ». Ces opérateurs privés doivent respecter des exigences de sécurité très strictes : certification ISO 27 001, hébergement des données dans l'Union européenne, authentification à deux facteurs, audits réguliers et recours à un hébergeur certifié SecNumCloud - une qualification définie par l'Anssi qui garantit le plus haut niveau de protection des données dans le cloud en Europe.

«La norme ISO 27 001 va certifier une démarche d'amélioration continue face à la sécurité : apprécier les risques et mettre en place des mesures », détaille Julien Grimault, directeur de l'offre cyber-sécurité de mc2i. Le dispositif ne part donc pas d'une feuille blanche. « Les canaux qui sont mis en place entre les plateformes agréés ont été testés » et répondent à « des exigences de sécurité très fortes », explique-t-il. La donnée stockée est notamment chiffrée : « Même en cas d'infiltration, la donnée n'est pas exploitable en l'état. » Les accès doivent également être cloisonnés afin qu'un utilisateur ne puisse pas consulter l'ensemble des informations.

« Le vrai sujet, c'est le facteur humain et la vigilance des services comptables et de trésorerie »

Julien Grimault Directeur de l'offre cybersécurité de mc2i

Le cabinet de David Amiel assure que « les standards de sécurisation imposés aux plateformes agréées sont les plus élevés d'Europe ». Des audits réalisés par des tiers et supervisés par l'Anssi sont prévus pendant toute la durée de leur agrément.

Malgré ces efforts, le risque de piratage n'est pas exclu. « Le vrai sujet, c'est le facteur humain et la vigilance des services comptables et de trésorerie », prévient Julien Grimault. Les entreprises pourraient être confrontées à de fausses plateformes se présentant comme agréées, à des campagnes d'hameçonnage (« phishing ») ou à de faux messages réclamant le paiement d'une amende.

Bercy assure par ailleurs que l'architecture publique retenue pour la facturation électronique ne reproduira pas les faiblesses observées lors de la cyberattaque récente. Les accès internes seront notamment soumis à une authentification forte, les consultations tracées et les extractions de grandes quantités de données limitées. Une réunion avec le ministère a été fixée au 3 septembre pour vérifier que les plateformes fonctionnent correctement en production.

Pour Hélène Brisset, le risque pour les entreprises reste donc « minime et en continuité avec ce qu'elles font déjà ». L'experte relève que « les nouveaux dispositifs sont censés être plus à jour », tout en soulignant que les logiciels de la DGFiP doivent l'être constamment pour éviter les intrusions malveillantes. Reste à savoir si plateformes, administration et entreprises pourront maintenir ce niveau de sécurité dans la duré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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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nouvel « accord historique » annoncé par Donald Trump autorise les États-Unis à disposer d'un accès privilégié aux vastes réserves pétrolières vénézuéliennes. (Ici, la raffinerie de Punta Cardon, au Venezuela, en mai 2026.) GABY ORAA / REUTERS

Au Venezuela, l'accord pétrolier déstabilise le socle de l'économie

Florence Gabrielle Tomasi Caracas

Le pouvoir par intérim a cédé aux États-Unis une concession de cent ans sur plus d'un cinquième des réserves.

«C' est le prix qu'on paie pour avoir eu la tête du diable servie sur un plateau» : devant son échoppé de pièces mécani-

ques du quartier de Chacao, à Caracas, Rangel Chapellin, 56 ans, passe un chiffon sur sa devanture pour essuyer l'hollin, cette suie grasse crachée par les vieux diesels du centre de la capitale. « Le chavisme, c'est comme cette poussière : il faudrait remplacer tous les moteurs pour s'en défaire », lance-t-il.

Huit mois après l'opération commando américaine du 3 janvier 2026, qui a extrait Nicolas Maduro pour le transférer devant une cour fédérale à New York, le commerçant ne cache pas son amertume : « Ils sont prêts à vendre le pays pour trois générations aux gringos plutôt que de simplement rendre le pouvoir ».

L'annonce formulée vendredi soir par Donald Trump se veut magistrale : un « accord historique » accordant aux États-Unis un accès direct et privilégié à 17 gisements pétroliers majeurs. Ce qui signifie 65 milliards de barils de brut, soit plus de 21 % des 303 milliards de barils de réserves totales du pays (les premières au monde), sanctuarisés au profit d'une nouvelle coentreprise pour un siècle entier. Washington s'y assure 55 % de la production effective « à prix coûtant », destinée en priorité à reconstituer ses réserves stratégiques d'urgence et à ravitailler son appareil militaire.

Pour la Maison-Blanche, l'enjeu immédiat est d'éteindre l'incendie intérieur du prix du gallon d'essence, alors que la guerre avec l'Iran paralyse le transit dans le détroit d'Ormuz. Mais ce sont 20 millions de barils qui manquent chaque jour sur les routes maritimes du Golfe, là où le Venezuela n'en produit péniblement qu'un seul million.

Face au refus des majors traditionnelles comme ExxonMobil (dont le directeur général jugeait encore récemment le pays «ininvestissable»), l'Administration américaine s'est tournée vers les wildcatters, ces petits exploitants indépendants et fonds alternatifs plus enclins au risque. Pour nouer les fils entre la Maison-Blanche et le palais de Miraflores, elle a choisi un homme : Alejandro Betancourt.

À 46 ans, ce jet-setteur polyglotte bien connu des Vénézuéliens incarne l'archétype d'une élite de la révolution socialiste. Arrière-arrière-petit-fils d'un ancien président du Venezuela,

Alejandro Betancourt a été formé aux règles du capitalisme anglo-saxon sur les bancs de l'université de Suffolk à Boston, où il a étudié l'économie, avant de parfaire son cursus par un MBA à Oxford. Sa fortune s'est bâtie à une vitesse fulgurante : à moins de 30 ans, diplômes américains flambant

« Nous, les Vénézuéliens, grandissons avec le pétrole dans le nez. On sait reconnaître à l'odeur dès l'enfance un bon gazole d'un mauvais. Cet or noir, il coule dans nos veines, il est à nous! » Un pompiste de Caracas

neufs en poche mais sans aucune expérience industrielle, il fonde avec ses amis d'enfance Derwick Associates. Une coquille vide enregistrée au Panama, sans usine ni ouvriers, selon des enquêtes fédérales américaines. Lorsqu'une sécheresse plonge le Venezuela dans le noir, Hugo Chavez décrète l'urgence électrique, suspendant appels d'offres et contrôles parlementaires. La brèche est ouverte : Derwick se met à acheter des turbines (souvent d'occasion) dans le Missouri, puis les refacture à l'État vénézuélien avec des marges brutes de 100 % à 300 %. Fin 2009, la firme a empoché en quatorze mois 11 mégacontrats publics pour plus de 2 milliards de dollars.

Pendant que les Vénézuéliens continuent de subir des pannes géantes, la manne transite par les banques d'Andorre et de Suisse avant de financer un train de vie élevé en Europe : hôtel particulier dans le quartier londonien de Mayfair, rachat de la marque de lunettes Hawkers et acquisition du domaine médiéval d'El Alamin, près de Tolède.

Lorsque les tribunaux fédéraux américains lancent les opérations anti-blanchiment, Betancourt esquive les condamnations grâce à des dossiers promptement classés sans suite à Caracas et des montages complexes de sociétés offshore à l'étranger. En 2019, il engage l'avocat personnel de Donald Trump et ancien maire de New York, Rudy Giuliani, venu plaider son dossier directement auprès du département de la Justice à Washington.

Revenu en force dans le secteur pétrolier à la tête de Nabep (North American Blue Energy Partners), qui extrait déjà 200 000 barils par jour autour du lac Maracaibo et de l'Orénoque, Betancourt est devenu l'intermédiaire préféré du président Donald Trump.

« Cet accord est une projection fictive à court terme, explique l'ingénieur et analyste David Moran, conseiller de l'opposition. L'outil de production est laminé par vingt ans de déliquescence. Pour purger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kilomètres d'oléoducs rongés par la corrosion, changer les compresseurs et traiter notre brut extra-lourd visqueux comme du bitume, il faudra injecter au moins 100 milliards de dollars sur dix ans. »

Sur le terrain, l'obstacle est aussi sécuritaire : la vaste ceinture de l'Orénoque, territoire du brut lourd, demeure une zone instable, que l'État ne contrôle pas entièrement face aux factions armées locales.

Au-delà de la technique, le contrat percute de plein fouet l'anthropologie politique nationale. Le pétrole, érigé en bien inaliénable par la Constitution, a toujours constitué le socle de l'économie et de la fierté civique vénézuéliennes. Il n'y a jamais été une simple marchandise, mais un droit de naissance. « Nous, les

Vénézuéliens, grandissons avec le pétrole dans le nez. On sait reconnaître à l'odeur dès l'enfance un bon gazole d'un mauvais. Cet or noir, il coule dans nos veines, il est à nous!», martèle un pompiste interrogé à une station d'essence de Caracas.

Négocié sans appel d'offres international, à huis clos, sans consultation électorale, sous le sceau d'opérateurs privés non cotés, le « deal » n'offre pour le moment aucune garantie de contrôle indépendant sur les 209 milliards de dollars de recettes fiscales promises par le pouvoir intérimaire.

« Ce contrat est antirépublicain », fustige David Moran. « Aucun exécutif de transition, dépourvu de tout mandat, n'a la légitimité constitutionnelle pour aliéner le patrimoine national sur un siècle. »

Grande absente des négociations, Maria Corina Machado, chef de l'opposition, a réagi fermement depuis l'exil, marquant cette fois-ci plus ostensiblement la fin de sa lune de miel avec Washington : « Tout accord signé sans mandat populaire et en violation de la Constitution est sans valeur. » Réaffirmant sa détermination à « faire respecter la volonté des urnes », la Prix Nobel de la paix prévient déjà que ce bail centenaire ne survivra pas au retour de la démocratie.

Syensqo mise sur l'aérospatiale, la défense et les data centers

Marie Bartnik

L'entreprise chimique, issue de la scission avec Solvay, veut rebondir après avoir jusqu'à présent déçu les investisseurs.

Indépendant du groupe de chimie belge Solvay, Syensqo devait s'épanouir et croître à un rythme soutenu. Mais deux ans après la scission, la nouvelle entreprise n'a pas délivré les résultats escomptés, au point que la directrice générale à l'initiative de la naissance de Syensqo, Ilham Kadri, a été remerciée.

Contrairement à certains observateurs, qui ont vu dans la scission une opération principalement financière, le nouveau directeur général de Syensqo ne remet pas en question la pertinence de cette opération. « Je pensais à l'époque qu'il s'agissait de la bonne décision et je le pense toujours, explique au Figaro Mike Radossich, qui a remplacé Ilham Khadri le 1er janvier dernier. Cela a permis de créer deux entreprises solides : Solvay, axée sur la chimie essentielle - il s'agit de se concentrer sur l'optimisation de la production - et Syensqo, destinée à être une entreprise de croissance», grâce au focus mis sur les matériaux de spécialité, utilisés dans le secteur des batteries électriques ou de la défense.

Le nouveau directeur reconnaît que la croissance escomptée se fait encore attendre. En 2025, le chiffre d'affaires de Syensqo a baissé d'un peu plus de 3 %, à 6,1 milliards d'euros. Son résultat opérationnel a chuté de 12 %, à 1,2 milliard d'euros. Au premier semestre 2026, les résultats étaient un peu meilleurs. « Nous avons renoué avec la croissance, souligne le nouveau patron. Mon travail est de continuer sur cette lancée afin d'exploiter pleinement le potentiel de Syensqo. Notre pipeline d'innovation, la qualité de nos équipes, nos relations avec nos clients constituent des bases très solides », qui doivent encore être exploitées.

Pour ce faire, Mike Radossich a annoncé au printemps une revue stratégique des actifs de la jeune société, qui continuera donc de maigrir. L'activité «Performance and Care» (un tiers du chiffre d'affaires en 2025) qui propose des produits chimiques destinés aux biens de consommation, à l'exploitation minière, aux revêtements ou à l'agrochimie, sera cédée. « C'est un secteur très compétitif dans lequel la taille compte, explique Mike Radossich. Je pense que cette industrie connaîtra une consolidation. Dans ce domaine, il s'agit moins de lancer de nouvelles molécules que d'améliorer les performances des produits déjà sur le marché. Et les cycles d'innova-

« Nous avons renoué avec la croissance. Mon travail est de continuer sur cette lancée afin d'exploiter pleinement le potentiel de Syensqo. Notre pipeline d'innovation, la qualité de nos équipes, nos relations avec nos clients constituent des bases très solides » Mike Radossich Directeur de Syensqo tion s'accélèrent. » Un signe que ces produits deviennent des « commodités », qui se banalisent et sont voués à se vendre moins cher mais en grand volume.

Mike Radossich mise plutôt sur le segment des matériaux de spécialité et des technologies de pointe, qui représentent déjà près de 60 % de son chiffre d'affaires. Objectif : être davantage exposé aux secteurs porteurs que sont l'aérospatiale, la défense, l'électronique, la santé, l'énergie ou la mobilité avancée.

Les matériaux composites fournis par Syensqo sont principalement utilisés dans l'aérospatiale, et se retrouvent dans les avions ou les lanceurs. «Dans ce domaine comme dans la défense, nous occupons des positions très solides», se félicite Mike Radossich. Airbus, Boeing et le chinois Comac sont parmi les principaux clients du chimiste, ce qui ouvre de belles perspectives à Syensqo. «Les carnets de commandes de Boeing et d'Airbus s'étendent sur dix ans. Ils doivent continuer à investir», soulignet-il. Dans le secteur de la défense, les produits chimiques de Syensqo équipent entre autres les F-35 américains, tandis que ses polymères sont utilisés dans l'automobile ou le revêtement des câbles des data centers, un important vivier de croissance.

Ses matériaux composites se retrouvent même dans les voitures de Formule 1. « Ce n'est pas un axe prioritaire pour nous, mais en F1, il est possible de tester de nouveaux matériaux beaucoup plus rapidement que dans l'aérospatiale ou la défense, qui sont des secteurs très conservateurs, constate-t-il. La F1 recherche la légèreté et la performance. Mais souvent, ces innovations aboutissent in fine dans les avions. »

Syensqo ne risque-t-il pas de devenir un petit acteur, s'il s'ampute lui-même d'un tiers de son chiffre d'affaires en cédant sa division Performance and Care? « Nous rétrécissons pour pouvoir grandir, explique Mike Radossich. Nous grandirons organiquement, mais nous étudions également activement des opportunités d'acquisitions ».

UN AUTRE REGARD

ANNE DE GUIGNÉ

LIBRES ÉCHANGES

La solitude, alliée des Gafam mais aussi de LFI?

