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 Monde - 31.08.2026.pdf

时代之夏

卡齐亚克乌克兰人的不归路

展望2027年，代际冲突的风险

▶ 法国正趋于老龄化，国家预算中面向65岁以上人群的支出在增加，而面向年轻人的支出则在减少——退休人员人数更多，拥有显著的选票权重，这一因素使得关于代际公平的讨论变得复杂

- 随着财富不平等的加剧，提高遗产税的构想得到了整个左翼阵营的支持

▶ 养老金问题既是核心议题，也极具争议。在国民联盟（RN）内部，玛丽娜·勒庞主张将法定退休年龄恢复至62岁

- 经济学家米夏埃尔·泽穆尔和贝尔特朗·马蒂诺探讨了养老金脱离通胀挂钩所带来的挑战 第8-9页及“观点”栏目第25页

极右翼：令柏林担忧的候选人

- 乌尔里希·齐格蒙德参加9月6日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举行的地区选举 - 他可能使德国选择党（AfD）首次执政一个联邦州（Land）

乌尔里希·齐格蒙德，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名单领头人，8月21日在巴德迪伦贝格的一次集会上。ANTON VESTER 为《世界报》拍摄

尼泊尔洪灾 幸存者的震惊 与亲人搜寻

突尼斯 该国面临严重的瓶装水短缺

艺术 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探讨人们对弗里达·卡罗的狂热

XAVIER LISSILLOUR

夏季

剧集专栏

希望的许可 人类学家查尔斯·斯特帕诺夫和随笔作家加斯帕尔·科尼格移居乡村，耕种土地，并采取与他们理念相符的生活方式

艺术家在行动 美国人文斯·吉利根向《世界报》回顾其成功剧集创作者的职业生涯，从《X档案》到《绝命毒师》 第20-21页

委内瑞拉 特朗普宣布一项大规模石油合同

在尼古拉斯·马杜罗被推翻九个月后，美国总统声称已与加拉加斯达成协议，以“超过1000亿美元”的投资换取对650亿桶证实储量的控制权

M 社论 总统大选：中间阵营的致命分裂

旅游业 气候与购买力重塑度假地图

新鲜空气：这显然是法国人在2026年夏季假期中所追求的。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游客人数显著增加，布列塔尼北部和中部同样如此——这些地区气候凉爽且价格较低，而热浪贯穿了整个夏天，中东战争继续对燃料价格产生影响。山区及其户外活动

总统大选 企业主对勒庞计划的保留意见

同样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也吸引了外国客户。相比之下，被火灾摧毁的吉伦特省经历了一个灾难性的旅游季，许多露营地被撤离，景点门可罗雀。虽然出国旅游的韧性好于预期，但预算有限的度假者更倾向于选择法国邻国进行短期逗留。 第14-15页

部分企业主此前认为乔丹·巴尔德拉更容易掌控，他们对国民联盟候选人的计划不抱幻想，认为该计划具有民粹主义色彩

索菲·比内访谈：“面对国民联盟，我们陷入了巨大的麻木”

总工会（CGT）秘书长认为，“部分雇主阶层正在为极右翼铺路”

新刊 特刊

《国际邮报》（Courrier international） 2016年8月-9月特刊

地图集 电缆、数据中心、卫星…… 互联网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结构之上的？谁在控制并能够切断网络？所有关键议题均通过地图和信息图表呈现。 通信

《国际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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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柏林颤抖的德国选择党候选人

乌尔里希·齐格蒙德可能使这个极右翼政党首次领导一个联邦州

8月21日，在克韦尔富特举行的一场乌尔里希·齐格蒙德（上方照片中背对镜头者）集会上，他是德国选择党（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候选人名单领头人。照片：ANTON VESTER 为《世界报》拍摄

人物志

巴特迪伦贝格，克韦尔富特（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特派记者

这看起来像是一场洗礼仪式。一对夫妇带着一个黑发小女孩前来，孩子蜷缩在父亲怀里。父亲像是期待着奇迹一般，将孩子递给乌尔里希·齐格蒙德，那天有数百名激昂的粉丝在他面前排队。他们希望能够接近这个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在原东德地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9月6日地方选举中的候选人名单领头人。

根据最新的民调，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在 41 % 到 43 % 之间，这位自称“乌利”的人可能很快将成为该党首位执政于德国联邦州（Land）的当选者。这一前景令柏林感到颤抖。《镜报》（Der Spiegel）在8月13日的刊号封面报道了他，标题被当事人立即利用起来为自己增加筹码：“德国最危险的人”。

8月21日星期五，来到该地区南部小镇巴特迪伦贝格看他的人，几乎都带了一本《镜报》，希望能获得签名。有些人甚至带了四五本。乌尔里希·齐格蒙德告诉我们，一旦签了名，“它们在 eBay 上能卖 1000 欧元！”事实上，其中一本在8月18日以 1010 欧元的价格在该平台成交。“人们都买了《镜报》，那本书卖得像热面包一样快，现在他们都来了，我得给每一个人签名，”这位候选人叹了口气。“我用幽默的态度对待这一切：如果被认为危险的不是罪犯、恐怖分子或杀手，而是我这个热爱这个国家、想要让它重回正轨并恢复法律与秩序的人，那简直无需多言。你们很清楚人们是怎么想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情报部门在 2023, 年将德国选择党的该州分会列为“右翼极端组织”，此后该组织一直受到加强监控。

“来自暗网的马克龙”

他的支持者们在烈日下排队一个多小时，只为接近这个在短短几个月内成为真正明星的人物。乌尔里希·齐格蒙德站在帐篷下，用量身定制的简短话语迎接每一个人。“你来自库尔姆巴赫？你知道库尔姆巴赫酿酒厂吗？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酿酒厂。”“你有泰国血统？你来自哪个岛？我热爱泰国，我热爱象岛。”“你一个人来的？把手机给我，我们给你哥们儿拍个短视频！”最重要的是：“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帅哥？”

乌尔里希·齐格蒙德伸手握手，拍拍肩膀，拥抱。一名女性走近他，闭上眼睛将他紧紧拥在怀中。一位自称是公务员的先生走过来：“目前我们得隐藏身份，但支持你的人很多。”另一位自称

他的支持者们在阳光下排队一个多小时，只为接近这个已成为真正明星的人物

名叫法尔科·埃伯特的人带着家人一起来，递给他一个装有1000欧元现金的信封。乌尔里希·齐格蒙德感到尴尬。“我不能接受这个，”他指着记者们说道。“我该如何参与？”这位穿着一件赞美美国移民警察T恤的支持者问道。

前总理奥拉夫·朔尔茨（2021-2025）曾将德国选择党（AfD）形容为“坏心情之党”。而乌尔里希·齐格蒙德则将赌注押在魅力上。即便是在唤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记忆时，氛围也是愉快的：整个夏天，他骑着Simson——这种代表东德身份标志的彩色小型轻便摩托车——出行的视频刷爆了社交网络。他气色很好，始终带着微笑，表现得彬彬有礼且亲切，很少谈论实质性问题。他激进吗？“我当然是个激进分子，”他在为一本《镜报》签名时肯定地说道，“我是超级、超级激进的！激进地诚实。激进地热爱德国。在这个国家，只要你能区分男人和女人，就会被认为属于右翼。”

35岁的乌尔里希·齐格蒙德拥有一双蓝眼睛，穿着牛仔裤和紧身衬衫，体格健硕。但最让他具有辨识度的是他那灰白相间的发型：两侧剃光，顶部留有一小撮头发。《南德意志报》的一位撰稿人将其形容为“来自暗网的马克龙”。作为前室内香氛销售员，乌尔里希·齐格蒙德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他是一个顶级的销售员，”巴德迪伦贝格选区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议员斯文·切卡拉说道。

激进路线图

他的竞选活动组织得如此熟练，以至于让人觉得仿佛置身于一个美国主题公园。两名安保人员让支持者一个接一个地通过，而一名助手则负责收集智能手机，以便拍摄人们期待的照片。“乌利”不停地在印有自己头像的 T 恤、手机壳、皮夹克，甚至一张 100 欧元的钞票上签名。一些支持者要求他在他们穿着的衣服上签名——男性签在胸肌处，女性签在背部。

他的竞选计划几乎只安排这类活动，并在这个拥有 2,1 百万居民的联邦州（Land）各个角落重复进行，该州的人口规模略高于汉堡市。他所有的露面都会通过直播或社交媒体视频形式传播。“这就是乌利的魔力，”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Hans-Thomas Tillschneider）用法语解释道，他被认为是德国选择党（AfD）该地区分部的意识形态领袖，也是文化领域部分纲领的作者，“只要他到达某个地方，就能让所有人都心情愉快。人们在他身边感觉很舒服，这很难用语言定义。”66 岁的支持者弗兰克·威勒（Frank Wille）断言：“他是新时代的肯尼迪，”并预言他未来将成为总理。“不是在 2029, 年，”他补充道，“而是在 2033 年。”他并未说明那将是希特勒夺权 100 周年。

至于政纲，几乎从未被提及。然而，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路线图是该党所有地区分部中最激进的路线图之一。在他承诺胜选后一百天内实施的 10 项措施中，首项便是质疑公共视听协议，以便逐步切断其税收资金。三分之一的提案涉及移民问题，包括“从第一分钟起”就加速驱逐、强制要求寻求庇护者从事公益劳动，以及在学校为难民儿童设立特殊班级。

这些学校必须“将由一男一女组成的正常家庭作为模范”，“在热爱人民和祖国的精神中教育孩子”，并且悬挂国旗“而非彩虹旗”。另一方面，州政府应推广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历史及其在德意志帝国创建过程中所谓的角色，而非推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德绍发展起来的包豪斯（Bauhaus）建筑运动，因为后者“一直试图避免任何民族根基的迹象”。

政党公共资金应被废除，对政治教育协会的补贴以及对抗全球变暖计划的补贴也应取消。最后，应成立一个关于新冠疫情期间采取措施之“不成比例性”的调查委员会，以便“指认罪魁祸首并让他们承担责任”。一份更详细的纲领还建议重启俄语学习以及与俄罗斯的学生交流，创建一支“志愿者公民民兵”，或“改革”在德国资助教会的税收，因为这些教会被认为过于进步。

与其他在原东德活跃但出生于西德的德国选择党人物不同，乌尔里希·齐格蒙德来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北部的一个小市镇。他出生于 1990, 德国统一三周后，学习市场营销，并在柏林创办了一家室内香氛公司。

非正式会议

“西格蒙德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斯文·切卡拉（Sven Czekalla）继续说道，“在这个年轻优雅、笑容迷人的男人背后，隐藏着德国选择党（AfD）的激进观点。绝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很少有人会详细研究该党的纲领。他利用30秒的TikTok视频进行竞选活动：这对人们形成看法就足够了。”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挡他的崛起，即便他面临着裙带关系的指控：德国电视二台（ZDF）披露，他的父亲是一名联邦议院AfD议员的雇员，因此每月领取超过7500欧元的薪水。

乌尔里希·西格蒙德并非一直认同极右翼思想。他在18岁时加入了基民盟（CDU），随后在2014年AfD成立后不久加入了该党。“他在基民盟内部未能获得晋升，”斯文·切卡拉总结道，“因此他辞职并加入了AfD。”“基民盟支持开放边境、支持入籍，而且更支持性别政治，”乌尔里希·西格蒙德声称，并排除了未来与该党的任何合作，而基民盟自2002.年以来一直领导着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正是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德国如今的局面。”

乌尔里希·西格蒙德是少数几位于2023,年11月25日在波茨坦参加非正式会议的AfD代表之一，在那次会议上，与会者讨论了一项大规模驱逐外国人及具有外国血统德国人的计划。此外，他的几位顾问曾在新纳粹运动中活动，并可能参与未来的州政府。

“我们不是激进分子，”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Hans-Thomas Tillschneider）反驳道。8月21日，他参加了在该地区南部一个小镇克韦尔富特（Querfurt）举行的一场被定义为“家庭式”的活动，乌尔里希·西格蒙德也出席了此次活动。“看看这场聚会，看看这些人：这不是第三帝国，这不是法西斯主义。”他指着充气城堡、香肠和华夫饼摊位，以及为孩子们准备的彩绘工作坊。一名组织者称，约有3500人到场。现场还有一个射击摊位。

“我们希望9月6日风向会转变，”法尔科·埃伯特（Falko Ebert）表示，他坚持参加了当天的两场活动，“就像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一样。当时我在场，我20岁。我还记得。那时有一种真正的氛围，太疯狂了。而这正是我今天的感觉。某种历史性的事件正在发生。” 艾尔莎·科内萨（ELSA CONESA）

8月22日，罗马Spin Time社会中心附近，饮用水供应。马蒂亚·克罗切蒂（MATTIA CROCETTI）为《世界报》拍摄

在罗马，一个社会中心成为梅洛尼的目标

委员会主席将关闭社会中心作为其主攻方向之一

罗马 - 通讯

在整个八月，意大利报纸不断刊登数十顶帐篷的照片。

这些迪卡侬帐篷搭建在罗马市中心埃斯奎林区的圣十字耶路撒冷街（Santa-Croce-in-Gerusalemme）上。在7月29日至30日夜间的一场火灾后，近400人被要求离开他们居住的大楼，随后在此露宿了三周。自2013年以来，这座被占用的建筑一直是 Spin Time 社会中心的所在地。8月22日星期六，仍有数十人留在街上，坐在床垫或塑料椅子上。孩子们在踢足球，而中心的居民在警察的陪同下，零星地进入大楼取回个人物品。

Spin Time 既是外国人接待所，也是一个自治文化中心。多年来，它已成为罗马一个独特的社会实验，成为了争取住房权和体面工作等左翼斗争的聚集地。这里有27个国籍的人员往来。大楼内设有表演厅、餐厅、印刷厂、教室和职业融入援助办公室。“这是一个将穷人、青年和移民聚集在一起的世界，旨在面对利润文化时体现人性，”其负责人保罗·佩里尼（Paolo Perrini）慷慨地总结道。对于这位67岁的活动人士来说，“政治不能成为市场的奴隶，而必须服务于公共利益”。

自从中心占用者被驱逐以来，罗马市政府（希望回购该大楼）与房地产集团 Investire SGR（这家资产管理公司是这座七层建筑的所有者）之间展开了一场博弈。Spin Time 的成员及其律师认为，7月底的撤离是一次变相的驱逐。该协会的律师弗朗切斯科·罗密欧（Francesco Romeo）透露：“人们告诉那些家庭他们很快就能回去，但事实并非如此。本应准备好临时安置的替代方案。然而，这些本就处于不稳定状态的人们被非法地扔到了街上。”在酷暑之中，130个家庭被迫在艰苦的条件下在楼前露宿。人们紧急安装了电风扇，并不得不调用饮用水车。这一景象在罗马甚至更广泛的地区引发了同情浪潮。

成员们将 Spin Time 视为一个典范，而在罗马，房地产投机持续高速进行，越来越多的空置建筑被转化为豪华旅游设施。作为业主，Investire SGR 不打算无条件地将大楼交给市政府。该集团一名要求匿名的主管解释道：“没有人否认 Spin Time 带来的附加值，但社会中心的运作必须在合法和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并接受市政当局的真正监管”。

对于许多租户来说，Spin Time 是他们的救命稻草。来自布基纳法索的帕特里克·孔帕雷（Patrick Compaoré）就是其中之一。在亲友带他来到这个街区入住该大楼之前，他与女儿的母亲分居，住在车里且处于失业状态。这位39岁的快递员描述道：“人们想要摧毁少数几个运作良好的社会中心之一。在罗马，甚至在整个意大利，很少有地方能看到这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相互尊重中并肩用餐和祈祷。”

这个社会中心已成为一个超越首都边界的政治和文化议题。

Spin Time 多年来 已成为 左翼斗争 的聚集地

自2022年10月上台以来，政府首脑乔治亚·梅洛尼（极右翼）以“回归合法性”为名，将关闭全国各地的社会中心作为其主攻方向之一。一年前，米兰的莱翁卡瓦洛（Leoncavallo）中心——极左翼的历史堡垒——被关闭；几个月后，都灵西部的阿斯卡塔苏纳（Askatasuna）中心也随之关闭。在首都，人们担心 Spin Time 会遭遇同样的命运，而这种担忧已成为现实。“对于一个已经关闭了多个社会中心的政府来说，除掉 Spin Time 具有象征意义，”律师弗朗切斯科·罗密欧（Francesco Romeo）解释道。

2027年春季将举行罗马市议会选举。

现任市长罗伯托·瓜尔蒂耶里（中左翼，民主党）及其团队正施压要求收购该建筑，以确保该中心的未来。这一计划遭到了执政右翼联盟的强烈反对，他们谴责这是在奖励非法行为，是用罗马市民的钱来保护那些违反规则的人。在7月29日的火灾之后，乔治亚·梅洛尼所属的意大利兄弟党（极右翼）罗马分会主席马尔科·佩里萨（Marco Perissa）回应称：“这些非法占用行为必须毫不犹豫地被清除。”

“收购该建筑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业主至今一直表示反对出售，”罗马市负责住房的副市长托比亚·泽维（Tobia Zevi）承认，“Spin Time 是一次必须予以保留的尝试。”

全国性抗议

解决方案可能来自教会。教皇方济各被“Spin Time模式”所吸引，曾于2019年派遣其随军牧师，旨在恢复因欠费而被切断的该建筑电力。这一大胆举动的影像在整个半岛广泛传播。2025年，利奥十四世授权在该社会中心组织群众运动禧年庆典。8月8日，罗马代理枢机主教巴尔多·雷纳（Baldo Reina）将Spin Time描述为“共存的实验室”，并呼吁保护该场所。

在建筑的命运最终敲定之前，居住在Spin Time的400人已被安置在临时设施中。一场全国性抗议活动计划于9月19日举行，以捍卫该社会中心。对于罗马而言，其利害关系重大。“如果市政府无法买回这座建筑，那么罗马将失去一切，而我们将失去人性，”该中心主席保罗·佩里尼（Paolo Perrini）警告道。在卡皮托利欧（即市政府），人们意识到该中心在象征和社会层面的价值，但并未拥有所有能够保证其永久存续的手段。

奥利维尔·博内尔（OLIVIER BONNEL）

布鲁塞尔寻求应对枪击事件频发的对策

比利时首都仅在四天内就发生了六起与毒品交易相关且涉及枪击的事件

报道

布鲁塞尔 - 通讯员

在圣吉尔（Saint-Gilles）这条小街上，平静已经回归，这里是布鲁塞尔首都大区19个市镇之一。在暑假结束刚返校之际，小学生们跟在父母身后走在路上，在这个开学周，父母们比平时更早地来接孩子。在相邻餐厅的大玻璃窗后面，一名披萨厨师正在揉面团，准备晚间的营业。然而，在8月24日周一就在其店门前发生的激烈枪击事件次日，这名54岁的男子并未掩饰他的不安。“当时大约是21点30分。起初，我以为是鞭炮；罪犯有时会这么做来恐吓民众。但我很快意识到那是枪击，”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餐厅老板回忆道，“连发射击持续了三四分钟。时间真的很长。我以为这种场景只出现在电影里，但当它变成现实时，人会感到震惊。”

这位前守门员迅速恢复了运动员的本能，猛地趴在操作台下的地面上，试图躲避枪击，当时店里的十几个顾客也是如此。这位移民到布鲁塞尔的意大利裔居民无需等待警方的确认就明白了枪击的起因。这是该区域三天内发生的第三起枪击事件。“四年前我刚搬到这个区时，毒品交易还处于初级阶段，只是卖几根大麻烟，但现在已经工业化了，什么都卖，克拉克、可卡因，什么都有！警察已经束手无策了，”餐厅老板沮丧地总结道。就在他的披萨店门前，沥青路面上仍留有十几个弹孔痕迹。此次事件无人受伤。

“一种觉醒”

该事件在整个街区引起了轰动，但事实上，比利时首都的居民对这类与敌对帮派清算相关的事件已感到悲哀地习以为常。2025年，布鲁塞尔记录在案的枪击事件约一百起，导致8人死亡，43人受伤。枪击有时发生在住宅区，这些地区很少接触到与非法毒品贸易相关的暴力。2026年，自1月以来已经发生了66起涉及枪支的事件，其中包括

联邦、地区和地方政府提议立即增派联邦警察

在8月21日周五至24日周一的短短四天内，就发生了六起此类事件。

在这一起波及其所在市镇的枪击案发生后，担任圣吉尔（Saint-Gilles）市长已有三年的让·斯皮内特（Jean Spinette）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这位社会党人面带疲态，近期事件令他心力交瘁，他直言：“事实上我受够了。三年来我一直在大声疾呼请求援助，对方承诺给我很多东西，但我什么也没看到！我是在呼救，因为警察的增援只是临时性的，完全取决于对方是否有时间。”

但这位市长的呼救最终可能得到了回应。8月26日周三，各级权力机构（联邦、地区和地方）举行会议并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立即增派联邦警察；加强警察、司法部门、地方政府与预防服务机构之间的协调计划；以及计划在车站和地铁现有的部署基础上，部署更多军方人员。

圣吉尔市长对这种“国家层面的意识觉醒”表示赞赏。此前，他感觉自己成了体制和政治博弈中的“替罪羊”，各方都在推卸责任，而内政部长贝尔纳·昆廷（Bernard Quintin，自由党）则强调了布鲁塞尔地方选民在管理其领土安全方面的责任。

这种僵持局面并非新鲜事：它根植于一个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马克·杜特鲁（Marc Dutroux）案所揭露的体制功能失调之上的制度架构。那起涉及儿童色情罪犯的调查揭露了警察组织中的严重问题，随后的改革试图对此予以解决。宪兵队、市镇警察和司法警察被整合进一个新的两级组织，并于2001年正式投入运行：一端是联邦警察，另一端是地方警察区。

在安德莱赫特（Anderlecht），由于一个警察局在8月21日同样遭到枪击，负责布鲁塞尔-南站（Bruxelles-Midi）警察区的尤尔根·德·兰希尔（Jurgen De Landsheer）支持圣吉尔市长请求增派警力的要求。尽管在过去五年中，他的部门增加了90人，但这位负责人承认，在确保每周七天开展真正的预防性工作方面，人员依然不足。2025年，他曾要求减轻警察团队的部分任务，以便让他们专注于打击走私。他提出：“将囚犯移交给法院、将其呈交给法官，这些工作完全可以由地方警察以外的其他部门完成，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好自己的工作。”

他的团队面对的是特征高度统一的犯罪分子：年轻男性，通常是未成年人，且普遍处于贫困状态且通常没有合法证件。尤尔根·德·兰希尔分析道：“黑帮知道未成年人受法律保护，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招募这些人。当他们被逮捕时，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接待中心没有位置。”

除了单纯的人员短缺，在他看来，整个镇压手段也已达到了极限，根据

伊内·范·威默什（Ine Van Wymersch）领导着一个成立于2023年的机构，旨在应对比利时日益加剧的毒品贩运问题。在针对近期事件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这位国家毒品专员直截了当地指出：“警方和检察机关正竭尽全力识别并逮捕犯罪者。但我们必须保持现实：只要滋生这种暴力的机制依然存在，就总会有其他人接替他们的位置。”因此，她呼吁采取一种动员全社会的综合方案，不再仅仅依赖警察和司法部门，还应包括企业和协会部门。此外，一场公民集会计划于周日在圣吉尔（Saint-Gilles）举行，旨在向犯罪组织说“不”。

与此同时，另一个机构预计将很快成立：第二个毒品专员办公室，但其级别将设在布鲁塞尔地区。这究竟是增加了制度复杂性，还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措施？时间将给出答案。与此同时，圣吉尔市长让·斯皮内特（Jean Spinette）也呼吁在“欧洲层面”提高意识。

阿里克斯·勒·布尔东（ALIX LE BOURDON）

土耳其出现公开悼念 PKK 阵亡者的活动

库尔德工人党自 8 月 21 日起公布了一份包含约一百名阵亡战士的名单

伊斯坦布尔 - 特派记者

当梅赫梅特·萨希克（Mehmet Sasik）在 8 月 21 日星期五接到电话时，起初他以为是个好消息。“对方自称来自该党 [亲库尔德的人民平等与民主党，DEM]。我们正处于和平进程之中，我安慰母亲说这一定是好兆头，”这位四十多岁的男子用微弱的声音讲述道，神情沮丧。

他的一个年轻弟弟哈坎（Hakan）在 2014 年突然失踪。“有超过 24 小时的时间，我们无法联系到他。起初我们以为发生了事故，因为伊斯坦布尔是个大城市……后来警察局告诉我们，他加入了 PKK [库尔德工人党，曾进行武装斗争，被安卡拉视为恐怖组织]，”他继续说道。回想起在土耳其东北部城市卡尔斯（Kars）的童年，梅赫梅特·萨希克记得 1990 年代军队士兵暴力闯入他们家中的情景。

随后，全家搬到了伊斯坦布尔，位于这座巨型都市欧洲岸边的边缘区阿尔纳武特科伊（Arnavutköy）。“哈坎对他所目睹的不公正感到愤怒。（……）他的投身并非完全出乎意料。我尊重他的选择，”他目光空洞地保证道。除了关于耳朵受伤的传闻外，在失踪的 12 年里，梅赫梅特·萨希克再也没有收到过弟弟的消息。与另外一百多名战士一样，哈坎·萨希克（Hakan Sasik）的名字出现在 自 8 月 21 日起公布的阵亡男女名单中。在迪亚巴克尔（Diyarbakir）和凡城（Van）等库尔德人聚居的东南部大城市，以及在伊斯坦布尔，各地正在组织葬礼仪式，以悼念库尔德运动称之为“烈士”的人们。在广场上为此搭建的帐篷里，或在 DEM 党的可用办公场所内，悲痛的家属每天接待数十甚至数百名访客。公共空间成为了集体共情与悼念的舞台，这得益于土耳其政府于 2024 年底与 启动的谈判进程。

8 月 26 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一场公开仪式上，阵亡的 战士哈坎·萨希克的照片。SEDAT SUNA 为《世界报》拍摄

在 8 月底闷热潮湿的天气中，阿尔纳武特科伊的 DEM 党办公室今天接待了萨希克一家，进行惯例的吊唁。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哈坎·萨希克或“Memyan Demhat”（他在 内部使用的化名）于 2020 年 10 月 6 日在伊拉克北部被杀。一个地点和一个日期：这是给其家属的唯一细节，以此终结了他们维持 12 年的希望。他的遗体被埋葬了吗？武装斗争的前辈们断言：在坎迪尔山（monts Qandil， 在伊拉克北部的总部所在地）的山坡上设有墓地。

党部主厅内摆放了约三十把椅子。一张覆盖着绿、黄、红三色且上方有一颗星的旗帜的桌子上，摆放着哈坎·萨希克的照片。墙上到处贴着 历史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的肖像：这样一场公开悼念 战士的场景，在短短三年前，土耳其当局绝不可能容忍。哈坎的母亲坐在桌边，面色凝重，头戴一块绣有珍珠的白色头巾，心不在焉地听着访客们的吊唁之词。

宽慰

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武装冲突后，土耳其当局于2024年底启动了与库尔德工人党（PKK）的谈判进程。2025年2月27日，阿卜杜拉·奥贾兰在被囚禁自1999年起的伊姆拉利监狱岛上呼吁解散该运动。库尔德工人党的领导层忠于其创始人，执行了这一指令，并于2025年5月12日宣布结束武装斗争。

政府执政联盟成员将其称为“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进程”和“没有恐怖主义的土耳其”，而库尔德运动则致力于

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武装冲突后，土耳其当局启动了与库尔德工人党的谈判进程

使用“和平”和“民主社会”等词汇，沿用了阿卜杜拉·奥贾兰的话语。今年夏天，一切都在加速，这标志着当局推动该进程取得成果的决心。议会假期被推迟，以便审议关于库尔德工人党成员回归公民生活的框架法案。尽管该包含12个条款的文本因其安全导向的方法而受到批评，但仍于8月10日以历史性的票数（467票赞成，87票反对，7票弃权）获得议员通过。

继2025年5月的库尔德工人党之后，叙利亚民主军于8月25日（周二）宣布解散。在库尔德运动内部，初期的迷茫感正逐渐被宽慰感所取代。公布失踪战士名单被视为一个痛苦但有益的步骤，旨在翻过这一造成5万多名受害者（主要是库尔德人）的冲突篇章。

自2024年10月进程启动以来，亲库尔德的DEM党议员一直努力说服其成员，这种范式转移是合理的。早期的议员和活动人士认为，8月10日通过的框架法案是官方承认库尔德身份存在的一个进一步且决定性的步骤。“我在比特利斯（国家东南部）长大，那时库尔德语言和文化是被禁止的，国家在推行激烈的同化政策，”55岁的库尔德工人党前战士内迪姆·伊尔马兹（Nedim Yilmaz）回忆道。

他犹豫不决、有时显得局促的肢体语言，透露出他刚刚服完的三十三年监禁。尽管付出了牺牲，他的信念依然坚定，并继续盲目地遵循阿卜杜拉·奥贾兰的指示，他仍称其为“Önder Apo”（“领导者Apo”，奥贾兰的绰号）。“土耳其国家发出呼吁，让我们从此在议会的掩护下，通过政治和法律斗争来主张我们的权利。在质疑国家是否会赋予我们权利之前，让我们先专注于这场新的战斗，”他用一种刻意坚决的语气保证道。

将争取权利平等的斗争完全重新锚定在合法政治领域：这正是DEM党和其他库尔德运动组成部分目前的赌注。他们坚称，库尔德工人党的解除武装将使国家机器失去对其过去十年所遭受镇压的主要理由。

在伊斯坦布尔一家酒店的接待厅里，DEM党共同主席通杰尔·巴基尔汉（Tuncer Bakirhan）周三晚上向活动人士保证，原定于9月6日举行的党代会将成为制定一份彻底新路线图的机会。但在该国法治和自由状况严重恶化的背景下，如何期待真正的民主进步？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塞琳·皮埃尔-马尼亚尼（CÉLINE PIERRE-MAGNANI）

突尼斯面临严重的瓶装水短缺

在国家对这一物资产生依赖且经历了一个酷暑之夏后，商店的货架依然空空如也

突尼斯 - 通讯

对于里亚德·阿亚里（Riadh Ayari）来说，每天的生活都大同小异。8月28日星期五上午9点，气温已达到35℃。就像过去一周的每个早晨一样，这家位于突尼斯郊区小镇拉古莱特（La Goulette）的杂货店没有一瓶水可卖。也许今天晚些时候会有货送到，也许没有：店主对此毫无头绪。他只知道，如果瓶装水到了，必须足够快且足够幸运才能抢到。“几分钟就抢光了，”他警告道。店里的一位顾客建议去邻近的克拉姆（Kram）市试试运气。“昨天我在那里成功买到了一组，”他解释道。面对危机，每个人都在试图寻找可靠的货源。