En France, les personnes en couple sont devenues minoritaires. Selon le dernier «portrait social» du pays, livré par l'Insee, les foyers composés d'une seule personne ont bondi, entre 1990 et 2022, de 27% à 39%. Le pourcentage de ménages vivant en couple, avec ou sans enfants, s'est de son côté replié de 60% à 48%. Le solde étant constitué des familles monoparentales, en nette hausse ces dernières décennies, et des colocations. Ce recul du couple s'accompagne, sans surprise, d'une explosion des situations d'isolement. «Jamais dans l'histoire des sociétés humaines, les niveaux de solitude subie n'ont été si importants», écrit le haut fonctionnaire Paul Klotz dans une note récente pour la Fondation Jean Jaurès dédiée au « capitalisme de la solitude ». À le lire, 11% des Français souffraient de solitude objective en 2025; 24% de solitude subjective.

L'essayiste va plus loin. Il soutient que la solitude n'est plus seulement un triste effet collatéral de la vie contemporaine et des mécanismes d'enfermements digitaux. Elle devient aussi une ressource économique pour certaines plateformes numériques, ravies de proposer aux âmes essoulées leurs compagnons conversationnels d'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L'économiste serbo-américain Branko Milanovic, qui fut longtemps un pilier de la Banque mondiale, livre dans son dernier essai (1) un diagnostic assez proche. Le professeur philosophe ainsi avec humour sur les très nombreuses soirées qu'il a passées seul dans des restaurants new-yorkais et plus généralement sur la hausse du célibat. «Être seul est à la fois devenu notre préférence et une réponse à un monde fait de compétitivité, de marchandisation et de revenus plus élevés», avance-t-il.

Selon Milanovic, la transformation des activités privées en sources de revenus pousse au repli sur soi. « Nos capitaux morts - notre temps libre et nos logements - se transforment en ressources monétisables : nous pouvons conduire notre propre voiture pour en tirer un bénéfice ou louer notre appartement pour arrondir nos fins de mois. Se retrouver seul offre un contrepoint à cette marchandisation ininterrompue. On ne fait pas de réseautage avec soi-même», écrit-il. Et de conclure : « Non seulement les pays riches affichent des taux de croissance démographiques plus faibles mais plus un pays est prospère, plus ses ménages sont réduits. L'aboutissement logique sera un monde où chaque foyer ne compterait qu'une seule personne. » La France est déjà en route vers cette réalité.

Milanovic semble avoir apprécié ses dîners new-yorkais sans vis-à-vis. Ils lui ont donné le temps d'observer les tables voisines et de réfléchir aux ressorts de la vie contemporaine. La plupart des gens préfèrent toutefois, plus modestement, dîner à deux. Surtout les plus jeunes. Selon l'enquête #MoiJeune de 20 minutes et OpinionWay, publiée en février 2026, le couple demeure un idéal de vie pour 80 % des 18-30 ans. Les candidats à l'Élysée, en manque de programme, pourraient se saisir de ce souhait et réfléchir aux meilleurs leviers pour le favoriser. D'autant que la mission n'est pas simple : elle passe par une revitalisation de la société civile, ferment de toute vie collective.

«Être seul est à la fois devenu notre préférence et une réponse à un monde fait de compétitivité, de marchandisation et de revenus plus élevés » Branko Milanovic Économiste

Las,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ne démarre pas vraiment en ce sens. L'essai de la députée LFI Clémence Guetté, Pour une politique de l'amitié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en prend même le contre-pied parfait, en proposant d'octroyer aux amis des droits, réservés jusqu'ici essentiellement aux conjoints : congé parental ou décès, mutation professionnelle, etc. « Les relations interpersonnelles ont été reléguées à la sphère privée, dévalorisées, parce qu'elles ne produisent pas de richesses dans le système capitaliste. Notre camp doit se saisir de l'amitié pour favoriser les liens collectifs. On ne dirait pas à première vue, mais l'amitié est un sujet éminemment subversif et toujours révolutionnaire », explique l'élue dans une interview à Libération.

Faire de l'amitié, le socle de la lutte contre le capitalisme, la famille, la natalité, en un mot la droite... On a connu rhétorique plus subtile! Certains se sentent plus proches de leurs amis que leur famille. Ils en ont bien le droit. Pourquoi chercher à formaliser ses liens? De nouveaux congés et coups de pouce financiers seront-ils à même de créer un grand élan de sympathie à travers le pays? Si on se fie à la thèse Branko Milanovic, sur la solitude comme échappatoire à la marchandisation du monde, pas vraiment. Dans le pire des mondes, le marché et l'État se retrouvent pour étouffer la société civile, en laissant les individus seuls devant leurs droits et leurs revenus. ■ (1) Branko Milanovic, « Le Monde à l'ère capitaliste, une histoire des inégalités », Le Cherche midi,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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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PIERRE ROBIN

Nos travailleurs frontaliers rapportent deux fois plus d'argent à la France que le tourisme

H eureux qui, comme Ulysse*, infirmier de 35 ans, se rend chaque jour d'Annemasse, Haute-Savoie, à l'hôpital cantonal de Genève pour un salaire brut de 6 500 euros par mois. Pas moins de 10 000 Annemassiens - le quart des habitants et un peu plus de la moitié de la population active - font quotidiennement le trajet de 23 trois minutes en train, le Léman Express, qui chaque quart d'heure les amène à la gare de Genève Cornavin.

On les comprend. « Le travail paie » dans la cité de l'austère Calvin. Le smic mensuel atteint 4 390 francs suisses (4 697 euros en brut et 3 757 euros en net) pour une durée légale de 42 heures hebdomadaires. Genève est la ville qui rémunère le mieux ses salariés de tous les cantons suisses, et son salaire minimum légal est le plus élevé au monde.

Malin comme un travailleur frontalier français qui franchit chaque jour la frontière, pour une rémunération trois fois supérieure à ce qu'il obtiendrait dans l'Hexagone, et qui retourne le soir dans sa patrie, où le coût de la vie est deux fois moindre. Le revenu fiscal de référence individualisé des 48 450 frontaliers de Bourgogne-Franche-Comté qui travaillent en Suisse s'élève à 59 790 euros, alors qu'il se situe en moyenne aux alentours de 29 000 euros dans l'ensemble de la région, indique l'Insee.

Avec les accords de Schengen, dont la Confédération helvétique fait partie depuis 2008, et grâce à l'euro qui facilite la mobilité des personnes au sein de l'UE, les Français sont devenus les navetteurs les plus acharnés d'Europe. Leur nombre a doublé en une vingtaine d'années. La Mission opérationnelle transfrontalière (MOT), l'association créée par le gouvernement Jospin en 1997 pour fédérer une centaine de structures publiques et privées, recense aujourd'hui près de 520 000 de ces « migrants d'un jour ». 236 408 exercent en Suisse, 122 100 au Luxembourg, 51 802 à Monaco, 50 280 en Allemagne, 47 144 en Belgique et 3 529 en Italie. Seules les Pyrénées font obstacle à ces transhumances quotidiennes, mais 6 599 Ariégeois travaillent en Andorre.

Une aubaine pour le pouvoir d'achat des frontaliers, ces mobilités constituent une manne providentielle pour les comptes extérieurs français qui en ont grand besoin. Le commerce extérieur tricolore de marchandises, y compris militaires, a accusé un déficit de 69,4 milliards d'euros en 2025.

Le Léman Express contribue à transporter quotidiennement près de 10 000 travailleurs annemassiens jusqu'en gare de Genève Cornavin. ANDBZ/ABACA

Publiant le mois dernier, dans l'indifférence générale, la balance des paiements du pays avec l'étranger en 2025, la Banque de France a révélé que nos travailleurs frontaliers avaient rapporté, sous forme de salaires, quelque 39,089 milliards d'euros. Dans le sens inverse, les frontaliers suisses, allemands, ou luxembourgeois, etc., en activité chez nous n'ont rapatrié que 2,205 milliards d'euros dans leurs pays. L'Hexagone n'est guère attractif pour ses voisins !

Au total, les flux de travailleurs frontaliers ont affiché un solde positif record de 36,884 milliards d'euros l'an dernier, pratiquement le double du solde touristique, selon la Banque de France. Certes l'Hexagone se glorifie d'être la première destination touristique au monde (en nombre de visiteurs sinon en recettes) et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nous ont permis d'engranger 77,4 milliards d'euros l'an dernier. Mais les Français sont de grands voyageurs, et leurs dépenses à l'étranger se sont élevées à 57,4 milliards d'euros. D'où un solde positif de 20 milliards d'euros relativement limité.

La France hors les murs

Aussi bénéfiques soient-ils pour les frontaliers eux-mêmes et pour notre économie nationale, ces échanges de personnes ne vont pas sans heurts. Le fait que les rémunérations soient deux à trois fois plus élevées au Luxembourg et en Suisse que dans l'Hexagone plombe les comptes de l'Unédic. Après plusieurs années d'âpres négociations, un accord, négocié par l'Union européenne, vient d'être trouvé pour la prise en charge des chômeurs frontaliers par les pays d'accueil. Ce qui devrait faire rentrer quelque 800 millions d'euros par an dans les caisses de l'assurance-chômage tricolore.

Autre déséquilibre, alors que plus de la moitié des 12 000 postes salariés des hôpitaux publics de Genève sont assurés par des frontaliers français, les communes du « Genevois français » souffrent d'une pénurie dramatique d'infirmières. Par ailleurs, du fait des disparités salariales entre les frontaliers et les « assignés à résidence », Annemasse est devenue la troisième commune de France la plus inégalitaire, après Neuilly-sur-Seine et Paris, selon l'Observatoire des inégalités. Idem à Thionville, dont 52 % de la population active exerce au Luxembourg.

Les navetteurs tricolores sont l'illustration vivante de cette « France hors les murs », selon l'expression de l'économiste et ex-banquier Jean Peyrelevade : il est plus facile de réussir hors de l'Hexagone, qu'il s'agisse des personnes ou des entreprises. Dans son étude sur « les multinationales françaises en 2025 » l'Insee dresse un tableau saisissant de l'empire économique français dans le monde. Les 6 800 firmes multinationales tricolores (au moins une filiale hors de France) contrôlent 52 000 filiales à l'étranger. Elles y réalisent la moitié de leur chiffre d'affaires consolidé et y emploient 6,982 millions de personnes, dont le tiers dans l'industrie. En clair, l'industrie française emploie plus de gens à l'étranger que sur son territoire national. Tels sont les chiffres des délocalisations et de la désindustrialisation d'une ampleur unique au monde.

Le bon côté de la chose est que nos multinationales ont rapatrié 123,3 milliards d'euros (dividendes) en 2025, alors que les entreprises étrangères établies en France n'ont tiré que 46,6 milliards de leurs investissements, selon la Banque de France. Mais on ne peut qu'être d'accord avec Jean Peyrelevade : « Quand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lui-même célèbre l'attractivité de notre territoire pour les investisseurs étrangers, il ment aux Français de manière scandaleuse... Nous sommes le pays qui, en Europe, attire le moins les sociétés étrangères et, en sens inverse, celui qui, dans le monde entier, externalise le plus son appareil productif. » ■ * Le prénom a été modifié.

Frédéric Mazzella : « L'esprit entrepreneurial est revenu en France »

Olivia Détroyat

Le fondateur de BlaBlaCar est l'invité de l'émission «Esprit d'entreprise» sur Le Figaro TV

LE FIGAROTV Île-de-France

ESPRIT D'ENTREPRISE

F ondateur il y a vingt ans du spécialiste du voyage partagé BlaBlaCar (en voiture, bus ou train...), Frédéric Mazzella est une figure majeure de l'entrepreneuriat en France. Très engagé à travers France Digitale pour faire émerger des pépites de la tech, il pose un regard à la fois optimiste et réaliste sur l'avenir de l'entreprise en France. « Nous avons retrouvé l'esprit entrepreneurial que nous avions un peu perdu par rapport à celui des années 1950 ou 1960, qui avait fait émerger de grands projets comme Airbus, ceux qui font aujourd'hui la forc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Mais cela avait demandé à l'époque une énorme volonté politique, or on ne crée pas encore aujourd'hui suffisamment de grands projets. Je pense qu'il faut repenser aux grands plans, car l'ampleur des problématiques auxquelles nous devons faire face, demande de se rassembler pour avoir suffisamment de puissance», estime-t-il.

Si l'Europe dispose de nombreux atouts - des talents, une population éduquée et des compétences fortes dans les nouvelles technologies -, elle manque encore à ses yeux de coordination. Entre les différences persistantes de réglementations et la difficulté à lever de fonds, faire grandir une entreprise européenne semble rester plus complexe qu'aux États-Unis où règne une culture plus favorable à l'innovation. «Encore aujourd'hui, lancer une entreprise dans les vingt-sept pays, c'est comme lancer vingt-sept entreprises ou presque, relève Frédéric Mazzella. Ceci dit, une simplification arrive, qui devrait faciliter l'émergence de sociétés européennes et même la possibilité d'avoir un "Gafam" en Europe. Nous serions capables de le faire si nous avions le courage d'aller mettre des moyens colossaux derrière des projets de ce type-là», ajoute-t-il en référence au champion français de l'IA, Mistral.

«Le pire, c'est l'instabilité »

Alors que le monde économique pâtit depuis la pandémie du Covid d'un environnement de plus en plus incertain, l'entrepreneur estime que les dirigeants d'entreprise sont au rendez-vous. « Nous sommes capables d'avancer dans des environnements compliqués, mais le pire pour nous, c'est l'instabilité. De ce point de vue, 2027 sera une année charnière », prévient-il. Pour lui, la priorité n'est pas uniquement de multiplier les mesures économiques, mais aussi de changer de regard sur l'entreprise. « Il faut diffuser un état d'esprit pro-entreprise, car ce sont nos sociétés qui font le travail de créer suffisamment de valeur pour financer notre modèle social dont on bénéficie tous. Cela doit être davantage reconnu », insiste le Vendéen.

Alors que la vague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A) bouscule tous les secteurs, le dirigeant garde un œil « pragmatique » sur cette révolution en marche. « Le coup est parti, donc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on ne peut pas l'arrêter, la question est de voir comment gérer et tirer parti de cette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peut -être la plus importante depuis internet. En tant qu'humain, cela nous oblige aussi à nous redéfinir. » ■

Après le règne de Tim Cook, John Ternus peut-il relancer la machine à rêves chez Apple?

Lucas Mediavilla

Ce vétéran du groupe californien prendra le 1 $^{er}$ septembre la tête du groupe technologique le plus célèbre au monde. Avec une assise confortable mais de nombreux défis à relever.

P our l'ancien champion de natation John Ternus, c'est une plongée rapide dans le grand bain. Intronisé à la tête d'Apple ce 1er septembre, le nouveau

directeur général âgé de 51 ans fera ses grands débuts publics moins de dix jours plus tard, sur l'estrade du Steve Jobs Theater de Cupertino, qui accueille la traditionnelle « keynote » du groupe californien. Désormais aux commandes du groupe technologique le plus célèbre de la planète, ses premiers pas à la tête de l'entreprise seront scrutés de près. Son prédécesseur, Tim Cook, avait hérité d'un contexte lourd à porter pour ses débuts en 2011. Sa première conférence de lancement s'était déroulée la veille du décès de Steve Jobs...

Tim Cook succédait à une figure quasi mythologique. Rien de tel pour John Ternus, qui pourra s'appuyer sur un bilan admirable aux allures de rampe de lancement. Financièrement, Apple ne s'est jamais aussi bien porté. Le groupe est valorisé 4500 milliards de dollars à Wall Street alors qu'il ne profite clairement pas autant de la frénésie boursière autour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que ses pairs californiens, à commencer par Nvidia. Sur les neuf premiers mois de l'année, son chiffre d'affaires porté par le succès de l'iPhone 17 a bondi de 16 % par rapport à 2025 pour atteindre 364 milliards de dollars. La rentabilité est toujours ultra-solide pour l'entreprise, avec un résultat opérationnel en progression de 22% à 122,4 milliards de dollars. Les caisses, enfin, sont pleines, avec un cash disponible avoisinant les 40 milliards de dollars.

Mais les succès d'hier ne présagent pas ceux de demain. Dans un secteur technologique en plein bouillonnement, notamment avec la révolution IA, le groupe californien doit se mettre au diapason. « John Ternus prend les

« Le nouveau patron doit se tourner vers des concepts de produits plus ambitieux, comme les lunettes connectées ou des objets intégrant nativement de l'IA »

Paolo Pescatore Analyste

rênes d'un Apple qui reste exceptionnellement solide, mais qui entre dans une phase beaucoup plus exigeante, remarque Paolo Pescatore, analyste expert du secteur, auprès du Figaro. Tim Cook a bâti une machine incroyablement robuste, dotée d'une forte discipline opérationnelle, d'une activité de services puissante. Le nouveau directeur général doit désormais préserver ces atouts tout en démontrant d'où viendront la prochaine vague d'innovation et les relais de croissance».

Quoi de mieux pour marquer son territoire que la «keynote» de septembre? Selon les rumeurs, John Ternus pourrait annoncer ce qui n'est autre que la plus grosse modification du facteur de forme de l'iPhone depuis son lancement en 2007, à savoir un modèle pliable. La prise de risque est loin d'être neutre, pour ce produit pesant encore plus de la moitié des ventes totales du groupe, et qui reste le principal point d'entrée dans son écosystème de produits et de services. « Ils ont besoin de cet iPhone pliable pour créer un nouvel échelon sur le segment haut de gamme et inciter les clients à dépenser plus, sans cannibaliser les ventes de l'iPhone classique », juge Paolo Pescatore. Mais attention, selon lui, à ne pas décevoir : « Le casque de réalité virtuelle Vision Pro l'a montré : une prouesse d'ingénierie ne se transforme pas forcément en demande massive. »

Comme souvent, Apple n'arrive pas le premier sur ce marché des smartphones pliables. Google, Samsung, Huawei, ses principaux rivaux, ont déjà lancé plusieurs modèles, le groupe coréen disposant d'une maturité évidente avec sept années d'expérience sur ce type de format, et de vrais succès, notamment avec son dernier modèle, le Fold9. John Ternus sera d'autant plus attendu que c'est lui qui a supervisé le développement de ce nouveau modèle en tant que patron de l'ingénierie produit, poste qu'il occupait jusqu'à ses nouvelles fonctions de directeur général.

Entré en 2001 chez le géant californien après des études à l'université de Pennsylvania, ce vétéran d'Apple a passé toute sa vie à développer les différentes itérations des baladeurs, smartphones, ordinateurs et autres écouteurs de la marque. Beaucoup de fans espèrent dès lors qu'Apple va relancer la machine à rêve après quinze ans pendant lesquels le groupe s'est souvent illustré par un froid pragmatisme et des innovations incrémentales. «Le nouveau patron doit se tourner vers des concepts de produits plus ambitieux, comme les lunettes connectées ou des objets intégrant nativement de l'IA», insiste Paolo Pescatore.

Au firmament de sa carrière, John Ternus va également devoir composer avec des tempêtes à la hauteur de sa fonction. Première avanie à gérer, une pénurie des puces mémoires sans précédent dans l'histoire de l'informatique grand public. Cette dernière oblige tous les dirigeants du secteur à chercher la parade, en gérant leurs inventaires et les stocks de composants au cordeau, histoire de ne pas faire exploser la facture. La hausse est néanmoins tellement forte qu'après avoir temporisé, Apple s'est résolu fin juin à une vaste augmentation du prix de ses iPad et de ses Mac. Si l'on en croit la presse américaine, l'iPhone ne devrait pas échapper à une hausse tarifaire, celle-ci pouvant être annoncée le 9 septembre.

Changer de capitaine, c'est aussi changer d'équipage. À cet égard, et contrairement à la remarquable stabilité qui prévaut historiquement à Cupertino, John Ternus prend les commandes dans un contexte de profond renouvellement des équipes dirigeantes, inédit depuis quinze ans au sein du groupe. Une vague de sexagénaires, parmi lesquels le patron des opérations, celui en charge de l'IA, la directrice de la politique environnementale ainsi que celle en charge des aspects juridiques, a passé la main. Plus bas dans l'organigramme, des figures sont également parties dans les divisions chargées des produits ou de l'IA ces derniers mois. « C'est une opportunité pour John Ternus de préparer Apple à ce cycle technologique nouveau qui arrive et de faire émerger une nouvelle génération de cadres. Il doit moderniser l'organisation sans pour autant toucher à sa culture », note Paolo Pescatore. Ne pas brutaliser, en somme.

De façon habile, le groupe a opté pour une transition en douceur. Sur certains dossiers, à commencer par les affaires publiques où Apple doit gérer au quotidien des enjeux dans le monde entier, rien ne remplace l'expérience. Aussi, Tim Cook conserve un poste de président exécutif pour gérer ce genre de tracas. Début juillet encore, il est intervenu en visioconférence du côté de Bruxelles pour discuter avec l'exécutif européen du Digital Markets Act qui cause tant de soucis à Apple. Procédure antitrust du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 contre l'iPhone aux États-Unis, relation avec l'imprévisible locataire de la Maison-Blanche ou avec la Chine, où l'entreprise essaye de réduire la taille de son appareil productif... le diplomate Tim Cook va devoir se retrousser les manches pendant quelques mois encore.

« C'est une opportunité pour John Ternus de préparer Apple à ce cycle technologique nouveau qui arrive et de faire émerger une nouvelle génération de cadres. Il doit moderniser l'organisation sans pour autant toucher à sa culture » Paolo Pescatore

Pour John Ternus, le plus gros des défis concerne l'IA. Pris de vitesse par l'explosion de ce marché, Apple sait que ses concurrents voient dans cette technologie un moyen de briser l'hégémonie du smartphone. Beaucoup, à commencer par Meta, voient dans les lunettes connectées la prochaine frontière de l'électronique grand public. OpenAI, lui, travaille sur un objet intégrant nativement l'IA qui a selon lui le potentiel d'en finir avec les longues heures passées à scroller sur nos écrans. Il leur faudra certes prouver la validité de leur thèse, mais c'est une menace latente qui plane au-dessus du géant californien.

L'IA a aussi le potentiel de bousculer sérieusement son autre vache à lait : l'App Store, son magasin d'applications. Dans un futur qui n'est pas si lointain, une simple demande sur son smartphone permettra à un agent d'IA d'enchaîner les recherches et l'exécution de tâches sans passer par l'application elle-même. Pour Apple, c'est tout le paradigme de la commission de 30% sur chaque transaction réalisée depuis sa boutique qui est menacé. Certes, la société pourra continuer à monétiser si c'est son agent ou son assistant intelligent Siri qui organise l'accès au paiement ou au service. Mais rien ne dit qu'il pourra s'arroger une taxe aussi gourmande.

Entré en 2001 chez Apple après des études à l'université de Pennsylvania, John Ternus (ici, en mars, alors qu'il occupait le poste de vice-président senior de l'ingénierie matérielle) accède, à 51 ans, à la tête du groupe. DAVID SWANSON / REUTERS

Par ailleurs, et alors qu'il est sommé par certaines autorités en Europe d'ouvrir ses technologies à la concurrence, Apple pourrait dans certains cas perdre carrément des commissions si le parcours d'achat de l'agent ne passe pas par ses assistants d'IA. Paolo Pescatore juge néanmoins que l'entreprise n'est pas démunie. « Le groupe contrôle toujours de façon intégrée l'appareil, le système d'exploitation, les puces et les services », explique-t-il. Autrement dit, même en matière d'IA, Apple proposera toujours la meilleure expérience sur ses appareils, tant en termes de performance que de confidentialité.

Il n'y a pas encore péril en la demeure pour le groupe californien. Un simple clin d'œil à ce que propose la concurrence montre que personne n'a encore réussi à trouver la fameuse « killer app » qui massifierait l'utilisation de l'IA générative ou des agents sur le smartphone. Avec ses moyens colossaux, le groupe peut se permettre d'investir des sommes considérables pour muscler ses ambitions dans le domaine y compris par des acquisitions. En attendant, il privilégie des partenariats avec les acteurs plus matures que lui pour offrir une expérience cohérente, comme l'illustre celui signé avec Google en janvier dernier pour doper un Siri devenu franchement obsolète. « Apple n'a pas besoin de rivaliser en affirmant simplement disposer du plus puissant modèle de langage. Son objectif, c'est de rendre l'IA réellement utile sur les appareils que les utilisateurs possèdent déjà », souligne Paolo Pescatore. Avec 2,5 milliards de produits actifs en circulation dans le monde, dont 1,5 milliard d'iPhone, le groupe américain sera, quoi qu'il arrive, incontournable. Charge à John Ternus de faire de cette force de frappe un avantage décisif pour laisser la concurrence à une bonne longueur derrière Apple.

BRENDAN MCDERMID / REUTERS

Tim Cook (ici, à gauche de John Ternus, à Sun Valley, en juillet) conserve un poste de président exécutif d'Apple. BRENDAN MCDERMID / REUTERS

Un vent de fraîcheur souffle sur « Le Rouge et le Noir »

Maintes fois adapté, le roman de Stendhal revient cette fois sur France 2, avec, dans le rôle de Julien Sorel, Victor Belmondo. Une manière de rajeunir l'œuvre dont le propos trouve des résonances avec notre époque. PAGES 28 ET 29

Le Festival d'Angoulême, baromètre d'un cinéma français en forme

Olivier Delcroix

La 19 $^{e}$ édition de la manifestation angoumoisine, dont le jury était présidé par Franck Dubosc, connaît un succès toujours croissant.

La 19 $^{e}$ édition du Festival du film francophone d'Angoulême (FFA) va rester dans les mémoires comme une manifestation résolu- ment ancrée dans les réalités par- fois sombres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Un émouvant hommage à Nathalie Baye (la ville a inauguré une place à son nom le 20 août dernier) a lancé une semaine intense de projections, de rencontres et de débats, placée sous le signe de la diversité et de la qualité. C'est certainement la projection en avant-première de Changer l'eau des fleurs, de Jean-Pierre Jeunet, qui aura marqué les esprits. Adapté du best-seller de Valérie Perrin, ce « grand roman-photo à la française » a été qualifié de « sensation du festival » par Dominique Besnehard, cofondateur et délégué général du festival. Le palmarès de cette 19 $^{e}$ édition reflète une fois encore la capacité du FFA à capter les grandes tendances du cinéma français et les enjeux de la société. Le jury, présidé par Franck Dubosc, a sacré Voilà, c'est fini de Gustave Kervern, en lui attribuant le Valois de diamant. Tourné à l'île Maurice, ce long-métrage indolent et mélancolique met en scène une romance déprimée entre Suzanne Lindon et Loïc Mandere.

La Frappe, de Julien Gaspar-Oliveri, a été doublement récompensé (mise en scène et acteur pour Diego Murgia). Ce drame percutant explore les fractures familiales et un terrifiant secret enfoui, à travers le retour d'un père sortant de prison et la confrontation de ses deux enfants, Enzo et Carla. Ce qui nous mène à toi, de Khalil Cherti, a reçu le Valois du meilleur scénario pour son récit intime d'un couple confronté à l'infertilité et au parcours de la

PMA. Le Valois de l'actrice est revenu à Monia Chokri pour Si tu penses bien, de Géraldine Nakache, qui dépeint l'emprise psychologique et religieuse d'un mari sur sa femme. Le Valois du public a été décerné à Les Filles d'Abraham, de Hanaël El Yousfi, tandis que le Valois de la musique a honoré Rafiki Fariala et Lillo Morreale pour Congo Boy, prouvant amplement que le FFA reste en prise avec les problèmes et soubresauts de la société.

Leïla Bekhti et Élodie Batard Gaultier dans Changer l'eau des fleurs, de Jean-Pierre Jeunet.

Engouement du public

Le festival a également mis en lumière la richesse et la variété de la production francophone. Les Princes, d'Antoine Giorgini, comédie enlevée sur un trio d'ouvriers maçons qui découvrent un coffre rempli de louis d'or, a suscité un fort engouement du public. Dans un registre plus grave, Justin le Juste, d'Éric Barbier, avec Alban Ivanov, a été remarqué pour son portrait touchant d'un paysan naïf enrôlé de force dans l'armée française en 1915. L'Affaire Marie-Claire, de Lauriane Escaffre et Yvo Muller, avec Charlotte Gainsbourg et Cécile de France, a rappelé le combat de Gisèle Halimi pour le droit à l'avortement.

Avec une fréquentation en hausse (70 000 spectateurs payants contre 65 000 l'an dernier), le Festival du film francophone d'Angoulême s'impose comme un rendez-vous incontournable de l'été cinématographique français, à la fois vitrine et miroir de la création hexagonale. « Le cinéma français va très bien, conclut Besnehard. La diversité des propositions prouve que les gens veulent voir des œuvres où l'on parle de la vie, de la mort et où il y a de l'humour, mais pas un humour lourd. »

Céline Fontana

Georges-Marc Benamou a adapté pour France 2 le roman de Stendhal en série, avec Gaël Morel à la réalisation et Victor Belmondo dans le rôle de Julien Sorel. Comment moderniser une œuvre patrimoniale pour le service public? Décryptage.