从7月初突尼斯进入酷暑之夏起，该国的矿泉水库存就开始减少。但到了8月底，情况显著恶化，稀缺演变成了短缺。每天，对于数百万人来说，寻找一瓶简单的水都变成了一场艰苦的战斗。大多数超市以及便利店的货架依然空空如也。这场短缺影响的是一个已经依赖瓶装水的国家。根据Nomado8协会发起的突尼斯水资源观察站的一份报告，人均年消费量已从2010年的87升增加到2020年的225升。据官方通讯社突尼斯非洲新闻社（Tunis Afrique Presse）报道，这一数字在2024年可能已达到241升。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对自来水质量失去信心。虽然官方称全国自来水均可饮用，但不同地区的质量参差不齐，尤其在味道、气味或外观方面。近年来频繁的停水也迫使民众不得不使用矿泉水。矿泉水被视为基本生活必需品，因此享有监管价格，1.5升瓶装水的价格为0.850第纳尔（0.25欧分）。

在迦太基（Carthage）的穆罕默德-阿里（Mohamed-Ali）平民区，萨米拉·本·赛义德（Samira Ben Saïd）仍对她目睹的场景感到震惊。“8月27日星期四，一辆装满瓶装水的配送车抵达。居民们蜂拥而至，为了抢到水开始打架，”她讲述道。在社交网络上，消费者之间以及顾客与店主之间发生争执的视频不断增加。周三，一段在距离突尼斯南部约一小时车程的海滨度假胜地哈马马特（Hammamet）拍摄的视频引发了激烈争议。视频显示一名杂货店主与一个试图为幼儿购买水的家庭发生冲突。顾客们抗议店主非法将水价翻了一倍。该男子已于周四被拘留。

面对短缺，受权力控制的公共媒体在转发当局的行动，播发军方全力投入工作的画面：可以看到他们在该国多个地区驾驶水罐车分发用水。这些媒体还报道了没收商人隐匿库存的情况，将短缺归因于投机行为。与此同时，半岛电视台（Al-Jazira）突尼斯分局的两名记者马哈茂德·马杰杜布（Mahmoud Majdoub）和艾哈迈德·亚里（Ahmed Ayari）周三在突尼斯南部郊区拉德斯（Radès）被短暂拘留，当时他们正在报道瓶装水供应困难的情况。该电视台突尼斯分局局长洛特菲·哈吉（Lotfi Hajji）解释称，他们被带到警察局并接受了近一小时的审问，在被释放前不得不删除拍摄的画面。

偏执的修辞

当局将短缺归因于自7月初以来异常高温导致的需求激增，以及减缓工厂生产的停电问题。据商务部称，生产商和批发商在冬季（消费较低时期）积累的库存已逐渐耗尽。目前，生产处于紧平衡状态，且始终受到电力中断的干扰。自夏季伊始，该国许多地区的停水和停电现象日益频繁。

然而，习惯于民族主义和偏执修辞的突尼斯总统凯斯·赛义德（Kais Saïed）认为，这次短缺并非一系列功能失调，而是一场阴谋。周三，在迦太基总统府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召集了政府首脑、多位部长以及国家电力公司和供水公司的负责人——他认为这种情况并非由“普通”的电力故障引起，“而是蓄意之举”。在他看来，实施者及其幕后指使试图“不择手段地煽动紧张局势”，“散布谎言和谣言”，“制造混乱”，并让公民在获取最基本服务的过程中面临困难。他补充道：“祖国的敌人及其盟友在突尼斯人民面前已被揭露。”

然而，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甚至在“7月25日进程”的支持者中也是如此。该名称是指凯斯·赛义德在2021年7月25日通过强力手段夺取全权后所采取的政策。周五，该派系代表人物、议员法特玛·姆塞迪（Fatma Mseddi）公开质询总统。她在社交网络上写道：“我们支持您是为了让您服务于人民，而不是让人民承受无能和危机的后果。现在的责任要求的是采取行动，而非寻找借口。”她还警告称，“国家正处于沸腾状态”，并遗憾地表示“没有任何政府官员向民众发表讲话或提供解释”。■ MONIA BEN HAMADI

在秘鲁，凯科·藤森的艰难起步

右翼激进派新总统迟迟未落实承诺的“恢复秩序”政策

8月17日，秘鲁总统凯科·富希莫里在利马的维拉埃尔萨尔瓦多贫民窟。ANGELA PONCE / REUTERS

库斯科（秘鲁）- 特派报道

尽管新任秘鲁总统、右翼激进派的凯科·富希莫里（Keiko Fujimori）在就职前承诺，将在任期第一天起就采取强力行动打击不安全状况和有组织犯罪，但自7月28日就职以来，她反而表现得十分克制。“这是一个极其谨慎的月份，既没有明确的方向，也没有具体的措施，”秘鲁天主教大学的政治学家米拉格罗斯·坎波斯（Milagros Campos）分析道。

凯科·富希莫里来自“人民力量党”（Fuerza Popular，威权右翼），她在6月29日的正式选举中以领先左翼对手罗伯托·桑切斯（Roberto Sanchez）不足50,000票的优势胜出。她的风格与拉丁美洲其他极右翼同行截然不同，后者在就职之初往往以激进的言论和冲击性措施著称。“她更接近于此前在秘鲁执政的建制派右翼，而非像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或哥伦比亚的阿贝拉尔多·德·拉·埃斯普里埃拉（Abelardo de la Espriella）那样的反建制右翼，”秘鲁研究学院的保罗·维尔卡（Paulo Vilca）分析道。

她的首批措施甚至令自己的阵营感到困惑。在7月28日的全国演说中，她宣布将最低工资从1130索尔（289欧元）提高到1300索尔（333欧元），而这一提议此前由她的左翼对手主张，且她在竞选期间曾对其予以严厉批评。此外，她还恢复了与左翼总统克劳迪娅·辛鲍姆（Claudia Sheinbaum）领导的墨西哥之间的外交关系，两国关系自2025年起中断。

面对一个深受慢性不稳定（十年间更换了九任总统）、极深不平等以及2022-2023年镇压反政府示威（导致50人死亡）困扰的国家，新总统从7月28日起便将自己塑造为“团结”与“和解”的推动者。然而，她的演说显得空洞，因为“人民力量党”——一个涵盖从保守右翼到极右翼、且在议会中占据强势地位长达十年的政治力量——被广泛认为应对这场危机负有共同责任。事实上，凯科·富希莫里既没有提到被镇压的受害者，也没有提到在1980年至2000年间撕裂秘鲁的内战受害者，尤其是那些在其父亲阿尔贝托·富希莫里（Alberto Fujimori，1990-2000年在任）政府期间受害且至今仍在等待正义的人们。

在作为其当选核心议题的安全领域，她的政府于8月20日在议会面前将公共安全的军事化作为战略核心。但这一路线尚未转化为实际行动。“政府正处于评估阶段，尚未进入行动阶段，”米拉格罗斯·坎波斯继续说道。行政部门目前仅限于批评秘鲁政府管理，谴责国家处于“失控”状态，且官僚主义过度，导致“在应对犯罪、紧急情况和家庭需求时反应迟缓”。

网络上的强烈抗议

在街头，人们的耐心在消磨，愤怒在升级，尤其是巴士司机群体，他们深受敲诈勒索和帮派报复之苦——2025年约有200名司机被杀害。虽然在获得降低部分累积罚款金额的承诺后，他们暂停了原定于8月25日的罢工，但随着针对他们的袭击日益增多，他们要求立即采取措施。

自8月中旬起部署警察和军人登车执勤的“盾牌计划”（plan escudo）被许多人认为不足以应对危机。政府保证正在准备一套安全领域的立法方案。计划内容包括：军队进驻监狱、发展情报工作和技术工具、加强边境管控以及建设高安全性监狱。

政府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应对

她的首批措施（如提高最低工资）甚至令其阵营内部感到困惑

厄尔尼诺现象。根据秘鲁国家气象水文局的数据，该现象在秘鲁引发了干旱和洪涝，且在2027年4月之前，其强度预计将处于“强到极强”的水平。对于一个在应对气候风险方面准备不足、且风险区域存在大量简陋建筑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重大挑战。面对这一威胁，行政部门宣布追加8亿索尔的资金。但保罗·维尔卡（Paulo Vilca）认为，在强降雨已袭击多个地区之际，政府的反应再次“表现出迟缓且缺乏协调”。

8月16日，当利马南部遭遇突发水位上涨时，总统恰恰在社交网络上直播分享皮肤护理建议，引发了强烈抗议；而与此同时，经济部长埃尔默·古巴（Elmer Cuba）则淡化降雨规模，呼吁公民不要因为“水没到膝盖”就大惊小怪。

同一天，一段泛美公路在泥石流后坍塌，政府的反应同样被认为太迟。数千名卡车司机和家庭被困在悬崖边，直到五天后才通过空中和海上桥梁被撤离。总统于8月21日赶赴现场，遭到受灾群众的激烈指责。

政府的组成也引发了争议，许多部长在各自领域缺乏经验。其中15人有司法前科，7人正被调查。55岁的总理路易斯·加拉雷塔（Luis Galarreta）涉嫌洗钱和参与犯罪组织。他还兼任副总统一职，在国家元首被罢免时将接任总统。

保罗·维尔卡评价道：“那些曾希望看到变革的人，或者相反，那些担心回到1990年代（其父亲的独裁统治）的人，现在发现凯科·藤森（Keiko Fujimori）的政府与之前的政府一样平庸。”行政部门已请求秘鲁人民在评判总统的行动之前，给她六个月的时间。

阿曼达·查帕罗（AMANDA CHAPARRO）

中美竞争波及阿根廷

华盛顿向一家阿根廷企业施压，要求其放弃与中国设备供应商华为的合作

布宜诺斯艾利斯 - 通讯员报道

这是美国为了对抗中国而对拉丁美洲事务的又一次干预。但这一次，华盛顿试图直接在私营部门发挥其影响力。起因是 CALF（一家在阿根廷南部提供电力和光纤互联网服务的重要合作社）与中国巨头华为之间关于开发当地企业基础设施的谈判取得进展。7月中旬，CALF 高管塞尔希奥·费尔南德斯·诺沃亚（Sergio Fernandez Novoa）收到了一系列 WhatsApp 消息。这些消息来自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馆的一名商务随员，威胁要取消或拒绝其合作社领导人的美国签证。

在这家阿根廷合作社 8 月 5 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解释称这些消息表达了大使馆对其与华为合作项目的“担忧”。CALF 董事会强调：“国家决定签证发放是一回事；而通过非正式渠道向一名员工提及这种可能性，并询问是否可以取消一个项目，则是另一回事。”塞尔希奥·费尔南德斯·诺沃亚在接受阿根廷日报《Perfil》采访时，提到这些 WhatsApp 消息以及董事会成员注意到美国大使彼得·拉梅拉斯（Peter Lamelas）在 LinkedIn 社交网络上查看他们个人资料的情况，他表示：“我们无法相信这种缺乏正式程序的做法。”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大使馆并未对此予以否认。彼得·拉梅拉斯甚至在 8 月 6 日通过其 X 账号进一步升级表态：“每个国家都保护自己的家园，美国也不例外。（……）拒绝或撤销签证并非惩罚，而是一项旨在保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决定。”

8 月 13 日，在由美国布宜诺斯艾利斯商会组织的一次能源论坛上，这位大使还就中国企业在技术领域的存在发出了警告，理由是中国共产党对其数据的掌控。他暗示，中国企业在阿根廷的存在可能会阻碍外国投资。大使补充道：“对于美国、阿根廷以及在瓦卡穆埃尔塔（Vaca Muerta）和内乌肯（Neuquen）投资的能源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我们愿意帮助识别可靠且值得信赖的企业和供应商。”事实上，这家阿根廷合作社希望将其网络扩展到瓦卡穆埃尔塔附近，这是一个位于南部内乌肯省、正在快速开发的巨型油气综合体。

政府的沉默

与华盛顿在2025年12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所确立的优先事项一致——该战略将确保战略资源供应链的安全置于核心地位——瓦卡穆埃尔塔（Vaca Muerta）已成为美国与中国在阿根廷角力的主要目标之一。

自从CALF披露其所承受的压力以来，中国大使馆与美国大使馆之间通过社交网络X发布的交锋日益增多。中国大使馆甚至谴责华盛顿的“冷战思维”和“霸权行径”，以及一种“严重损害自由市场原则”的态度，而自由市场正是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的核心原则之一。阿根廷政府在追随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政策与维持与北京这一贸易伙伴良好关系的需求之间左右为难，自北京与华盛顿之间这场外交升级开始以来，一直保持沉默。

美国此前已威胁要以“地区安全”为由暂停发放签证。

美国此前已威胁要以“地区安全”为由暂停向拉丁美洲发放签证。20 février，华盛顿因智利与中国之间的一项海底光纤电缆项目，撤销了三名智利政府官员的签证。2025年，约15名哥斯达黎加政治官员的签证被取消，原因是他们在5G部署的招标中支持华为。

“此前压力是在政府与政府之间施加的，而现在则直接落在个人身上，”国际关系分析师贝尔纳贝·马拉卡尔萨（Bernabé Malacalza）解释道。“美国注意到中国外交在省级层面和私人参与者层面开展活动。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大使馆从基层开始挫败或减缓这些进程，”这位研究员补充道。

拉普拉塔大学通信学博士维罗妮卡·斯福尔津（Veronica Sforzin）认为：“问题在于[哈维尔·米莱]政府对美国无条件地追随，这阻碍了本土技术生态系统的发展，并损害了我们的主权。”据该研究员称，美国告知几乎所有行业（除农产品和消费品进口外）的企业，如果它们与中国合作伙伴开发项目，将面临制裁风险。

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局势在24 août（周一）进一步升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X上将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压力定性为“公然的技术骚扰”。他是在回应美国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胡安·帕布罗·塞古拉（Juan Pablo Segura）的言论，后者在周六敦促“美洲地区美国的合作伙伴”国家将华为等中国企业的技术更换为被认为“可靠”的供应商的技术。

目前，CALF尚未屈服于压力。“我们将继续执行与华为的协议，因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业关系，”这家阿根廷合作社的第二副主席卡洛斯·金特里奎奥（Carlos Quintriqueo）在接受《Perfil》采访时表示。

阿奈丝·杜波依斯（ANAÏS DUBOIS）

在尼泊尔，家属们的绝望搜寻

在造成至少633人死亡的洪水之后，医院里挤满了寻找失踪亲属的人群

加德满都 - 特派员

8月28日，加德满都的一家医院前。 PRAKASH MATHEMA / AFP

8月26日周三上午9点左右，尼图·丹戈尔（Nitoo Dangol）看到一个由水、泥沙和碎片组成的巨兽正沿着山坡飞速冲下。“我当时什么都没想，我确信自己死定了，”这位年轻女性讲述道，“但我尽全力快跑，跑掉了我的拖鞋和手机。”这场席卷尼泊尔与西藏边境的山区海啸在短短几秒钟内摧毁了蒂穆雷村（Timure），但尼图·丹戈尔却侥幸生还，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个细节：在冲击发生时，她正处于特里舒利河（Trishuli）河床上方的一个土坡上。

当这位三十多岁的女性恢复意识时，她看到自己的姐姐被埋在泥流之下，正艰难地挥动手臂呼救。利用床单和绳索，妹妹成功地将她拉了出来。“她救了我的命，”她低声说道。周三傍晚，她被直升机送往加德满都的一家医院，目前躺在病床上，伤势为骨折以及面部和身体多处擦伤。

在加德满都与姐姐团聚之前，尼图·丹戈尔不得不在与世隔绝、没有电力、没有通信手段的蒂穆雷村多等待了24个小时。她与一百多名村民一起躲在一间牛棚里，直到一架军用直升机将她撤离到特里舒利。随后，她乘车前往加德满都。

这场悲剧然而并未放过住在更上游村庄的叔伯、婶姨和表亲们。“所有人都死了，我们没有家人了，”尼图·丹戈尔总结道，她目前也失去了与在村里做生意的母亲的联系。这位年轻女性担心自己在照片中认出了母亲，其尸体正漂浮在河中。“怎么想象未来？我们没有钱，没有衣服，没有屋顶，我们一无所有。而且我除了母亲之外，什么都想不了，”她低声说道。

与时间的赛跑

许多尼泊尔人正经历着同样的痛苦。在接收伤员救治的加德满都各医院中，寻找失踪人员亲属的人流络绎不绝。仅在周四一天，首都的大学医院就接待了1200多人，他们都在寻找兄弟、姐妹或叔伯。这种令人焦虑的往返在8月28日周五仍在继续。

卡马拉·赖（Kamala Rai），一名

“我每天都来，跑遍了所有的医院，”寻找哥哥的查梅莉·丹戈尔（Chamelie Dangol）解释道

一名五十多岁的女性在医院校园内悲痛欲绝地瘫倒在地，由一名年轻男子搀扶着。她的亲人没有一个人被接纳进这家医疗机构。尽管仍有找到他们的希望，但对于卡玛拉（Kamala）来说，等待已变得难以忍受，因为她深知随着时间的流逝，机会正变得越来越渺茫。

根据周五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这次巨大的洪水已造成至少 633 人死亡，边境两端约有 3 000 人失踪。在急诊科的红砖墙上，失踪者的照片越来越多：一名手持登山杖的山地向导、一个打着蝴蝶结的小男孩、一位穿着传统服饰的女士……“我每天都来，跑遍了所有的医院，”寻找哥哥的查梅莉·丹戈尔（Chamelie Dangol）表示，她的哥哥是一名卡车司机，在受灾最严重的鲁萨瓦（Rusawa）区失踪。

另一名女性达拉玛·谢尔帕（Dalama Sherpa）展示了她妹妹灿烂微笑的照片。她当时正前往被印度教徒视为神圣的冈仁波齐峰（mont Kailash）朝圣。两人最后一次通话是在灾难发生前 20 分钟，当时她正准备通过尼泊尔与中国之间的吉隆口岸，而该口岸已被汹涌的洪水彻底冲毁。“我知道一切都被摧毁了，但我没有失去希望，”达拉玛·谢尔帕坚称。大学医院的管理部门确认，他们仍在等待数十名幸存者的到来。

在急诊科附近，一些家属无奈地前往停尸房。墙外贴着被洪水冲刷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的尸体照片。“我的父亲失踪了，他的手臂上有一个纹身，就像这张照片里的男人一样，”阿斯塔·什雷斯塔（Asta Shreshta）指着照片说道。一名女性走出机构，她低声说道：“我看了三具尸体，实在无法继续下去了，我会让我哥哥来确认我叔叔的身份，”随后她匆匆离去。救援人员正与时间赛跑以营救幸存者。超过 13 000 名安全部队、军队和警察成员已被动员。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 3 742 人获救。

卡罗尔·迪特里希（CAROLE DIETERICH）

婆罗洲与苏门答腊遭受大规模泥炭地火灾袭击

棕榈油或造纸林种植园经营者被怀疑利用火烧方式清理林业特许经营区

曼谷

东南亚特派记者

2026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异常剧烈，印度尼西亚未能幸免，极度干燥的季节助长了火灾的蔓延。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大部分地区正陷入火海：六个省份（西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南苏门答腊、詹比和廖内）受到影响，并被宣布为灭火优先区域。此次行动动员了消防员、1500名军人以及航空资源。印度尼西亚卫生部估计，有300万居民直接受到这些火灾引发的污染影响。此外，烟雾还困扰着数千万其他人，尤其是马来西亚、文莱和新加坡等邻国。

更严重的是，由于旱季可能会延长至11月，情况恐将进一步恶化：根据由法国研究员大卫·加沃（David Gaveau）创建的印度尼西亚森林卫星监测网站 Nusantara Atlas 的数据，截至8月25日，2026年累计的“热点”数量已远超2019年同期。这位印度尼西亚森林砍伐专家警告称：“‘热点’数量的曲线表明，我们正走向一个可能是灾难性的年份，预计可能有3至4百万公顷的土地被焚毁。”2019年曾有2,6百万公顷土地被烧毁，创下近十年来最高纪录，而2015年则为4,5百万公顷。自2026年初以来，约300 000公顷土地已被摧毁。然而，今年的模式在重复上演：被焚毁的区域大部分是泥炭地。这些地区曾受热带雨林的保护，但在砍伐森林和挖掘数万公里排水渠的影响下，已经干涸并退化。

邻里的压力

“例如，为了将这些酸性极强的开垦土地转化为油棕种植园，需要对水位进行严格控制。然而，那些已砍伐森林但尚未开发的土地被弃之不顾，缺乏人为监管，这加剧了火灾风险，”大卫·加沃（David Gaveau）分析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强干旱年份增加了这些区域的脆弱性：“过去几十年的森林砍伐将一个原本耐火的生态系统变成了易燃的退化生态系统。这里简直就是一个火药桶，”他继续说道。

泥炭地火灾会导致大量的碳排放：在2016年5月发表于《自然》（Nature）杂志的一篇文章中，科学家计算出2015年9月和10月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火灾，每天产生的排放量与欧盟28个国家（当时包括英国）的总量相当。那个黑暗之年促成了泥炭地修复局（Badan Restorasi Gambut）的成立。

科学期刊《环境与可持续性指标》（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即将出版的一篇文章承认，这些“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效，完成了超过22000次渠道堵塞和渠道大坝建设，修复了160万公顷的泥炭地”，但对其“长期有效性提出质疑，特别是在生态韧性、社区赋权和治理改革方面”。

“本应让部分在泥炭地上建立的工业油棕或相思树种植园退役，但由于经济压力，这一举措未能实施，”大卫·加沃证实道，“该机构缺乏强制执行其决定的权威。”事实上，该机构已于2024年关闭，这是由当年当选的苏比安托（Subianto）总统重新掌控治理的一部分。

后者表示将对油棕或造纸巨头采取强硬立场：由于2025年11月苏门答腊岛发生的灾难性洪水（由非法砍伐森林加剧），28家公司的经营许可在2026年初被吊销。这位前将军正面临考验：大多数火灾被怀疑是由人为引起的。

环保人士认为，持有特许经营权的公司通过纵火砍伐来节省人力和设备成本：非政府组织 Walhi 对加里曼丹目前 25 524 个“热点”的分析显示，其中 74 % 位于特许经营区内。“无论他们是谁，无论涉及哪家公司，只要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下令焚烧土地，我们将吊销其许可证——甚至是他们所有的许可证，”总统在8月24日周一访问廖内省一个空军基地时承诺道。周日已有72名嫌疑人被捕，他们面临最高十年的监禁。布里斯·佩德罗莱蒂（BRICE PEDROLETTI）

乌兹别克斯坦粮食安全面临威胁

阿姆河（中亚最大河流）的衰减危及当地水稻生产

乌尔根奇（乌兹别克斯坦）- 特派员报道

早上 7 点，工人们已经在沙尔卡特·苏尔塔诺夫（Shalkat Soultanov）的水稻田里忙碌，用手工撒施肥料。几个小时后，这里就空无一人：在 7 月至 8 月期间，一场持续约 40 天的极端高温期（chillya）席卷中亚，对乌兹别克斯坦西部的花剌子模州（Khorezm）打击尤为严重，当地气温每天都超过 40℃。在拥有 150 000 名居民的州首府乌尔根奇的街道上，只有少数行人敢于在头顶撑着遮阳伞的情况下外出。

在距离那里约 20 公里的地方，这种高温对沙尔卡特·苏尔塔诺夫来说已不再仅仅是日常的困扰。高温与缺水相结合，威胁着他那一百公顷的农场，以及花剌子模州所有的水稻田，而该地区承担了全国近 40 % 的水稻产量。“几年前，我每年生产 900 担水稻。今年只有 700 担，”这位 47 岁的农民讲述道。

在烈日下，春季灌溉季后的水稻田呈现出一种鲜绿、近乎超现实的景象。很难想象该地区正面临一场注定会恶化的水危机。花剌子模绿洲位于西部的卡拉库姆沙漠和东部的克孜勒库姆沙漠之间，其肥沃程度依赖于中亚最大河流——阿姆河的浑浊河水。但由于气候变化、日益严重的干旱以及人类对水流的压力，根据水资源部的说法，这条发源于塔吉克斯坦冰川，流经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最后汇入咸海的河流，其流量到 2030 年可能会减少 10 %。

这一趋势已经显现：虽然由于中亚各国之间缺乏集中数据以及强烈的季节性波动，很难衡量其具体规模，但 2026 年 6 月发表在《国际土壤与水资源保护研究》（International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Research）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估计，在过去的九十年（1930-2020）中，阿姆河流经乌兹别克斯坦路段的流量下降了 54 % 至 77 %。

对于每年从该河抽取高达 220 亿立方米水（占其总水资源 15 % 至 20 %）的乌兹别克斯坦来说，这一挑战极其重大。在花剌子模州则更为严重，因为那里近 90 % 的农用地依赖于阿姆河及其供水的渠道网络。

“在某些时期，渠道会突然关闭，”乌尔根奇西北部肖沃特区（Shovot）的水稻种植者内马特·伊尚（Nemat Ischan）解释道。这是为了节水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但这损害了一些农场，尤其是那些位于基础设施最末端的农场，”他继续说道。

“种水稻变得越来越困难，”乌尔根奇附近的另一位水稻种植者卡米拉丁·尤苏波夫（Kamiladdin Youssoupov）证实。由于这种谷物极其耗水，他的收入在四年内下降了 25 %。他的农场使用在灌溉上游地块后回收的排水水，其水量也在减少。“如果每公顷水稻产量超过 70 担，我们就能获得利润。而现在，我只能获得 45 到 50 担。”

“单一种植政策”

在乌兹别克斯坦，大米在饮食中占据核心地位，它是该国标志性美食——普洛夫（plov，一种类似抓饭的米饭）的主要原料。大米的重要性如此之高，以至于官方设立了一个“普洛夫指数”来衡量生活成本的变化。据统计，过去一年该指数在不同地区的涨幅在 7 % 到 10 % 之间，增速超过了整体通货膨胀率。“我们的米是全国最美味的，因为由于气候原因，它天然带有咸味，”沙尔卡特·苏尔塔诺夫（Shalkat Soultanov）自豪地说道，他的手正伸进一袋准备出售的 5 公斤大米中。

这种特性实际上是苏联时代遗留的环境灾难的症状。在这里，由于位于……的咸海干涸，土壤发生了严重的盐碱化。

在花剌子米绿洲，近 90 % 的农地依赖于阿姆河

在花剌子米以北近 400 公里处。这片封闭的海域如今已消失了 90 % 以上，原因是苏联时期为了发展棉花单一作物，在数十年间大规模截流阿姆河的水源。国际拯救咸海基金会对外关系负责人瓦迪姆·索科洛夫（Vadim Sokolov）在塔什干办公室的地图上指着一处区域说：“现在只剩下一片巨大的盐原，面积与法国相当。”

“一年之中有半年，风会将盐分向南和向东吹散数百公里，”这位专业出身的水利工程师解释道。根据他的计算，在花剌子米，每公顷水稻要达到同样的收益，需要高达 30,000 立方米的水，而该国其他地区仅需 22,000 立方米。“在这里，我们在播种前必须先洗地，”内马特·伊尚（Nemat Ischan）在他自己的稻田前证实道，“也就是说，必须灌溉两三次才能将盐分冲洗掉。如果水足够的话……”他沮丧地说道。

苏联留下的环境遗产和全球变暖并非花剌子米农民面临的唯一威胁。他们还必须应对来自古什特帕（Qosh Tepa）运河的竞争。该运河自 2023 年起在阿富汗建设，预计在 2028 年完工时将截流约四分之一的阿姆河水量，并使流入乌兹别克斯坦的河水进一步减少 15 %。尽管该设施是塔利班重掌权力后，由喀布尔单方面为了灌溉巴尔赫（Balkh）沙漠地区而建设的，但乌兹别克斯坦水资源部表示，目前正与阿富汗原教旨主义者进行谈判。

面对日益增长的压力，塔什干试图减少损失：每年有 120 亿至 140 亿立方米的水——即抽取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由于灌溉渠道缺乏密封性而流失，这种情况在花剌子米和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尤为严重。当局正在增加修缮工程并鼓励对地块进行激光平整，同时激励农民使用更节水的先进技术，目标是到 2030 年总共节约 150 亿立方米水。

因此，花剌子米地区成为了一个试验区。在盖拉特·奥拉格梅托夫（Gairat Oragmetov）的农场里，六个月前安装了一台水泵，从地下 12 米深处抽水，然后通过一套美国设计的管道系统分发到地块中。这套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支持的试点装置，“今年节省了约 30 % 的用水，”这位农民解释道。然而，尽管政府为这些新技术提供补贴，但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其成本依然昂贵。

还有一个很少有官员敢于提出的问题：在一个水资源日益匮乏的地区，是否应该继续生产水稻和棉花？“这些单一作物政策依然根深蒂固，”柏林的乌兹别克斯坦权利捍卫者、关注农民权利的非政府组织“乌兹别克论坛”（Uzbek Forum）的乌米达·尼亚佐娃（Umida Niyazova）解释道，“国家将土地分配给特定的作物，农民通常必须严格遵守。直到今年，他们才在某些地块上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可以种植自己想要的东西，”乌米达·尼亚佐娃解释说。

在乌尔根奇（Urgench）的一位资深农民鲁斯兰·卡兰达罗夫（Ruslan Kalandarov）打算抓住这个机会，转向种植芝麻。“只需要 3000 到 4000 立方米的水，几乎比水稻少十倍，”他兴奋地说道。他站在距离阿姆河岸几公里的田地中央，仍在等待启动首次播种所需的必要许可。

艾玛·科莱特（EMMA COL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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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选举

展望 2027, 年，代际之战的风险

65 岁以上人群在经济、国家预算和选民群体中的权重日益增加。这一现实使得关于代际公平的讨论变得复杂。

对于每位总统候选人来说，这已成为一种惯例：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候选人在承诺中无处不在地提及未来与青年。与此同时，法国正在老龄化，其选民群体亦然。政治学家吕克·鲁班（Luc Rouban）估计，退休人员约占具有投票资格人数的三分之一，在国家选举中“最高占据了 40 % 的有效票数”。“老人政治”或“代际否决权”等词汇闯入了讨论，使自“光辉三十年”结束以来一直充满活力的代际战争叙事得到了更新。正如社会学家卡米尔·佩尼（Camille Peugny）在其 2022 年出版的《为了一个青年政策》（Pour une politique de la jeunesse, Seuil, 2022）一书中所写，这是一场众所周知的对立，一方是“富裕且自私的婴儿潮一代，他们生活在超出能力范围的水平之上，挥霍了福利国家的成果”，而另一方则是“随后的几代人，他们被留下的只有债务、痛苦和泪水”。