«Le Rouge et le Noir» reprend des couleurs à la télévision

L'

art délicat d'insuffler de la vie, de la fraîcheur, du désir, de la passion pour transposer les classiques de la littérature et l'existence de leurs auteurs sur le petit écran, Georges-Marc Benamou s'y emploie depuis Les Aventures du jeune Voltaire. Après La Peste, sa dernière œuvre en date, La Rebelle. Les aventures de la jeune George Sand (2025), s'y prêtait tout particulièrement tant la fougue de la romancière, conjuguée à celle de son interprète, Nine d'Urso, était communicative. À rebours d'autres productions de France 2 (Germinal, Fortune de France...), plus académiques, voire théâtrales, il privilégie une forme de naturalisme. Son nouveau défi : Le Rouge et le Noir. « Stendhal est le plus Nouvelle Vague des écrivains du XIXe siècle, le plus débraillé, s'amuse le producteur et créateur de la série pour la chaîne. Balzac est plus empesé ; Flaubert, maîtrisé. Ensuite, il ne faut pas être trop figé, trop respectueux. Avec Gilles Taurand, mon coscénariste, nous avons sabré pas mal de choses dans ce livre de 450 pages. Être littéral ne permet pas d'obtenir un bon résultat à l'écran. »

Le rajeunissement de l'œuvre passe évidemment par son incarnation. Victor Belmondo, qui retrouve le réalisateur de Vivre, mourir, renaître, Gaël Morel, prête sa grâce à Julien Sorel, ce héros pas si aimable, de par son insolence, voire son arrogance. « C'est vrai qu'il est prêt à tout pour arriver à ses fins. Je le trouve touchant dans cette quête, cela traduit une faille liée à ses origines modestes, que les gens n'ont de cesse de lui rappeler, confie le comédien. Mais il est aussi tellement solaire, impétueux, c'est un grand amoureux! » Gaël Morel complète : « Victor possède une forme de juvénilité qui permet d'être tout de suite en empathie avec le personnage. Un plan sur lui évite mille scènes explicatives ou psychologisantes. »

Une approche organique

Car c'est la clé de sa mise en scène. Une approche organique, viscérale. «Je ne me suis pas posé la question de dépoussiérer, le scénario est dans tous les cas un matériel à faire vivre. Il s'agit d'une œuvre patrimoniale, pour le service public, et ça faisait sens pour moi, fils d'ouvrier, d'en faire un objet populaire, poursuit le cinéaste. J'aime le pragmatisme et la modernité de l'écriture de Stendhal. C'est un peu sec, rapide. Dans ses correspondances à sa sœur, il dit toujours : "Écris-moi sans brouillon et au galop!" J'adore avoir l'instinct de l'instant sur un tournage. J'injecte du mouvement, de la légèreté. »

On se souvient d'avoir assisté à de telles scènes lors du tournage, en septembre 2025, au château de Champssur-Marne, en banlieue parisienne. Dans la chambre à coucher de la Marquise de La Mole, par exemple, devant une Mathilde inquiète de ne pas voir sa mère se réveiller : « Il faut oublier la nuit que nous avons passée. Vous qui prétendez à la prêtrise, vous ne voyez donc pas que Dieu nous a punis ? Vous êtes aveugle ? Si elle meurt, ce sera notre faute », lance-t-elle à Julien Sorel. « Mathilde, pourquoi criez-vous comme ça ? », demande la Marquise à sa fille en se redressant brusquement, avec une dimension presque comique.

Romane Bohringer, qui joue Madame de La Mole, le confirme : « Chacun amène sa personnalité, un brin de fantaisie. Gaël a envie que les choses ne soient pas figées dans l'époque, dans le texte. Il travaille sur le corps, le côté charnel, vibrant. Il aime les "accidents". » Camille Razat, interprète de Mathilde de La Mole, souligne la spontanéité permise par la méthode du réalisateur : « Gaël définit un cadre, nous savons à quelle focale nous sommes, ensuite il nous conseille de bouger comme nous le ferions naturellement. » Les dialogues sont modernes, justes, dits sans emphase. Les auteurs et le metteur en scène tendent vers l'épure, la sobriété. « Gaël tenait à ce que ça ne soit pas ampoulé, il nous répétait : “Ne jouez pas, dites simplement les mots”, et c'était effectivement suffisant, car la langue, les costumes, imposent déjà une rigueur », note Camille Razat.

Une silhouette moins corsetée

Et pourtant, même la chef costumière a œuvré afin de donner une silhouette plus moderne aux personnages. «1830 est un entre-deux au niveau stylistique, explique Helena Gonçalves. On quitte la taille Empire, où les femmes n'avaient pas de corsets, pour arriver à une mode plus exubérante, avec des tailles très corsetées, beaucoup de froufrous, de nœuds... Notre regard contemporain n'y est pas très habitué. J'ai donc essayé de garder les formes de l'époque, volumineuses, avec les manches, les jupons, mais en donnant par exemple au rôle de Mathilde quelque chose de très contemporain. Un côté amazone, garçon manqué, qui n'existait pas totalement. » Peine perdue, vraiment, au regard de Camille, qui se débattait sur le tournage avec son jupon dont l'étoffe foufroutait durant les prises! « J'aurais préféré jouer une paysanne », plaisantait l'actrice.

Quant au propos, les résonances ne manquent pas avec notre époque : l'intégrisme politique, des femmes fortes prenant leur destinée en main... «Jeune fille, je voyais Madame de Rénal juste comme une bigote alors qu'elle est beaucoup plus complexe, insiste Virginie Ledoyen, son interprète. Parfois, pour

Julien Sorel, un héros souvent adapté à l'écran

Thierry Clermont

Q

uand Stendhal publie en 1830 Le Rouge et le Noir, écrit en dix mois à peine, il vient d'être nommé consul à Trieste. C'est son second roman, après Armance, paru en 1827. L'année précédente, il a connu un joli succès d'estime avec Promenades dans Rome. Né Henri Beyle à Grenoble, vétéran des guerres napoléoniennes et de la retraite de Russie, il a alors 47 ans. Il aime depuis toujours la légèreté et le dilettantisme, l'opéra italien et les cantatrices, et passera sa vie à poursuivre le bonheur, sous toutes ses formes.

Chef-d'œuvre psychologique et réaliste de la littérature européenne du XIXe siècle, qui a ouvert la voie à Balzac et sa Comédie humaine, Le Rouge et le Noir, chronique sociale auscultant la France de Charles X, a donné lieu à de multiples adaptations ou transpositions sur grand ou petit écran. Julien Gracq, qui s'était pris de passion pour ce roman à 15 ans, ne disait-il pas que sa lecture offrait « une paisible, une tranquille insurrection intellectuelle et affective »?

La plus célèbre et la plus marquante d'entre elles a été réalisée en 1954 par Claude Autant-Lara, dans une lecture romantique où l'on suit le héros depuis ses jeunes années à Verrières jusqu'aux pieds de l'échafaud. Un long-métrage de trois heures porté par le mythique Gérard Philipe qui prête ses traits à Julien Sorel et à son «âme de feu», face à une superbe Danielle Darrieux en Louise de Rénal, son premier amour.

Le roman, inspiré d'un fait divers, avait fait l'objet d'une première relecture au temps du muet, avec Il rosso e il nero (1920), par Mario Bonnard. En 1961, il est adapté à la télé avec brio par Pierre Cardinal, avec Robert Etcheverry dans le rôle principal et Micheline Presle incarnant Madame de Rênal, avec l'apparition de la jeune Marie Laforêt interprétant la troublante Mathilde de La Mole, maîtresse de Julien Sorel. C'était l'époque bénie, celle des années 1960 et 1970, où l'on découvrait sur le petit écran de grandes adaptations feuilletonesques de Dumas (Le Chevalier de Maison-Rouge en 1963), Balzac, Maupassant (Le Horla), Hugo et ses Misérables revus par le grand Marcel Bluwal, en 1972. Quant au Rouge et le Noir, il fera un retour en 1997 avec un téléfilm marquant en deux parties, réalisé par Jean-Daniel Verhaeghe. L'acteur italien Kim Rossi Stuart incarne un Julien Sorel très psychologique, aux côtés de Carole Bouquet. Judith Godrèche y joue le rôle de Mathilde.

Écrire pour un public restreint

Entre-temps, les Soviétiques ont donné en 1976 leur propre lecture du roman, dans une adaptation ample et ambitieuse en cinq parties, signée par Sergueï Guerassimov. Au début des années 1990, ce furent les Anglais de la

BBC, avec Scarlet and Black, minisérie de Ben Bolt en quatre épisodes, d'inspiration libre.

Stendhal, qui se vantait d'écrire pour un public restreint, et de n'avoir pour toute ambition que de séduire quelques happy few, avait déclaré, dans De l'amour, écrit à 25 ans à peine : « Il n'entre pas dans mes vœux, et sans doute fort heureusement pour moi, d'avoir beaucoup de lecteurs. Il me serait doux de plaire beaucoup à trente ou quarante personnes de Paris que je ne verrai jamais, mais que j'aime à la folie sans les connaître. » Et deux siècles plus tard, combien de téléspectateurs sur France 2 pour Victor Belmondo et Virginie Ledoyen ? ■

Dans l'adaptation de Pierre Cardinal (1961), Robert Etcheverry et Marie Laforêt incarnaient Juien Sorel et Mathilde de La Mole. Dans celle de Claude Autant-Lara (1954), Danielle Darrieux interprétait Louise de Rênal et Gérard Philippe le héros stendhalien. JEAN CLAUDE PIERDET/INA VIA AFP; FRANCO LONDON FILMS/COLLECTION CHRISTOPHEL VIA AFP

Comme un gran

Anthony Palou

Encore une adaptation d'un roman du XIXe siècle? Oui, et ce n'est sans doute pas la dernière. Nous voici donc à Verrières avec Julien Sorel dont on sait la tragique destinée, celle d'un jeune ambitieux qui finira coupé en deux après avoir tiré sur Madame de Rénal, son ancienne et belle amante. Réalisée par Gaël Morel sur une adaptation bien maîtrisée de Georges-Marc Benamou et Gilles Taurand, cette série en quatre épisodes diffusée sur France Télévisions est du beau tissu. On ne s'ennuie pas et nous ne chercherons pas à savoir si cette lecture tire vers la thèse marxiste ou féministe : nous l'avons suivie comme un grandiose fait divers avec ses rebondissements, son suspense, ses contradictions et l'universalité de son propos.

Dès les premières images, Julien Sorel (Victor Belmondo) apparaît un peu emprunté, mais il se dégage de son physique, brun frisé, regard doux, une mélancolie. Chacun a sa représentation de ce héros puisque Stendhal n'en a pas dressé un portrait physique systématique. À Verrières, où le jeune Julien pose ses valises afin d'échapper à la tyrannie de son père et à la bêtise de ses deux frères, il devient le précepteur des enfants de Monsieur le maire, Monsieur de Rénal (excellent et bourru Patrick Timsit). Sa femme Louise est interprétée par Virginie Ledoyen.

Julien tombera sous son charme austère. Il n'est pas le seul : les spectateurs auront quelques frissons. L'atmosphère froide est bien rendue dans un décor d'une beauté reposante. Bientôt, Julien révèle sa vraie nature. Sous la timidité perce peu à peu sa sensibilité puis le côté arriviste, ré-

À Montauban, Ingres en marchand de nouveautés

Victor Belmondo et Viriginie Ledoyen incarnent respectivement les personnages de Julien Sorel et de Louise de Rênal.

Éric Biétry-Rivierre

NICOLAS VELTER - FRANCE TÉLÉVISIONS - SIÈCLE PRODUCTIONS

Le musée de sa ville natale propose cette saison une exposition chatoyante sur les rapports que le peintre entretenait avec la mode.

les gens trop bridés, quand ça lâche, il y a une espèce d'hystérie. J'aimais que ce ne soit pas la petite chose qui subit cet adultère et veut mourir chaque matin. Au contraire, elle a encore envie de le vivre. Elle n'est pas victime de la situation, elle en est aussi l'initiatrice. » Camille Razat renchérit : « Mathilde est émancipée, indépendante, elle veut sa liberté, refusant le mariage que ses parents et son milieu veulent lui imposer pour vivre son amour avec Julien Sorel. Il est toujours très difficile aujourd'hui de sortir de sa condition. » La question du déterminisme social et des transfuges de classe reste d'ailleurs au cœur de la littérature actuelle, d'Édouard Louis à Nicolas Mathieu en passant par Annie Ernaux.

«M.

Ingres adore la couleur, comme une marchande de modes. » La pique de Baudelaire marque du sceau d'infamie le Montalbanais. 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 (1780-1867) fut pourtant, pendant plus d'un demi-siècle, le maître incontesté au se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Certes, le poète admirait profondément chez lui le dessinateur. Mais il jugeait ses huiles trop appliquées; tout le contraire des tableaux fort enlevés d'un Delacroix. À Montauban (Tarn-et-Garonne), le musée qui porte son nom avec celui de l'autre natif célèbre, le sculpteur Antoine Bourdelle, et qui conserve le riche fonds d'atelier (4500 dessins présentés par roulement) ainsi que plusieurs des plus importants chefs-d'œuvre peints, conteste ce procès en superficialité.

Sa directrice Florence Viguier-Dutheil a conçu un parcours magnifique, tout à décharge. Soit 200 pièces. Avec un choix forcément restreint de portraits peints ou dessinés. Manque, par exemple, celui fameux de Mme Moitessier avec son opulente robe en cachemire. Il est resté à la National Gallery de Londres. Mle Rivière avec ses mitaines en peau de chamois et son grand boa en duvet de cygne n'est là, elle, que par l'entremise de Lady Gaga ainsi grimée dans une vidéo de Bob Wilson ainsi qu'à travers quelques variations contemporaines signées Françoise Pétrovitch ou Erik Dietman. Ces dessins, on les découvre en appoint, dans des meubles à tiroirs qu'on invite expressément à ouvrir.

Car les huiles sont autant que possible rapprochées de leurs études de détails et copies d'exercice (voir celle de La Belle Ferronnière de Léonard de Vinci, d'une finesse de rendu digne de l'original). Bien sûr, tous ces travaux du grand génie académique dialoguent avec des costumes, coupons d'étoffes, bijoux variés et autres accessoires luxueux tels ces éventails de nacre ou ces étonnants bas d'homme à faux mollets. Enfin des caricatures de journaux et des réclames de l'époque forment des contrepoints risibles. Les délires à crinoline de cette première moitié du XIXe siècle en prennent pour leur grade.

diose fait divers

volté, calcauteur, hypocrite. Fasciné par Rousseau, Tartuffe, ou Napoléon – ce qui est assez mal vu dans la France de la Restauration –, l'ambitieux Julien comprend vite que la réussite passe par les femmes. Madame de Rênal sera la première marche de son ascension sociale. Sauf que ce fin latiniste n'a pas calculé tous les pièges.