法国预算状况的恶化使得分担努力的问题变得日益紧迫。考虑到养老金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份额，长期以来被视为禁忌的“让退休人员做出贡献”的想法开始浮现。在法国企业家会议（Medef 夏季大学）开幕式上，该雇主组织主席帕特里克·马丁（Patrick Martin）便如此表示：“我们的社会模式已精疲力竭。法国人知道这一点并对此直言不讳，年轻人对此感受更深。”在一个老龄化的法国，面向老年人的支出（养老金、医疗）在机制上必然增加，而面向年轻人的支出则在萎缩，这一点从目前已出现的倾向中可见一斑：即通过削减教师岗位来配合学生人数的下降。卡米尔·佩尼强调：“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必须注意确保代际之间存在最低限度的公平。”

“财产老人政治”

触动养老金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尝试。前总理米歇尔·巴尼耶在2024年因考虑取消退休金的指数化调整而下台。一年后，在同样的位置上，弗朗索瓦·贝鲁也试图让那些“受益于战后富足时期”的人做出贡献，但未能成功。在总统大选前八个月，正当政府试图敲定2027, 年财政法案项目时，这一想法再次被提上议程。经济部长罗兰·莱斯屈尔（Roland Lescure）在8月24日周一接受BFM-TV采访时确认了这一方向。然而，面对退休人员在选民中的权重，这项措施往往出现得快，消失得也快。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各方都试图避免得罪退休人员。国民议会财务委员会主席、来自“不屈法国”党的埃里克·科克雷尔（Eric Coquerel）认为这是一项“罕见的愚蠢措施”；而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国民联盟（RN）议员埃德薇格·迪亚兹（Edwige Diaz）在Franceinfo上表示，“拒绝让不同世代之间产生对立”。

在政治上，让65岁以上的人群不满是具有风险的。相比年轻人，他们更积极地参与投票。“他们属于那些与传统政治联系更为紧密的世代，他们与政党关系更近，且许多人是忠实的选民；

8月23日，在德龙省沙托讷夫-叙尔-伊泽尔举行的LFI夏季大学期间。 BRUNO AMSELLEM/ DIVERGENCE POUR « LE MONDE »

相反，年轻人对政党持有日益增加的‘知情不信任’感，具有批判性的公民意识，其投票行为呈现‘间歇性’，并伴随弃权现象，”政治社会学教授文森特·蒂贝尔（Vincent Tiberj）分析道，他是《幻灭的世代？青年与民主》（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2021）一书的合著者。

除了人口权重和极高的投票率，其他现象也使部分65岁以上的人处于优势叠加的状态。经济学家安德烈·马松（André Masson）在《21世纪的遗产》（Odile Jacob出版社, 2025）一书中指出，财产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相对于劳动收入不断增加，且这些财产在近年来也显著“老龄化”：60岁以上的人目前拥有近60 %的非金融和金融资产。他指出：“一种真正的‘财产老人政治’已经出现，年长者掌握着财产，且他们投票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利益被削减。”

对于退休人员来说，降低养老金意味着背弃了支撑现收现付制系统的默契契约，在

玛丽娜·勒庞坚持恢复62岁退休年龄

与巴尔德拉的路线决裂，这位国民联盟的候选人希望保留其最后的“社会”标签之一

2024年和2025年，菲利普·夏蒂埃球场的观众曾有幸见证了拉法·纳达尔和理查德·加斯凯的退役；或许是受到了罗兰·加洛斯精神的启发，国民联盟（RN）领导人玛丽娜·勒庞于8月27日（周四）在同一地点正式宣布，她选择将退休年龄定为62岁，甚至60岁，而企业主们则在旁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让我们承担起社会选择；我愿意承担，”在面对潜在的总统大选对手时，她在法国企业家会议（Rencontre des entrepreneurs de France）上如此辩护，该活动是雇主游说团体Medef的开学季盛会。

近年来，这项养老金改革一直是该极右翼政党的争论焦点，也是玛丽娜·勒庞最后的“社会”标签之一。此前在夏季之前，当国民联盟主席乔丹·巴尔德拉参选总统的可能性出现时，他曾公开质疑这一方案。尽管玛丽娜·勒庞在二审中因挪用公款被定罪，但她的主导地位得以恢复，从而导致其在2022年提出的改革方案得以维持，不过仍需明确一些补充机制。

在2024年立法选举中提及的版本中，该改革将最低退休年龄恢复至62岁，而对于在20岁或之前就从事过“重要首份工作”的人员，则可降低至60岁。后者获得全额养老金所需的缴费年限为40年，随后逐渐延长至42年——相比之下，2023年通过并在2026年被国民议会暂停的改革方案则要求43至44年。玛丽娜·勒庞目前估计，该改革在稳定运行期间的成本约为90亿欧元，而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在2024年的估计则约为350亿欧元。

被玛丽娜·勒庞视为若胜选总统后将出任其未来总理的乔丹·巴尔德拉，此前倾向于放弃退休年龄限制措施，并建立一个资本化养老金支柱，但玛丽娜·勒庞在周四并未提及此事。7月中旬在《费加罗报》上，在玛丽娜·勒庞宣布参选后，这位国民联盟主席强调了他在该问题上的愿景，认为“我们的养老金体系总体上已精疲力竭”。

对于该极右翼政党而言，对2022年提出之改革方案的批评，反映了其希望使自己的计划在经济界看来更具吸引力且更易理解的愿望，因为国民联盟的一些当选议员至今仍难以解释其中的逻辑。该方案在2022年的设计者之一、工程师弗朗索瓦·杜尔维（François Durvye）曾强烈推动这一修改；他于今日宣布辞去乔丹·巴尔德拉特别顾问的职务，且不会参与玛丽娜·勒庞的竞选活动。

未提及工作艰苦程度

在面对经常担心养老金在国家支出中所占比重的法国企业雇主协会（Medef）负责人时，这位总统候选人试图为其逻辑辩护：“我提出的养老金改革基于一个非会计学的原则：它基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法国的就业率太低（……）。简单的方法是说必须让人们工作很长时间，而不承认在达到一定年龄后让他们继续工作是很困难的（……）。我提出的养老金改革是一种[鼓励尽早工作的]激励措施。”玛丽娜·勒庞在展示这份与其2022年提出的改革方案完全一致的计划时补充道，她希望通过为高龄雇员取消养老金和失业保险缴费，来增加激励他们继续工作的措施。

她此外还明确表示，这项改革将不包含任何关于工作艰苦程度（pénibilité）的参考，“无需将一天中弯腰的次数乘以船长的年龄”。在国民联盟（RN）的逻辑中，最艰苦的工作是由20岁之前就开始工作的人员担任的，因此这些人将受益于比其他法国人更短的缴费年限。

然而，经济学家、Neoma商学院教授及养老金制度资深专家吉尔伯特·塞特（Gilbert Cette）认为，这一论点缺乏科学支撑。他提醒道：“尽早工作的人群构成非常多样。不一定只有建筑工人，也包括商人的儿子。这些情况更为复杂，如果此前没有采取此类措施，是因为我们观察到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显而易见。这些问题显然已被密切研究过。”

关于在该改革框架下能于60岁退休的受益人数，目前仍存在不确定性。国民联盟参考的是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定义的“首次重要就业”，即至少为期六个月的合同，且在工时和薪资标准上排除了“学生兼职”或学徒制。2025年接受《世界报》采访时，弗朗索瓦·迪尔维（François Durvye）曾估计，这仅占一个年龄组的1.5%。即每年大约10,000人。

克莱门特·吉尤（CLÉMENT GUILLOU）

他们为其缴纳了一辈子的费用。但道德问题同样地摆在年轻一代面前。“在职人员和未来的在职人员正被榨干，以资助一个目前仅让退休人员受益的社会模式 [养老金与医疗]。将一项并非为了资助我们未来的债务遗留下来，这难道不不道德吗？”自由主义人口研究智库Club Landoy的主任马克西姆·斯拜希（Maxime Sbaihi）如此质疑。曾在劳动部担任穆里埃尔·佩尼科（Muriel Pénicaud）办公室主任（2017-2020）的安托万·富舍（Antoine Foucher）则主张制定一种“新的集体理想”，放弃提前退休的幻想，但通过将预算重新导向气候、长期护理或未来投资，以“确保我们的孩子能生活得比我们更好”。

尽管这一信息并不受欢迎，但某些候选人仍选择坦然面对。在7月份的首次集会上，爱德华·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便主张要“告诉退休人员，他们需要为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更多资金”。在今年开学季，他重点推介了一项更容易获得退休人员认可的提议，即“允许更快、更早地进行财产传承以帮助年轻人”，特别是通过增加免税捐赠的方式。这一措施将起到加速“大传承”的作用——在未来几年，将出现一次从婴儿潮一代向其后代前所未有的财产转移，而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法国已经根深蒂固的财产不平等现象。

“年轻人面前矗立着一堵墙，他们已经感觉到未来没有出路，”卡米耶·佩尼（Camille Peugny）强调道，而此时遗产问题依然是一个在政治上极其敏感的话题。在他看来，任何想要争取年轻人支持的人，都必须致力于解开阻碍年轻人展现真实能力的两个枷锁：一是学历——尝试构建一个能减少不平等复制的学校体系；二是金钱。他补充道：“不能让对潜在代际不平等的关注，成为掩盖年轻人之间巨大社会不平等现象的遮羞布。”

青年的参与度

在政治上，青年群体远非铁板一块。“在 2022 年和 2024 年，年轻人的首次投票选择是让-吕克·梅朗雄（在总统选举中），随后是新人民阵线（在立法选举中）”，研究员文森特·蒂贝尔（Vincent Tiberj）指出，但随后“他们的选票流向了国民联盟（RN），其中男性比例更高且学历较低”。在左翼，让-吕克·梅朗雄致力于将青年视为优先目标，将其定义为“受年龄歧视的社会阶层”，但与此同时，他并未冒险触怒退休选民，也没有试图在预算方程式中减轻养老金的权重。与之相对，65 岁以上人群的投票在 2022 年和 2024 年呈现出共和党（Les Républicains）选票崩塌的特点，取而代之的是对马克龙阵营的投票以及极右翼的崛起。“退休人员中陷入危机的是戴高乐主义的继承者。较为自由派的人转向了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而较不富裕的人则转向了极右翼，”吕克·鲁班（Luc Rouban）观察到。这为 2027 年增加了悬念。

“年轻人面前矗立着一堵墙，他们已经感觉到未来被堵死了”

卡米尔·珀尼（CAMILLE PEUGNY） 社会学家

选举的另一个未知数在于青年的参与度。正如文森特·蒂贝尔所解释的，“如果你设定的（总）投票率目标是 70 %，那么退休人员将拥有相当大的权重。如果达到 80 % 或更高，则意味着年轻人和底层民众回归了”。2022 年选举的首轮投票率为 73,69 %，而 2027 年的选举将标志着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两个五年任期的结束，且极右翼处于高位，这一切都足以制造出巨大的博弈空间。关键在于，这次选举能否引起所有世代的兴趣。

朱莉·卡里亚特（JULIE CARRIAT）与蒂博·梅泰斯（THIBAUD MÉTAIS）

左翼再次发起攻势，主张提高遗产税

从法国民主工会（CFDT）到拉斐尔·格吕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以及玛丽娜·通德利埃（Marine Tondelier），加强遗产税征收的观点再次回归。国民联盟（RN）对此持反对态度。而总理则提及了强制捐赠的可能性。

人们并未预料到她会在这个领域发力。令人惊讶的是，在8月25日周二被问及对下一份预算的期望时，法国民主工会（CFDT）秘书长玛丽利斯·莱昂（Marylise Léon）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修订遗产税。她在RTL电台解释称，“所有遗产从第一欧元起就应被征税”，而目前小额遗产是免税的。这位法国最大工会的负责人主张，这是一项“社会公正”措施。但与此同时，她也透露出严重的怀疑：“政治负责人是否有勇气承担”这样一项可能“动摇部分选民”的改革？

注意，这是一个敏感话题！它将宏大政治与最私密的个人生活交织在一起，触及每个人对平等和家庭的认知。由于此事过于微妙，近年来大多数在秋季讨论的提案在冬季预算通过前就被搁置了。这一次会有所不同吗？为了限制公共赤字而寻找数百亿欧元的必要性，是否会促使议员们提高遗产税，即便这确实会触怒他们的选民？

随着预算辩论和总统竞选的临近，左翼再次发起攻势。在短短几天内，玛丽利斯·莱昂、“公共广场”（Place publique）共同主席拉斐尔·格吕克斯曼以及生态党（Les Ecologistes）全国秘书玛丽娜·通德利埃相继披露了他们的想法。这些方案各不相同：CFDT多年来一直希望对所有遗产（即使是小额遗产）征税；而左翼政党则更倾向于仅增加巨额财富持有者的税负。

玛丽娜·通德利埃在8月26日周三披露的计划便证明了这一点：“99 %的人口应该能够传承他们在一生中赚到的财富，”她如此认为，从而为被某些人质疑的遗产原则提供了正当性，“我们建议仅针对继承巨额财富的1 %人群提高税率。”对于超过400万欧元的遗产，除了现有的税费外，还应缴纳10 %的贡献金；对于超过1300万欧元的遗产，该比例将上升至20 %。此外，旨在减轻遗产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杜特雷约定（pacte Dutreil）或潜在资本利得的抵消，将被“重新审视”。

纠正不平等

巴黎生态党议员、财政法专家艾娃·萨斯（Eva Sas）指出，这项改革的总收益“在进入稳定运行期后，每年可达150亿欧元”。与国家目前的相关税收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数额：2025年的遗产税收入为161亿欧元，赠与税收入为51亿欧元。

拉斐尔·格鲁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勾勒的一项非常相似的方案，预计也能带来约150亿欧元的收益。这位参加总统选举的“公共广场”（Place publique）党候选人同样旨在针对“最大规模的1%遗产”，并“从200万欧元起实行累进税率”。

与此同时，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在其计划中预计，将通过“计算一生中所收到的所有赠与和遗产”来增加高净值资产的遗产税。此外，这位“不屈法国”党的领导人希望“设定1200万欧元的遗产上限，即中位数净资产的100倍”。超过此限额的部分将全部由公共权力没收。

每次此类提议的目标都是双重的。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充实国库；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纠正不平等，或者至少是遏制在法国以及全球几乎所有地方都观察到的资产不平等爆炸式增长。

这些政党构想的遗产改革与其同样支持的“祖克曼税”（taxe Zucman）相近。首要目标是“超级富豪”，他们的资产在近年来大幅增加，且经常利用所有可能的免税额和税收漏洞，使得其税负相对低于他人。但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主张每年对百万富翁的资产征税，而关于遗产的方案则是在资产转移时进行征收。两者并不冲突。

改革者可以依托大量研究，这些研究表明遗产的权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是如何增加的。根据由负责为总理提供咨询的专家组——经济分析委员会（Conseil d'analyse économique）在202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法国人的资产中来自继承的部分已从1970年代初的35%上升至目前的60%。

想要富有，越来越只需要“出身好”。比利时-荷兰裔哲学家兼经济学家英格丽德·罗拜恩斯（Ingrid Robeyns）在其将于9月2日出版的有力论著《限制主义：反对极端财富的辩护》（Limitarisme. Plaidoyer contre l'extrême richesse，Actes Sud出版，352页，23欧元）中尖锐地指出：“遗产无疑是非正当财富最显著的例子之一”。

与其他国家一样，如此推崇平等与功绩的法国，正变成一个“继承者社会”。随着出生于1945年至1960年间的婴儿潮富裕子弟步入生命终点，这一现象极有可能加剧。到2040年，他们预计将向子女和孙辈转移超过9万亿欧元。这将是当代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财富转移。

巴黎生态党议员艾娃·萨斯指出，遗产税改革的总收益“每年可达150亿欧元”

是否应该在不修改游戏规则的情况下，任由这场“大转移”发生？

这种质疑已在左翼之外蔓延。证据便是由克萨维尔·雅拉韦尔（Xavier Jaravel）、埃马纽埃尔·莫内（Emmanuel Monnet）、马修·佩鲁耶罗（Mathieu Peruyero）和文森特·庞斯（Vincent Pons）合著的教材《经济政策的现实考验》（Politiques économiques à l'épreuve des faits，Odile Jacob出版，560页，39.90欧元），该书将于9月2日上市。这些作者是经济学家和高级官员，绝非激进之辈。克萨维尔·雅拉韦尔是经济分析委员会的执行主席，而埃马纽埃尔·莫内则担任经济部长罗兰·莱斯屈尔（Roland Lescure）的办公室主任。

种种阻力

“为了应对继承资本的趋势性增长及其日益严重的集中”，他们依然主张“提高遗产税和赠与税，特别是针对巨额财富”。他们还认为，“取消某些主要使富人受益的税收优惠，例如在赠与或死亡时免除潜在资本利得”，是“恰当的”。

然而，这些论点遭遇了诸多阻力。8月25日周二，法国民主工会（CFDT）秘书长才刚刚提及她的计划，玛丽娜·勒庞便在X平台上对其发起猛烈抨击：“莱昂女士想要对所有家庭征税，从每笔遗产的第一欧元开始。相反，我们必须保护并促进将一生工作的成果传递给子女和孙辈。”为了“使法国家庭扎根”，国民联盟反而提出，要为“低收入家庭和中产阶级”取消直接继承税。

8月26日周三，共和党（Les Républicains）候选人布鲁诺·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在接受《观点报》（L'Opinion）采访时，则承诺将“尽可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遗产税，因为“传承是一种深刻的人类渴望”。

雇主代表们同样对任何增加富人税收的举措表现出极大的抵触，即便是在他们去世之时。周三，法国企业运动雇主联合会（Medef）主席帕特里克·马丁（Patrick Martin）断然拒绝了拉斐尔·格鲁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的提议。他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France Inter）上肯定地表示：“归根结底，这不会创造 1 欧元的额外财富。”

在这些矛盾的火力交锋之间，勒科尔纽将如何应对？7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向他提供了一个想法：强制极富家庭在继承时资助公益基金会，否则将面临高额征税。这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强制性赞助”。在普罗旺斯艾克斯（博什-杜罗讷省）经济论坛上，总理回应道：“就这么办！”，并明确了时间表：“就这么办，潜在的时间点在年底的预算辩论期间。”这项措施是否会出现在预计 9月30日 出台的财政法案草案中？仍有待观察。

丹尼斯·科斯纳德（DENIS COSNARD）

雇主对候选人勒庞的保留意见

部分企业主认为乔丹·巴尔德拉更易掌控且对自由主义话语更敏感

8月27日，巴黎，Medef夏季大学期间的总统候选人们。CYRIL BITTON / DIVERGENCE 为《世界报》拍摄

同样的场景，不同的人物。在罗兰·加洛斯球场的菲利普·夏蒂埃球场（Medef开学季活动的举办地），乔丹·巴尔德拉的西装领带和紧闭的面孔，被玛丽娜·勒庞的深蓝色长裙及其表情所取代——她对竞争对手时而感到恼怒，时而觉得有趣，时而感到惊讶。就像在2025年一样，这位极右翼代表关于放松管制和降低生产税的承诺，似乎并未在企业主心中产生影响。对这位国民联盟（RN）候选人来说，更糟糕的是：来自拉斐尔·格鲁克斯曼、加布里埃尔·阿塔尔或玛丽娜·通德利埃对她的攻击，反而引起了最多的欢呼。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前总理在辩论结束时给予了致命一击，他自称是部分雇主阶层的发言人：“也许有些人会感到失望，但巴尔德拉的烟幕弹已经彻底散去了！我们回到了勒庞女士的经典模式：主语、谓语、移民，至于其他所有经济问题，随之而行即可。”令人惊讶的是，作为玛丽娜·勒庞潜在的总理人选，乔丹·巴尔德拉在这次非正式的总统竞选启动活动中，并未出现在候选人的支持者席位上。

自当选国民联盟（RN）党首以来，由这位“B计划”主导的争取雇主阶层好感的尝试，能否在“A计划”回归后幸存？而这位“A计划”还背负着一项关于挪用公共资金的二审判决。8月27日星期四，在法国企业家会议（Rencontre des entrepreneurs de France）期间，经济精英们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接收到了两个坏消息：玛丽娜·勒庞确认了她在2022年提出的养老金改革方案——计划缴费年限为40至42年，退休年龄为60至62岁——这被雇主阶层认为是不切实际的；此外，她还与她的自由主义经济顾问弗朗索瓦·杜尔维（François Durvye）决裂，而后者曾是国民联盟与企业主之间的首选沟通桥梁。

这位候选人的亲信顾问们并不掩饰他们对法国资本主义的极大不信任——这与乔丹·巴尔德拉的随员截然不同——她从未像她的年轻后辈那样尊重老板们，尽管她已经放弃了十五年前持有的那种公开敌视的态度。在玛丽娜·勒庞的随员看来，他们对这种安全距离感到满意，因为这维持了一个“既非右翼也非左翼”纲领的神话：“我们并不寻求任何人的认可。‘老板’这个词对于我们在北部和东部的选民来说并不是一个积极的词汇。”这证实了前希拉克政府部长雷诺·杜特雷尔（Renaud Dutreil）在私下里的遗憾，他是近几个月试图以非正式方式影响该党经济纲领的人之一：“她是通过埃宁-博蒙（Hénin-Beaumont）选民的视角来看待经济的，她不想惊扰他们……”

“震惊”

评论家阿兰·明克（Alain Minc）——他的支持对象是地平线党（Horizons）候选人爱德华·菲利普——断言，一些强大的工业巨头在7月7日感到大失所望，当时玛丽娜·勒庞尽管面临其

在危险等级中，“不屈法国”（LFI）位列第一

巴黎上诉法院在国民阵线（FN）议员助理案中的判决中指出：“任何见过乔丹·巴尔德拉的老板在离开时都会认为自己占据了上风，并坚信能够操纵他，但在我看来这是错误的。他通过安静地倾听来玩这个游戏：他想要讨好。而玛丽娜·勒庞的回归使情况变得复杂。这一假设再次让大企业主们对极右翼产生敌意。她并不寻求他们的支持，她更加强硬：这才是真正的政治。”

他引用了参与者对4月份在德鲁昂（Drouant）餐厅一次晚餐的“惊恐”记录，在那次晚餐中，玛丽娜·勒庞面对的是CAC 40指数公司的顶层精英——贝尔纳·阿尔诺（LVMH）、帕特里克·普亚内（道达尔）、塞巴斯蒂安·巴赞（雅高）……这位加来海峡省的议员展现了她的真实面貌：怀疑欧盟且捍卫社会国家，这两点对大企业主来说是两块“红布”。

对于“世界旅行者”（Voyageurs du monde）的首席执行官让-弗朗索瓦·里亚尔来说，诊断结果相同。他经常出入马克龙主义圈子，并对企业主逐渐习惯极右翼感到绝望：“玛丽娜·勒庞让老板们更加担心，他们认为她对自由主义话语相当不敏感。他们与她会面后也被她的言论所震惊，尤其是他们更难让她改变主意。”作为一种证实，一位在2025-2026年冬季会见过乔丹·巴尔德拉的CAC 40大企业主透露道：“就像萨拉·克纳福一样，他有一个伴侣问题：那就是他的同伴比他本人更令人难以接受。”

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企业负责人们坚称乔丹·巴尔德拉的讨好毫无效果，所有人都将其视为简单的政治沟通手段，并强调其缺乏经验。但他们一致认为，在危险等级中，“不屈法国”（LFI）位列第一。这位国民联盟主席的竞选活动逐渐使大多数老板从“两者都不选”转向了“除了梅朗雄谁都行”，这体现在法国企业雇主协会（Medef）主席帕特里克·马丁周四发表的一番具有暗示性的声明中：他无法确定玛丽娜·勒庞是否应被归类为极右翼，但他补充说，那些“构成真正共和问题”的表达在“LFI那边”更为明显。

《赤字漫天》

在国民联盟（RN）看来，这场诱导行动的目的还在于，防止在与中左翼或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继承人进行对决时，出现所谓的“共和阵线”阻击呼吁。同样，在对马克龙主义的极度厌恶（其程度与 2017 年激起的期望相当）与面对一个即将掌权之政党的实用主义之间，矛盾依然存在——即便该党是凭借排外逻辑当选，且在挑战法治。一名法国企业雇主协会（Medef）负责人匿名承认，“面对极右翼可能上台的前景，企业主们出现了一种去抑制现象”。

对于很大一部分激进化的老板来说，价值观问题已不再是问题。他们在移民和治安问题上与右翼立场一致，敌视国家，且部分人受到哈维尔·米莱在阿根廷实施的强硬手段，或埃隆·马斯克在美国短期实施的手段的启发；乔丹·巴尔德拉曾公开承认这种启发，而玛丽娜·勒庞则继续将削减公务员人数描述为“右翼分子的把戏”。“无论他们的候选人是谁，他们对法治、歧视和国民优先权都持有同样危险的态度，”MAIF 总经理帕斯卡·德穆热（Pascal Demurger）略显孤独地坚持强调。当这位互助保险公司负责人谴责国民联盟“无法提出一个合理且可信的计划”时，更多同行表示认同。

与承诺给企业的措施一样，甚至程度更深，法国的预算轨迹令企业主们感到担忧：债务的削减是实现他们优先事项（即降低税收和缴费，以及推动国家再工业化）的前提。然而，在他们看来，玛丽娜·勒庞拒绝触动养老金或社会福利国家，使得她的承诺无法实现。“没有人相信她的降低生产税计划，”一名法国雇主代表尖锐地认为，“她通过降低增值税和她的养老金改革制造了漫天赤字，我们知道最终这将变成企业的额外税收。她不是亲商业，她是亲选民。”

周四做出的立即削减 1250 亿欧元赤字，并将预算“黄金法则”写入宪法的承诺，是否足以改变大企业主的看法？一名金融人士透露，目前他们的紧迫任务，更多是寻找右翼阵营中谁能与玛丽娜·勒庞共同执政，并促使她放弃最后这些社会福利承诺。

贝尔特朗·比苏埃尔（BERTRAND BISSUEL）、 克莱门特·吉尤（CLÉMENT GUILLOU） 以及 蒂博·梅泰斯（THIBAUD MÉTAIS）

国民联盟内部：玛丽娜·勒庞与弗朗索瓦·杜尔维的分道扬镳

这位曾在政党中充当面向雇主阶层自由派担保人的综合理工学院毕业生，与这位总统候选人的经济路线存在分歧。

对于其经济顾问而言，玛丽娜·勒庞在所有思想流派和所有顶尖名校中招揽人才。然而，有一个共同点：没有哪位“灰衣主教”能留任太久。弗朗索瓦·杜尔维（François Durvye）是最近的一位，他打破了记录。这位拥有自由主义思维的综合理工学院毕业生在4月被大张旗鼓地任命为“国民联盟（RN）主席特别顾问”，但他在8月 27 日周四宣布离职。

弗朗索瓦·杜尔维自 2021, 起就开始协助玛丽娜·勒庞，起初在幕后工作，随后在 2024, 成为该极右翼政党在大型企业主中的代表。每周多次的私人晚餐、正式会晤、备忘录和汇报；他喜欢将自己塑造为国民联盟主席乔丹·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未来的经济部长，并为极右翼在工业和金融领域披上了一层专业能力的外衣。

8月 27 日周四，当玛丽娜·勒庞在没有他的陪同下出席由法国雇主协会（Medef）组织的总统候选人辩论——“法国企业家会议”（Rencontre des entrepreneurs de France）时，《费加罗报》宣布他将不参与此次竞选。弗朗索瓦·杜尔维向《世界报》确认了这一消息，同时也确认了他作为乔丹·巴尔德拉特别顾问的任务已经结束，但他拒绝详细阐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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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离开，“是我希望如此”，

在勒庞与杜尔维这对搭档中，双方都声称是对方离开了自己。后者向《费加罗报》保证，他无法捍卫一个与自己不符的经济路线。这个借口可能显得牵强，因为国民联盟（RN）候选人的路线已经向这位顾问的经济方案靠拢，尽管他在养老金改革这一热门议题上未能获得支持。

“是我希望如此，所以我并不遗憾，”玛丽娜·勒庞在参加完由法国企业雇主协会（Medef）组织的辩论后，在BFM-TV上如此回应。事实上，弗朗索瓦·杜尔维失宠的初步迹象在 7 月7日后便迅速出现。当天，这位帕-德卡莱省的议员因挪用公款被上诉法院判决，判决结果比一审轻微，使她得以在当天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一周后，他未被邀请参加随后的选举准备研讨会。国民联盟前欧洲议会议员吉勒·勒布雷顿在社交平台X上直言不讳地表示：“走好！我们不需要一个超自由主义者在这个岗位上，玛丽娜不会后悔的！”

事实上，几年前，弗朗索瓦·杜尔维——据他所说，是因为个人崇拜玛丽娜·勒庞而加入国民联盟的——就将筹码押在了乔丹·巴尔德拉身上，因为他深信司法程序会阻止前者参选。此外，他认为这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更能倾听他希望加强该极右翼政党自由主义倾向的意愿。在 7 月7日之前，一名勒庞支持者已经预言了他的终结，确信背叛的嫌疑已决定了他在玛丽娜·勒庞心中的命运：“我们总是与这些外部人员相处不睦，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渗透或制造混乱。”

在正式加入国民联盟之前，弗朗索瓦·杜尔维管理着极右翼企业家皮埃尔-爱德华·斯特林（Pierre-Edouard Stérin）的家族办公室，后者渴望影响政治辩论。他在那里留下的印象毁誉参半，经济成绩单也饱受争议，许多人指责他更关注自己的政治前途而非这位商人的投资。他本人曾考虑在 2027, 年参加立法选举的提名，可能是在他拥有一座庄园的卡尔瓦多省。正是由于他的建议，玛丽娜·勒庞在那座宅邸中准备了 2022. 年总统大选两轮投票之间的辩论。一年后，她再次回到那里，在一些来自金融界宾客惊讶的目光中，庆祝这位综合理工学院（Polytechnique）校友的 40 岁生日。

此后，自青少年时期起就热爱政治——他曾支持菲利普·德·维利耶（Philippe de Villiers）并参加过“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讲座——的弗朗索瓦·杜尔维在国民联盟中的影响力迅速提升，威胁到了该党经济计划的设计者、索姆省议员让-菲利普·唐吉（Jean-Philippe Tanguy）的地位。尽管他未能如愿使其变得更专业，也未能让对方放弃一些他认为不合适的税收公正措施。一项得益于其夫妻双方财务宽裕的行为，确保了他在这位帕-德卡莱省议员核心圈中的地位：他在 2023, 年买下了让-马里·勒庞位于吕埃-马尔梅宗（上塞纳省）的住宅，为勒庞家族带来了丰厚的溢价。然而，在还没能入住之前他就离开了国民联盟，目前该豪宅仍由雅尼·勒庞（Jany Le Pen）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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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雇主在为国民联盟铺路”

总工会（CGT）秘书长索菲·比内对总统大选临近时国家的“麻木状态”表示遗憾

访谈

总工会（CGT）秘书长对国家在极右翼可能通过选票执政这一前所未有背景下的“麻木”状态表示担忧，并希望通过使社会议题充斥辩论，以防止国民联盟（RN）获胜。在经历了火灾和热浪频发的2026年夏天之后，索菲·比内还提出了使工作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

距离总统选举还有八个月，您是否觉得候选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国民联盟上台的风险？

没有，这太可怕了。我们感觉像是回到了1938年的法国，处于一种巨大的麻木之中。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背景下，极右翼第一次有可能通过选票夺取政权。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在法国企业雇主协会（Medef）的夏季大学上，候选人们关注的焦点是让-吕克·梅朗雄，而不是攻击玛丽娜·勒庞，后者则显得很安稳。

总工会会在下次选举中给出投票指令吗？

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对于劳动者来说，没有比极右翼更糟糕的敌人了。在总工会，我们有太多的同志被驱逐、枪决、折磨，因此我们不能忘记法西斯主义是什么。雇主阶层的这种健忘是可耻的。当帕特里克·马丁说他不知道玛丽娜·勒庞是否属于极右翼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道德错误。这证实了对于Medef来说，只有金钱才重要。

雇主阶层回应称，他们不能忽视选举结果……

这不是重点！一部分雇主正在通过将极右翼正常化，为他们提供便利，而现在的关键应该是尽一切努力防止其上台。问题不在于他们如何评价国民联盟的经济计划，而在于他们如何看待该计划的其余部分。国民联盟对我们的宪法、外国人、女性、LGBT群体、司法独立以及气候的看法……国民联盟没有改变。玛丽娜·勒庞已经再次重申，一旦上台，她将[举行]一次宪法全民公投，将“国民优先”写入宪法……这是一次旨在建立国家排外主义的强权之举。“国民优先”就叫种族隔离！但如今，雇主阶层唯一的评价标准就是其财务利益。

如果国民联盟获胜，总工会是否会号召罢工？

对我们来说，关键是尽一切努力防止国民联盟获胜。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们在2024年成功阻止了他们的胜利，我们现在可以再次做到。我们的策略是用社会问题充斥辩论。必须将愤怒转化为动员。9月7日，反对性别与性暴力；9月15日，为能源、医疗、高等教育和研究领域的雇员而战；9月26日，举行一场关于气候、和平与社会正义的大规模公民游行。

对于今年夏天发生的特大火灾和接连而至的热浪，您如何看待政府的行动？

雇员们经历了一个地狱般的夏天，而这段时间通常意味着放松和无忧无虑。我们感到窒息。高温导致超过7,000人死亡——其中包括数十名劳动者。这种情况有两个责任方：一是政府，其在气候行动上的不作为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导致法国气温达到了40℃；二是贪婪的雇主阶层，对他们而言，只有眼前的金钱才重要。如果我们任由他们如此行事，我们将发现一个50℃的法国是多么恐怖。

为了使工作适应气候变化，最紧迫需要采取的措施是什么？

首先，在法国气象局（Météo-France）发布橙色预警的地区，必须系统性地停止户外工作。应当设定一个最高温度阈值，一旦达到该温度，活动即刻停止。今年夏天，在阴影下 45℃（阳光下超过 50℃）的情况下，仍有员工在户外工作。政府和资方对此听之任之，这是犯罪行为。此外，劳动监察部门的权限和人员编制也必须得到加强。最后，推广预防计划至关重要。

Insee 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家庭购买力下降了 0,6 %。您对这一趋势有何看法？

总工会（CGT）数月来一直在谴责这一点：工资水平至今仍未恢复到 2020. 年的水平。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大规模的劳动阶层地位下降。贫困人口和亿万富翁的数量从未像现在这样之多。在我们的国家，财富分配极不均衡：问题就在这里。

劳动部预计将成为 2027. 年国家预算中贡献削减开支最多的部门之一。您对此怎么看？

这非常令人担忧。计划在个人培训账户 [CPF] 中削减 3 亿欧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数额。这是短视的选择，将阻碍员工接受培训以及在职业生涯中获得晋升。更何况，我们正面临着由人工智能引发的技术革命，以及要求生产工具进行变革的环境挑战。必须投资于职业培训。另一个担忧则涉及劳动监察的人员编制。

您如何看待政府在制定该预算时，以减少国家赤字为导向的这种方法？

对于劳动者来说，马克龙主义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噩梦：每年，政府和资方都在掏我们的口袋，而我们的口袋却越来越空。然而，考虑到向企业提供的 2110 亿欧元援助，其实是有操作空间的。

您的反对者会反驳说，法国已经是强制性征收（税收与社会缴费）最高国家……

法国是欧洲国家中降低强制性征收幅度最大的国家。但我们并没有看到效果，因为我们创造的就业机会比其他地方少，失业率的下降幅度也更小。

私营部门的从业人员数量（无论是否为雇员）已显著增加……

2017年之后，法国在数年间受益于有利的国际环境。尽管如此，我们国家的就业增长速度仍低于邻国。此外，失业率在过去18个月里重新回升，工厂接连关闭。我们还必须关注是谁在支付强制性缴款。支付者并非大型集团和亿万富翁，而是劳动者和中小企业。一个人越富有，缴纳的税就越少。法国是一个食利者国家。必须对资本、股息、资产以及巨额遗产征税。

8月28日，劳动与团结部部长让-皮埃尔·法兰杜（Jean-Pierre Farandou）呼吁“老年人的团结”，以期“扭转社会保障账户的局面”。您对此如何反应？

养老金的脱钩已经发生，Agirc-Arrco的补充养老金出现了剧烈下降。必须停止将退休人员污名化为富人，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退休金是凭努力赢得的，并非天上掉馅饼，而是四十年辛勤劳作的结果。

面对将于10月17日结束的Agirc-Arrco年度养老金上调谈判，总工会（CGT）目前的态度如何？

我们在养老金上持有与工资相同的原则。必须保证的是生活水平的维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工资和养老金自动与物价挂钩。但我们面对的是一群贪婪的雇主，尽管Agirc-Arrco拥有900亿欧元的储备金，他们仍拒绝将补充养老金与通货膨胀挂钩。这就是我们针对此次冻结采取法律诉讼的原因。我们要求在2026年和2027年提高养老金！

采访记录： 贝尔特朗·比苏埃尔（BERTRAND BISSUEL）与 蒂博·梅泰（THIBAUD MÉT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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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为残障与非残障儿童提供休闲中心

通过加强指导，多个机构将所谓的“健全”青少年与具有“特殊教育需求”的青少年聚集在一起。

“开学在即，‘健全’的孩子们回来了。”所有休闲中心的指导员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在8月的最后一周，即父母假期结束与学校复课之间的几天里，就访人数会激增。但周二（8月25日）上午，站在巴黎第9区克利希街（rue de Clichy）平等休闲中心（CLAP）大门前的负责人普雷西利亚·拉戈德（Prescillia Lagaude）在进行一项特殊的统计：“昨天，我们有16名残障儿童和9名所谓的‘健全’儿童。今天，我们有15名残障儿童和22名健全儿童。”

据官方称法，8月初，这里仅有1到5名健全儿童，而“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儿童则有13到15名。这位28岁的女性观察到：“他们不像其他孩子那样经常去度假。”因此，像CLAP这样的机构至关重要，它们在学校假期和周三下午“平等地”接收所有儿童。

在巴黎，针对13岁以下儿童的此类中心有8个，针对青少年的有1个。在全国范围内，“多元休闲”（Loisirs pluriel）协会管理着约30个中心和青年空间，此外还有少数市政主导的倡议。

“CLAP是一个极大的支持。能实现这种融合的地方并不多，”骑车来送11岁女儿戴安（Diane）的多萝西·格里沃（Dorothée Griveaux）赞叹道，“在学校里，必须不断奋斗，否则会逐渐被边缘化。”她的女儿患有一种罕见的神经发育障碍——Syngap1，导致智力发育迟缓和运动功能障碍。开学后，戴安将离开此前就读的学校包容性教育单元（ULIS），转入一家医疗教育机构。但戴安将回到CLAP，她希望在那里再次见到一名“典型”的孩子，那个孩子曾像保护伞一样照顾她。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指导员法比安（Fabienne）见证了这个金发卷发女孩在四年间的进步与融入。“以前，她会发脾气，尖叫，用头撞地板。”如今，她仍有一些小障碍，比如在去食堂的时候。但她参加了下午的大型集体游戏。对于11岁的克拉拉（Clara，化名）来说，与残障儿童相处“并不困扰。例如，在玩大型捉迷藏时，我们会分队，并帮他们找地方躲藏”。

“在一起能让所有人都进步，”法比安观察到。对于某些家庭来说，这里也是唯一一个能接收无论是否有残障的兄弟姐妹共同活动的场所，而这些孩子平时在不同的地方就学——或者

“在一起能让所有人都进步，”指导员法比安观察到，有些孩子没有就学且由父母照顾。有时，某些孩子会有攻击性，拥抱过于粗鲁，或者因为无法表达自己而变得烦躁。但克拉拉已经学会了如何应对：“当他们打人时，我们知道这不是故意的。如果他们发作，我们就不要靠近，让指导员来处理。”

“我们都应该拿到奖金” 这件事发生在前一天，在一次前往文森动物园的活动之后。由于声音过度刺激、动物的影响以及疲劳，一名小男孩在地铁里开始尖叫并打人。“我们三个人一起控制住他，帮他捂住耳朵，让他平静下来，”马里昂·德斯昆（Marion Desquenne）详细描述道。这位在8月入职的指导员在转行之前，曾拍摄过关于自闭症儿童的纪录片。

她观察每个人的特点：有人视障且不咀嚼，需要协助进食；有人无法忍受被弄湿；有人则可以通过火车声或小汽车玩具来平静下来……在酷暑期间，还必须关注那些并不总是能感受到口渴或炎热的孩子。院子里安装了游泳池和戏水设施，以帮助他们消暑。

在中心登记时，家长会在与负责人的面谈中详细说明孩子的需求和特点。“有些人还没有学会如厕，有些人是非语言沟通者，或者拥有 PAI [个人接纳计划（projet d'accueil individua-》

“能实现融合的地方并不多”

多萝西·格里沃（DOROTHÉE GRIVEAUX） 11岁女孩戴安的母亲

[……lisé，一项针对患有慢性病或过敏儿童的协议]。巴黎市政府学校事务局包容教育任务负责人克里斯泰尔·安索（Christelle Ansault）解释道：“我们没有设定限制标准，但我们会组织团队增援。”

“人员配置比例是地方当局的选择，并没有强制性法规，只有一份[日期为]2022年的建议指南，”她补充道。在不接收残障儿童的未成年人集体接待机构中，6岁以上儿童的看护比例为一名看护员对应12至14名儿童。在克利希街（rue de Clichy）的CLAP中心，除了主任外，共有九名活动指导员负责总共 30, 名儿童。

夏季之前会组织为期一两天的强制性培训。其余内容则由活动指导员在实践中学习。普雷西利亚·拉戈德（Prescillia Lagaude）认为：“我们都应该获得奖金，因为这带来了额外的身体和精神疲劳，我们可能会被击打或抓伤。但人们还是会回来，因为我们与孩子们建立了联系。”

安妮-艾尔·杜兰（ANNE-AËL DURAND）

科西岛：黑帮头目“火箭筒”让-皮埃尔·贾科莫尼被刺杀

这名61岁的男子在2010年和2017年曾遭遇两次暗杀企图。他在住所附近遭到五次枪击，其中一发击中头部。他于1月出狱

阿雅克肖 - 通讯员

他曾两次死里逃生，被司法机关描述为科西岛南部萨尔泰纳-瓦林科（Sartenais-Valinco）小区域黑道的核心人物之一。61岁的让-皮埃尔·贾科莫尼（Jean-Pierre Giacomoni）在8月27日至28日夜间0时30分左右，在步行返回位于福塞（Foce）市镇（一个毗邻萨尔泰讷的小村庄）的住所时，在一次伏击中被枪杀。

根据宪兵队的初步调查，一名接近此案的消息人士详细说明，让-皮埃尔·贾科莫尼“于1月出狱，被猎枪击中至少五次，其中一发在头部。他的侄子发现他倒在地上并随即报警。”

此案的复杂性以及该男子在情报部门中的身份，导致马赛跨区域专门管辖法院检察官立即介入，并针对“有组织团伙谋杀”和“旨在实施有组织团伙犯罪的犯罪结社”启动了现行犯调查。除了犯罪现场外，由宪兵队研究部门负责的调查还在挖掘该男子多次与司法机关打交道的混乱过去。

让-皮埃尔·贾科莫尼被认为是“科西武装”（Armata Corsa）的成员，该秘密组织由民族主义者弗朗索瓦·桑托尼（François Santoni，于2000年被杀）领导。2000年8月16日至17日夜间，他因使用火箭筒袭击萨尔泰讷副省政府而被巴黎轻罪法院判处四年监禁，于2003年1月宣判。一枚由俄罗斯RGP-7发射的弹头击中了副省长的公寓，2000.

这名男子曾经营加油站，随后经营露营地，他被认为更接近于让-克洛德·科隆纳（Jean-Claude Colonna），倾向于造成财产损失而非人员伤亡。在被拘留期间以及在审判过程中，这位被民间俗称为“火箭筒”的人从未透露这次袭击的政治动机。

暴力重组

让-皮埃尔·贾科莫尼（Jean-Pierre Giacomoni）曾经营加油站，随后经营露营地。在警方的监控中，他被认定为让-克洛德·科隆纳（Jean-Claude Colonna）的亲信。后者是其表亲、黑手党头目“让-热”（Jean-Jé）科隆纳所建立的黑帮家族的继承人。“让-热”科隆纳曾是“法国连接”（French Connection）毒品走私网的大佬，于2006年11月1日在南科西嘉省的一场车祸中丧生。正当科西嘉黑道从北到南经历一场剧烈的暴力重组时，让-克洛德·科隆纳于2008年6月17日被刺杀。随后，萨尔泰纳-瓦林科（Sartenais-Valinco）微区域陷入战火，在四年内发生了12起谋杀案和8起企图谋杀案。

让-皮埃尔·贾科莫尼就是这份名单上的其中一人：2010年5月14日，当他驾车行驶在萨尔泰纳（Sartène）与奥拉西（Orasi）之间时，遭到两名骑摩托车男子的袭击，手臂、肩膀和下颌受伤。当时，他与敌对犯罪团伙巴伦西-莫雷蒂（Balenci-Moretti）家族的冲突达到了顶峰，而萨尔泰纳正是冲突的中心。

2010年9月4日上午，在人流量极大的萨尔泰纳波塔广场（place Porta de Sartène）发生的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这成为了科西嘉集体记忆中的一个烙印。

在与波塔广场枪击案相关但司法卷宗被分开处理的一项程序中，上科西嘉上诉法院于2019年以“参与犯罪组织”为由，判处让-皮埃尔·贾科莫尼有期徒刑八年。

在庭审期间，他对他出庭接受司法审判表达了极大的保留意见，提到其“安全”受到威胁。究其原因，他刚刚在2017年2月逃过另一次暗杀企图。事件发生在通往福切（Foce）的道路上，位于Les Collines住宅区，当时让-皮埃尔·贾科莫尼正准备回家。他的臀部、手臂和腿部中弹。这种作案手法与九年后他在几乎同一地点遭遇的谋杀案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

保罗·奥托利（PAUL ORTOLI）

警用软件项目 Scribe：六人被判罚

审计法院认定该项目给公共财政造成了“严重”损失

这是一项带有指控性质的裁决，是对一系列缺失、失职和失效的汇总，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国家警察程序撰写软件项目的沉没。该计算机项目本旨在引领该机构进入一个新的信息化时代。8月28日（周五），审计法院（Cour des comptes）诉讼分庭的全会判定内政部多名现任及前任负责人承担财务处罚：其中两名曾任项目负责人的警监被处以 $1 欧元的象征性罚款；两名曾负责内政部数字化服务和内部安全信息系统的前负责人被处以 6000 欧元罚款。此外，两名已退休的国家警察前总局局长埃里克·莫尔万（Eric Morvan）和让-马克·法尔科内（Jean-Marc Falcone）需分别支付 2000 欧元和 4000 欧元。在 7 月 1 日的听证会上，总检察署曾要求对他们处以“象征性处罚”。

罚款总额为 18 002 欧元，远低于最终认定的公共财政损失金额：约 31,2 百万欧元。调查卷宗甚至将其评估为 2.574 亿欧元，其中包含了计算每位调查员因使用一个众所周知的缺陷计算机工具而浪费的时间成本。

法官指出，总共有九项战略决策拖累了这款软件的更新。该软件的名称（LRP-SI, LRP-4, Scribe, XPN...）与其开发条件的波动一样频繁，项目于 2015. 年底启动。在“不足”、“弃权”以及“不符合文本和最佳实践的[项目管理]选择”之间，人员不足、职责混乱、“项目初始框架不足”以及“预算跟踪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该工程的轰烈失败。

审计法院的判决书明确指出，“在计算机项目准备阶段，对必须满足的基本要求缺乏认知，尤其是对于如此宏大且复杂的项目(...)，从启动之初就大大降低了其成功的机会”。内政部的极少数负责人似乎意识到了这一风险，尽管该项目的最终目标本身就模糊不清：是构建一个主要用于统计——因此也是政治目的——的信息系统，还是为调查员提供一个高效的数字化工具，以便更快速、更有效地处理数百万份卷宗？

由于这一棘手问题仅在审计法院职权的边缘，因此诉讼分庭全会逻辑上将其矛头集中在整个过程中技术和行政工作中的失误上。例如，

罚款金额为 18 002 欧元，远低于公共财政损失：31,2 百万

旨在确保进度跟踪的委员会管理机制。作为项目的最高监督机构，战略委员会本应“每年召开一到两次会议，但直到 2018, 12 月 14 日才召开首次会议，距离项目启动已近三年”。而且，“尽管遇到了重大困难，该委员会总共仅召开了 4, 次会议，且频率不固定”。

控制结构、所谓的“指导”委员会、“项目”组以及“协调”机构层层堆叠，尽管这些机构的职责在形式上被明确界定，但会议频率顶多只能说是零星地举行。这种情况几乎没有有助于提高该方案的可读性，而该方案明明是在所谓的“敏捷”管理方法的支持下开展的，其特点被描述为将任务分配给跨学科且部分自治的团队。考虑到这是一个由内政部发起的项目，而该机构在行政沟通的流畅度以及赋予工作人员的自主权方面名声不佳，这样的选择显得过于雄心勃勃，甚至可以说完全是过于乐观了。

潜伏的战争

因此，负责人以及随后的项目主管职责被“先后委任”给内政部一名负责刑事诉讼起草软件的负责人（直至2017年底），“随后在2017年2月1日起，由其副手兼任”，在承担其他职责的同时，直到三年多以后，才任命一名作为全职技术项目主管招聘的合同制人员。而负责运营开发的团队人数，则从2016年的两个“全职等效人员”波动至2020年和2021年的四个。审计法院（Cour des comptes）指出，“这显然是不够的”，导致行政部门不得不寻求其最初私营合作伙伴 Capgemini（另一家计算机咨询与工程公司）的救援。当然，这是以支付额外费用为代价的。

此外，对 Capgemini 所提供服务的缺乏监管，在这次惨败中所起的作用，至少与警察和宪兵之间永无止境的潜伏战争一样沉重。Capgemini 长期以来仅承担“尽力而为”的义务（obligation de moyens），这正是内政部最初签署的公共采购合同中的条款。2016, 10月，在项目启动几个月后，宪兵队退出了该项目，“而这一决定既没有经过部门最高决策层的裁决，也没有收到说明其形式和后果的通知”。

恰恰是在“部门最高决策层”的责任方面，审计法院给出了一些颇有意义的考量。其法官写道：“卷宗显示，内政部秘书处（...）未能给予这一重大项目应有的关注。无论是在人力资源、项目主管培训，还是在方法指导甚至裁决支持方面，该秘书处均未采取能够促进项目开发的举措。”这是一次迟到且没有后果的指责，涉及内政部秘书处的两名前负责人：尽管在调查结束时有人请求将他们移交给争议审判庭，但审计法院的总检察署将其驳回。

安托万·阿尔贝蒂尼 (ANTOINE ALBERTINI)

华盛顿与加拉加斯达成石油协议

唐纳德·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通过投资掌控委内瑞拉的“黑金”

旧金山 - 特派记者

唐纳德·特朗普于8月28日（周五）宣布，美国将掌控委内瑞拉的石油储备。这位美国总统在自己的社交网络 Truth Social 上写道：“美利坚合众国刚刚与委内瑞拉达成一项协议，这是全球历史上最重要的石油合同！”

一小时后，加拉加斯方面确认了这一“历史性协议”，由代理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Delcy Rodriguez）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一篇文字予以证实。据她称，该协议计划“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 [超过860亿欧元]，并为委内瑞拉国家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

在信息中，唐纳德·特朗普解释说，美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和五角大楼负责人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为美国争取到了对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已探明石油储备的多数控制权，且无需美国纳税人承担任何费用”。在总统看来，“这次历史性的交易使美国的石油储备增加了一倍多，显著增加了 [美国] 的供应，并将长期大幅降低所有美国人的燃料价格，同时帮助委内瑞拉走上巨大成功与繁荣的道路”。

此次宣布正值委内瑞拉问题成为唐纳德·特朗普取得成功的唯一领域（至少根据其自身标准），他成功在1月份地除掉了在任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且在行动中没有损失军事力量。但目前他陷入了由其在2月底引发的伊朗冲突中，该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扰乱了全球石油供应。华盛顿还与加拿大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贸易战，而加拿大恰恰是美国的原油供应商之一。

在这种背景下，任何能够缓解石油部门压力的举措都被视为积极信号，因为在期中选举前两个月，美国的汽油每加仑（3.8升）平均价格为4.09美元。这确实比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时达到的5美元要好，但仍高于唐纳德·特朗普于2025年1月重返白宫时的3.10美元。对于这位曾在竞选期间以汽油价格为重点、宣称将要“钻探、钻探、再钻探”的共和党人来说，这是一个失败。

细节仍不明确

然而，特朗普政府并未停止努力，他们像乔·拜登（2021-2025）那样，通过动用战略储备来降低汽油价格。结果，储备量处于1980年代初以来的最低水平，低于3亿桶，而一年前还为4亿桶，以至于影响到了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克萨斯州地下用于储存“黑金”的盐穴基础设施的安全。每桶原油的价格

“这次交易将降低所有美国人的燃料价格”

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

德克萨斯轻质原油（West Texas Intermediate）在8月28日星期五的价格为每桶83美元，而2026年初为58美元，在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战争最激烈的3月份则曾达到112美元。

协议细节目前尚不明确。马可·鲁比奥在X平台上表示，该协议将“吸引近100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支持数千个高薪就业岗位，并刺激委内瑞拉经济的重建”。据《金融时报》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称，华盛顿方面已获得一家新私人合资企业“实际产量的55%”，该企业在储备量方面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私人石油公司，仅次于沙特巨头阿美公司（Aramco）。这项由美国政府与一名“在委内瑞拉拥有经验的私人运营商”共同开展的项目，将获得期限为一百年的特许经营权，涉及证明储量共计650亿桶的油田。

这些特许经营权的合法性尚未正式确定。唐纳德·特朗普指责委内瑞拉在20世纪70年代的国有化进程中，以及随后在雨果·查韦斯（1954-2013）实施的征收行动中，掠夺了美国的石油，这些行动打击了美国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和康菲石油（ConocoPhillips）。在就任权力不久后，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颁布了一项法律，将国家石油部门向私有化开放，从而挑战了查韦斯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该协议能否改变局面？该国的设施陈旧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其全球原油产量仅占1%——且为不受欢迎的重油——而其证明储量却占全球的17%。但要进行开发，必须投资。尽管一些大公司愿意开采石油，但它们对未来的投资更为谨慎，因为它们深知碳氢化合物长期面临威胁，而对抗全球变暖的停滞可能只是暂时的。

在尼古拉斯·马杜罗被移除之后，美国最大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达伦·伍兹曾表示，他认为委内瑞拉是“不可投资的”。然而，正如《金融时报》所提醒的，雷普索尔（Repsol）、埃尼（Eni）和壳牌（Shell）这些巨头已在2026年与加拉加斯达成协议，而在该国经营了一个世纪的雪佛龙（Chevron）则增加了其与国家石油公司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etroleos de Venezuela）合资企业的持股比例。

该协议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尤其是在委内瑞拉反对派中。“一个依赖于非法碳氢化合物法律的非法临时政府，没有任何合法性来签署这项违宪协议。这将是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惨败，”曾在雨果·查韦斯上台前担任部长、现为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教授的里卡多·豪斯曼在X上愤慨地表示。

阿尔诺·勒帕门蒂埃（ARNAUD LEPARMENTIER）

凯文·沃什在面对唐纳德·特朗普时增强了美联储的公信力

在杰克逊霍尔，美联储主席表示抗击通胀是其首要任务，暗示将加息

旧金山 - 特派记者

控制通胀的负责人是他，且如有必要，他将提高利率。8月28日星期五，在怀俄明州大提顿峰脚下的杰克逊霍尔，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即中央银行）主席凯文·沃什在面对唐纳德·特朗普时维护了自己的权威。

当然，他没有提到美国总统的名字，也没有提及财政部的最新举措（财政部希望通过购买长期债务来降低利率），但他进行了多次澄清，显然旨在巩固其权威。“我们必须确保核心通胀以清晰且足够快的速度向我们的目标收敛。否则，我们仍有工作要做。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肩负的使命，”凯文·沃什说道，他同时指责了美联储近年来在这一战线上的失败。“长达65个月的持续高通胀责任完全由中央银行承担。”这一声明预示着利率可能会上涨，目前的利率设定在3,50 %至3,75 %之间，可能会在9月15和16日的下一次美联储会议上调整。

有多个论据支持这一选项。首先，通胀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得到控制。

美联储主席详细分析了价格指数，并发现上涨（7月同比上涨3,4 %）是普遍性的。“通胀超过了我们2 %的目标。因此，美联储目前的绝对优先级必须是物价，”他断言道。

他之所以能够采取行动，是因为劳动力市场表现良好。美联储主席们不断提醒，该机构拥有双重职责：物价稳定和最大化就业率。但目前这并非中央银行的担忧。“失业率在4,1 % [劳动力人口]，相对于历史标准而言仍然较低，且近年来几乎没有变化，”他解释道，并且并不担心劳动力市场的冻结，他将其归因于新冠疫情后的“重大调整”。

“今天，我对经济的整体表现印象深刻，经济似乎已经走强。一个经济体抵御冲击的能力是其稳健性的指标。在这方面，无论是实体经济 [Main Street] 还是金融市场 [Wall Street] 都表现出了卓越的韧性。”

一个谜团

美联储主席也没有提到由人工智能（AI）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因为这本可以自动刺激经济而不会引发通胀，从而允许降低利率。他提及了这个重大议题，但首先提出的是疑问：“AI的采用是否会带来显著且持久的生产力增长？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何时实现？”凯文·沃什成立了一个专家工作组，但他明确表示，“他们的建议将在稍后提出，且不会对我们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所做的决定产生任何影响”。

此次演讲淡化了针对他的攻击：包括未能在7月立即加息，以及在其货币政策委员会中遭遇三票反对；此外，据媒体报道，他与唐纳德·特朗普有过接触，这违背了货币机构独立性的惯例。

凯文·沃什的任命仍然是一个谜：在所有候选人中，白宫选择了最正统的那一位。

7月底，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自己识破了凯文·沃什的伪装：他在民主党执政时扮演“鹰派”，但自2024年以来，却像所有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一样主张降低利率。目前，美联储主席仅停留在口头表态阶段。然而，预测平台Kalshi认为，9月份加息的可能性为50%，而在此次演讲之前，这一概率仅为30%。相反，这样的举措可能会使凯文·沃什成为美联储信誉的重建者，从而摆脱其导师唐纳德·特朗普的影响。

AR. LE.