Les scènes de séduction entre Louise de Rénal et Julien comptent parmi les plus réussies de cette minisérie. Le scénario donne une place conséquente à Elisa, la femme de chambre (Zoé Adjani), qui vient de faire un héritage et désire épouser Julien. Elle est celle par qui le scandale arrive et la responsable du départ de Julien pour le séminaire afin de devenir prêtre (le Noir), épisode cruel où l'on perçoit le pouvoir néfaste de la congrégation.

Plus dure sera la chute

Protégé par l'abbé Pirard (Malik Zidi), ce dernier le fait engager comme secrétaire à Paris chez le marquis de La Mole (Patrick Mille) : deuxième étape de son ascension. La série prend véritablement son envol à ce moment-là. Plus dure sera la chute pour l'arriviste lorsque Mathilde (Camille Razat) lui apprend qu'elle attend un enfant de lui. Le marquis furieux consent malgré tout au mariage et lui achète un brevet de lieutenant (le Rouge). Patatras : Madame de Rênal écrit au marquis une lettre, sur ordre de son confesseur.

On connaît la suite, les deux coups de feu sur Louise de Rênal, l'arrestation, le procès, l'exécution et Mathilde qui enterre la tête tranchée de son amant. Gaël Morel a réussi son pari, même si on regrette quelques omissions: certains stendhaliens se pinceront le nez, les autres auront passé une bonne soirée. Nous avons passé une bonne soirée.

Saluons donc la prouesse que représente cette scénographie. Et notamment la présence de cette robe de satin à crinoline venue du 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 de Paris. Son vert intense a été obtenu par une teinture à l'arsenic, un poison si actif que ceux qui ont procédé à l'installation en vitrine devaient porter des gants.

Côté peinture, la fantaisie féminine culmine sans doute avec les portraits de la baronne de Rothschild en robe cerise (elle était bleue à l'origine). Cette avalanche de plis et de tombés, de moirures et d'éclats n'a pu être empruntée au Met de New York. Mais elle est bien évoquée en photographies comme en dessins. Quel contraste avec l'austérité des effets masculins. Redingotes et hauts-de-forme, gilets et culottes étant là uniformément noirs. Ainsi le célèbre portrait de M. Bertin (ici présent par la copie d'un ingriste, Louis François Cabanes, et aussi par sa principale étude préparatoire où l'on découvre ce personnage... debout!). « Plus les femmes éclatent de couleurs, plus les habits masculins s'assombrissent par rapport aux teintes vives et matières flamboyantes du milieu du XVIIIe siècle », résume Florence Viguier-Dutheil. Ces messieurs semblent à Baudelaire en «deuil perpétuel». La réflexion ferait mouche si ce n'était leurs nombreux détails d'élégance, comme ces gilets superposés de quelque dandy.

Reste que, de manière générale, les genres sont très marqués. Comparez le nombre de bijoux, la transparence des dentelles et l'opulence du velours de Mme de Senones (Joconde du Musée des beaux-arts de Nantes) et l'imposant carrick (pardessus en pèlerines étagées) du portrait dessiné de Françoise Leblanc. Seul le Bonaparte, Premier consul (ici une réplique d'atelier) a une dominante coquelicot à pointes d'or et vert profond.

«Autant le maître laisse à son atelier le soin de fignoler certains détails de ses tableaux comme le mobilier, autant il ne délègue jamais la facture des vêtements», détaille la responsable. La minutie y est donc autant à l'œuvre que pour les visages. D'où vient cette attention singulière pour les parures, et particulièrement les toilettes du moment ? D'un grand-père perruquier ? Plus sûrement d'un père miniaturiste et professeur de dessin. Et particulièrement de sa première épouse. Madeleine n'était pas qu'un doux visage raphaèlesque. Elle était modiste chapelière. Ses livres de comptes, qui en disent beaucoup sur le quotidien du couple, viennent d'être dépouillés.

Palpitations les plus intimes

Autre trait de cette créativité ingresque : « Baronne, princesse ou roi, le peintre a besoin de représenter le corps pour étudier le tombé des vêtements », explique Alexandra Bosc, ancienne conservatrice au Palais Galliera et commissaire associée. À preuve, le dessin préalable au portrait en crinoline, d'un bleu électrique, de la princesse de Broglie (demeuré également au Met). La belle y est nue! Même si l'attention n'avait rien d'érotique, « les héritiers de Broglie ont cherché à acheter ce dessin génant pour la famille », raconte la directrice. Là encore le trait d'Ingres est si juste, onctueux et délicat qu'il capte jusqu'aux palpitations les plus intimes. Jeune, l'auteur du Bain turc savait déjà si parfaitement rendre ses modèles qu'il avait décroché le prix de dessin du modèle vivant.

En définitive cette approche s'avère beaucoup moins superficielle qu'on le craignait. Elle éclaire sur l'esthétique. À l'issue du parcours on comprend bien que, pour Ingres, les parures signifient plus que le statut social : toute une psychologie individuelle. Dans un col amidonné ou un peigne-diadème, on lit le caractère, l'ambition ou la nonchalance, le sérieux ou la fantaisie, la distinction ou

GRANDPALAISRMN (MUSÉE DU LOUVRE) FRANCK RAUX

Madame Rivière (1805), 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

la convenance. Toute l'identité en somme. Cela a nécessité à l'artiste une observation des plus scrupuleuses.

Cette attention vériste qui va jusqu'au refus de lisser telle froissure, d'omettre tel faux pli ou trace d'usage contribue à hausser le genre du portrait à celui de la peinture d'histoire. Si Ingres va ainsi jusqu'à porter l'accident d'une cravate ou le défaut d'une dentelle, on aurait tort de croire simplement à quelque malice. En réalité cette acuité sublime les tendances forcément éphémères de la mode. Et cela ne conduit pas à une obsolescence rapide mais au contraire fixe les vies, comme miraculeusement cristallisées par le pinceau. Dès lors s'explique la forte influence de cette peinture sur les créateurs des siècles suivants. En conclusion sont d'ailleurs montrés quelques habits ingresques griffés Castelbajac, Saint Laurent ou Issey Miyake.

«Ingres et la mode», au Musée Ingres Bourdelle, à Montauban (82), jusqu'au 8 novembre. Catalogue Liénart, 352 p., 39 €. Tél. : 05 63 22 12 91. www.museeingresbourdelle.com

LE FIGARO HISTOIRE

La guerre d'Espagne, une histoire sans nom C'est un événement majeur du XXe siècle qui divisa durablement l'Espagne et a laissé des cicatrices profondes. En juillet 1936, la tension politique à l'œuvre dans le pays depuis l'avènement de la République en 1931 et les troubles consécutifs à l'arrivée au pouvoir du Front populaire débouchèrent sur un soulèvement militaire auquel participait le général Franco. Pendant trois ans, camps républicain et national se livrèrent une guerre sans merci. Le Figaro Histoire rouvre ce dossier brûlant pour tenter de comprendre comment on en arriva là. Plongeant aux sources du conflit, les meilleurs spécialistes expliquent la polarisation idéologique de l'Espagne, l'enchaînement des événements, les massacres commis par les deux camps et leurs effets sur la mémoire collective espagnole jusqu'aujourd'hui. Au cœur de l'actualité, Le Figaro Histoire décrypte le mythe, propagé par le film La Bataille De Gaulle, d'un projet américain de placer la France sous un gouvernement militaire allié en 1944. Parmi ses reportages, il vous emmène à Naples sur les traces de Joachim Murat, souverain flamboyant et attachant, mais aussi dans l'Indre chez George Sand, dont la demeure de Nohant reste l'un des lieux les plus émouvants de la mémoire littéraire franç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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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dernier atelier de corseterie français fait de la résistance

Marie-Gabrielle Graffin Envoyée spéciale à Épernay

À Épernay, l'entreprise familiale Chantelle, créée en 1876, s'est battue pour préserver les savoir-faire de la dernière grande usine de lingerie hexagonale. Aujourd'hui, elle relance une production ambitieuse, accueillant même des marques en quête de fabrication locale. Visite.

L

es conversations sont feu-trées, les gestes, éconi-omes. Dans l'usine Chantelle d'Épernay, dans la Marne, les 85 couturiers travaillent sans lever les yeux, concentrées sur quelques millimètres de couture ou de dentelle découpée à la main. Ici, personne ne court. Pourtant, tout avance vite. D'un poste à l'autre, un soutien-gorge passe entre une quarantaine de mains. Inaugurée en 1962, l'usine est aujourd'hui le dernier atelier de corseterie encore en activité dans l'Hexagone. Un morceau de l'histoire industrielle française, une rareté à l'heure où la confection textile a largement quitté le territoire.

Mais pour comprendre Épernay, il faut se rendre à une centaine de kilomètres de là, à Romilly-sur-Seine. C'est là-bas qu'en 1876 la famille Kretz pose la première pierre de ce qui deviendra la marque de lingerie Chantelle, en inventant un tricot élastique destiné à rendre les corsets moins contraignants. Des corsets qui laisse-ront place aux gaines, puis aux soutiens-gorge.

Au fil des décennies, la maison accompagne l'émancipation féminine avec plusieurs modèles devenus emblématiques. D'abord la ligne Fête, symbole d'une lingerie de maintien devenue plus féminine; puis Fleurs, et sa dentelle florale et ses jeux de transparence; ensuite Champs-Élysées, reconnaissable à sa silhouette pigeonnante et son allure glamour; enfin SoftStretch, dont la matière technique et brevetée épouse les corps comme une seconde peau tout en offrant un effet gainant invisible.

«L'histoire de Chantelle peut se raconter à travers six ou sept créations, souligne Guillaume Kretz, directeur général. Mais aussi des slogans forts tels, "Chantelle, la gaine qui ne remonte pas" dans les années 1960, "Bougez, ils ne bougeront pas" en 1970 ou "Chantelle aime tous les seins" dix ans plus tard. »

Le représentant de la sixième génération poursuit : « Ces modèles traversent les décennies parce qu'ils ont toujours répondu aux besoins de nos clientes. La preuve, elles sont nombreuses à racheter le même soutien-gorge, parfois depuis cinquante ans. »

Le choix d'Épernay ne doit rien au hasard. En 1962, la localisation de l'usine, située en centre-ville, à quelques pas de la gare, permet aux 250 couturières de venir facilement travailler, sans avoir le permis. Soixante-quatre ans plus tard, si les machines ont évolué et que les petites mains sont moins nombreuses, le cœur du métier demeure intact.

Sur les tables de coupe, un soutien-gorge ressemble d'abord à un puzzle. Plus de vingt-cinq composants - dentelles, tulles, élastiques, armatures, agrafes, bretelles - doivent être assemblés. « Un soutien-gorge demande une quarantaine d'opérations de fabrication, explique Delphine Chapelot, directrice du site. Chacune d'elles nécessite son matériel spécifique. Il faut environ trois mois pour apprendre les gestes de base. »

«Nos modèles traversent les décennies parce qu'ils ont toujours répondu aux besoins de nos clientes. La preuve, elles sont nombreuses à racheter le même soutien-gorge, parfois depuis cinquante ans »

Guillaume Kretz Directeur général de Chantelle

Les rouleaux de dentelle arrivent de France, d'Italie ou de Suisse. Les matières sont ensuite découpées, moulées, assemblées puis contrôlées. Dans un secteur de la confection largement automatisé, la lingerie résiste et demande toujours une expertise manuelle. Avant même la confection, chaque motif de dentelle est ici positionné à la main pour garantir la symétrie.

« Une fois que l'on sait fabriquer de la lingerie française, on sait pratiquement tout faire de ses dix doigts. Les matières vivantes s'étirent, se rétractent, bougent sans cesse. C'est probablement le produit textile le plus complexe à réaliser», poursuit Delphine Chapelot.

Devant sa machine, Anaïs guide un galon élastique au millimètre près. Quelques postes plus loin, Laurence assemble les bonnets. Puis, Isabelle réalise une couture transversale qui déterminera la tenue de la poitrine. « Cela fait quarante-deux ans que je suis ici. Je pars à la retraite dans un mois... et je ne me lasse toujours pas », sourit-elle.

Des gestes qui ne s'apprennent plus ailleurs. Labellisé Entreprise du patrimoine vivant en 2025, le site forme désormais lui-même ses nouvelles recrues. « Il n'existe plus de formation extérieure pour apprendre la corseterie. Notre rôle est donc de transmettre ces savoir-faire », reprend Delphine Chapelot.

Si, pendant longtemps, l'usine s'était transformée en centre de développement - les derniers modèles y étaient conçus avant d'être fabriqués dans d'autres usines du groupe aux quatre coins du monde -, le marché a changé. Alors que le « made in France » redevenait désirable, les ateliers spécialisés, eux, disparaissaient.

«Nous nous sommes dit qu'il était dommage de conserver un tel outil uniquement pour fabriquer des prototypes. Il y a six ans, nous avons relancé la production ici, à Épernay», se souvient la directrice. Aujourd'hui, l'atelier fabrique les lignes premium de Chantelle mais aussi celles d'une soixantaine de marques françaises, des plus jeunes aux plus établies, venues chercher ici « un conservatoire vivant de la fabrication française ».

Cette quête de perfection explique d'ailleurs le prix d'un soutien-gorge Chantelle, autour d'une centaine d'euros. « L'objectif n'est pas seulement de produire, mais de reproduire, à l'identique et avec la même exigence, le même modèle des milliers de fois. C'est exactement cela, l'excellence du savoir-faire français. »

L'innovation passe aussi par une batterie de tests. Les prototypes sont soumis à des cycles de lavage et de résistance, ainsi qu'à l'épreuve du corps humain : les salariées repartent chaque semaine avec leur pochon de tulle où ont été glissés des modèles en développement. Elles les porteront pendant plusieurs semaines avant de transmettre leurs remarques au bureau d'études. Bretelles trop courtes, dos qui remonte, armature qui comprime... rien ne leur échappe.