旅游

热浪与火灾重塑了度假地图

法国人并未放弃旅行，但他们改变了习惯。气候凉爽且价格低廉的目的地成为赢家

报道

费康（塞纳-马里蒂姆省）- 特派员

“你看到这里的海水颜色了吗？太美了。”面对在阳光下闪烁的蔚蓝海域，塞琳·米内（Céline Minne）、她的丈夫法比安（Fabien）以及他们 11 岁和 7 岁的女儿们，列举了他们停留在费康（塞纳-马里蒂姆省）的原因：白垩崖、自然风光、宁静，但最重要的是大海、凉爽的气候和可承受的价格。这个从阿拉斯（Arras）开车而来的家庭在最后一刻改变了度假计划。阿尔巴尼亚被剔除了：考虑到油价以及超过 2 000 公里的路程，这次旅行变得过于昂贵。尤其是接连不断的酷暑重新洗牌了选择。“我们深受高温之苦。今年夏天我们不想让孩子们再次经历那种情况，”这对父母解释道。

于是，本月的行程围绕着布列塔尼和诺曼底沿海的游泳地点展开。为了限制开支，这家人仅在露营地度过了四个夜晚。其余时间，他们睡在汽车的顶篷帐篷里，并将餐厅就餐次数减至最低。但他们绝不放弃小小的乐趣，尤其是“清爽的冰淇淋”，塞琳·米内在点单刨冰时说道。

在 8 月底的此时，费康的鹅卵石海滩异常热闹。人们在游泳——水温为 20℃——露天平台座无虚席，俯瞰大海的勒内维尔（Reneville）露营地则显示客满。“在盛夏时节，我们每天早晨就不得不拒绝 50 到 100 辆房车。简直疯了，”经理奥利维尔·巴鲁斯（Olivier Barus）依然感到惊讶。帐篷营地同样抢手。这个诺曼底城市群在 7 月和 8 月接待了 130 万 名游客，比 2025 年增加了 6 %。

从勒阿弗尔（塞纳-马里蒂姆省）到敦刻尔克（北省），同样观察到了这种涌入现象。英吉利海峡沿岸在所有法国海岸线中记录到了最强劲的增长：根据法国旅游联盟（Alliance France Tourisme）协会 8 月 20 日发布的一项研究，7 月的入住率增加了 4,5 个百分点，而 8 月酒店、旅游公寓和度假村的入住率超过了 90 %。这是一个指标，表明在气候危机和购买力危机的共同影响下，这个夏天的旅游地理被重新绘制了。

因为困难在不断累积：接连不断的酷暑、规模异常巨大的火灾、受限的购买力，以及中东战争带来的地缘政治不稳定。“但法国人将假期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他们依然出发了，优先选择沿海地区，同时限制开支：距离更近，时间更短，价格更低，”咨询公司 Protourisme 的总经理迪迪埃·阿里诺（Didier Arino）总结道。

结果更为复杂

综合数据要到 9 月中旬才会出炉。但这并未妨碍旅游部长塞尔日·帕潘（Serge Papin）在 8 月 25 日就给出初步评估——或许是为了安抚这个占国家国内生产总值（PIB）8 % 的行业从业者。他在 TF1 电视台上保证道：“我们将迎来一个不错的季度。”在 2025 年这个“非常美好的一年”之后，2026 年我们将“至少达到同样水平，甚至更好”，且“国际旅游业表现非常强劲”。据他称，法国人在国内的过夜数增长了 1 %。

ADN Tourisme（统筹各旅游委员会和旅游局的机构）主席克里斯泰尔·沙萨涅（Christelle Chassagne）则呼吁更加谨慎，预计结果将更为复杂。“我并不是说这个季度是灾难性的，但让我们等待真实的数据，”她警告道，“继续宣称我们处于顶峰，就是忘记了那些因气候灾难而遭受经营净损失的专业人士。”

这位同时担任新阿基坦大区旅游委员会（CRT）主席的人对此深有体会。她指出，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摧毁了 46 000 公顷土地的特大火灾，给旅游业带来了“三周的噩梦”，导致许多地点被弃之不顾，即使是远离火灾的地方也是如此。

波尔多的葡萄酒城（La Cité du vin）遭受了高达

8 月 4 日，埃特雷塔（塞纳-马里蒂姆省）阿瓦尔悬崖顶上的游客。 MARTIN ROCHE / « OUEST-FRANCE » / MAXPPP

在各地， 法国人在度假地 削减了开支， 并增加了 权衡取舍

火灾期间 70 % 的取消率，位于普雷尼亚克（吉伦特省）的马勒城堡在 8 月初则为 50 %——尽管其距离阿尔卡雄盆地北部有 90 公里的距离。“对于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他们认为整个地区都在燃烧，”克里斯泰尔·沙萨涅遗憾地表示。结果是：新阿基坦大区 7 月最后 10 天的出租房入住率下降了 4 %（吉伦特省下降 12 %），随后在 8 月前两周下降了 6 %（吉伦特省下降 18 %）。对火灾和烟雾的恐惧甚至蔓延到了多尔多涅省。

空调成为选择标准

被疏散的露营地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95 个（其中 62 个位于吉伦特省和朗德省），超过了二战以来所有年份的总和。在费康（Fécamp），几位度假者讲述道，失控火灾的画面影响了他们的决定，使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法国北部。游客在一定程度上也在逃离酷暑。在奥克西塔尼大区，受热浪、火灾和购买力下降的影响，7 月的旅游过夜数同比下降了 3 % 至 6 %。作为热门目的地的蔚蓝海岸表现较好，这得益于外国游客。他们的涌入（尤其是购买力强的美国人）弥补了 7 月和 8 月法国客户 5 % 的下滑。“人们大多留在沿海地区以及表现极佳的南阿尔卑斯山脉，”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旅游委员会（CRT）主席弗朗索瓦·德·康松（François de Canson）详细介绍道。他表示，对本季度的“初步评估是积极的”。

“山地赢得了所有选票，”旅游经营企业工会主席帕特里斯·卡拉德克（Patrice Caradec）确认。凉爽的气候、更实惠的价格以及户外活动使其成为一个日益受到追捧的目的地。在 TF1 电视台，塞尔日·帕潘（Serge Papin）指出山区的游客量大幅增长：7 月增长 12 %，8 月增长 16 %。而酒店或露营地的专业人士以及各省旅游委员会则观察到了更为温和的增长。根据国家山地度假村市长协会的数据，入住率一年增长了 2,2 %。

对于法国旅游联盟（Alliance France Tourisme）而言，布列塔尼也成为了“夏季的大型替代方案”。“我们预计游客量与 2025 年相比将保持相对稳定，”主席安妮·加洛-凯尔洛（Anne Gallo-Kerleau）缓和地表示。

在海外，近距离旅行优于长途旅行

在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艰难春季之后，国际旅行的下降幅度比预期更为温和

在经历了复杂的一年开端后，“最后一刻的海外旅行预订弥补了整个季度，”旅游经营企业工会（SETO）主席帕特里斯·卡拉德克欣喜地表示。2 月底，尽管 1 月份预订开局良好，但随着中东战争的爆发，海外行程预订骤然下降。随后在 6 月份开始回升。

“春季销售额下降了 20 %，我们原以为这个季度会困难得多。最终，我们仅轻微下降，大约在 4 % 到 5 % 之间，”这位主席表示满意。

旅游企业工会（EDV）的数据证实了这种逐步复苏的趋势，且中短途目的地与长途目的地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前者下降了约 3,5 %，而后者则下降了近 15,7 %。购买力的限制继续影响着客户预订的旅行类型。“法国人想要出国旅行，但距离更近，时间更短，”帕特里斯·卡拉德克分析道。

遏制价格上涨

根据 EDV 主席瓦莱丽·博内（Valérie Boned）的说法，那些提供低价最后一刻优惠，或在取消和改期方面提供更多灵活性（通过限制甚至取消手续费）的旅行社和旅行社运营商取得了更好的业绩。

这种灵活性还使得出发时间可以推迟到淡季。科赛尔航空（Corsair）负责人帕斯卡尔·德·伊萨吉尔（Pascal de Izaguirre）指出：“几年来，我们注意到旅游季延长到了 9 月甚至 10 月，因为旅行者希望享受更低的价格和更安静的环境。”瓦莱丽·博内认为，这种延迟出发可能会有助于“减轻春季对全年的负面影响”。

在这种受限的背景下，从法国出发无论是通过飞机还是公路可抵达的近距离目的地表现尤为稳健。SETO 主席观察到：“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大陆的表现特别好，尤其是因为可以通过汽车抵达。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可能是降低旅行成本的一种方式。我们看到旅行社运营商正在通过提供更多‘陆路’产品（即不含交通的住宿套餐）来适应这一需求。”

在 EDV 跟踪的旅行社和旅行社运营商中，西班牙在整个夏季稳居第一大海外目的地。紧随其后的是突尼斯、希腊、意大利和摩洛哥，这些国家依然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在欧洲低成本航空公司、法航-荷航集团子公司 Transavia 的数据中，地中海周边地区同样占据主导地位，其中葡萄牙、摩洛哥、意大利和阿尔及利亚位居前列。而在 easyJet 航空，意大利则排名第一。

阿尔巴尼亚强劲增长

阿尔巴尼亚继续以其强劲的增长势头脱颖而出。在 EDV 的数据中，夏季三个月的出发人数均增长了 250 % 以上，尽管其总量仍低于地中海的主要目的地。瓦莱丽·博内（Valérie Boned）总结道：“阿尔巴尼亚集结了今年法国人所寻求的一切：一个异国他乡但距离不远、价格低廉且天气晴朗的国家。”Transavia 航空公司也观察到了这一趋势，阿尔巴尼亚在该公司的目的地名单中属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相反，长途航线依然困难。亚洲的情况尤为如此，由于需要经过海湾地区的航空枢纽，导致行程变得复杂，且自 2 月底以来价格上涨。早在春季，除印度尼西亚外，亚洲目的地几乎已从 EDV 夏季预订的前 20 名中消失。

根据帕特里斯·卡拉德克（Patrice Caradec）的说法，航空煤油价格的飙升导致机票价格上涨，部分目的地的机票涨幅高达 300 欧元。不过，日本是一个例外，根据 EDV 观察站的数据，7 月的出发人数增长了 28 %。

美国在过去几年中同样经历了严重的冷落。根据 EDV 的数据，7 月的出发人数较去年下降了近 40 %，8 月下降了 27 %。其主席分析称：“起初，人们说这是‘特朗普效应’。但坦率地说，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的是购买力效应。”

萨沙·勒克莱尔（SACHA LECLÈRE）

西班牙在整个夏季期间稳居首位，成为第一大海外目的地。

CRT 的成员。但她观察到该地区内部发生了变化：布列塔尼北海岸和中心地带的游客量有所增加。这两个区域比南海岸更凉爽且价格更低。

夏季的另一个启示是：空调已成为选择住宿的主要标准，与价格和舒适度同等重要。迪迪埃·阿里诺（Didier Arino）强调：“这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在费康（Fécamp），这让露营地经理措手不及……因为他更习惯于人们对暖气的需求。

在各地，法国人都削减了度假地的支出，并增加了权衡取舍。国家户外酒店联合会（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 l'hôtellerie de plein air）主席尼古拉斯·达约（Nicolas Dayot）指出，在露营地中，用于帐篷、房车和露营车的裸地营位比价格更贵的移动房屋“卖得更好”，他预计本季整体情况将与 2025. 年相似。在过去四年中，旅游价格上涨了 20 % 到 30 %，许多人倾向于在亲友家度假，甚至选择房屋交换——HomeExchange 公司估计，这一做法在今年夏天增长了 32 %。

预算紧缩

餐饮业深受预算紧缩和酷暑的影响——部分户外活动亦然。根据酒店业贸易与工业联盟（Union des métiers et des industries de l'hôtellerie）7月底发布的一项研究，62 % 的从业者报告营业额下降。费康普（Fécamp）La Cave du Salut 餐厅的经营者安东尼·贝纳维德斯（Antony Benavides）讲述道：“在7月的前两周，很多法国顾客点两人的份量，甚至连孩子也是如此。”随后他的生意“非常好”，这主要得益于能够承担更高账单的外国游客。法国酒店与餐饮协会主席凯瑟琳·奎拉尔（Catherine Quérard）指出：“设有空调的餐厅比其他餐厅情况更好。”

最后一刻的预订也随之增加，6月的出发人数以及9月的预订量同样有所上升。法国人出国旅游的情况减少，且更多地放弃了旅行社。迪迪埃·阿里诺（Didier Arino）警告称：“他们为了度假做出了牺牲，但我们已经快到了承受能力的极限。”尽管与之相反，高端住宿表现非常出色。

从业者现在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季末时段，试图弥补这个反差巨大的夏天。在新阿基坦大区，预计9月下半月的客流量将恢复到正常水平。该地区紧急发起了一场宣传活动：“假期在这里继续。”

奥德雷·加里克（AUDREY GARRIC）

山区游客持续增加

从阿尔卑斯山到比利牛斯山，再到中央高原，旅游业从业者的初步数据显示客流量有所上升。

克莱蒙费朗、里昂、图卢兹 —— 通讯员

在这个由接连酷暑、干旱和火灾标志的2026年夏天，根据行业从业者的初步数据，气温更宜人的山区成为了本季的赢家。

8月28日（周五），全国山地度假胜地市长协会（ANMSM）报告称，住宿入住率比上一季提高了2.2个百分点，达到65,3 %。7月至8月之间有明显增长，7月的住宿入住率为58 %，8月为69 %。全国旅游公寓联合会强调，活动的稳健表现也应与在其他地区观察到的困难进行对比。

在阿尔卑斯山，旅游从业者报告客流量上升或保持稳定。在萨伏依省，省旅游委员会提到，截至8月20日，趋势呈“稳定”状态，但7月的最后一周和8月的第一周比2025年更活跃。该省商业住宿的入住率7月为51 %，8月为66 %，与2025年的水平相似。值得注意的是：布尔热湖（lac du Bourget）周边地区的吸引力极大，8月的入住率达到90 %。

国际客群

在上萨瓦省，该省旅游委员会则称结果“总体令人鼓舞”，夏季商业住宿的入住率为 76,3 %。根据其数据，该省 7 月的入住率为 71 %，较去年增长了 3 个百分点。截至目前，8 月的入住率已超过 81 %，与 2025 年相比，这一表现“相对稳定”。

尽管夏蒙尼-勃朗峰山谷（Vallée de Chamonix-Mont-Blanc）旅游局指出 7 月和 8 月的预订量轻微上升（较 2025 年增长 2 %），但梅热夫（Megève）宣布其商业床位入住率较 2025 年夏季增长 4 个百分点，达到 63,3 %；根据旅游局的数据，国际客群占访客人数的 36 %。在上阿尔卑斯省，7 月也是表现良好的一月，商业住宿入住率（59,2 %）较 2025 年增长 1 %，而 8 月则保持稳定（71,4 %）。

根据法国旅游联盟（Alliance France Tourisme）的数据，6 月 1 日至 8 月 17 日期间，北阿尔卑斯山的入住率为 75,8 %，较 2025 年增长近 2 个百分点。在南阿尔卑斯山，根据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旅游委员会的数据，7 月商业住宿的入住率达到 71 %，较创纪录的 2025 年增长 1 %。8 月的数据目前保持稳定，但该月尚未结束。

在比利牛斯山脉，ANMSM 宣布住宿入住率为 69 %，较 2025 年夏季增长 3,5 个百分点。在 7 月 4 日至 9 月 4 日期间，整个比利牛斯山脉的入住率为 64,7 %，较去年增长 1,5 个百分点。“由于热浪时段的影响，出现了延迟预订的现象，”比利牛斯山管理局（Agence des Pyrénées）传播负责人弗洛伦斯·拉帕拉（Florence Laparra）评论道。“在过夜住宿方面，游客似乎对热浪做出了反应。与去年相比，每次热浪过后，次周的过夜数都会有所增加，”她分析道。

在上加龙省，来自比利牛斯 31（Pyrénées 31）旅游局的朱斯廷·库亚亚克（Justine Couaillac）观察到，该省山区部分的“客流量较去年下降了 7 个百分点”。她指出：“7 月，餐饮业者注意到客流量大幅下降，且消费能力较低。”不过，这些数据需要客观分析，8 月已观察到回升。在佩拉居德（Peyragudes），

滑雪场与旅游局试图吸引新客群，关键词是“灵活性”

该上加龙省度假区的负责人洛朗·加西亚（Laurent Garcia）确认了这一趋势。他指出：“自本季开始以来，我们接待了 8000 名山地自行车骑行者和 18000 名徒步旅行者，较去年增长 5 %。”

因为在整个山脉地区，滑雪场和旅游局都在试图吸引新客群，而关键词就是“灵活性”。缆车、自行车公园、高空滑索、峡谷探险和休闲空间在整个夏季均开放。无论是在上比利牛斯省的奥塔卡姆（Hautacam），还是在东比利牛斯省的丰特罗马（Font-Romeu），所有措施都旨在吸引家庭群体，部分价格甚至下调了 20 %。

“避暑之地”

在位于上比利牛斯省（Hautes-Pyrénées）与大西洋比利牛斯省（Pyrénées-Atlantiques）之间的贝尔恩地区（Béarn），7月却是史上最热的一个月，气温比平均水平高出 5℃。根据奥尔山谷（Vallées d'Aure）和卢龙山谷（Vallon du Louron）社区旅游局局长科琳·克拉贝（Corinne Crabé）的说法，“真正的客流高峰出现在8月初”。

对于大西洋比利牛斯省旅游委员会观察部门负责人达米安·圣-佩（Damien Saint-Pé）而言，“7月和8月的趋势趋于稳定；对于免受火灾影响的巴斯克地区来说，海洋和山地成为了避暑之地”。许多业内人士也持有相同看法：人们的行为模式正在发生变化，预订时间变得更晚，短期逗留有所增加，且游客构成也在改变，携带幼童或长辈的家庭游客增多。

在中央高原（Massif central），皮伊-德-多姆省（Puy-de-Dôme）的游客量保持稳定。皮伊-德-多姆省议会旅游观察与统计情报项目负责人克莱尔·托雷（Claire Torre）描述道：“就目前而言，整个夏季的游客抵达人数以及商业和非商业住宿的过夜数，被认为与 2025 年和 2024 年相当。”

在桑西山脉（massif du Sancy），法国本土最高火山桑西峰（puy de Sancy）海拔 1885 米。当地旅游局局长吕克·斯特利（Luc Stelly）确认，住宿入住率与 2025 年持平。这位业内人士评论道：“这是一个平凡之年，而这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在春季曾有所担忧，因为当时进度有些滞后，但随后出现了最后一刻的追赶。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多个地点预订，并在最后一刻才做决定。我认为热浪影响了最终目的地的选择。”不过，度假者们调整了日程安排以应对高温。旅游局局长分析道：“在整个7月和8月，通往桑西峰顶的缆车客流量增长了 15 %。度假者可能不再选择 100 % 徒步登山，而是选择部分路程乘坐缆车。”与所有受访业内人士一样，他也注意到人们对露营（bivouac）的浓厚兴趣。

再往南，康塔尔省（Cantal）受益于“环法自行车赛效应”，该赛事的第十赛段完全在该省境内进行。在“高地旅游-康塔尔火山”（Hautes Terres tourisme - Volcan Cantal）旅游局（其管辖区域包括该赛段终点站利奥兰滑雪场），局长朱利安·库蒂（Julien Couty）认为7月表现非常出色。康塔尔省议会旅游传播机构 Cantal Destination 的主席迪迪埃·阿沙尔姆（Didier Achalme）肯定道：“环法自行车赛带来了不可否认的助力。”被评为“法国大遗址”（Grand Site de France）且海拔 1787 米的玛丽峰（puy Mary）见证了车手的经过，该地尤其吸引游客，7月份山顶客流量增长了 25 %，8月份增长约 10 %。玛丽峰混合工会主席菲利普·法布尔（Philippe Fabre）表示：“环法自行车赛带来了人群，但我们年年都能看到，山地吸引的游客越来越多，而今年的催化剂是热浪。”迪迪埃·阿沙尔姆则倾向于对这一分析持保留意见。他强调：“目前很难得知热浪甚至火灾对我们旅游季的具体影响。我们需要等待完整的统计数据，甚至可能要等到 2027 年才能得出结论。”

菲利普·加涅贝（PHILIPPE GAGNEBET）、 法妮·哈迪（FANNY HARDY）及 杰拉尔丁·乌奥（GÉRALDINE HOUOT）

弗里达·卡罗，成为偶像的画家

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探讨这位经历独特且备受追捧的墨西哥艺术家的影响力

展览 伦敦

一种既直白又细腻的表达力量，一种以既粗犷又感性的风格面对身体与精神痛苦的方式：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1907-1954）成功地将她强大的个性与复杂的身份印刻在画布上及其所处的时代中，这种影响力呈指数级增长，一直延续至今。

在距离此前为其举办的大型回顾展二十年后，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决定探讨这种转变：从一名在20世纪上半叶创作了143幅画作（其中包含55幅自画像）的墨西哥年轻画家，到她如今成为的全球偶像。

“将这个独特人物的生命与作品分开是不可能的。她的绘画就是她的传记，”作家兼艺术评论家何塞·莫雷诺·维拉（José Moreno Villa，1887-1955）在1953年曾这样评价她。弗里达·卡罗在6岁时患上小儿麻痹症，原本志在成为一名医生。然而，1925年，在18岁时，一场严重的巴士事故导致她的脊柱和骨盆破碎，也击碎了她的学业梦想。

在长达数月的卧床期间，她开始自学绘画。对于这个在混血家庭长大的年轻女性来说，画布成了内省的镜子：她的父亲是一名德国摄影师，母亲在母系方面源自西班牙，在父系方面拥有原住民血统。在“墨西哥文化复兴”的知识分子热潮影响下，弗里达·卡罗不断寻找自己的艺术道路。

在一张悲剧发生几个月后拍摄的家庭照片中，弗里达以其对姿势的掌控力脱颖而出，如果不是因为一根拐杖提醒人们，人们几乎会忘记她的伤痛：她身着西装外套并打着领带的男装，头发向后梳理，神情淡然。在展厅更深处，一段无声视频显示了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1886-1957）——她于1929年与其首次结婚——正给她带来鲜花，并观察她以一种庄严的仪式将花饰在发间。

前卫艺术家、政治活动家、自由女性、中性化、双性恋、残障人士：身边的人为弗里达·卡罗拍摄了数百幅肖像，这促成了她的后世名声。从中可以看出她扮演不同角色以及展现非固定、多面身份的能力，这也同样滋养了她的绘画。

在为此次展览收集的约三十件作品随附的个人物品中，可以看到几件她的 huipils（刺绣衬衫）和带有蕾丝褶边长裙，这些来自萨波特克（zapotèques）的服饰和母系社会传统，是其后革命时代墨西哥民族主义主张的标志；此外还有一件她绘制了镰刀锤头标志的石膏胸撑——她在21岁时，即1928年加入了共产党，同年她结识了迭戈·里维拉。

尽管两人互有不忠，但她一生都与他保持着热烈的关系；尽管尝试过怀孕，但她始终未能生育孩子。

文化自豪感的象征

弗里达·卡罗是超现实主义者吗？对于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于1938, 到访墨西哥城的安德烈·布勒东（1896-1966）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位艺术家对此予以否认：“我从未画过梦境。我所表现的是我的现实。”梦幻场景、骷髅、对死亡的痴迷：她的作品在此与同样与拉丁美洲有联系的女性艺术家的绘画和摄影作品一同展出，例如卡蒂·霍尔纳（1912-2000）或莱奥诺尔·菲尼（1907-1996），在她们的作品中也能发现与超现实主义相关的母题。

1938年在纽约举行首次个人展后，弗里达·卡罗于1939年受安德烈·布勒东之邀前往巴黎，参加在Renou et Colle画廊举办的一次关于墨西哥的展览。结果令她不悦，巴黎的知识分子圈（包括布勒东在内）也是如此，尽管她的作品在期间得到了毕加索和杜尚的赞赏。

虽然弗里达·卡罗的名字在20世纪1930, 年初首次出现在美国艺术圈，但直到1960, 年代末，即在她去世很久之后，旨在建立美国墨西哥人特定身份的奇卡诺（chicano）运动才将弗里达·卡罗塑造成文化自豪感的强大象征，以及一个持久的艺术灵感来源。

随后，1970 和 1980 年代女性主义的兴起，引发了人们对弗里达·卡罗激进自我表现方式的重新关注。她的作品与基基·史密斯、朱迪·芝加哥、安娜·门迭塔以及特蕾西·艾敏等艺术家的作品形成了对话，后者在该机构的一场回顾展中同样获得了关注。

此次展览在布展过程中汇集了约 80 位艺术家的作品，但由于过多地展示了对其形象和世界的挪用案例而略显冗余——并非所有展出的作品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然而，这种过剩在最后的展厅中达到了顶峰，该展厅致力于探讨“弗里达狂热”（Fridamania），展出了 200 多件将这位艺术家转化为全球品牌的周边产品。这位“酷儿且混血的蒙娜丽莎”由此进入了流行文化，而推动这一进程的是海登·赫雷拉于 1983 年出版并被译成25多种语言的传记《弗里达》，以及由萨尔玛·海耶克制片并主演、于 2002 年上映的同名电影。

艾曼纽尔·雅顿内（EMMANUELLE JARDONNET） 《弗里达：偶像的塑造》（Frida. The Making of an Icon）。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展至 2027 年 1 月 3 日。

艺术史

如何欣赏一幅画？

从 7 月 10 日起 画中的整个世界

主讲人：弗朗索瓦丝·巴尔贝-加尔（Françoise Barbe-Gall） 国家博物馆艺术史学家及讲师

一幅画所产生的吸引力源自何处？是其形式美？精神深度？神秘特质？还是令人惊叹的简洁？在这些表象背后，究竟在讲述怎样的故事？它在绘画史上改变了什么？ 从 7 月 10 日起，欢迎参加我们围绕五个绘画杰作及其遗产，针对这些迷人问题开展的新一轮晚间课程。

法蒂玛：身处蒙古帝国核心地带的波斯女奴

这部动画系列讲述了一个女性复仇的故事

剧集

阅读的女性是危险的。2015年，洛尔·阿德勒（Laure Adler）和斯特凡·博尔曼（Stefan Bollmann）在他们关于女性阅读史及其在艺术中呈现的著作（Flammarion出版社）中以此为题。日本动画系列《法蒂玛的传说》（Jaadugar. La légende de Fatima）于7月初开始在点播平台Crunchyroll播出（近期已推出法语版），毫无疑问可以被纳入这一范畴。

这部历史长卷改编自同名漫画（Glénat出版社，2024年），由作者Tomato Soup编剧并绘制，其灵感源自真实事件和人物。它从一名波斯女奴西塔拉（Sitara）的视角，讲述了13世纪成吉思汗统治下蒙古帝国的扩张。故事始于图斯（Tous，现已消失的伊朗东北部城市），她在那里被一个决定教她知识的穆斯林学者家庭买下。在城市被蒙古人入侵后，她被强行带走，最终进入大汗之子们的妻子身边服侍。她改名为法蒂玛，并花费多年时间筹划复仇。

角色设计的憨厚感具有欺骗性：在圆润的线条背后，故事情节虽然有时暴力，但展现出了细微的差别与复杂性。尽管有时很难从简单的面部特征中读出意图，也很难判断角色的年龄，但剧本的推进却十分流畅。

女性之间共享的知识 短小的剧集扫视了游牧帝国宫廷中的岁月，这与虚构作品中热衷描绘的蛮族战士的刻板印象截然不同。相反，观众在这里发现了草原民族的传统、某些首领的智慧以及公主们对知识的渴求。人们还了解到那些既能让自己隐形又不可或缺的人所拥有的权力。政治在平民与贵族女性之间的私语和知识共享中被讨论。

日本动画工作室Science Saru在原漫画简单圆润的黑白线条基础上，加入了柔和的色彩和轻盈的轮廓。在西班牙导演阿贝尔·贡戈拉（Abel Gongora）及其日本同行山田尚子（Naoko Yamada）的指导下，风景中的沙色与赭色调，以及华丽服装的细节，都呈现出精美的光影效果。从木格窗（moucharabiehs）滤过的阳光，或是蒙古包内炉火的跳动，为动画和对话增添了立体感与庄重感。

保琳·克罗凯（PAULINE CROQUET）

阿诺·鲁林成为感官主义的使徒

凭借《五声音阶之旅》，Poni Hoax乐队的键盘手继续其钢琴独奏探索之路

7月，于巴黎。BEN PI

音乐

阿尔诺·鲁林（Arnaud Roulin）或许是一位道教的追随者。这位音乐家在巴黎的家中毫无拘束地接待了我们，并直截了当地讲述了他作为一名爵士钢琴手的蜕变过程。这很罕见，因为接受采访并不是他太感兴趣的事情。尽管他穿着百慕大短裤和棉质衬衫，但其身上仍散发出一种庄重与优雅。他那单调的音色似乎传递出他对低调的坚持，以及他对圆满的渴望，甚至是需求。“我是一个内敛的人。房间里的人越多，我说话就越少，”他向《世界报》透露。不过，这位47岁的键盘手微笑着补充道：“但我有时也会提高嗓门，对吧？”

这位合成器大师长期以来一直扮演着伴奏者或多个乐队成员的角色，涉猎摇滚、爵士和电子音乐。首先是 Poni Hoax，这是一个由萨克斯手洛朗·巴尔丹（Laurent Bardainne）和于 2021. 去世的诗人歌手尼古拉斯·凯尔（Nicolas Ker）领导的摇滚组合。但最重要的是，他于 2023, 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钢琴按摩》（Massages for Piano），标志着他与这件长期以来被他远距离观察的乐器达成了彻底的和解。

在孩童和青少年时期，无论是在古典音乐还是爵士乐中，他都更偏爱圆号。随后，管风琴和合成器进入了他的音乐视野。“当我受父母的影响开始学习钢琴时，我意识到自己完全不理解这件乐器的机制，”这位来自南特的音乐家回忆道，“钢琴让我感到恐惧，而圆号和管风琴却让我着迷。”

“部分篇章较为阴郁”

然而，在8月28日（周五），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五声音阶之旅》（Voyage pentatonique）发行了，这张专辑依然以钢琴为主，充满了细微的色彩变化。他在其中谨慎地加入了由音乐家尼古拉斯·维尔布伦（Nicolas Villebrun）操作的机器设备以及合成器层——后者是他最钟爱的乐器。“合成器带来了一种管弦乐的维度，”他轻声说道。在回顾《钢琴按摩》的创作初衷时，他表示：“我曾花了很多年去钻研极具能量、甚至带有暴力色彩的音乐。回到家后，聆听肖邦、巴赫或莫扎特能让我感受到一种无限感，以及我所需要的温柔。”

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第一张专辑中创作了那些“温柔的曲目”。在尼古拉斯·凯尔的鼓励下，这位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作曲的音乐家也感受到了表达自身灵感的紧迫感。“在《五声音阶之旅》中，不再一定是为了追求温柔。我想追求某种狂喜的状态，”这位钢琴手阐述道，“因此，这张新专辑在某些地方可能显得较为阴郁。而我则

“我想追求某种出神的状态”

ARNAUD ROULIN 音乐家

更加关注音乐的感官层面。”

专辑以《Vertigo》开篇，这确实是一个令人眩晕的开场。在两首名为《Pianorgasme》（1 和 2）的曲目中，这位音乐家演绎出一种“交织着缓慢的潮湿感”。此外，还有《Source》那摇曳的节奏，以及深邃的《Encontro das aguas》。他的一些影响也在此若隐若现，例如德国电子音乐组合 Kraftwerk 或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的交响曲。至于那著名的、存在于诸多音乐传统中的五声音阶，“它主要是作曲的骨架”。

因此，这张专辑的和声色调变化丰富。这位从小浸淫在古典音乐、灵魂乐、放克（funk）、比博普（be-bop）、西海岸爵士以及自由爵士中的音乐家指出。这位钢琴家认为：“我喜欢音乐改变我们对事物感知的时候，当场景和光线突然变换，或者某种香气袭来。这些是强烈的感官体验，无法通过音乐分析来解读。”

他的方法让人想起氛围音乐（ambient music）的先驱，尤其是哈罗德·巴德（Harold Budd, 1936-2020）。这位美国作曲家并不认为自己是一名钢琴家，并确保技巧不会凌驾于声音素材之上。而阿尔诺·鲁林（Arnaud Roulin）则坦言，自己并非一名完美的钢琴家。“但现在，我对钢琴产生了渴望，”这位音乐家补充道。他在 35 岁时重新回到著名的巴黎国立音乐学院（Schola Cantorum de Paris）学习。“与我合作至今十一年的教授让我领悟到了钢琴的优雅与力量。”

项目的万花筒

2001, 年，阿尔诺·鲁林凭借对哈蒙德管风琴和合成器的掌控，获得了巴黎国立高等音乐舞蹈学院的爵士乐专业毕业证书。“当我变声后，吹圆号几乎变成了一种痛苦。我也无法唱歌了，”他回忆道。随后，这位键盘手在充满激情与能量的各种音乐项目中找到了舒适的位置。

除了 Poni Hoax，人们还会想到洛朗·巴丹（Laurent Bardainne）的四重奏组合 Tigre d'eau douce，或是由托马斯·德·普尔奎里（Thomas de Pourquery）组建的 Supersonic 乐团，后者是与他合作近 30, 年的伙伴与知己。“阿尔诺极其谦逊，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创作是多么令人折服，”这位萨克斯手兼制作人强调道，“而且我认为他能够适应任何音乐语境的能力简直是超现实的。”

托马斯·德·普尔奎里在其厂牌 Lying Lions Productions 下发行了阿尔诺·鲁林的前两张专辑，他也赞美朋友在演奏上的美感。“他确实不追求速度，但他掌控着细微差别、色彩、触感和乐句，”他表示。这一点无可否认。阿尔诺·鲁林勾勒出纯粹的感官体验，为一种在根植与升华之间、毫无矫饰的爵士乐构建了多重维度。“我想我是一个相当飘逸的人，”他总结道。的确，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个艺术家，阿尔诺·鲁林都是一位出神状态的大师。

KATIA DANSOKO TOURÉ

阿尔诺·鲁林作品《Voyage pentatonique》，Lying Lions Productions 出版。 音乐会将于 9 月 2 日周三 20 时 30 分在巴黎 20 区（Paris 20 e），举行，属于“维莱特爵士音乐节”（Jazz à la Villette）的一部分。

纵横字谜

谜题第 26 - 199 号 作者：PHILIPPE DUP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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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题第 26 - 198 号答案

横向 I. 顽固的。II. 漏勺。Mir。III. 吟游诗人。Enfila。IV. 仪式。鹅。V. 外翻。Ses。VI. SA。Bu。Xh。VII. Sistre。Fessu。VIII. Il。生态缸。IX. Olten。Aronde。X. 恶臭的。

纵向 1. 退化。2. Ecrivailla。3. 醉酒。Tu。4. 小情爱。5. Lotes。René。6. Ci。Liber。7. Ire。Ou。Rab。8. Tenon。Faro。9. Fi。尼禄。10. 朋友。Sind。11. 尼罗河。Exsude。12. 季节性迁移。

该谜题曾于 15 / 10 / 2015 发布

横向

I. 防止雄性和雌性接触。II. 与筹码同时出现。伦敦的通俗报纸。III. 即使是第二名也可以很出色。赋予美丽的色彩。IV. 事后被抛弃。在泵中。白色且轻量化。V. 将军的汽车。对泵和燃料造成打击。意大利赞助人。VI. 罗马式双倍。昨日在教堂，今日在屏幕。在酒窖入口处。VII. 霍洛维茨和普京。头脑直接。VIII. 拳击和得分的冠军。反向颁发的证书。IX. 溜冰冠军。白色的是锋利的。X. 在“i”上点点（指明说 / 强调）。

纵向

1. 很快就陷入困境（被逼入绳圈）。2. 翼耳。3. 射击比赛的大奖。强烈地提升。4. 让读者屏息以待。美丽的弑父者。北京的措施。5. 震动频率。6. 个人。支撑以前进。7. 不易消失。使人失去理智。8. 在文中删除。历史的一页。9. 漂浮在甜点中。相当满。10. 下降。西班牙的河流。11. 下降。简化结算。在手中。12. 阅读《世界报》时不可忽视。

数独 第 26-1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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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人：Yan Georget (https: / about.me / yangeo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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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齐拉克乌克兰难民的单程之旅

在流亡四年多之后，随着返回乌克兰的前景变得遥远，定居在卡尔卡松附近的这些家庭必须开始考虑他们的长期未来。

作者：Lionel Dangoumau 卡尔卡松、卡齐拉克、 维尔讷夫-米讷瓦（奥德省）——特派记者

在维尔讷夫-米讷瓦（奥德省）村庄的出口，在道路蜿蜒进入葡萄园之前，可以转向一个由一层小联排住宅组成的住宅区。在 Sergii Khytryi 和 Olesia Bahrii 居住的房子上，印着社会住房供应商 Habitat Audois 的标志。他们与三个孩子 Eldar、Adrian 和 Anabel 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一年。

他们来自基辅郊区的布罗瓦里，于 2022 年 3 月离开乌克兰，并在这个靠近卡尔卡松、拥有 1000 名居民的村庄中找到了避难所。在俄罗斯入侵开始后不久，Sergii Khytryi 在互联网上寻找海外目的地。现年 41 岁的他，作为多子女父亲（三个或更多 18 岁以下的孩子），被免除兵役义务。“我是通过一款以此命名的桌游知道卡尔卡松的，”这位计算机专家微笑着承认。最重要的是，他找到的公告允许接纳他的家人以及随同他们逃难的朋友，总共 13 人，现在他们每人都有了自己的住所。

在目前居住在法国的 90 000 名乌克兰人中（战争开始前为 18 000 人），大多数定居在巴黎大区和大型城市群。但紧急情况将其中一些人送到了意想不到的地区，比如这些围绕在奥德省省会周围的小市镇。在拥有 1600 名居民的卡齐拉克，乌克兰人的出现完全归功于市长（无党派）Toni Carvajal 的一项倡议。2022 年 4 月，他与几位亲信一起，装载了一辆载有药品、食物和衣物的巴士，前往波兰与乌克兰的边境。“我一生都在从事人道主义工作，战争爆发时，大家都知道有人想离开，”他讲述道，“我是以个人名义做出这个决定的，我只是请求市政府允许存放我们要携带的物资。我们一共五个人出发。”这次行动的成员之一，57 岁的 Jean-François Carrasco 在手机上翻阅着他保留的旅途照片。“这是一次让我们所有人深受触动的经历，是一件我们不会忘记的事情，我们经常谈起它，”他激动地说道。

在一名来自卡齐拉克并在非政府组织工作的护士的联系下，这五个人前往波兰的一个难民营，该营地位于一家前超市的旧址，接待了跨越边境的乌克兰人。其中 42 人自愿前往法国，他们登上了巴士，抵达奥德省后，由村庄及周边的家庭提供住宿。

女儿 Varvara 插话道。18 岁的她刚刚在图卢兹完成了电影与视听专业本科的第一年学习。由于没有车，Sergii Khytryi 必须乘坐每天停靠在维尔讷夫-米讷瓦的四班巴士之一，每周两次前往卡尔卡松参加法语课程。目前，他仍需通过手机上的翻译软件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在这些乘客中，大约有 12 人仍住在卡齐拉克或卡尔卡松，其中包括 Elena Bulavina 和她的女儿 Zlata，她们来自顿涅茨克州位于前线的城市波克罗夫斯克。战争前，Elena Bulavina 是一家地区电视台的秘书。“当我到达时，我的法语水平为零，”她说，“但如果你不会说法语，你只能做像清洁工这样的工作。我开始在一家

为了帮助她的同胞，尤利娅·索洛德卡（Yulia Solodka）于2024年2月在奥克西塔尼 / 比利牛斯-地中海大区创建了名为 Razom（在乌克兰语中意为“在一起”）的法乌协会。“我们在奥克西塔尼组织了82场集会，包括传统节日、文学之夜和圣诞舞会……”她还开设了乌克兰童军组织 Plast 的地区分部。在奥德省乌克兰人可以交流的 Telegram 讨论组中，大约有200人注册。

7月1日，在卡齐拉克（奥德省）。上方环岛上是该市的徽章，颜色与乌克兰国旗相同。右侧，市长托尼·卡瓦哈尔（Toni Carvajal）正在接待难民。SANDRA MEHL 为《世界报》拍摄

餐厅。现在，我几乎成了服务员……”她24岁的大儿子仍住在乌克兰。他成了父亲，但埃琳娜·布拉维纳（Elena Bulavina）还没有见过这个孩子。而她的丈夫则留在波克罗夫斯克。“保持联系很困难，”她低声说道，没有透露更多细节。

在这些人中，纳塔莉亚·莫斯潘（Nataliia Mospan）的经历尤为独特，她在乌克兰曾拥有一家青少年出版社和五家书店。她与母亲、建筑师丈夫亚历山大（Oleksandr）以及三个孩子亚里娜（Yaryna）、乌斯蒂娜（Ustyna）和塔拉斯（Taras）一起逃离了该国。2022年4月，通过一个提供乌克兰人援助网站上的公告，他们来到了人口300人的维尔讷勒蒙特利埃（Villeneuve-lès-Montréal）。“我们刚刚在基辅的一家书店投入了大量资金，没剩多少钱，所以必须找一个免费的住所，”她解释道。她通过私人课程随后通过自学掌握了法语（此前她一个词也不会说），并刚刚在法国创办了一家名为 Le Petit Canard 的出版社。

今天消息好，明天消息就坏，一直在变，这让人沮丧。我认为战争会继续下去……”她的父母和哥哥仍留在乌克兰：“我几乎每周和父母通一次话，问他们为什么不想搬到这里来，但他们年纪大了，而且非常热爱自己的家。”

前矿工弗拉德·谢尔巴科夫（Vlad Shcherbakov），34岁，四个孩子的父亲，同样来自波克罗夫斯克。在做过调酒师之后，他现在负责清理卡尔卡松城市交通局（Régie des transports Carcassonne Agglo）的巴士。“在我们那里，一切都被摧毁了，”他讲述道，“我们无法回去，所以考虑好好学习法语并融入这里。虽然很难找到一份好工作，但我们在这里的情况更好。”

学习法语、寻找工作（即使与他们向往的职业相去甚远），以及办理没完没了的行政手续——这些乌克兰人大多享有补充保护（一种最长为四年的庇护形式），他们描述了相似的经历。而他们所在的这个省失业率很高（2025年为10.5%，而全国水平为7.7%）。

来自基辅的尤利娅·索洛德卡（Yulia Solodka，48岁）和鲁斯兰·索洛德基（Ruslan Solodkyi，50岁）与三个孩子瓦尔瓦拉（Varvara）、伊利亚（Illia）和马特维（Matvii）一起住在人口2500人的孔克叙尔奥尔比耶（Conques-sur-Orbiel）。在乌克兰的第一段人生中，他们分别是律师和财务总监；2014年，他们创办了一家手工奶酪制造企业，但在2022年2月离开时不得不将其放弃。“人们只建议我去做保洁或在厨房工作，”尤利娅·索洛德卡无奈地说道。

“我在法国立刻就有了家的感觉” —— 出版商纳塔莉亚·莫斯潘（Nataliia Mospan）

在她的家人三年前搬入的卡尔卡松（Carcassonne）这座建筑里，每一处书架都堆满了儿童书籍。新学期开始后，她将通过远程学习攻读儿童与青少年文学硕士学位。“我在法国立刻就有了家的感觉，这是一个兄弟之邦，”她热情地说道，“我热爱这里的自然、美食和人们……我将自己的使命定为在两国之间搭建文化桥梁，融合我们的才华。”在她已出版的六部作品中，她让法国和乌克兰的作者共同协作，并将在11月出版一套法文版乌克兰童话集。“战争迫使我从零开始，但我很幸运能继续做我热爱的事情，”她强调道。

然而，目前没有人考虑回去。“那里有持续的轰炸，回去就是玩火，”谢尔盖·希特里（Sergii Khytryi）评估道。有一天

他们还再次表达了对接收国的感激之情。在维尔纽夫-米内尔武瓦（Villeneuve-Minervois），无党派市长阿兰·吉尼耶（Alain Giniès）在一次村庄节日期间将乌克兰难民介绍给了其他居民。“商店里放了一个物资篮，所有居民都可以向其中投放给我们用的食品，”谢尔盖·希特里回忆道，“市长每周接待我们一次，帮我们解决问题。”这些家庭受益于个性化住房援助和家庭津贴，在经历了耗尽积蓄的四年流亡生活后，这些资金对他们的财务状况至关重要。“我的车刚坏了，但修理费要900欧元，我付不起，”谢尔盖·希特里感叹道，他的家庭必须依赖于卡尔卡松的“心之餐厅”（Restaurants du cœur）和红十字会的援助。

至于鲁斯兰·索洛德基（Ruslan Solodkyi），他在米内尔武瓦（Minervois）的葡萄园里担任农业工人维持生计。他的收入不稳定，平均每月净收入为1400欧元。他与尤利娅的父母以及他妹妹的家人一起，十个人住在一家有三间卧室的房子里。“我很开心，因为我的家人很安全，但四年来我的头脑和心都在乌克兰，”尤利娅坦言。“我三年前就停止看新闻了，但她现在每天还在看，”她的女儿瓦尔瓦拉（Varvara）插话道。

尤利娅·索洛德卡（Yulia Solodka）开始在当地公共教育机构组（Greta）——一个成人培训机构——学习法语。“但教学内容并不合适，”她抱怨道。当她想不起词汇时，她的

在卡齐拉克（Cazilhac），托尼·卡瓦哈尔（Toni Carvajal）及其朋友运送的42人的到来并没有留下明显的痕迹。最后，几乎没有。在乌克兰人道主义任务返回几个月后，卡尔卡松交通管理局的负责人让-弗朗索瓦·卡拉斯科（Jean-François Carrasco）在一名乘客登上他驾驶的巴士时认出了这次旅程的一员——奥莱娜·海鲁琳娜（Olena Khairulina）。这并非计划之中，但那天正好缺一名司机。“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但最后是他重新联系我的，”她打趣道。此后，他们办理了民事结合（PACS）并共同住在卡齐拉克。10月，他们将前往乌克兰度过几天。奥莱娜·海鲁琳娜已经四年没见到家人了。

完

山巅避风港 – 7 / 7

系列报道

当“Tous à poêle”的志愿者们“精心打理”高海拔小屋

协会成员负责维护这些全年开放且无人看守的避难所。在施工现场，一群充满热情的人们配备了最好的工具和十足的意愿。

Catherine Rollot 报道 东比利牛斯省，丰特拉比乌斯-埃斯普苏伊耶（Fontrabiouse-Espousouille）——特派记者

“卡罗的挂衣钩在哪儿？”这个问题在依然清冷的晨间空气中响起。六月中旬，微弱的阳光开始温暖起位于东比利牛斯省卡普西尔（Capcir）高原、海拔1760米的雅萨-德-略萨（Jaça de la Llosa）的一栋简陋建筑。避难所周围，一小队人正忙于处理工具、木板和背包。“在这儿！”卡罗琳·塔迪沃（Caroline Tardivo），化名卡罗，举起了一根经过精心修剪的节瘤树枝。经过几次拧螺丝，这块木头变成了衣帽架，牢牢地固定在墙上，将为行囊沉重的徒步者提供存放物品之所。

这位来自蒙彼利埃的37岁地区行政管理人员，首次参加由“Tous à poêle”协会组织的“bichonnage”（精心打理）志愿者工程。该协会使用这个词来指代对“自由小屋”（cabanes libres）——即全年免费开放且无人看守的高海拔避难所——进行维护和提升舒适度的工作。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这位年轻女性将“呵护并照顾”约十二处此类小屋，它们曾是牧羊人或林业工人的避难所。那里的条件十分简陋。一个木柴炉、一张桌子和几块床板充当宿舍。虽然只有几个平方米，但却是极其宝贵的避难空间。

“我想做一些超越单纯徒步旅行的事情，”这位穿着灰色夹克、红色裤子并背负着器材的年轻女性解释道，“在这里，我觉得自己是在为保护乡村遗产做出贡献，而不仅仅是享受山景。”这里没有大型工程，只有一些小修小补，比如更换窗玻璃、加固搁板、修复储物柜、清理炉灶……

奥斯卡·马凯恩（Oscar Macaigne）今年76岁，他戴着一顶边缘磨损的大帽子，几缕白发和红发从帽檐下露出。他观察着分在小组中的十五名志愿者往来穿梭。这位曾从事计算机工作并投身于大众教育运动的前专业人士，于2015年与另外两名登山爱好者亚历克西亚·德尔·罗萨里奥（Alexia Del Rosario）和奥古斯丁·阿勒芒（Augustin Allemand）共同创立了“Tous à poêle”协会。这个想法诞生于一次在阿尔卑斯山贝勒多讷（Belledonne）山脉徒步归来之后：“在奥特-布雷达（Haut-Bréda）山谷使用了一些此类小屋后，我们产生了参与维护它们并使其更具亲和力的愿望。”如今，该协会在4月至10月启动的工程期间，维护着从比利牛斯山到普罗旺斯巴罗尼（Baronnies provençales），以及阿尔卑斯山和汝拉山（Jura）的约四十处自由避难所。其中大部分属于一些并不总是具备维护能力的市镇。

在雅萨-德-略萨，工作进展顺利。30岁的蒂莫西·芒热尔（Timothée Mangeart）蹲在一个被老鼠啃食的储物柜旁，拆除破损严重的木板。这位城市规划研究员兼博士经常参加这些工程。“我一直梦想拥有一座小屋，”他在调整一块木条时透露道，“现在，我拥有很多座。而且我还让其他人也能从中受益。”

在室外，塞西尔·贝特勒（Cécile Bettler）正与埃斯特班·勒布维耶（Esteban Lebouvier）一起组装一个“山羊架”（chèvre），这是一种用于锯木和存放木柴的支架。39岁的塞西尔是来自东比利牛斯省拉图尔-德-弗朗斯（Latour-de-France）的一名面包师，该村靠近佩皮尼昂（Perpignan），约有一千名居民，她平时制作木柴火烘烤的天然酵母面包。“我喜欢这里的一点是，能遇到那些我在其他情况下绝不会相遇的人，”这位戴着棕榈树图案帽子和细圆框眼镜的年轻女性解释道。

“越是 温馨， 人们 就越会爱护它”

奥斯卡·马凯恩（Oscar Macaigne）， “全民锅炉”（Tous à poêle）协会 联合创始人

在他身边的是23岁的埃斯特班（Esteban），他曾就读于设计学校，后来选择转向自然管理与保护的BTSA（高级技术员证书）专业。和许多人一样，他来到这里既是为了那些小屋，也是为了集体体验。

“当人们一起工作时，很快就能熟悉起来，”以邻居身份参与的退休护士西尔维·伊波利托（Sylvie Ippolito）观察到，“有时看到一些小屋的状态，会让人产生想要采取行动的冲动。”

在施工现场，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人们融合在一起。参与其中并不需要成为装修专家，良好的意愿才是最好的工具。除了维修，志愿者们还细心地在每个避难所放置“惊喜盒子”，里面装有蜡烛、火柴、洗洁精、海绵、晾衣绳、少量食物和小型厨房用具。一张IGN地图、几张海报以及一个放有两三本书的小书架完善了内部设施。那里还准备了一本访客簿，用于记录过路者的故事。这些东西很少丢失。“小屋越温馨，人们就越会爱护它，”奥斯卡·马凯恩观察到，“很多人也会在离开时为后来者留下一些东西。”就像那天在储藏室里发现的一罐杏子糖浆罐头。

到了午餐时间，电钻和锤子的声音渐渐消失。所有人聚集在雅塞塔（la Jaceta，海拔1645米），这是一座大型小屋，拥有两个房间、一张野餐桌和户外烧烤架，坐落在奥德河（Aude）的一条支流加尔布河（Galbe）边。用餐也是施工的一部分。在协会的章程中，有一项条款提醒人们“劳动与美食相伴”。这份文件奠定了基调。由创始成员组成的“最高委员会”根据“共识”原则或通过“闪电猜拳”（石头-剪刀-布游戏）做出决定。至于成员资格，在成员去世时失效，“除非在三天内被证实复活”。对于这些热爱山峰的乐天派来说，幽默感始终在身边。

在餐桌旁，大家总结了剩余的工作。由于资金有限，人们采取灵活应对的“系统D”方式。材料通常是回收利用的，由市镇政府资助，或由“全民锅炉”协会的436名成员及支持者的捐款和会费支付。而工作则依赖于志愿者。参与者的回报隐藏在访客簿中，比如一名徒步旅行者在雨后发现干柴时的惊讶之词，一对在避风处过夜的夫妇的感谢信，以及一名在黄昏时分抵达的独行者的见证。

傍晚时分，施工现场周围恢复了平静。在雅萨-德-拉-略萨（la Jaça de la Llosa），有人突然注意到木架旁有两个在早晨维修时被忽略的衣帽钩：“嘿，这儿的挂钩开始变得太多了。”

完

假期之痛 – 7 / 7

回程后的洗涤：“在某些夜车上，床虱比乘客还多”

有些人刚回到家，甚至在回家之前就开始运转洗衣机；而另一些人则将这项苦差事推迟到一个或近或远的“以后”。 作者：Guillemette Faure

回程后的洗涤是为了在假期与恢复工作之间创造一个缓冲地带，而一旦运转了三次洗衣机，这种感觉似乎也不那么令人厌烦了。带着行李箱、背包或帽子盒回到家的度假者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将物品留在玄关、走廊、客厅中央或任何地方，打算以后再处理。“以后”可能意味着第二天，下一个周末，甚至直到万圣节。其中还包括那些将背包扔在房门前、浴室里，总之除了房间以外任何地方的青少年，理由是“为了不占用空间”。

这群处于“否认状态”的人，将在下次旅行时有幸发现发霉的泳衣、满是沙子的毛巾、爆裂的防晒霜，或是保鲜盒里被风干成木乃伊的塔布勒沙拉。这个群体中的一小部分人则会尽量穿着尽可能少的衣服——短裤、露脐上衣——并尽可能长时间地穿着，以避免（或最大限度地推迟）洗衣服。他们的信条是：没衣服洗，就没麻烦。

在第二类人——谨慎者——中，回程被管理得像一场物流行动。刚进门，脏衣服就会被从行李箱中取出，以免接触到房子的其他部分。对床虱的恐惧极大地增加了这个群体的规模。米歇尔（Michèle）和达米安（Damien）坚信火车和旅舍中到处都是床虱，当他们回到上卢瓦尔省（Haute-Loire）的家中时，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流程：所有衣服都被装进垃圾袋放在车库里。随后，他们取出冰箱冷冻室的两个抽屉，将背包放入其中放置四天，以杀死所有床虱（那么这段时间鱼丸放在哪里？）。

这虽然有点复杂，但比发现家中被虫害侵袭的噩梦要轻松得多，后者在法国阿尔卑斯俱乐部（Club alpin français）的徒步旅行者论坛上被广泛讨论。“某些夜车被认为被床虱利用得比被乘客利用得更多，”米歇尔肯定地说道。在装载洗衣机时，这些流程大师会先有条不紊地清空每个口袋，以防止半张大西洋海滩的沙子最终进入过滤器。

这种方法还不及童军家长的专业程度。他们的孩子在三周的时间里只用两件在河里洗过的T恤生活，以此学习独立。他们知道如何用树枝搭建营地，但回来后却发现自己无法将背包里的东西倒入洗衣机并按下“节能混合（Eco-Mixte）”键。他们的父母则会将所有衣物用 90℃ 高温清洗，以免卫衣上附着的柴火味和稻草渗入家中。

剩下的难题是夏令营最后一天的那件T恤。上面覆盖着马克笔写的留言、粗糙的心形图案、签名以及连作者自己都无法理解的笑话。从技术上讲，它需要清洗；但从情感上讲，这是不可能的。

就像那些刚跑完第一个马拉松就迷上铁人三项的跑者一样，流程主义者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新挑战：在度假期间洗衣服，以便带着装满干净衣物的行李箱回家。他们向你解释说，他们不喜欢“行李箱里有脏衣服”，仿佛那是一种格格不入的存在。

在度假期间洗衣服也是那些试图在国外体验当地生活、并利用任何一次旅行机会去理发或去自助洗衣店的游客们的专利。在他们返回时，这些擅长预判的人将睡在出发前就换好的新鲜床单上，而第一组人则会发现，三周前，没有人倒垃圾，也没有人在吃完最后一顿 {chili} 之后启动洗碗机。

完

与美国人打交道，一切往往都很复杂，受到过度监管且循规蹈矩。因此，文斯·吉利根（Vince Gilligan）答应我们的采访请求，几乎让我们措手不及。更何况，如果采访需要持续两小时，就必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进行，因为这位《绝命毒师》（Breaking Bad）的创作者在那里生活和工作。

于是，我们在七月的一个早晨，在卡尔弗城（Culver City）索尼影业（Sony Pictures）的办公区见到了他。在冷气充足、毫无个性的办公室里，一群由助手和公关人员组成的团队带来了典型的加州式热情，为这里增添了暖意。他严肃的外表和礼貌的举止掩盖了他作为一名“showrunner”的身份——这个词在法语中没有对应词，指的是一部剧集的总负责人，同时参与剧本创作、导演和制作。他多产且热情，在娱乐行业工作三十多年后，其激情似乎依然未减。

他在《X档案》（X-Files）的编剧室接受训练，是 2000 年代初电视黄金时代的继承者。他是好莱坞少数几个能凭借个人名气打造剧集的人之一，这主要归功于《绝命毒师》的巨大成功。这部剧讲述了一位患有肺癌的化学老师为了维持家庭生计而转而生产甲基苯丙胺的阴郁奥德赛。正是这样的成功，让文斯·吉利根随后能够共同创作剧集历史上最受好评的衍生剧之一《风骚律师》（Better Call Saul），在剧中他将时间线提前，讲述了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的一名平庸律师吉米·麦吉尔（Jimmy McGill）是如何变成《绝命毒师》中那个油嘴滑舌且腐败的律师索尔·古德曼（Saul Goodman）的。

同样设定在他最钟爱的生态环境新墨西哥州，但与《绝命毒师》中充满男性气息和黑帮色彩的世界相去甚远，文斯·吉利根在 2025 年底推出了《Pluribus》。这是近年来最独特的剧集作品之一，一部厌世喜剧，讲述了一名女性发现自己（几乎）成了面对全人类的唯一个体，因为其余人类的大脑神秘地融合成了同一个实体。

剧集专栏

这是否应该被视为关于人工智能危险的寓言？还是关于 2026 年美国失去统一性的道德寓言？在两小时的采访中，文斯·吉利根拒绝给出任何解释，让他的创作历程为他代言，尤其是让观众们形成自己的看法。

您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小镇法姆维尔（Farmville）长大。在那个时代，电视对您意味着什么？您当时看哪些节目？

当我回想起我的童年，回想起那个小男孩时的样子，我认为电视代表了一种慰藉的来源。对我而言，电视始终与非常温馨的时刻联系在一起。它被安置在我们家的地下室（basement）里，那时我们只有四个频道。我喜欢的大多数节目都产生于我出生之前，它们是重播剧或辛迪加节目（syndication）。其中，《阴阳魔镜》（La Quatrième Dimension）大概是我最喜欢的——现在依然如此。还有《安迪·格里菲斯秀》（The Andy Griffith Show），它让我和我的哥哥想起了我们居住的那个小镇。

在《星球大战》上映后，我们成了科幻迷，开始看《太空堡垒卡拉狄加》（Battlestar Galactica）……在我看来，电视作为慰藉这种想法一直延续至今，这挺有趣的，因为我后来创作的剧集并不怎么让人感到慰藉。现在我可以接触到800个频道而不是四个，但我必须承认，如果我偶然看到一集《安迪·格里菲斯秀》，我就会看它。如果我有一台时光机，我会回到过去，我是一个非常怀旧且感性的人。

然而，您最初倾向的是电影……

是的，因为我的父亲会看所有在电视上播出的电影。通常是一些老电影，他会来叫我们，即使是在本该睡觉的晚上，也会叫我们和他一起看。但当《星球大战》在1977年上映时，他完全失去了兴趣，因为约翰·韦恩 [1907-1979] 不在里面！就在那时，我对现代电影产生了兴趣，于是进入了纽约大学（NYU）。我曾是一个被父母过度保护的乡下孩子，在纽约生活和学习，尤其是在[马丁]·斯科塞斯、[斯坦利]·库布里克 [1928-1999] 和 [黑泽明] [1910-1998] 创作伟大电影的那个时代，迫使我成长。尤其是在纽约大学，我身边围绕着一群孩子

文斯·吉利根：“我喜欢观众来解释我的剧集”

艺术创作中 – 6 / 6 – 这位多产的美国剧集主创，《绝命毒师》、《更好的呼叫索尔》以及最近的《Pluribus》的作者，喜欢逆流而上，塑造独特的故事和角色

他们不仅和我一样对电影感兴趣，而且在相关领域比我懂得多得多。

最终，在纽约大学，您转向了写作。为什么？

在小学时，一位美术老师连续两个夏天把她的超级8毫米摄影机借给我，我拍了一部类似太空歌剧的作品，由我的哥哥担任主角。但与那些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想尽办法寻找拍摄手段的知名导演相比，我没做多少尝试，因为设备很贵，尤其是因为我既不够精明也不够聪明，无法免费弄到设备。相反，写作是免费的，而且对我来说很容易。那时，我写一些略显古怪的喜剧，我在纽约大学完成的第一个学习项目《Home Fries》获得了奖项并被一名制片人买下 [该片于1998年由迪恩·帕里索执导，德鲁·巴里摩尔和卢克·威尔逊主演]。

随后，根据您自己的说法，您变得“懒散”了……

是的，我起步相当不错，收入也还体面。我在弗吉尼亚州买了一栋房子，接下来的五年里，我一直在写剧本，但那些剧本都没有被拍成电影。不过，每个剧本能给我带来 20 000 到 25 000 美元 [按当前汇率计算，约为 17 000 到 22 000 欧元] 的报酬。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对我来说足够了。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写得越来越少，起床越来越晚，玩电子游戏的时间越来越多。我真的没有任何借口。

随后您遇到了《X档案》的创作者克里斯·卡特，您的职业生涯从此发生了转折……

那是大约 1993-1994 年，我的事业毫无起色，而且刚失去了医疗保险。那时，《X档案》的第一季在电视上大获成功，我觉得这部剧太棒了。我的经纪人问我想不想见见这部剧的创作者，他通过某种模糊的亲属关系认识对方。坦白说，在那个阶段，我只想和他握个手，告诉他“我非常喜欢您的作品”。我没有什么要向他推销的。当时，我仍认为自己是一个 movie guy（电影圈的人），尽管我对电视完全没有偏见。然而，在我们的会面中，克里斯·卡特问我是否

“在我的童年时代，我认为电视代表了一种慰藉的来源” 有一些关于他剧集剧集的想法。与此同时，我经纪人的助手——后来成为了好莱坞最有权势的经纪人之一——正试图说服我，在电视行业工作（也就是说在洛杉矶，与其他编剧在一起，像被枪顶着太阳穴一样工作）正是我所需要的。于是我开始从事电视工作，从此再也没有回头。