« On ne conçoit pas un soutien-gorge sans penser aux femmes qui vont le porter, insiste Renaud Cambuzat, le directeur de la création qui œuvre à la modernisation de la marque, notamment, à travers des images de campagne dans l'air du temps. La lingerie touche à l'intime. Le confort est indispensable mais il ne doit jamais empêcher la féminité ni la séduction. »

1. Dans l'usine Chantelle aujourd'hui, les couturières perpétuent le savoir-faire artisanal de la lingerie.

2. Collection Fleurs, une des meilleures ventes.

3. Archives des années 1980.

4. En 1962, l'usine s'est installée au centre d'Épernay, afin de permettre aux couturières de venir travailler facilement. CHANTELLE

Une philosophie incarnée par Soft-Stretch, lancée il y a dix ans et depuis largement copiée. Cette ligne ultra-extensible, pensée comme une seconde peau et capable d'épouser plusieurs morphologies, est devenue un succès mondial, avec plus de dix pièces vendues chaque minute.

« C'est un produit extrêmement technique qui se fait totalement oublier une fois porté, se félicite Guillaume Kretz. Plus que de répondre à un besoin, nos produits ont toujours eu un cran d'avance sur leur époque. SoftStretch, c'était une révolution à sa création. Notre indépendance, nos propres usines et l'internalisation de tous nos métiers nous permettent d'innover et de créer. »

Mais l'enjeu n'est plus seulement industriel. Depuis une dizaine d'années, les habitudes changent : en France, 40% des femmes ne rachètent pas de soutien-gorge chaque année. « L'enjeu pour Chantelle est de continuer à être pertinent tout en restant fidèle à son héritage corsetier, riche de cent cinquante ans d'histoire, conclut le dirigeant. Nous avons une responsabilité : pérenni-ser ces savoir-faire, les transmettre aux générations suivantes. Cette légitimité française nous pousse à préparer les cent cinquante prochaines années. »

Choisir un ordinateur pour la rentrée étudiante

Pascal Grandmaison

Les nouveaux modèles portables se distinguent par leur autonomie et leur gestion de l'IA. Suivez notre guide d'achat.

P our les élèves de la seconde aux classes universitaires, un ordinateur doit répondre aux exigences de chaque cursus et aux particularités de chacun. Un

étudiant en lettres, en droit ou en sciences humaines n'a pas les mêmes besoins qu'un étudiant en architecture, en audiovisuel ou en développement informatique. Pour la bureautique, la navigation sur internet, la visioconférence et la lecture de documents, un modèle relativement simple peut suffire. C'est le cas de la grande majorité des étudiants, qui doivent surtout posséder une machine endurante pour consigner les cours tout au long de la journée. En revanche, les formations utilisant des logiciels de montage vidéo, de modélisation 3D, de conception assistée par ordinateur ou de programmation nécessitent davantage de puissance, notamment une puce GPU pour les calculs graphiques, qui peut faire exploser le prix. Avant l'achat, il est utile de vérifier les recommandations de l'établissement et la liste des logiciels qui seront employés pendant l'année. Certains programmes fonctionnent uniquement sous Windows, tandis que d'autres sont disponibles sur Windows, macOS et parfois Linux. Enfin, n'oublions pas que le prix reste le critère numéro un pour des jeunes personnes ne travaillant pas. Ce sont souvent les parents qui fixent une limite plancher. Heureusement, les offres de rentrée bénéficient de rabais intéressants, sur les nouveaux modèles, sur des packs incluant souris et sac de transport, ou encore sur des appareils accusant deux ou trois ans mais présentant des caractéristiques intéressantes. Précisons que les serveurs IA accaparent une grande partie des ressources mondiales de puces informatiques. En conséquence, le prix des processeurs et de la mémoire a augmenté de 30% à 60%. À partir de la rentrée, les prix risquent littéralement de flamber.

■ Les éléments techniques

Ci-dessus, de gauche à droite, le MacBook Neo d'Apple et l'Asus Zenbook 14. Ci-contre, la tablette tactile Lenovo Idea Tab Pro Gen 2. APPLE; ASUS; LENOVO

Le processeur est le moteur de l'ordinateur. Pour un usage étudiant courant, un processeur récent de milieu de gamme offre un niveau de performance convenable. Les puces puissantes sont surtout utiles pour le montage, la 3D ou le calcul scientifique. Précisons que la puce graphique intégrée au processeur reste suffisante pour la prise de notes, la bureautique ou les recherches internet. Elle présente même les avantages d'une consommation réduite, d'une meilleure autonomie et d'une machine plus légère. Une carte graphique dédiée (GPU) devient capitale pour la modélisation 3D, le montage vidéo avancé, les effets spéciaux et les jeux vidéo. Les machines apparaissent alors plus épaisses, bruyantes et moins autonomes.

La mémoire vive (RAM) permet de faire fonctionner des logiciels gourmands ou plusieurs applications simultanées. 8 Go de RAM montrent aujourd'hui leurs limites lorsque plusieurs onglets de navigateur, un logiciel de visioconférence et une suite bureautique sont ouverts simultanément. 16 Go constituent désormais une base raisonnable pour la majorité des étudiants. Les portables actuels utilisent généralement un SSD, beaucoup plus rapide qu'un disque dur mécanique, surtout pour le démarrage du système et l'ouverture des applications. 256 Go représente un bon départ mais peut devenir insuffisant avec l'accumulation de photos ou de vidéos. Préférez 512 Go et un disque externe ou un service de stockage en ligne pour compléter l'espace disponible.

L'importance de l'écran reste sous-estimée

«Il ne faut pas lésiner sur la qualité de l'affichage, assure Leslie Cuynat, responsable marketing chez Asus. Les élèves passent beaucoup de temps sur les écrans, et la fatigue oculaire peut être importante à la fin de la journée. Nous conseillons de privilégier une dalle Oled qui offrira des noirs plus intenses, des couleurs vives et moins de lumière bleue, perturbatrice du sommeil. » De même, un bon clavier, avec suffisamment de profondeur de touche pour générer un retour des doigts, s'avère plus confortable.

C'est d'ailleurs un critère différenciant avec les tablettes. Enfin, le dernier point à considérer concerne l'autonomie et le poids des machines. Il est souvent impossible de recharger dans un amphithéâtre et l'appareil doit tenir toute la journée. Les PC modernes affichent entre 14 et 23 heures d'autonomie. Ne visez pas en dessous, notamment avec des produits anciens ou d'occasion qui parfois ne dépassent pas 4 à 5 heures. Quant au poids, on recommande de privilégier une fourchette entre 1 kg et 1,7 kg (attention au poids du chargeur). Nous vous présentons quelques modèles «spécial rentrée», classés par fourchette prix.

Moins de 500 euros

C'est le domaine du Chromebook, cet appareil fonctionnant avec le système d'exploitation ChromeOS de Google et travaillant principalement en ligne (connexion rapide indispensable). Rapide au démarrage et peu cher, il est intéressant pour les tâches bureautiques légères. On pourra s'équiper avec l'Asus Chromebook CM1406 (450 €, 1,4 kg). Offrant un écran tactile LED 14 pouces Full HD, un processeur MediaTek Kompanio 540 à 8 cœurs, un stockage SSD 128 Go et une mémoire vive de 8 Go, il assure un jour d'autonomie. Il a d'ailleurs fait l'objet d'un partenariat avec la région Île-de-France. À la rentrée 2026, 470 lycées disposeront d'un modèle (sans écran tactile) remis gratuitement aux élèves de seconde, soit près de 150 000 unités.

Autre solution abordable, la tablette tactile Lenovo Idea Tab Pro Gen 2 (479 €) s'associe au clavier 2-en-1 (70 €) pour prendre des notes en cours, annoter un document ou esquisser un croquis avec le stylet. Ne mesurant que 6,2 mm d'épaisseur pour un poids de 598 g, elle s'emporte partout sans y penser. Elle profite d'une dalle Pure-Sight Pro de 13 pouces, assurant une ré-solution de 3504 x 2190 pixels, un taux de rafraîchissement allant jusqu'à 144 Hz et une luminosité pouvant atteindre 800 nits, pour rester lisible même au soleil. Enfin, sa batterie de 10200 mAh assure jusqu'à 12,5 heures d'usage continu.

Entre 500 et 1000 euros

Dans un environnement bureautique, un ordinateur équilibré de milieu de gamme conviendra parfaitement. Gardez cependant à l'esprit qu'une machine suffisamment équipée peut accompagner l'étudiant pendant toute la durée de son cursus. De même, le prix ne doit pas être le seul critère. Un ordinateur fiable, léger et doté d'une bonne autonomie peut s'avérer plus utile qu'un modèle très puissant mais difficile à transporter. Dans le domaine, c'est le MacBook Neo d'Apple qui mène le jeu. Alimenté par une puce d'iPhone, ce 13 pouces (résolution 2408 x 1506 pixels) de 1,2 kg affiche 16 heures d'autonomie et d'excellentes performances pour les tâches bureautiques. Face à la concurrence, il se détache surtout par son affichage de grande qualité et par sa magnifique coque en alu brossé. Vendu initialement au prix de 699 €, il s'échange désormais à 799 € à cause de l'envolée des prix des puces. Les étudiants peuvent cependant l'acquérir à 699 € (en 256 Go) grâce au tarif « éducation ». C'est le prix auquel les rivaux se positionnent également. Ainsi, l'Asus Zenbook 14 UX3480 offre 23 heures d'autonomie (avec charge rapide), un poids de 1,2 kg, une intéressante dalle Oled 16 pouces et un magnifique cadre en ceraluminium, matériau breveté de la marque. Au même tarif, l'Acer Swift Air 14 oppose ses 12,9 mm d'épaisseur, son autonomie de 19 heures, un processeur Intel Core 7350 et un écran 14 pouces Full HD. Les amateurs de finesse lui préféreront sans doute le Dell XPS 13 (799 € pour les étudiants, 13 pouces, 17 heures d'autonomie) et ses 12,7 mm d'épaisseur pour un poids de 1 kg.

Plus de 1 000 euros

Les personnes utilisant des logiciels lourds doivent prévoir un budget plus important, notamment lorsqu'une carte graphique dédiée s'avère nécessaire. Ils se rapprocheront de l'Asus Zenbook 14 UX3480, proposé à 2000 € avec une puce Intel Ultra 9, ou de l'Acer Nitro V15 15,6 pouces (1999 €, puce Intel Core 9, carte graphique GeForce RTX 5060). À ce tarif, on sort du cadre strict des offres pour les étudiants.

L'aspirateur à tout faire

Taches, poils, liquides... Le nettoyeur vapeur Polti Stainover assainit tout sans utiliser de produits chimiques. Nous l'avons testé.

Des poils d'animaux incrustés dans les poils du tapis, une ta- che de gras sur le canapé en tissu, des joints de salle de bains souillés... Quelles techniques em- ployer pour faire disparaître ces salissu- res tenaces. Et surtout, quels appareils? Le spécialiste italien de la technologie vapeur a peut-être la réponse. La sham- pouineuse Polti StainOver SC30 (249 €) promet de s'acquitter de l'ensemble de ces besognes, sans utiliser de déter- gents, grâce à ses technologies de vapeur ou d'eau chaude ainsi qu'à un attirail de neuf accessoires.

Relativement élégant pour un appareil de nettoyage, le Polti StainOver affiche un gabarit compact de 39,5×24×33 cm pour un poids de 6 kg. Particulièrement maniable grâce à ses quatre roulettes, il se distingue par un ingénieux système d'enroulement du câble et du flexible d'aspiration, entraînant un gain de place indéniable lors du rangement. Outre deux réservoirs d'eau, propre et sale, il s'appuie sur un moteur de 2000 W, une pression vapeur de 4 bars avec un débit de 40 g/min, ainsi qu'une aspiration confortable de 14,9 kPa. Son intérêt principal réside dans ses quatre modes de nettoyage : Eau froide et aspiration pour les liquides et les salissures légères, Eau chaude et aspiration pour les taches incrustées, Vapeur et aspiration pour venir à bout des souillures incrustées, Fonction Vaporetto pour assainir les vitres et les joints grâce à la vapeur à haute température. Polti prétend éliminer jusqu'à 99,99% des germes, bactéries et moisissures (résultat certifié par des laboratoires indépendants).

Puissant mais bruyant

Du côté des accessoires, on compte une buse de nettoyage avec deux inserts interchangeables (poils en nylon pour frotter les taches incrustées, tête en caoutchouc pour capter poils et résidus), une lance à vapeur, une grande et une petite brosse en nylon, une brosse à joints, une raclette à vitres avec sa bonnette, un sac de rangement. Ajoutons enfin que l'appareil dispose d'un guide vocal en sept langues.

Lors de nos essais, nous avons été séduits par sa polyvalence absolue. Parfait pour s'attaquer aux sièges et aux tapis d'une voiture, le Polti StainOver apporte une réponse salvatrice pour les tâches résistantes ou pour le nettoyage des joints de baignoire que l'on remet généralement à plus tard. Il s'est révélé habile à faire totalement disparaître une marque de sauce sur un tapis en exploitant le mode Eau chaude et aspiration. Il ne restait plus alors qu'à attendre le séchage (qui peut durer plusieurs heures). Nous avons surtout apprécié la possibilité d'éliminer les germes et les bactéries sans laisser de traces d'un quelconque produit chimique. Les foyers avec enfants apprécieront. Appareil à tout faire, le Polti StainOver permet également de gagner de l'espace dans le placard en remplaçant une shampouineuse, un détacheur ou un injecteur extracteur à vapeur. Précisons qu'il requiert entre 35 et 45 secondes pour chauffer avant utilisation. Seul véritable bémol, il génère un volume sonore de 81 dB. C'est clairement bruyant, mais pas plus qu'un aspirateur ! ■ P.G.

Il était une fois le château de Chambord

Simon Cherner

Gros plan sur ce joyau architectural fragilisé par les siècles et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mais de mieux en mieux compris par les spécialistes.

A u commencement, il y avait un marais. Une terre de Sologne, humide et incertaine, toute couverte de pièges sablonneux et de méan-

dres tracés par la rivière du Cosson. En quelques dizaines d'années, cette lande sauvage a fait place à l'édifice royal le plus emblématique de la Renaissance française. Chambord. Le château des châteaux. Un bâtiment démesuré né d'un pari fou, d'innovations en pagaille et du montage ingénieux de centaines de tonnes de tuffeau. Un diamant architectural, fruit du bon plaisir et de la volonté acharnée de son commanditaire, François Ier.

L'histoire de ce château idéal, propriété de l'État depuis 1930, valait bien un nouveau documentaire. Confié à Hélène Gombert (Londres des mystères), Chambord. Les secrets d'un chantier monumental file droit au but. Cette production inédite revient en une cinquantaine de minutes sur la genèse de ce remarquable projet architectural dont s'était entiché le jeune François Ier au début de son règne. Roi bâtisseur, il avait multiplié les projets, touchant aussi bien au Louvre qu'au château de Blois. Chambord, en revanche, devait être une pure création. Ses fondations ont été jetées en 1519, dans une plaine certes inhospitalière, mais située à proximité de forêts giboyeuses. La future résidence de chasse ambitionnait de faire la démonstration de l'autorité royale. Ses volumes devaient également fournir le gîte à l'ensemble de la cour qui accompagnait le roi dans ses déplacements, à une époque où le pouvoir suprême était encore itinérant. Un sacré cahier des charges!