所以您加入了《X档案》的编剧室，参与编写了大约三十集剧集。在克里斯·卡特身边，您学到了什么？

我学会了与他人协作并遵守截止日期，这在以前是我认为自己绝不可能做到的。我的优势在于很快就掌握了穆尔德和斯库莉（剧中的两位主角）的口吻，以至于在脑海中就能听到他们对话和回应。我也非常喜欢看（演员）大卫·杜科夫尼和吉莉安·安德森一起工作。他们工作非常刻苦，背诵页数极多的对白，并且彼此非常尊重。对我而言，我努力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最终，我成功说服克里斯·卡特让我执导一集。我很少感到如此恐惧，但在片场待了二十分钟后，我爱上了这件事。

对于负责监督电视剧的人来说，写作是最重要的，而“编剧”是我希望出现在自己墓碑上的词，但执导无疑要愉快一千倍。克里斯非常鼓励编剧不要只留在编剧室，而要前往片场。很少有剧集主创（showrunners）允许这样做。他某种程度上是想把我们培养成真正的制片人。而对于编剧来说，最好的经历就是花时间在剪辑室，因为在那里可以学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写作形式。例如，我就是在那里学会了精简对白，意识到有时演员之间一个简单的眼神就足够了。这与你在电视行业学到的一切都相反，因为在那个环境下，一个优秀的编剧首先被认为是一个优秀的对白创作者。

《X档案》在 2002 年完结。其衍生剧《孤胆枪手》在第一季后被取消。您带着丰富的经验进入了电视的黄金时代，但《绝命毒师》在面世前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淀……

是的，因为我试图提出一些与当时电视上看到的不同东西。那时我绝对想要创造独特的故事和人物，逆流而上。而且我也坚持要写一部具有强“连续性”的剧集，而美国电视长期以来偏好程序剧（procedurals，即各集之间相对独立、可独立观看的剧集），比如《X档案》。此外，如果不是像《盾牌》和《黑道家族》这类剧集在世纪之初开创了“反英雄”的先河，《绝命毒师》绝不可能面世。

关于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绝命毒师》的主角）这个想法，源于我与一位朋友的对话，他同样是《X档案》的编剧。当那部剧完结时，我们两个都没有新项目。于是我们开玩笑说，应该买辆面包车去制造冰毒来维持生计。严肃地说，我喜欢这样一个设定：一个非常普通的人，有着一个普通的名字，却变得邪恶。为什么？是什么会引导我们走上与他相同的犯罪道路？而且我觉得我能理解他。他40岁，身患重病，不知道未来会怎样。而我也快40岁了，我意识到自己在编剧室里不再是那个新人了。

总之，我将这个想法提交给了索尼影业（Sony Pictures）的两个人，我之前在《巴特尔克里克》（Battle Creek）这部警匪喜剧中与他们合作过，不过那部剧直到几年后才最终剪辑完成。他们认为我疯了，但还是尽力帮我寻找播出平台。这部剧差点在FX频道播出，但当时该频道正试图将其节目多样化，以吸引女性观众。其负责人约翰·兰德格拉夫（John Landgraf）很聪明，他允许我们将这部剧提交给其他平台——业内其他一些人则倾向于买下并扼杀一个项目，以免它在别处获得成功后让自己显得很可笑。最终，凭借《广告狂人》（Mad Men）的成功，AMC频道让这部剧成为了可能。

《绝命毒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这部剧让你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导演。其制作质量受到了评论界的赞誉。你是如何构建这部剧的视觉语言的？

《绝命毒师》最初计划在加利福尼亚州拍摄，但出于税务原因，我们在新墨西哥州拍摄，最终证明这是一个极佳的决定，因为这让我能将西部片的想象力融入到剧中。一方面，因为那里是一个充满故事和蛮荒西部神话的地区——比利小子（Billy the Kid，1859-1881）就曾生活在那里；另一方面，在AMC允许我执导试播集的时候，平板宽屏电视正处于兴起阶段，逐渐取代了阴极射线管电视。在画幅方面，电视在某种程度上正向电影靠近。

我从塞尔吉奥·莱昂内（Sergio Leone，1929-1989）的电影中汲取灵感，他的电影特点是在巨大的空间中放置极小的角色。新墨西哥州的天空非常壮丽，有烈日和棉花般的云朵。我想让观众在屏幕上看到这些。当时电视领域没有人这么做，那么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毕竟，《绝命毒师》很大一部分创作过程就是在于以不同的方式做事。

《绝命毒师》的另一个影响来源是《法国联络》（The French Connection，1971），该片采用了手持摄影，这种技术让我想起战争报道，尤其是朝鲜战争（1950-1953）时期的报道。

在《绝命毒师》以及随后的《更好的呼叫索尔》（Better Call Saul）获得成功后，你带着一个完全不同的项目回来了——《Pluribus》，一部带有科幻色彩的黑色喜剧，由一名女性担任主角。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在制作《更好的呼叫索尔》期间，我曾思考过后续的想法，我开始好奇，如果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爱我的世界里会是什么样子。从这里开始，我将这个想法推向极致：如果每个人一直都很善良会怎样？什么能解释这种现象？我又花了很多时间才找到一个不仅仅是靠魔法变戏法的理由。

与此同时，我告诉自己，我很想再次与里亚·西霍恩（Rhea Seehorn）合作，她在《风骚律师》（Better Call Saul）中饰演的金·韦克斯勒（Kim Wexler）贡献极大。我也意识到，是时候让我来写一个女性主角了，这是我以前从未尝试过的。在我的脑海中，除了里亚，没有其他人能诠释这个角色。而现在，《Pluribus》的编剧室由四名女性和两名男性组成。这并非刻意计划，但确实带来了很大帮助。

7月17日，于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DANIA MAXWELL 为《世界报》拍摄

《Pluribus》与如今产出的任何作品都不同，也就是说，现在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由明星主演的迷你剧……

想象一下，起初我想把它拍成一部迷你剧，因为在那个时候，这种形式还相当罕见。这就是我向索尼影业（Sony Pictures）提出的方案，但他们拒绝了，并鼓励我考虑拍成多季，理由是这样更容易销售。我被说服了，最终我面对的是一部纯粹的剧集，而事实上，目前所有人都在拍迷你剧。我很庆幸自己改变了主意，因为归根结底，《Pluribus》中的素材比我最初想象的要多。

我们刚刚完成了第二季几乎全部的规划——我想我们会拍至少三季，但我们无法确定。我最初认为《绝命毒师》（Breaking Bad）不会超过三季，结果我们拍了六季 [正式为五季，最后一季分为两部分]。谁也说不准。对于《风骚律师》（Better Call Saul）也是如此。吉米·麦吉尔（Jimmy McGill）在什么时候变成了索尔·古德曼（Saul Goodman）？这个并不坏的人在什么时候蜕变成了那个卑劣且以此为乐的律师？我们很快意识到，剧集将在吉米变成索尔的那一刻结束，于是我们将那个时刻从一季推迟到另一季。对于《Pluribus》来说，这个方程式相当复杂，因为“幸福”并不是一种非常有戏剧张力的素材。为了让它产生效果，必须让这个幸福与世界上最愤世嫉俗的人相对立。但我对于剧集应该走向何方以及在哪里结束，依然有一个相当清晰的想法，尽管必须为惊喜留出空间。

你知道，如果人们知道我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其实如此缺乏头绪，他们会感到震惊的。观众给予我们的信任超过了我们应得的。他们认为我们比角色领先 26 步，并且确切知道要把他们带向何方，但我没那么聪明，我的共同编剧们也不是，尽管我身边围绕着才华横溢的人。我们一步步前进，给我们的角色机会来让我们感到惊喜，前提是他们的行为必须有意义。

行业经常鼓励我们在第 3 集安排一场大爆炸，在第 4 集安排一次暴力死亡，等等。但对我来说，这相当于将情节置于角色之前，这会导致电影和剧集变得非常机械化。

您经常说“作者理论”是法国给世界留下的最糟糕的东西。然而，许多评论家赞扬了《Pluribus》的独特性、非常个人化的基调以及作者主义的追求……

我对新浪潮的电影制作人和他们的电影充满钦佩，但我认为这种“作者”观念给予了单个人的过多信用。对我来说，电影史上只有一部真正的作者电影，那是一部名为

“如果人们知道 我们对自己 正在做的事情 如此缺乏头绪， 他们会感到 震惊的”

《小鹿斑比遇见哥斯拉》（Bambi Meets Godzilla）[由马夫·纽兰（Marv Newland）创作，于 1969 年导演的动画短片，后成为经典]。一个人带着这个想法而来，他编写、绘制、导演并创作音乐。除此之外的所有内容都属于集体冒险。《绝命毒师》对我来说最糟糕的一集依然是试播集，因为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学习与他人共处和共事对我来说依然是人生目标之一。我认为在目前的美国，这是一个巨大的议题。这正是《Pluribus》中的卡罗尔（Carol）无法忍受的一点：全人类以同一个声音生活和说话。她的论点是合理的，这部剧也探讨了人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寻找一条中间道路。

观众和评论界对《Pluribus》发表了许多不同的解读。没有人真正确定这部剧的主题是……

剧集专栏

重要日期

1967 2月10日，出生于里士满（弗吉尼亚州）

1989 凭借《Home Fries》的剧本获得弗吉尼亚州州长编剧奖

1995 《X-Files》（X档案）首篇执笔剧集《Soft Light》播出

2008-2013 《Breaking Bad》（绝命毒师）

2015-2022 《Better Call Saul》（更好的索尔）

2025 《Pluribus》

我非常喜欢观众和评论家们对我自己的剧集进行解读。他们做得比我好得多。在《Pluribus》上尤其如此，因为就我而言，我并不真正清楚我想表达什么，而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证明其中一方是正确的。我喜欢《Pluribus》中的这种模糊性。当你观看像《The Walking Dead》（行尸走肉）这样的剧集时，你基本可以确定自己不想成为一名僵尸。但对于《Pluribus》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在《X-Files》中，我也非常喜欢穆尔德和斯库莉之间的这种模糊性。两者的论点都成立，而真相大多数时候处于两者之间。

您开始工作的时候，每一集《X-Files》大约有 8 百万 到 20 百万 人观看。现在的观众群体则更加狭窄且碎片化。您自己也从线性电视转向了平台化。您在这样一个新环境下感觉如何？

我们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灵活性。在《X-Files》时代，我们每年制作 26 集，且每集必须恰好是 43 分 22 秒 12 帧，不能多也不能少。那是一种极其残酷的节奏，尽管那个时代在我身上锻造了一种在后来逐渐丢失的自律。如今，如果我们缺乏灵感，苹果公司允许我们缩短季数，且每集的时长可以各不相同。此外，我们可以咒骂，可以展示裸露。我的母亲经常抱怨《Pluribus》中卡罗尔的粗鲁。这种自由很有趣，因为它可能会引导我们走向某种懒惰。既然什么都能说，我们就会在意识到这太简单之前引入大量粗俗之语。最终，我们总会倾向于进行某种程度的自我审查。

在您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您认为自己为剧集产业带来了什么？

我不想显得自负。我很幸运能通过讲述故事来维持生计，而且我觉得这个行业给予我的远比我给予它的多。我至今仍不敢相信《Pluribus》能获得成功。我一直认为我会让观众失望——因为《Breaking Bad》太成功了……更换题材是一个巨大的风险，但对我来说，是时候尝试一些新东西了。 我并不真正清楚我的剧集给观众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我最清楚的是它们给我带来了什么，那就是一种中了彩票的感觉。我很开心能创作出对观看者有意义的剧集。我希望他们在我观看一部我喜爱的、创作者早已去世但仍能与我对话的老剧集时，能感受到与我同样的情绪。我最深切的梦想是我的剧集能被长期观看。我没有孩子。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剧集，我希望它们能比我长寿。

采访记录：奥德雷·富尼耶（AUDREY FOURNIER）

剧集专栏

在生态崩溃时代，必须“耕耘自己的花园”

希望的许可 – 6 / 6 – 人类学家查尔斯·斯特帕诺夫（Charles Stépanoff）与随笔作家加斯帕尔·科尼格（Gaspard Koenig）均移居乡村，他们坚信，如果不从改变自己的世界开始，就无法改变整个世界

勒蒂林（厄尔-卢瓦省）、蒙蒂伊-叙尔-努瓦罗（奥恩省）- 特派员报道

他们有些天真，遵循了伏尔泰（1694-1778）的建议。这位启蒙时代的讲述者曾邀请他的同代人去“耕种[自己的]花园”。查尔斯·斯特帕诺夫和加斯帕尔·科尼格将其视为字面意义上的指令，将其作为生态崩溃时代的伦理要求。其中一人是备受推崇的人类学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的研究主任，近期成为了菜农；另一人是受欢迎的小说家、政治搅局者，以及一名转向生态主义的媒体随笔作家。两人都带着他们的马移居乡村，以有机方式耕种各自的花园。挖掘、锄地和除草，都是与他们的理念保持一致的生活方式。

查尔斯·斯特帕诺夫撰写了《依恋》（Attachments，La Découverte出版社，2024年）一书，这是一项关于人类如何与收养的野生动物建立紧密联系的大规模调查。他在厄尔-卢瓦省勒蒂林的利尼罗尔庄园（domaine de Lignerolles）开设了一所农民学校，这是一座被20公顷土地环绕的前庄园。这位西伯利亚萨满仪式专家每年都会对前来学习生态农业的学生们说：“生活方式在粮食和能源方面的韧性问题不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个必须推动调查和实验的关键问题。世界的未来就在你们手中。”

XAVIER LISSILLOUR

加斯帕尔·科尼格是随笔作家，也是畅销小说《腐殖质》（Humus，2023年）和《水》（Aqua，2026年）的作者（均由L'Observatoire出版社出版）。在奥恩省的蒙蒂伊-叙尔-努瓦罗，他根据永续农业原则，在一座茅草屋顶的房子周围耕种1.5公顷的土地。在放牧果园、有机菜园和修复的池塘之间，这位哲学家从未闲着。《农业哲学》（Agrophilosophie，L'Observatoire出版社，2024年）的作者写道：“伏尔泰看得很准。如果我们能在自己的茅屋中获得幸福，是因为我们从未休息。总有生菜需要移栽，总有枯枝需要清理。”

两条人生轨迹，两条铁路线。一条通往巴黎蒙帕纳斯车站至库尔维尔-叙尔-厄尔（厄尔-卢瓦省），那是查尔斯·斯特帕诺夫所在地。《世界报》在6月烈日当空之时找到了他。这位穿着黑色牛仔裤和格子衬衫的人类学家穿行在谷仓、密集种植的小麦地和油菜地之间，他习惯于开车往返，驾驶着他32岁拿到驾照时买的那辆旧西雅特Ibiza。

在佩尔什（Perche）地区的边缘，利尼罗尔庄园在勒蒂林居民及周边农村社区中颇有名气。这座17世纪的古建筑曾是奥特伊孤儿学徒基金会（Fondation des orphelins-Apprentis d'Auteuil）的所在地。其门楼见证了该地区无数新婚夫妇和领圣体者的经过，他们至今仍常来此拍照。“这处房产向散步者和访客开放。当你投身于这种与主流农业实践相背离的冒险时，必须培养社会纽带和互助精神，”查尔斯·斯特帕诺夫观察到。

在周边市场

这里看起来很偏僻，远离尘嚣。正如巴黎人常说的那样，远离一切。但事实并非如此。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影响波及到了沙特尔与萨尔特河之间的加蒂讷地区。局部依赖于全球，而地缘政治正促使那些最顽固的人进行生态转型。自2023年以来，共同农业政策针对豆类作物提供的补贴，促使农民大规模种植豌豆；豌豆取代了来自波斯湾的化肥，能够固定空气中的氮（植物生长必不可少的元素）并以此滋养土壤。

在利尼罗尔庄园的入口处，一道天然树篱挡住了在开阔地带强度倍增的阵风，这里是珍贵的栖息地，鸟类在冬青、金银花和山楂树中筑巢。在经历了1970年代重塑农村景观的土地整合之后，这片景观失去了原有的林间围地，而这道树篱则成了生物多样性的堡垒。“树篱已成为农业生态复兴的支柱之一，”查尔斯·斯特帕诺夫在这一面点缀着荆棘、浆果和无数花瓣的绿色墙面前说道。这位人类学家感受到了一种与年轻的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面对山楂树时相似的惊叹，这位作家曾说，山楂树是“那些人们认为在停止注视片刻之后，会能更好地观察其美感的杰作”。在结束了他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关于新石器时代农业的研讨会后，他再次见到这些植物时，分享了《追忆似水年华》作者同样的幸福感。

对于查尔斯·斯特帕诺夫来说，利尼罗尔就是“重现的时间”。尽管面对生命并非一种安稳度日的方式。尤其是当你选择使用畜力来翻耕这5000平方米豆类、西葫芦和加里盖特草莓地的一部分时。该庄园由安娜·斯特帕诺夫共同管理，她与查尔斯于2007年结婚，曾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一度从事在线教育业务，但她更倾向于在农业生态农场工作，而非在数字公司工作，她说：“比起面对屏幕，我更喜欢田园生活。”她负责经营农场，并开着小货车带着她的大黄汁和草莓果酱去周边的市场销售。

查尔斯·斯特帕诺夫指出，比起拖拉机，更有趣的是“采用马匹和非动力机械化是基于共同的承诺”。就像西伯利亚的托朱人与他们极简方式饲养的驯鹿之间的关系——在泰加林的夜晚部分放开缰绳——人与动物，正如查尔斯和他的马一样，构成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尚未被探索的“我们”。在他多次涉足的北方森林中，以及在他的综合耕作农场里，“野生与驯化之间的二元对立正在模糊”。

此刻，这位农民学徒似乎被他的佩尔舍龙马搞得有些迷茫。刚出马厩，名为“马卡龙”的马就避开了待耕地，冲向橡树叶，拒绝进行流水线式的工作。“我们两个都是初学者，”查尔斯·斯特帕诺夫好笑地说道。在声音的引导下，马匹蜿蜒前行，随后使用kassine（一种畜力牵引的“瑞士军刀”式工具）为土豆进行培土。与游戏或娱乐截然不同，“与马共同工作是一场关于我们与其它物种沟通能力的活体科学实验——”

“生活方式在粮食与能源韧性方面的问题不再是一种奢侈。”人类学家查尔斯·斯特帕诺夫（Charles Stépanoff）解释道。部分年轻菜农回归动物牵引模式证明了“农民世界并非荒野世界的反面”。他认为这要归咎于伏尔泰：“从启蒙运动开始，生产力占据了主导地位，欧洲不再容忍荒原和废地。”现代性将公有资源视为中世纪的陈旧之物。而这要归咎于卢梭（1712-1778）：社会契约遗忘了动物。

而加斯帕尔·科尼格（Gaspard Koenig）没有忘记。正是因为他的母马——他曾在2020年骑着它横跨欧洲——才引导他定居在蒙蒂伊-叙尔-诺瓦罗（Montilly-sur-Noireau）。在7月初，他离开蒙帕纳斯前往弗莱尔车站（奥恩省），为了让母马配种。名为Destinada的母马寄养在拉波梅雷村（卡尔瓦多斯省）的一家马厩里，该马厩由爱丽丝和安托万·卡斯蒂永（Alice et Antoine Castillon）创建，面向资深骑手。这是一个自建的马匹避风港，在水资源和能源方面同样实现了自给自足，正是这一点说服了加斯帕尔·科尼格定居在这个起伏的“诺曼底瑞士”地区。

变革模式的紧迫性

如果没有这次追随蒙田（1533-1592）足迹的骑行之旅——在这次旅程中，他从波尔多到罗马，体会到了好客的力量、缓慢的美德以及远离屏幕的人类在场之威力——他“很可能会变成一个技术至上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但绝不会成为特朗普主义者。他的自由主义深受自由意志主义启发。加斯帕尔·科尼格（Gaspard Koenig）支持大麻去罪化、全民基本收入以及开放式监狱。

他的导师是英国自由社会主义者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06-1873）和美国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1961-2020）。作为“资本主义非增长”的拥护者，这位曾在经济部担任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助手并创立“自由世代”（Génération libre）智库的前成员，已不再敢使用“自由主义”这个形容词，因为这个词在法国被“新自由主义污染得太严重”。但事实就是如此，“我大概长了一张右翼的面孔，所以人们把我归入那个类别”，这位父母均为六八一代记者的儿子微笑着说道。

两年前去世的母亲安妮-玛丽·科尼格（Anne-Marie Koenig）将对生命的关注以及一种诗意的园艺方式传给了他，后者被记录在她的《花园笔记》（Carnets d'un jardin，Grasset出版社，1994年）中。或许在菜园里，他是母亲最忠实的继承者。在百年椴树下，根茎芹和韭葱从覆盖着邻居干草的土壤中破土而出。“通过摸索，我在我的花园里实验未来的世界，”加斯帕尔·科尼格解释道，此时这片阴凉的林间地带气温明显下降。

我们被允许期待什么？“我们已经没有选择了。三十年后，生态农业将取得胜利，”加斯帕尔·科尼格希望如此相信。“令人感到希望的是，人类在认知和情感上与生物环境建立联系的能力，是我们从史前时代继承的不可磨灭的遗产，它在每一代孩子身上都会显现，且随时等待被激活，”查尔斯·斯特帕诺夫（Charles Stépanoff）在佩什地区（le Perche）回答道。两条生命线，两条铁路线。两位思想家被一种信念凝聚在一起：如果不从改变自己的世界开始，就无法改变世界。两位当代作者在这一点上具有伏尔泰式的共识：必须耕耘自己的花园。

他摘了两棵生菜，准备去参加亲密朋友家的晚餐，对方是当地著名的卡尔瓦多斯白兰地生产商。他带着他的小佐伊（Zoé）前往，这是最早的一批续航里程有限的电动汽车车型。他建立了一个关注气候问题的农民网络。“加斯帕尔言行一致，他将理论付诸实践，这相当罕见，”著名Huard卡尔瓦多斯白兰地生产商让-弗朗索瓦·吉尤埃（Jean-François Guillouet）在品尝一杯芳香的苹果酒时评价道，而他的母亲弗朗索瓦丝（Françoise）则在准备一份七月的苹果塔。面对着由萨莱牛（salers）放牧、且对气候波动具有极强抵抗力的苹果园，讨论不可避免地转向了热浪以及变革模式的紧迫性。“生态上的‘backlash’（反弹）是一个正在消亡的世纪的天鹅之歌，”这位哲学家判定道。

尼古拉斯·楚昂（NICOLAS TRUONG）

渔民，在埃及塞得港，6月 11 日。MOHAMED HOSSAM / LE MONDE

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入侵物种的通行证

苏伊士，历史性的运河 – 6 / 6 – 19世纪在红海与地中海之间开辟的通道引发了物种迁徙，颠覆了海洋生物群落

埃及，波特赛义德 - 特派员报道

渔民们将一只小船拖向岸边。随后，他们靠近一辆装有巨大渔网的推车。渔网被一米一米地静静地装上小船。太阳尚未升起，但在6月的埃及波特赛义德这片海滩上，天色已渐亮，许多家庭和年轻人正在地中海的波涛中嬉戏。地平线上，一列船队正向苏伊士运河驶去——那是南北航线上的船队。

渔网装载完毕。两名渔民推开小船，登船向深海出发，将渔网在身后铺开，配重端沉入深处，浮动端则漂浮在水面。随后，留在岸上的渔民拉起渔网，逐渐将鱼群收回。这种被称为“围网捕鱼”的技术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技术之一，在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坟墓壁画中就有记载。

收获到来了。有大量的鲭鱼。在鱼群中混入了一条小型的 Lagocephalus sceleratus（银皮河鲀）——被称为“河豚”，这是一种极具攻击性的小型捕食者，尤其攻击幼鱼。这是一种原产于红海的物种，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如今，这里已有900种非本土物种，其中一半已永久定居。

这些物种的到来颠覆了正处于深刻变革中的地中海生物群落。因为尽管地中海面积较小，但它是全球物种最丰富、拥有最独特生态系统的地区之一——至少有十几个生态系统，可细分为约80种特定的栖息地类型。

这一切得益于特殊的诞生条件。特提斯海（Thétys）是一片位于赤道附近的史前海洋，在板块构造的作用下逐渐缩小，形成了地中海。600万年前，直布罗陀之门关闭。地中海盆地干涸，缩减为极高盐度的水坑。几十万年后，海峡再次开启，引发了地质学家所称的“赞克尔洪水”（transgression zancléenne）：大西洋的海水如一场灾难性的洪水般倾泻而下。地中海在几个月甚至几周内被填满，首先是西侧，随后在海水越过马耳他陡崖后填满东侧……直到最后被阻挡在东南部的死胡同中。

特定栖息地

在盆地填满后，物种从大西洋迁入。地中海东部远离直布罗陀且水温更高，形成了特定的栖息地。艾克斯-马赛大学名誉教授查尔斯-弗朗索瓦·布杜雷斯克（Charles-François Boudouresque）解释道：“这里的物种多样性虽然低于地中海西部，但生态系统并不匮乏。”尤其是这个东南部地区由地中海盆地最大的支流——尼罗河所灌溉，尼罗河不仅塑造了动植物群，还塑造了景观……特别是塞得港渔民出发的那片小海滩。

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那里是一条宽300米的陆地，被两股水流冲刷：一股来自北方的地中海，另一股来自南方的门扎莱湖（lagune de Menzaleh），后者由尼罗河补给。这种对抗逐渐塑造了这条狭窄的走廊，且经常被非洲河流的洪水淹没。一些渔业社区居住在这些露出水面的土地上。

尼罗河洪水结束； 来自非洲大陆的 大量肥沃淤泥 的抵达也随之结束

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斐迪南·德·雷赛普（Ferdinand de Lesseps）于1859年4月25日启动了运河工程，永远地改变了这个空间。十年后，红海与地中海相连。1935年，迪纳尔海洋研究所所长阿贝尔·格鲁韦尔（Abel Gruvel）教授观察到运河两岸物种的首次迁徙，其中红海物种的迁徙数量是地中海物种的三倍，因为由南向北的洋流比由北向南的洋流更强。前者被称为“雷赛普迁徙者”（migrants lessepsiens），后者被称为“反雷赛普迁徙者”（anti-lessepsiens）——这些术语是由动物学家弗朗西斯·多夫·波尔（Francis Dov Por，1927-2014）创造的。

长期以来，这种迁徙一直受到限制。运河穿过的苦湖（Lacs Amers）盆地盐度极高，对大多数物种而言构成了不可逾越的物理化学屏障。那些成功穿越的物种也无法在地中海的冬季生存，且它们必须面对强大的生态系统。工业时代带来的不仅是苏伊士运河这一媒介，还带来了“压力源”（stresseurs）——这是科学家用来描述环境改变因素的词汇，特别是污染、沿海建设和过度捕捞。如今，在地中海，“90%的鱼类种群被过度开发且已枯竭”，查尔斯-弗朗索瓦·布杜雷斯克参与的一项名为《全球变暖时代的地中海海洋生物多样性》（Marine biodiversity in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era of global warming）的法国研究在2024年发表于《海洋》（La Mer）杂志上，该研究证实了这一点。

穆罕默德·拉扬（Mohammed Rayan）可以为此作证。这位63岁的渔民拥有50年从业经验，他目睹了地中海东部的鱼类流失（而且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此有所贡献）：“这里没有任何监管。所有人随时随地在捕鱼，每天如此，工业捕捞者、业余爱好者，无论是乘船还是在岸边……红海的管控更好，许多区域难以进入，这给鱼类带来了一定的宁静，”这位曾在希腊海域直到阿曼苏丹国海域工作的男子讲述道。自1980年代以来，海洋污染已大幅减轻，尤其是欧洲一侧，但在整个地中海尺度上，一半的排放污水未经处理。而且，无论污染问题多么严重，从长期来看，它对环境的影响低于遍布整个地中海沿岸的沿海建设。

苏伊士运河间接促成了另一个干扰因素的引入。它在1956年被国有化，以用于建设阿斯旺大坝。这条强大河流的阀门被大幅度重塑。尼罗河的泛滥结束了；来自非洲大陆的大量肥沃淤泥的输入也随之停止，而这些淤泥曾部分遏制了红海物种的扩张。地中海盆地最大的支流变成了……罗讷河。从2000年代起，气候变暖的加速进一步扰乱了这些脆弱的生态系统。东地中海正趋于热带化。由于过度捕捞，莱塞普斯物种（lessepsiennes）发现了被遗弃的环境，得以长期定居，加剧了原有生态的破坏。

致命一击来自2015年海运通道的扩建，这结束了苦湖（lacs Amers）的高盐度状态，摧毁了红海与地中海之间最后的物理化学屏障。“现在，苏伊士运河已变成一个功能性的连接通道。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总统 [自2014年起执政] 践踏了所有国际协议：包括里约公约、华盛顿公约和巴塞罗那公约，”查尔斯-弗朗索瓦·布杜雷斯克（Charles-François Boudouresque）再次指出。

不可逆转

蒙彼利埃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研究员塞巴斯蒂安·维莱热（Sébastien Villéger）同样观察到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变化：“这种现象规模巨大且在加速。人们在思考二十年后的东地中海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无法预测哪些物种会变得如此泛滥，以至于改变它们的栖息地。我们现在只能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指出，相关产业已经做出了调整。新物种拯救了以色列的渔业。在克里特岛，渔民们开始捕捞来自印度洋的印度洋狮子鱼（Pterois miles），这种鱼与原产于太平洋的狮子鱼非常相似。“但其他物种则更具问题，比如河豚，它有毒且会破坏渔网……”

在来自红海的主要可见干扰物种中，包括两种兔鱼——Siganus rivulatus 和 Siganus luridus，这些植食性鱼类破坏了水下植物。而河豚和狮子鱼则攻击当地动物群。此外，具有刺激性的水母偶尔会导致该地区的海滩无法进入。

希腊爱琴海大学的海洋生态学教授斯特利奥斯·卡察内瓦基斯（Stelios Katsanevakis）发现，在某些地区，入侵物种——例如在埃及和以色列海岸捕获的车虾（或称帝王虾，Marsupenaeus japonicus）——被当地渔民视为一项机遇：“如果没有苏伊士运河，东地中海将变成一片荒漠。由于气候变化，当地物种本会消失。”他在此过程中忘记提到，气候变暖仅仅是导致当地物种消失的压力因素之一，而且荒漠同样是值得保护的生态系统。

现在还来得及，虽然不能停止正在发生的剧变，但可以使其减缓。首先可以通过加强当地生态系统，特别是创建（真正意义上的）海洋保护区，以对抗过度捕捞和沿海建设的影响。虽然关闭苏伊士运河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在其中安装船闸以阻止水流循环。另一种解决方案是，查尔斯-弗朗索瓦·布杜雷斯克（Charles-François Boudouresque）建议：“我们可以通过向苦湖（Lacs Amers）排放脱盐工厂的浓盐水，来重建其物理化学屏障。”埃及确实在5月份确认了苏伊士运河经济区的一项相关计划，但并未提及苦湖。