Un chantier semé d'embûches

Ce chantier gargantuesque s'est avéré semé d'embûches. Les historiens prennent de mieux en mieux la pleine mesure de ces difficultés. Une fièvre des marais a sans doute décimé les

Chaque année, Chambord accueille plus de 1,2 million de visiteurs. RMC PRODUCTION

ouvriers. La reprise des guerres d'Italie et la captivité de François Ier ont également pénalisé les travaux. Le joyau central de Chambord, son escalier à double révolution, a quant à lui nécessité des prouesses inédites d'ingénierie. Élancé sur une hauteur de 20 mètres, le dispositif enchevêtre deux volées de marches en colimaçon enroulées l'une dans l'autre sans jamais se croiser. L'ensemble est surmonté de la grande tour-lanterne du château, qui aurait dû, par sa masse, provoquer l'écroulement de la structure. Des scanners laser ont récemment percé le secret de cette construction énigmatique. Léonard de Vinci et d'autres génies italiens ont probable-ment phosphoré sur ce chantier d'exception. Tout Chambord s'est accordé au diapason de la Haute Renaissance.

Le site, aujourd'hui mondialement reconnu et visité par plus de 1,2 million de visiteurs annuels, est resté, paradoxalement, longtemps mal aimé. Le plus grand des châteaux de la Loire était à la fois vaste et exigu, aussi magnifique à visiter qu'inconfortable à habiter. En trente-deux ans de règne, François Ier n'y aura passé qu'environ 70 nuits. Un siècle plus tard, le domaine a néanmoins su charmer Louis XIV. Le Roi-Soleil réhabilite le château et le dote d'un jardin à la française. Les siècles suivants sont, hélas, moins doux. Négligé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pillé à la Révolution, l'ancien château royal est finalement repris par la République. Depuis, l'entretien et la restauration au long cours de Chambord demeurent un combat permanent alors que le vieillissement du site menace désormais toute l'aile François-Ier. Pire encore,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devrait multiplier les crues dévastatrices qui, à l'image de celle de 2015, ont sapé les fondations du château. Pour le consolider, d'importants travaux devraient s'échelonner jusqu'en 2032. Chambord en a vu bien d'autres.

«Chambord : les secrets d'un chantier monumental» À 21h10, sur RMC Découverte Notre avis : ●●●○

La mythologie de Frida Kahlo

Valérie Duponchelle

Un documentaire passionnant sur l'intrépide artiste mexicaine qui a créé une peinture mystique à partir de sa propre souffrance.

«Je n'ai jamais autant souffert. Je ne savais pas que je pouvais supporter autant de douleur. C'est pourquoi j'ai décidé de tout vous dire, maintenant. » La voix supposée de Frida Kahlo est doublée par une voix française un rien apprêtée, mais la force de son esprit demeure. Sur son visage et son torse menu, elle a peint des clous. En guise de colonne vertébrale, celle qui a été blessée sauvagement par un accident entre un bus et un tramway à 18 ans, dont la jambe droite est fracturée à 11 endroits et le bassin transpercé, peint une Colonne brisée (1944). Le foetus qui plane comme une ombre sanglante dans son ciel reste le rêve perdu d'un enfant. Le squelette du Jour des morts (Dia de muertos) au Mexique est apprivoisé par la boîte de pastels, par la peinture, par la lumière du Nord dans le grand atelier de verre. Regardant tout son être comme un sujet, faisant de ses douleurs et de ses espoirs un mythe où le corps se transforme, se dédouble, survit à tout, Frida Kahlo a créé sa propre légende.

Frida Kahlo, peut-on encore la découvrir? Elle trône en reine moderne dans son Autoportrait en robe de velours (1926), le tableau peint après l'accident pour son premier amour, Alejandro Gomez Arias, envoyé pour un long séjour en Europe par sa famille qui ne veut pas qu'il épouse une infirme. Le documentaire s'ouvre sur le quartier de

Coyoacan, faubourg de Mexico où son père a construit en 1904 la célèbre Casa azul (la Maison bleue) où elle naît en 1907 et où elle meurt en 1954 à 47 ans. Ses cendres y reposent, près de son lit, dans une urne qui a la forme de son visage. L'histoire de son père, cet émigré allemand fasciné par la modernité de Mexico, photographe et son premier mentor, l'histoire de sa mère, de souche indigène et de foi catholique, détermineront sa bravoure, son ambition et son art. Elle voulait devenir médecin, avait entrepris des études scientifiques dans une société très machiste et traditionnelle. Toutes les historiennes mexicaines et américaines témoignent ici : d'emblée, Frida était très différente.

La Tate Modern de Londres explore jusqu'au 4 janvier 2027 comment cette légende s'est perpétuée dans « Frida : The Making of an Icon. » Puis la Fondation Beyeler de Bâle examinera, du 31 janvier au 17 mai, son œuvre, réunissant quelque 50 peintures, soit près d'un tiers de l'ensemble de sa production picturale, et 15 dessins majeurs.

Beauté alternative

Tout, le grand miroir fixé au ciel de son baldaquin pour lui permettre de se peindre, son regard intense qui marque son style bien à elle, ce monosourcil qui est devenu le signe distinctif de ses autoportraits et aujourd'hui de ses poupées - elle écrit souvent qu'elle aime ses sourcils connectés, signe de rébellion et de foi en sa beauté alternative -, son engagement politique avec le Parti communiste en 1928, sa rencontre avec Diego Rivera, figure du nouveau mouvement révolutionnaire, le muralisme mexicain, tout cela marque son chemin d'autant de pierres blanches. Ils se marient en 1929. Elle porte des vêtements de servante, fume sur la photo de mariage. Briseuse de codes, d'emblée.

«Frida Kahlo» À 20 h50, sur Museum TV Notre avis : ●●●●

MOTS CROISÉS

PROBLÈME N° 7323 HORIZONTALEMENT

1. Traits louables. - 2. Conduite en ville. - 3. Étoffe de soi. Tête blanche. - 4. Repas jour et nuit. - 5. Donne de bons tuyaux, symboliquement. Star de cinéma. - 6. Être sans foi. Frappe en plein cœur. - 7. Andreas-Salomé pour Rilke. A une marque sur la peau. - 8. Se pince ou se tourne. Pêche à la ligne. - 9. Petit œuf calcaire. - 10. Défaut de formation. - 11. Réduit au silence ou passée sous silence. La légendaire précision suisse, il n'y a pas failli. - 12. Pour qui ils se prennent.

2. Divin serpent à plumes des Aztèques. - 2. On le presse d'intervenir à Montréal. - 3. Grâce à lui, les barbes ne se taillent plus. Traitées pour faire rouler les mécaniques. - 4. Article d'emballage. 42 au cinéma et même au thermomètre. Parasol en bois. - 5. L'usure le fait gonfler. Buté. - 6. Prend dans ses filets. Préparée avec des fraises. - 7. Grecque. Deesse noire de l'hindouisme. Passe à Mulhouse. - 8. Sujet imposé. Oiseaux de haute mer adaptés au froid.

SOLUTION DU PROBLÈME N° 7322

HORIZONTALEMENT 1. Métrites. - 2. Agrafage. - 3. Gley. Roc. - 4. Nomade. - 5. Ambiante. - 6. Nil. Ôté. - 7. Ases. ÉNA. - 8. Ramas. Os. - 9. Étésiens. - 10. Lins. Mni. - 11. Loteries. - 12. Enserrée. VERTICALEMENT 1. Magnanarelle. - 2. Églomisation. - 3. Tremblements. - 4. Rayai. Sassée. - 5. If. Dao. Si. Rr. - 6. Tarente. Émir. - 7. Ego. Tenonnée. - 8. Secte. Assise.

Par Vincent Labbé

RONDE DES MOTS®
Trouvez les mots correspondant aux définitions centrales et inscrivez-les autour de la case qui leur revient. La première lettre de chaque mot est indiquée par le triangle. Chaque mot se lit dans le sens des aiguilles d'une montre.

RCI-JEUX

TF1

21.10 Camping Paradis Série. Humoristique

Fra. 2025. Avec Laurent Ournac, Patrick Guérineau. Coups de cœur au Paradis. Inédit. Pour le carnaval de Martigues, Xavier et André ont commandé un char de seconde main sur Internet.

23.00 Camping Paradis. Série. Humoristique. Pâtisserie au Paradis – Un boys band au paradis.

CANAL+

21.06 Gomorra : les origines Série. Policière

Ita. 2026. Saison 1. Avec Luca Lubrano, Renato Russo. 2 épisodes. Angelo «la Sirène» n'a pas d'autre choix que d'accepter un pacte; pour réaliser ce contrat, il va pouvoir compter sur l'aide de Pietro et de ses amis.

22.56 Eddington. Film. Comédie noire. Avec Joaquin Phoenix.

20.26 Circo. Magazine.

20.40 Suzanne Lenglen, le court de la liberté Documentaire. Fra. 2023. Réal.: Olivia Laurin. 1h. Suzanne Lenglen a laissé son empreinte non seulement sur les courts de tennis mais aussi dans l'histoire de l'émancipation féminine.

21.40 DébatDoc 22.00 Sens public. Magazine.

france·5

20.00 C à vous la suite. Talk-show.

21.05 Burning Man, le désert de tous les possibles Documentaire. Fra. 2026. Réal. : Frédéric Elhorga, Julien Boluen. 1h35. Au Nevada, une ville éphémère surgit du néant réunit 80 000 participants pour le Burning Man.

22.40 C dans l'air. Magazine. Prés.: Caroline Roux.

france•2

Fra. 2025. Saison 1. Avec Victor Belmondo, Virginie Ledoyen. 2 épisodes. Inédit. En 1828, la monarchie restaurée vacille, une nouvelle révolution gronde. Dans cette France troublée, un pauvre fils de charpentier est prêt à tout pour s'élever socialement.

22.40 Une amitié dangereuse. Série. Dramatique. 2 épisodes.

L'arme à gauche Film. Policier

Fra/Ita/Esp. 1965. NB. Réal.: Claude Sautet. 1h40. Avec Lino Ventura. Aux Caraïbes, un navigateur français resté à quai est contacté par un homme mystérieux qui lui demande d'acheter en son nom le yacht le «Dragoon».

22.35 Call me Kate : Katharine Hepburn, une actrice de légende

18.20 Tout beau, tout n9uf. Inédit.

21.25 Seul sur Mars

Film. Science-fiction. EU/GB/Hng/Jor. 2015. Réal.: Ridley Scott. 2h25. Avec Matt Damon. Laisse pour mort sur la planète Mars, un ingénieux astronaute s'organise pour survivre en attendant d'être secouru. Il tente parallèlement de joindre la Nasa.

23.50 Enquête d'action. Magazine.

RMC DÉCOUVERTE

20.05 Top Mecanic, 5 jours pour restaurer une épave. Documentaire.

21.10 Chambord : les secrets d'un chantier monumental Documentaire. Fra. 2026. Réal. : Hélène Gombert. 1h05. Inédit. Cinq siècles après sa construction, Chambord défie les scientifiques.

22.15 Versailles : Les secrets d'un chantier monumental. Documentaire.

france·3

Esp/All/Ita/EU. 1966. Réal : Sergio Leone. 2h50. Avec Clint Eastwood. En pleine guerre de Sécession, trois hommes, as de la gâchette consacrent toute leur énergie à rechercher un coffre rempli d'or.

00.00 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 Film. Thriller. Avec Leonardo DiCaprio, Brad Pitt.

L'amour est dans le pré Téléréalité

Fra. 2026. 2h10. Inédit. Les deux frères Étienne et Fabien, seront sous le feu des projecteurs. Ces éleveurs laitier originaires de Normandie cherchent à concilier leur activité d'agriculteurs avec une vie de famille épanouie.

23.20 L'amour vu du pré. Divertissement. Inédit.

19.15 Quotidien. Inédit.

21.25 World War Z

Film. Science-fiction. EU. 2013. Réal.: Marc Forster. 2h10. Avec Brad Pitt, Mireille Enos. Un ancien agent des Nations unies reprend du service pour lutter contre un virus mortel qui ravage la population mondiale.

23.35 Spider-Man 3. Film. Fantastique. Avec Tobey Maguire.

19.50 Normandie, terre de guerriers

20.50 Grèce antique, les chroniques de l'ombre Documentaire. All. 2025. Réal.: Martin Becker, Cornelia Stier. 1h50. 2 épisodes. Inédit. Les Minoens et les Mycéniens deveinnent les premières civilisations avancées d'Europe.

22.40 Grèce antique, les chroniques de l'ombre. Documentaire. Inédit.

LE FIGAROTV Île-de-France

12.00 Points de vue. Présenté par Vincent Roux. 18.30 Le Buzz TV. Nicolas Vollaire et Damien Canivez reçoivent Darius Rochebin. 19.00 Bienvenue en Île-de-France. Présenté par Victoire Sikora.

21.00

Les 200 ans du Figaro : «Sans la liberté de blâmer...»

Documentaire de Jean-Louis Remilleux et Laurent Menec. L'histoire du plus ancien quotidien français, fondé en 1826. 22.00 Chroniques d'une cité. Documentaire. Trondheim, ville créée il y a plus de mille ans.

Pour regarder Le Figaro TV ? Canal 34 de la TNT en Île-de-France ou sur les box

SFR 194 Free 203

Orange 118 Bouygues 247

À LA DEMANDE

Les Chevaliers du ciel

Au salon aéronautique de Farnborough, la disparition mystérieuse d'un Mirage 2000 entraîne les capitaines Antoine Marchelli et Sébastien Vallois dans une mission à haut risque. En découvrant un vaste complot visant à détourner un avion de chasse français à des fins terroristes, les deux pilotes de l'armée de l'air se retrouvent au coeur d'une manipulation internationale qui menace le défilé du 14 Juillet, dans le ciel de Paris. Ce «Top Gun» à la française ne manque pas de séquences spectaculaires, malgré un scénario qui peine à décoller et des personnages franchement ras les pâquerettes. Reste un divertissement visuellement abouti, qui permet de retrouver Benoît Magimel et Clovis Cornillac.

ÉPHÉMÉRIDE St-Aristide Soleil : Lever 07h06 - Coucher 20h35 - Lune décroissante

APRÈS-MIDI

LE TEMPS AILLEURS...

ALGER	25/31	AMSTERDAM	16/19	ATHÈNES	22/35
BARCELONE	23/29	BELGRADE	22/35	BERLIN	18/26
BERNE	16/23	BRUXELLES	16/20	BUDAPEST	21/34
COPENHAGUE	15/19	DUBLIN	13/18	LISBONNE	18/26
LONDRES	15/21	MADRID	18/33	PRAGUE	17/25
RABAT	18/28	ROME	24/37	TUNIS	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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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I-JEUX

MOTS FLÉCHÉS DU FIGARO N°4540

BRÈVE INFO

FAIRE CUIRE AU FOUR

ÉPROUVE

PRINCIPE DE LA PENSEE CHINOISE

HOMME À ÉCHARPE

CHEVE-LURE SAUVAGE

POUR LES CADRES

EXPÉDIER LE TRAVAIL

SIGLE COLONIAL

C'EST UN CHOIX

MÉLANGE GAZEUX

VIEUX JEU

CHEFS D'ATELIER D'UNE IMPRIMERIE

ASSO-CIERAI

FAIT CONCRET

AIDE DE L'ÉTAT

VIDÉ PAR LE TRIPIER

CITÉ NOR-MANDE

MONNAIE A RIO

LIVRE D'AUTEL

EMPLUMÉ HAUT EN COULEUR

REMET EN POSITION

JEUNE LÉGUME

QUI EST LÀ

CALMER

JALOUSE

PEUR

▶

OPTIMISTE

▶

▶

RESTO-ROUTE

▶

▶

MANIÈRES EMPRES-SEES

SALIR SES SOULIERS

REMUÉ

EXCES DE POIDS

VER DES SABLES

▶

▶

FIT L'IN-NOCENT

▶

JAZZ VOCAL

▶

▶

PRIS PAR LE NEZ

AROMATE

ERGOT DU COQ

IXIÈMES

▶

ÉDITÉ

▶

DÉSIN-TÉRESSÉS

▶

▶

▶

ÎLE QUI DONNE LE TON

▶

MARQUE L'INTEN-TION

IL HABITE MOSCOU

CRI DE SURPRISE

HARASSE

RABOTER

▶

▶

UNE FAÇON DE SUR-VEILLER SA LIGNE

▶

▶

ARBRE

▶

PRENDS UNE VESTE

▶

▶

MER D'ARABIE

ESTI-MATION

DÉSIGNE LA CHOSE

LAC ITALIEN

▶

ÉNONCÉES À LA SUITE

▶

PETITE COMPA-GNIE

▶

MISE AU SECRET

▶

SUPPORT SUR LE PARCOURS

INQUIÉ-TANTS

MÉTAL ABRÉGÉ

COCON

▶

RéSEAU RÉGIONAL

▶

INJECTER UN VACCIN

▶

▶

COUPURE DE CINEMA

▶

▶

TECHNÉ-TIUM

MOT DE PESTE

GROUPE D'ÉTATS

PRONOM

▶

UN TYPE AU VIOLON

▶

▶

ESSENCES

▶

CHASSE À CORS ET À CHEVAL (A)

▶

▶

DEVENU MOINS FORT

PAS ENCORE BLANCHI

▶

CHANTEUR GREC COMME HOMÈRE

▶

TELLE UNE PLANTE QUI PIQUE

▶

PAR Yves Thréard

Cette élégante écrivain franco-camerounaise sort un deuxième roman qui participera à la course aux prix littéraires de l'automne.

P our aborder des moments importants de leur vie, certains consultent des voyants. Osvalde Lewat, elle, consulte ses morts. Elle retourne à Bangangté,

dans l'ouest du Cameroun. Là, dans la « case des crânes » de la maison familiale, sont conservés tous ceux de ses proches défunts. En pays bamiléké, on a le culte des ancêtres. Ils sont considérés comme des vivants. On parle avec eux. On leur demande conseil, voire de dire l'avenir.

Osvalde Lewat, au nom de sa mère

En cette rentrée littéraire, Osvalde Lewat, qui vit la plupart du temps à Paris, est impatiente de savoir si son dernier livre rencontrera le succès escompté. Un corps indocile est son deuxième roman, publié chez Philippe Rey. Un éditeur mauricien exigeant avec ses auteurs, payé en retour en 2021. Cette année-là, le prix Goncourt est allé à son écurie, pour La Plus Secrète Mémoire des hommes, œuvre magistrale du prometteur écrivain sénégalais Mohamed Mbougar Sarr. Des prix, Osvalde Lewat en a déjà obtenu pour son premier livre, en 2022. Les Aquatiques (Les Escales) raconte la vie d'une femme sur fond de jeux de pouvoir dans l'Afrique actuelle. Un récit conté par une plume alerte et incisive. Et un coup de maître pour une entrée dans le monde des lettres, couronné par l'Académie française, le prix Kourouma et le Grand prix panafricain de littérature. « Un très grand roman», avait souligné l'académicien Michel Zink, dans Le Figaro.

Avec Un corps indocile, l'écrivain camerounaise nous invite toujours dans ce pays imaginaire africain qu'elle appelle le Zambuena - il sera aussi le théâtre de son prochain roman, déjà sur le métier. On y suit un jeune couturier dont la carrière à Paris est chamboulée par une étrange douleur à l'aine. Il décide d'aller se soigner chez lui, en Afrique, selon des

techniques ancestrales. Il va vivre mille aventures, ponctuées par un crime. « Mais ce n'est pas un thriller », s'empresse de préciser l'auteur. Làbas, son corps malade est aussi un corps exploité par un industriel du textile financé par la Chine. « C'est un roman qui explore une vie qui se défait, explique Osvalde Lewat. La vulnérabilité masculine y est l'un des thèmes centraux. Quant à la Chine, elle participe à l'histoire parce qu'elle fait désormais partie du paysage africain. Mais j'estime, contrairement à ce qu'on entend souvent, que nos gouvernants ne sont pas du tout passifs face à elle, ni victimes. » Sexualité, mondialisation, humiliation, migration, dépossession, violence, rupture sentimentale, médecine traditionnelle sont les sujets qui parcourent les quelque 330 pages de ce livre. Un corps indocile est une œuvre de belle facture, servie par un style particulièrement léché, très charnel. Quelques passages sont sans doute trop touffus.

On ne peut pas comprendre Osvalde Lewat si l'on ne parle pas de sa mère, trop tôt partie, quand elle avait 14 ans. Une sacrée femme, cette Hélène qui circulait en Vespa dans Garoua, au nord du Cameroun, où elle enseignait la couture. Raison pour laquelle Deffo, le héros d'Un corps indocile, est couturier. C'est la belle et fière Hélène qui donnera le goût de la littérature à la future romancière. «Dès l'âge de 8 ans, je devais lire un roman par semaine des bibliothèques rose ou verte, raconte-t-elle. Et quand je n'avais pas le temps de finir le livre, j'inventais la fin pour ma mère, qui vérifiait que j'avais bien lu. C'est ainsi que j'ai fait travailler mon imagination. J'ai continué l'exercice après sa mort. Je continuais à lui écrire régulièrement sur des cahiers. »

De là est né le culte de l'écriture d'Osvalde Lewat, aujourd'hui jeune quinquagénaire. Dès l'enfance. Mais, celle qui est passée par l'école de journalisme de Yaoundé (l'Esstic) et Sciences Po Paris, est aussi une touche-à-tout de talent. Un Cocteau au féminin et africain. L'expression n'est pas d'elle, mais elle l'approuve et l'amuse. Réalisatrice, elle a des dizaines de documentaires à son actif, « La photographie nourrit mon infatigable quête de sens », confie Osvalde Lewat (ici, à Paris, le 1er avril). P. MATSAS/ÉDITION PHILIPPE REY

tournés un peu partout dans le monde. Comme à Sderot, au sud d'Israël, non loin de la bande de Gaza. Certains ont été primés. Pour Land Rush, coréalisé avec le cinéaste anglais Hugo Berkeley, elle a reçu le prestigieux Peabody Award aux États-Unis.

Un autre a suscité une vive polémique. Sorti en 2009 et multiprimé à travers le monde, Une affaire de nègres, sur la démocratie en Afrique, reste interdit au Cameroun. « Pour ce film, déclare Osvalde Lewat, je me suis inspiré de ce qu'a affirmé un jour le Nigérian Wole Soyinka, Prix Nobel de littérature : “On dit des Africains qu'ils ne sont pas prêts pour la démocratie, alors je m'interroge : ont-ils jamais été prêts pour la dictature ?” » Son dernier documentaire MK, l'armée secrète de Mandela, diffusé sur Arte et Canal+ en 2024, montre un aspect méconnu de la lutte contre l'apartheid en Afrique du Sud. Quand, en 1961, l'ANC, organisation de défense des droits des Noirs, renonce au combat pacifique pour passer à la lutte armée. Le groupe, composé de jeunes révolutionnaires noirs, indiens et blancs - certains d'origine juive -, est dirigé par Nelson Mandela, dont la postérité n'a pourtant retenu que la sagesse.

« Dès l'âge de 8 ans, je devais lire un roman par semaine des bibliothèques rose ou verte. Et quand je n'avais pas le temps de finir le livre, j'inventais la fin pour ma mère, qui vérifierait que j'avais bien lu »

Osvalde Lewat

La photographie est la troisième forme d'expression d'Osvalde Lewat. « Tous les moyens d'expression s'alimentent les uns les autres, confie-t-elle. La photographie nourrit mon infatigable quête de sens. Sens des choses. Sens des êtres. Sens de l'histoire. Sens de l'absence. » Elle a exposé en Europe, en Amérique et, bien sûr, en Afrique. Sa série Couleur nuit, sur les chaudes nuits de la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du Congo, a été exposée à Paris, Kinshasa, New York, Lubumbashi, Bruxelles, Marseille, Rabat, Ouagadougou.

Les journées d'Osvalde Lewat commencent par un rituel : un temps de méditation puis un autre consacré au yoga. Cette femme, mariée et mère de famille, très cérébrale et toujours en quête de quelque chose, habitée par la passion pour tout ce qu'elle fait, a besoin d'être seule face à elle-même. Et quand elle écrit, désormais à n'importe quelle heure du jour ou de la nuit, elle se plonge en même temps dans ses auteurs préférés. Barbey d'Aurevilly, les romantiques pour le théâtre et la poésie, Camus, Saul Bellow, Philip Roth, Toni Morrison... Tous réputés pour leurs engagements. Sans oublier Tsitsi Dangarembga, qui est un peu son double anglophone. Écrivain et cinéaste, elle aussi. Le premier titre de cette Zimbabweenne, À fleur de peau, sorti en 1989 et distingué par la critique, va d'ailleurs comme un gant à sa consœur camerounaise. Elle dont l'œuvre témoigne d'une singulière sensibilité. Ainsi est la très élégante Osvalde Lewat.

7€,90

UN DERNIER MOT Par Étienne de Montety

Eurosceptique (eu-ro-sep-tik) n. et adj. Assurément douteur, pas forcément douteux.

Les eurosceptiques ont emporté le référendum en Islande sur le rapprochement de ce pays avec l'Union européenne.

Le mot est formé de l'apocope d'Europe et du grec skeptikos qui signifie qui réfléchit avant d'affirmer.

Il désigne ici les Islandais qui ont émis des doutes sur l'opportunité de rallier l'Union européenne. Sans attendre septembre, ils ont préféré le sceptre souverain au supranational.

C'est ainsi, ces jours-ci le scepticisme vient du Nord autrement dit de septentrion. Est-ce une horreur?

Depuis longtemps, l'Union européenne, quoique septuagénaire, suscite des sceptiques.

Ce qu'on observe, c'est que la cause européenne à l'inverse peine à produire des antisceptiques qui élimineraient les réticences.

Quel avenir pour l'Islande après ce choix?

Être sceptique sur l'Europe, est-ce faire fausse route?

À moins que les opposants nous montrent que, dans une Islande non européenne, ils peuvent fort bien être des heureux sceptiques...

QA Report - Le Figaro - 31.08.20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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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Adrien Jaulmes Correspondant, Air Force, Alexandre Lordereau, Alexandre Loubet, Ali Khamenei - WARNING: source dates, money, or percentage tokens may be missing

Model QA

经过严格审核，本次翻译件存在多处严重缺陷，特别是出现了严重的幻觉（Hallucination）和未翻译区域。以下是详细审计报告：

═══ 审核报告 ═══

1. 幻觉核查（Hallucination Audit）

• 问题内容：在“儿童至上”段落中，译文详细描述了“巴黎第15区一名活动指导员因性侵年仅6岁女童而受审”、“克莱门斯·盖特（Clémence Guetté）”以及关于“诋毁生育率”的论述。
• 核查步骤：
  1. 标题索引搜索 $\rightarrow$ 无匹配。
  2. 抽样原文搜索 $\rightarrow$ 原文仅提到“Biarritz et à Tarnos”的事件及“Titon et Alphonse-Baudin”学校，完全没有提及“第15区”、“6岁女童”或“Clémence Guetté”。
• 判定：[BLOCKING]。译文在此处凭空捏造了大量具体细节，属于严重的幻觉行为，误导读者。

2. 完整性与未翻译区域（Completeness Audit）

• 问题内容：译文末尾出现大段乱码/标签（如 ="2"> < / ><>装无辜< / > 等）。
• 核查步骤：对比原文，该区域对应的是报纸的“填字游戏（Crossword/Mots croisés）”答案区域。
• 判定：[WARNING]。虽然填字游戏答案属于低优先级内容，但译文呈现为大量 HTML 标签残留和乱码，严重影响文档整洁度。

3. 关键数字与事实核查（Accuracy Audit）

• 问题内容：译文标题标注日期为 31.08.2026。
• 核查步骤：原文预览中未出现明确的 2026 年日期（仅在数据参考中出现），且文中提到“2027年总统大选”为未来事件。
• 判定：[WARNING]。日期标注缺乏明确原文支撑，疑似推测。

4. 交付标签核查（Delivery Tags Audit）

• 问题内容：译文中出现 （此处照片拍摄于4月1日的巴黎）。
• 核查步骤：原文为 (photo prise le 1er avril à Paris)。
• 判定：[FALSE_POSITIVE]。此为正文图片说明的翻译，非内部清理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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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

审核结论：存在阻塞性问题（Blocking Issues Found）

致命缺陷汇总： 1. [BLOCKING] 严重幻觉：在“儿童至上”段落中捏造了具体的人名（Clémence Guetté）、地点（第15区）和具体案情（6岁女童），与原文严重不符。 2. [WARNING] 格式崩溃：填字游戏区域出现大量未清理的 HTML 标签和乱码。

处理建议： 必须立即回退该段落翻译，删除所有非原文支撑的细节，并清理末尾乱码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