斐迪南·德·雷赛普（Ferdinand de Lesseps）的雕像已被拆除。他在埃及的记忆饱受争议。但当他试图通过自己为这条水道设计的格言——“为人类开启大地”——来开辟通道时，他也为物种开启了海洋，带来了好的一面，也带来了糟糕的一面。并且，他将自己的名字留给了这场迁徙。毫无疑问，这位“伟大的法国人”尽管其遗产造成了所有这些问题，但对此仍会感到自豪。

SAMUEL FOREY 目前在售

玛丽-露易丝·伊尼赞 (Marie-Louise INIZAN)，原姓普拉特 (PRAT)，史前史学家，

于 23 août 2026, 在巴黎逝世，享年九十三岁。

追思仪式将于 mercredi 2 septembre, à 11 h 30, 在巴黎 20 $^{e}$ 佩雷·拉谢兹公墓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的火葬场举行。

劳伦斯和于格·科恩 (Laurence et Hugues Cohen)、 斯特凡和萨拉·列维-朗 (Stéphane et Sara Levy-Lang)、 娜塔莉和利昂内尔·阿贝兰斯基 (Nathalie et Lionel Abelanski)， 其子女及其配偶，

悲痛地宣布

安德烈·列维-朗 (André LEVY-LANG) 司令之逝

荣誉军团司令 (commandeu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国家功绩勋章官 (offic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 前银行公司 (Compagnie Bancaire) 执行委员会主席、 前帕里巴集团 (Groupe Paribas) 主席、 路易·巴什利埃研究所 (Institut Louis Bachelier) 创始主席（该研究所成立于 2008）、 前《回声报》 (Les Echos) 监事会主席、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 (IFRI) 副主席，

于 samedi 8 août 2026 逝世。

他与妻子

凯瑟琳 (Catherine) 重逢，

后者于 16 mars 2023 离世。

追思仪式将于 vendredi 4 septembre, à 10 h 15, 在巴黎潘坦公墓 (cimetière parisien de Pantin) 举行骨灰安葬仪式。

本公告即为讣告。

hommage.andre.levylang@gmail.com

(Le Monde du 13 août)。

乌泽斯 (Uzès)。

弗雷德里克、菲利普和朱妮 (Frédérique, Philippe et Junie)，其子女 及其孙子女，

遗憾地宣布

皮埃尔·蒙尼耶 (Pierre MONNIER) 之逝，他出生于 29 juin 1934, 曾任埃尔夫-阿基坦公司 (Elf-Aquitaine) 工程师，

于 24 août 2026, 在阿莱斯 (Alès) 逝世，享年九十二岁。

请勿送花或花圈，请将捐款赠予其支持的慈善协会。

请通过 pierre.h.monnier@orange.fr 与我们联系。

弗雷蒙、穆兰、奥利维尔、布里、里斯特 (Frémont, Moulin, Olivier, Boury, Rist) 家族，

其子女、孙子女、 曾孙子女 以及友人们，

深切哀悼

诺埃尔·弗雷蒙 (Noëlle FRÉMONT) 之逝，她是一位演员。

火化仪式将于 mercredi 2 septembre 2026, à 11 h 30, 在巴黎 20 $^{e}$ 佩雷·拉谢兹公墓举行。

“当我们迎来樱桃之季……”

玛丽-拉扎琳、艾蒂安和埃米莉 (Marie-Lazarine, Etienne et Émilie)，其子女，

克里斯蒂娜·布雷蒙 (Christine Bremond)， 其妻子，

悲痛地宣布

弗朗索瓦·普尔 (François POULLE) 之逝，他是一位电影制作人和大学教授，

于 22 août 2026, 在南特逝世。

薇罗妮卡和吉尔·波布朗 (Véronique et Gilles Poiblanc)、 尚塔尔和帕斯卡尔·科斯塔马尼亚 (Chantal et Pascal Costamagna)， 其子女及继子女，

玛丽娜和安东尼奥、弗拉维、格雷戈里和米歇尔、路易和玛格丽特、阿纳斯塔西娅和安托万，

其孙子女及其配偶， 马莱娜、菲利波、加布里埃拉、西蒙、 约瑟夫、佩内洛妮和埃文 (Evnn)，

克劳丁和帕特里斯·诺亚尔 (Claudine et Patrice Noyal)，其姐妹及其妹夫，

让-米歇尔和伊莎贝尔、索菲和理查德、菲利普和安德烈亚、朱莉，

卢卡、阿里克斯、罗曼、克拉拉和拉斐尔，

埃里克、文森特和马蒂娜、帕斯卡尔·吉利 (Pascal Gilli)，

其继子女、 他们的子女保罗、保琳、雨果 及其孙子女， 科斯塔马尼亚、波布朗、 诺亚尔和吉利家族，

悲痛地宣布

弗朗塞琳·普拉特 (Franceline PRAT) 之逝，

她是

让-保罗·吉利 (Jean-Paul GILLI) 的遗孀，

于 17 août 2026, 逝世，享年八十九岁。

他们邀请您于 lundi 31 août, à 13 h 30, 在巴黎 6 $^{e}$ 圣日耳曼德佩广场 3, place Saint-Germain-des-Prés 的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参加祈福仪式，共同缅怀她。

随后将举行极其私密的火化仪式。

家属向在过去几年陪伴在她身边的贾米拉、格尔塔、丽莎、玛丽-阿里斯和特蕾莎表达由衷的感谢，并向她在临终前接受治疗的伊夫里-叙尔塞纳 (Ivry-sur-Seine) 夏尔-福瓦医院 (hôpital Charles-Foix) 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激。

伊莎贝尔·雷皮通-布隆库尔 (Isabelle REPITON BLONCOURT)，

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摩根 (Morgane)， 她的女儿， 其丈夫及其子女， 路德米拉 (Ludmilla)， 她的家人 以及所有朋友，

在哀悼一位母亲、一位朋友，一位卓越的记者。

我们于 vendredi 28 août 2026, à 15 heures, 在布拉斯卢公墓 (cimetière de Braslou, Indre-et-Loire) 与她告别。

巴黎。

其子罗曼（Romain）与奥利维尔（Olivier）

悲痛地告知

克劳德·赛义德（Claude SAID）医生 绰号 Loulou - Pepek， 西蒙娜·赛义德-马蒂厄（Simonne SAID MATHIEU）之夫，

曾任波尔-罗亚尔（Port-Royal）产科医生， 后在巴黎担任私人全科医生，

于 2026 年 8 月 24 日在埃克斯（Aix）逝世，享年 91 岁。

我们要感谢养老院（EHPAD）的护理人员。

“在人的生命中，有些时刻，无论个体多么聪明……”——哈贡（Hagoun）。

r.saide@gmail.com

丹妮尔·多内-文森特（Danielle Donet-Vincent），其妻，

亚历克西·文森特（Alexis Vincent）与多米尼克·阿利耶（Dominique Allier）、 法布里斯·文森特（Fabrice ）， 其子女

科莱特·文森特（Colette ）、 埃德薇格（Edwige）与弗朗索瓦·多内-莱格尔（François Donet-Laigle）、 多内遗孀凯瑟琳（Catherine veuve Donet）、 克里斯蒂安·多内（Christiane Donet）， 其嫂子、弟媳与姐夫，

其侄子与侄女 以及全体家人，

悲痛地告知

罗贝尔·文森特（Robert ） 绰号 Bob， 研究工程师， 教师，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铜质奖章获得者，

于 2026 年 8 月 24 日在 93 岁那年逝世。

一场民事仪式将于 9 月 1 日 15 时，在埃松省（Essonne）阿夫兰维尔（Avrainville）阿尔帕戎路（route d'Arpajon）的埃松火葬场多功能厅举行。

逝世周年纪念

莱昂·布雷斯勒（Léon BRESSLER）（1947 - 2024）。

永远在我们的心中。

马丁·弗林克（Martin FLINKER），

1895 年出生于切尔诺夫策（Tchernivtsi） - 1986 年逝世于巴黎，作家、文学评论家、编辑、书商，卓越的文化传递者。

“Mann tracht und Gott lacht.” “人做计划，神在笑。”

J. 与 S（以及 Rebekka）。

卡尔·弗林克（Karl FLINKER），1991 年 8 月 31 日。

“生存，就是执意地完成一段回忆？死亡，就是成为，但不在任何地方，活着？”——勒内·夏尔（René Char）。

J. 与 S.

1996 年 8 月 31 日，我们深爱的

克里斯蒂娜·帕斯卡（Christine PASCAL），演员及电影制片人，离开了我们。

三十年后，我们依然铭记她的回忆，怀着激动的心情思念她。

其家人。

纪念

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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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夏埃尔·泽穆尔：很难将取消养老金挂钩解释为对不公正的修正

这位经济学家解释道，暂停养老金随物价上涨而调整是一项糟糕的主意。

预算辩论再次回归，随之而来的是对削减开支的寻求，其中将重点针对养老金。不幸的是，这听起来像是前几年的重复，且到目前为止，在气候议题上陷入了僵局。然而，应对明年夏季风险的管理（如酷热的学校、缺乏冷却系统的医院、火灾、水资源管理……）确实属于本届政府和本届国民议会的职责：无论认为哪些预算调整措施是必要的，这一主题在开学季都应被优先考虑。

就养老金而言，暂停养老金随物价上涨而挂钩是一项显而易见的省钱方案。这种做法（在预算上）可能奏效，且并非禁忌（此前已采取过）。但它损害了与参保人达成的契约，即基本养老金即使不增长，也不应随时间推移而贬值。这是系统所需信任的支柱之一，且已写入法律。

此外，很难将取消挂钩解释为对某种不公正的修正。退休人员并未在近期的经济困难中幸免，也不是某些人所描述的特权群体。

如果劳动人口的收入经历了某种永久性的经济冲击，且该冲击未传导至养老金，那么取消养老金与通胀挂钩将具有正当性。但在近期，养老金并未经历有利的增长。私人补充养老金（Agirc-Arrco）在低收入退休人员养老金中占三分之一，在高额养老金中占比更高，而这部分养老金已经处于低挂钩状态。此外，一些针对性措施——2014年基本养老金的临时取消挂钩、2018年提高普遍社会贡献税（CSG）——加剧了这一现象。诚然，在通胀严重的2022年和2023年，基本养老金的增长幅度超过了工资；但在其他所有年份，情况恰恰相反。

在十年时间里，养老金的总购买力因此略有下降。这种下降在高额养老金中更为明显，但退休人员的贫困率（虽然明显低于其他人群）已出现反弹。

差异性

除了演变趋势之外，养老金是否过高？如果取消养老金与物价挂钩（désindexation）能“带来”很多收益，主要是因为退休人员数量众多，而非因为养老金水平极高。事实上，政府已明确表示，正考虑将目标锁定在 3000 欧元的养老金以上群体。这样一个门槛将使取消挂钩所产生的收益降至 10 亿欧元以下，即预算效率将降低六倍。

2020 年，女性的养老金净中位数为 1200 欧元，男性为 1600 欧元。总税前养老金超过 3000 欧元的退休人员占比不足 6 %（男性占 9 %，女性占 3 %）。相比之下，同年在全职等效标准下，私营部门 20 % 的雇员净工资超过 3000 欧元。

当然，退休人员通常没有需要抚养的孩子。考虑到这一修正，我们可以计算他们的“生活水平”。贫困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略高于其他贫困家庭（因为最低养老金高于积极团结收入 RSA），但富裕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则低于劳动年龄段的富裕人群。此外还需提醒，在退休人员中，十分之七拥有房产，住房负担较轻；但即便考虑到这一“优势”，退休人员的平均生活水平仍略低于劳动人口。

那么资产情况如何？资产持有确实与年龄密切相关，且年轻人与 50 岁以上人群之间的差距自 2010 年以来大幅扩大。但同样，退休人员内部的差异性占据主导地位：极少数富裕家庭与大多数仅拥有住房的家庭并存。

由于私营部门养老金的挂钩不足，以及新退休人员（尤其是公职人员）的养老金按恒定欧元计算有所下降，这一趋势将会加剧。

那么这其中就没有问题吗？并非完全没有。受劳动收入增长放缓和女性养老金改善的共同影响，退休人员相对于劳动人口的相对生活水平在 2015 年达到了历史顶峰。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与可比的外国情况来看，这一水平仍然相对较高。但其下降趋势已经开始，一种

如果当前处于预算紧缩时期，且每个人——包括家庭（含退休人员）和企业——都必须分担一部分，那么存在比取消挂钩更合适的工具：冻结或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表、对金融收入（近期比劳动收入更具活力）征税或征收资产税。这些工具不会豁免富裕的退休人员，但能实现一种累进且分布在所有收入类别中的分担。如果目标是对该群体采取差异化行动（尽管这本身并非显而易见），也可以动用针对退休人员的特定税务机制修订（例如将富裕退休人员的 CSG 税率与其他家庭对齐，或重新审视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养老金 10 % 的免税额）。

如果当前处于 预算紧缩 时期，存在比 取消挂钩 更合适的工具

米夏埃尔·泽穆尔（Michaël Zemmour）是里昂第二大学（université Lumière-Lyon-II）Triangle 实验室的教师研究员，以及政治学院（Sciences Po）公共政策跨学科评估实验室的助理研究员。

贝尔特朗·马蒂诺：实施养老金低于通胀调整至关重要

经济学家解释称，为了稳定公共财政，必须削减与退休金相关的支出。

养老金制度的 管理不能 以六个月为 时间跨度

只需在夏季的沉闷气氛中抛出一个试探性方案——对最高额度的养老金实施低于通胀的调整（sous-indexation），就足以重启一场养老金之战。人们会承认，这场战争远没有电影《戴高乐之战》那样令人振奋。我们目前所经历的这一阶段，完美地说明了即将开启的选举期被民粹主义和对现实的否认所绑架的风险。

必须说，部分政治负责人在此期间发表的言论令人瞠目。为了不必动用养老金中的哪怕一分钱，他们主张（可任选其一）：取消公共债务、向“富人”征税、停止所有移民、打击欺诈，当然还不能忘记削减“政府的开支”……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安抚选民（无论是退休人员还是未来的退休人员），让他们相信自己不会被要求做出贡献。

这种论调必须面对最基本的算术逻辑。算术告诉我们什么？要将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额（GDP）的比例稳定在当前水平（这是自1936年以来和平时期最高水平）——这里说的是稳定而非降低——就意味着需要在五年内将赤字减少约1250 亿欧元 [根据政府委托四位独立专家并在七月提交的一份报告中的数据]。考虑到国家除公务员养老金外的支出高达4200 亿欧元，没有任何政府，即便是由一个“法国版”的哈维尔·米莱领导，仅靠这一个杠杆就能够完成这次财务清洗。

需要提醒的是，国家一方面被债务利息支出的激增所扼杀，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军事领域投入额外约300 亿欧元的努力。至于医疗和护理支出，这部分占公共总支出的近20 %，考虑到人口动态，没有人认真认为在未来几年能够实质性地削减这些支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再次将目光转向养老金，这一预算项目占我们公共总支出的四分之一（4200 亿欧元，与国家除养老金外的总支出金额相同）。这一议题提出了代际之间如何分担努力的问题。

[...OMITTED...]

灾难性情景

在我们的社会缴费水平已经是欧洲最高的情况下，众所周知，挽救我们的养老金体系取决于两个杠杆：推迟实际退休年龄和养老金的低于通胀调整（sous-indexation）。尽管这两项措施都有助于遏制当前的财务恶化，但它们的作用时间维度不同。根据预期寿命逐步推迟退休年龄，是唯一能够使我们的养老金体系在长期内回归可持续轨道的结构性措施。

相反，养老金的低于通胀调整没有持久影响，除非将其变为一项永久性措施，并最终在不可接受的幅度内降低退休人员的购买力。然而，它的优势在于能立即减缓养老金的自发增长（每年120亿欧元）。此外，这将能够释放财务资源，以促进资本积累支柱的增强，旨在巩固现收现付支柱，并遏制未来世代缴费收益率的下降。

为了使其具有可预见性、合理性，并与养老金体系的持久修复相结合，低于通胀调整应由一个公式来规范，使每年的养老金上调取决于各计划的财务状况。这正是 Agirc-Arrco 在其行业间协议中经常采取的做法。

我们大多数欧洲邻国（德国、瑞典、荷兰、西班牙、意大利……）也采取同样的方式。当然，这种低于通胀调整可以是递减的。为了避免门槛效应，例如，可以将养老金的前1000欧元予以豁免。

可见，这两个影响所有世代的杠杆是完全互补的。任何总统候选人如果声明放弃使用这些手段，都将失去可信度。

如果未来没有合理且有计划地推迟退休年龄，且没有采取临时性的低于通胀调整来处理紧急情况，那么财务危机将不可避免，而养老金水平将成为第一个调整项，因为这始终是效果最直接、规模最大的手段。因此，接受一个由各代人公平分担的修复计划，以避免这种灾难性情景，符合退休人员自身的切身利益。

实施养老金低于通胀调整并非为了挑起所谓的代际战争，而是短期内保护我们的养老金免受重大危机影响的必要之举。但前提是，它必须纳入一项基于政治愿景的整体改革之中。养老金体系的管理不能靠简单的削减和六个月的短期视野。这正是下一届选举的候选人们将被考验的地方。

贝尔特朗·马蒂诺（Bertrand Martinot）是随笔作家、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关联专家，著有《“我缴了费，我有权获得！”关于养老金的谎言与真相》（Herman出版社，158页，14欧元）。

随着总统竞选的推进，来自中间阵营的两名候选人——阿塔尔（Gabriel Attal，复兴党）和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地平线党）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难以察觉。这两位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前总理在许多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有着诸多共同点。在8月27日周四由法国企业雇主协会（Medef）组织的辩论中，两人提出了类似的解决方案：谴责被认为阻碍经济活动的规范；捍卫“增加工作量”的理念；降低社会缴费和生产税；以及同样希望整治失业保险的意愿。

尽管在养老金问题上仍存在显著分歧——阿塔尔希望取消法定退休年龄的概念，而菲利普则希望推迟这一

但这种镜像效应在移民问题上尤为显著。自7月塞乌塔危机以来，菲利普和阿塔尔在这一问题上均披露了强硬路线，当时有超过 70 000 名主要为摩洛哥人的移民进入了该西班牙飞地。例如，勒阿弗尔市长建议为马约特岛的非法移民建立一个遣返中心。他还希望设立一个“申根锁”，以确保任何欧盟国家都不能在“超过共同定义的阈值”且“未经事先同意”的情况下，“单独启动大规模的”非法移民合法化进程。而阿塔尔则主张实施

在定义了这次总统竞选初期的政治碎片化状态中，维持这两项“双胞胎”候选资格引发了质疑。这种状态更多是由个人恩怨而非根本分歧驱动的，它导致了该政治家族内部选择的分散，其直接后果是，这两位爱丽舍宫竞争者可能都没有机会进入第二轮投票。玛丽娜·勒

因此，对于来自中间阵营的候选人来说，在距离投票还剩不到八个月的时间里，重新整顿已迫在眉睫。目前，这两项候选资格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在竞争中胜出。面对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声音——特别是戛纳市长（新能量党，原共和党）大卫·利斯纳尔，以及诺曼底大区中间派主席埃尔韦·莫兰——主张通过一次右翼和中间派的大规模初选来决定候选人。尽管这一思考方向目前还很模糊，因为其范围和具体形式尚不明确，但仍值得探讨。然而，这一提议出现得实在太晚了。

瓦伊穆阿·穆利亚瓦：新喀里多尼亚的历史是由其居民交织在一起的记忆所编织而成的

在骚乱发生两年后，这位新喀里多尼亚的当选代表对所谓的“民主代表制的重大失调”表示遗憾，并主张构建一种“关系民主”。

从所谓的“原生”民主到旧殖民帝国的苍白副本，到处似乎都呈现出同样的眩晕感：制度依然在维持，但精神却像退潮一样渐行渐远。我将这种制度与生命、决策与意义、程序与共同体之间逐渐出现的脱节，称为“民主代表制的重大失调”。一套制度机制可能在继续运转，但其产生的结果却与其初衷背道而驰。那么，在太平洋的核心地带，是否能涌现出另一种思考这种关系的方式？

问题不仅在于制度，更在于关系。渐渐地，“呼吸之公民”——那些带着信念投票以参与共同体律动的人——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义务之公民”，他们出于忠诚而履行仪式。随后，在沉默中，另一个形象在成长：“肥沃沉默之公民”。他们选择弃权、投空白票或废票，而我们却经常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冷漠。这种失调是一场“我们”的危机。三种力量在推波助澜：政治的官僚化、共同世界的数字化碎片化，以及决策者与承受决策现实者之间纽带的瓦解。[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 安东尼奥·葛兰西 [1891-1937] 曾提到过一个“间歇期”（interrègne），即旧世界正在死去，而新世界迟迟不肯诞生的时刻。这个间歇期已成为我们的政治现状。

在不分裂的前提下予以澄清

这正是新喀里多尼亚的独特之处，它浓缩了当代民主的多种眩晕感：殖民记忆、身份的多样性、解放……继承自 [1988] 年的马蒂尼翁-乌迪诺协议和 [1998] 年的努美阿协议，其架构将武装冲突转化为和平，随后将和平转化为政治共存。然而，曾经成为和平条件的因素，不能成为代表制的限制。

“

在两个阵营之间 不断寻求平衡 消耗了相当大一部分 政治能量

”在两个阵营之间不断寻求平衡消耗了相当大一部分政治能量，有时甚至损害了一个不断演进的社会的期待。近期的危机揭示了我们的脆弱：住房、社会保障、就业、生活成本、赤字……每个机构都重新聚焦于自己的管辖范围，并转向一个本身已变得脆弱的福利国家。此外还存在一种“鱼缸效应”，即亲近可能演变为政治上的过度拥挤，直至饱和。挑战在于如何在不破坏的情况下简化，在不分裂的情况下予以澄清。

新喀里多尼亚的历史是由其居民交织在一起的记忆所编织而成的。要建设一个国家，需要一种集体勇气：国家层面的真相披露与道歉请求，全体喀里多尼亚人对卡纳克（kanak）母体的尊重，以及原住民对共享“法兰西特质”（francité）的接纳。承认必须成为一种日常实践。在 2024 年骚乱两年后，2026 年的省选举显示出制度机制在运转，但其民主合法性却被真正的赢家——弃权率及其 36,3 % 的数值——削弱了。一部分公民在参与公共生活的既定形式中，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一个“关系共和国”

我将那种允许公民在持续改进的过程中，为构建共同体做出持久贡献的模式称为“关系民主”。这并非是指分享决策权，而是要通过重新引入决策之前的环节——对话、倾听、经验碰撞与审议，从而使通往决策的路径“去殖民化”。

在许多大洋洲社会中，共同体是通过“习俗”编织而成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祖先、领土以及生命之间存在着深厚的纽带，以及一种传承感和责任感。大洋洲学会了将约束转化为智慧。气候灾难、耕地与淡水的匮乏，催生了关系政治、再生经济和生命伦理。这种智慧可以成为思考未来世界的资源。重新激活它将开启一条新的去殖民化道路：将“他者性”作为自由的基石。因为我们是世界主义的原住民。

这意味着在推广之前先实验，在制定标准之前先倾听，在开出处方之前先试行。从公民议会的创建到新喀里多尼亚议会（[6月3日通过]），可以诞生一个被称为“公民流动大独木舟”的机制，旨在走向居民，收集他们的心声，并将其反馈到制度空间中。“关系民主”是培养开明公民的工厂，使其具备洞察力，从而承担起责任。地方经济社会环境委员会（CESE）和国家 CESE，以及习俗参议院可以开辟这条新路。“在决定的一瞬间，要确保你的精神随着心跳的节奏思考，而你的心跳随着理性的节奏跳动。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将导致疯狂，”我已故的父亲波利卡莱波·穆利亚瓦（Polikalepo Muliava）曾对我如此反复叮嘱。在决策之前，是倾听；在倾听之前，是认可；在认可之前，是关系。

因此，这一思考更广泛地提出了共和国与其海外领地之间联系的问题。通过反转视角，可以将“差异化”视为一种建立统一的新方式，而非对统一的违背。统一并非统一化。未来的共和国可以是一个“关系共和国”，与每一个领土编织差异化的纽带，这些纽带基于它们各自的历史、地理、文化以及掌控自身命运的愿望。

新喀里多尼亚必须成为印太地区核心地带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参与者。它的历史、文化和地理位置使其在思考世界间的关系时承担着特殊的责任。如果这种思考方式能为一个“法式英联邦”奠定初步基础会怎样：它不是一个新的帝国，而是一个由领土和人民组成的共同体，通过自由选择并承担的差异化关系相互连接？

瓦伊穆阿·穆利亚瓦（Vaimu'a Muliava）是新喀里多尼亚议会的一名新喀里多尼亚议员，原籍瓦利斯，是大洋洲觉醒党（L'Eveil océanien）的副主席兼共同创始人，也是经济社会环境委员会成员，并担任该委员会海外领地小组副主席。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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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愤怒与希望如何搅动世界

L'ÉTÉ DE L'ÉPOQUE

L'ALLER SANS RETOUR DES UKRAINIENS DE CAZILHAC

Pour 2027, le risque d'un choc des générations

▶ La France vieillit, et les dépenses en direction des plus de 65 ans augmentent dans le budget de l'Etat, tandis que celles pour les jeunes diminuent - Plus nombreux, les retraités ont un poids électoral notable, une donnée qui complique la tenue d'un débat sur l'équité entre les générations

- Alors que les inégalités de patrimoine s'accroissent, l'idée de mieux imposer les successions est portée par l'ensemble de la gauche

▶ La question des pensions de retraite est aussi centrale qu'inflammable. Au RN, Marine Le Pen maintient le retour de l'âge légal à 62 ans

- Les économistes Michaël Zemmour et Bertrand Martinot évoquent les enjeux de la désindexation des retraites sur l’inflation PAGES 8-9 ET IDÉES P. 25

EXTRÊME DROITE : LE CANDIDAT QUI INQUIÈTE BERLIN

- Ulrich Siegmund se présente en Saxe-Anhalt aux élections régionales du 6 septembre - Il pourrait permettre à l'AfD de diriger pour la première fois un Land

Ulrich Siegmund, tête de liste de l'AfD en Saxe-Anhalt, lors d'un meeting à Bad Dürrenberg, le 21 août. ANTON VESTER POUR « LE MONDE »

Crues au Népal La stupéfaction des survivants et la recherche des proches PAGE 6

Tunisie Le pays confronté à une grave pénurie de bouteilles d'eau PAGE 4

Arts A Londres, la Tate Modern explore l'engouement pour Frida Kahlo PAGE 16

XAVIER LISSILLOUR

L'ÉTÉ

EN SÉRIES

PERMIS D'ESPÉRER L'anthropologue Charles Stépanoff et l'essayiste Gaspard Koenig se sont installés à la campagne pour travailler leur terre et adopter des façons de vivre en accord avec leurs idées PAGE 22

ARTISTES À L'ŒUVRE L'Américain Vince Gilligan retrace auprès du « Monde » sa carrière de créateur de séries à succès, de « X-Files » à « Breaking Bad » PAGES 20-21

Venezuela Trump annonce un contrat massif sur le pétrole

Neuf mois après l'enlèvement de Nicolas Maduro,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a affirmé avoir conclu un accord avec Caracas, pour le contrôle de 65 milliards de barils de réserves prouvées, moyennant un investissement de « plus de 100 milliards de dollars » PAGE 13

M ÉDITORIAL PRÉSIDENTIELLE : LES FUNESTES DIVISIONS DU BLOC CENTRAL PAGE 26

Tourisme Climat et pouvoir d'achat remodèlent la carte des vacances

DE L'AIR : voilà ce que les Français ont visiblement cherché pour leurs congés d'été 2026. Les côtes de la Manche ont enregistré une progression notable de la fréquentation, tout comme le nord et le centre de la Bretagne – des zones fraîches et moins chères, alors que les vagues de chaleur ont rythmé l'été et que la guerre au Moyen-Orient continue d'avoir des répercussions sur les prix des carburants. La montagne et ses activités de plein air sont

Présidentielle Les réserves des patrons sur les projets de Le Pen

également apparues comme une destination attractive, séduisant aussi une clientèle étrangère. La Gironde, ravagée par les incendies, a en revanche connu une saison touristique désastreuse, avec de nombreuses évacuations de campings et des lieux de visite désertés. Si les départs à l'étranger ont mieux résisté que prévu, les vacanciers au budget contraint ont privilégié les pays proches de la France, pour des séjours courts. PAGES 14-15

Une partie des chefs d'entreprise, qui trouvaient Jordan Bardella plus malléable, ne se font pas d'illusions sur le programme de la candidate du RN, jugé populiste PAGE 10

Entretien Sophie Binet : «Face au RN, on est dans une immense torpeur»

La secrétaire générale de la CGT estime qu'« une partie du patronat est en train de faire la courte échelle à l'extrême droite » PAGE 11

NOUVEAU HORS-SÉRIE

Courrier international Hors-série Août-septembre 2016

Atlas Câbles, data centers, satellites... Quelles sont les structures sur lesquelles internet est construit ? Quel les contrôle et peut coupler le réseau ? Tous les enjeux en cartes et en infographies. des communications

Courrier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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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andidat de l'AfD qui fait trembler Berlin

Ulrich Siegmund pourrait permettre au parti d'extrême droite de diriger un Land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ors d'un meeting d'Ulrich Siegmund (de dos sur la photo du haut), tête de liste de l'AfD en Saxe-Anhalt, à Querfurt, le 21 août. ANTON VESTER POUR « LE MONDE »

PORTRAIT

BAD DÜRRENBERG, QUERFURT (SAXE-ANHALT) - envoyée spéciale

On croirait une scène de baptême. Le couple est venu avec une petite fille aux cheveux

noirs, lovée dans les bras de son père. Comme s'il attendait un miracle, celui-ci tend l'enfant à Ulrich Siegmund, devant qui défilent, ce jour-là, des centaines de fans galvanisés. Ils espèrent approcher la tête de liste du parti d'extrême droite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AfD) pour les élections régionales du 6 septembre, en Saxe-Anhalt, dans l'ex-Allemagne de l'Est.

A en croire les derniers sondages, qui créditent l'AfD de 41 % à 43 % des intentions de vote, celui qui se fait appeler « Ulli » pourrait bientôt être le premier élu du parti à gouverner un Land allemand. Une perspective qui fait trembler à Berlin. Le magazine Der Spiegel lui a consacré la une de son édition du 13 août, avec un titre que l'intéressé a immédiatement su exploiter à son avantage: « L'homme le plus dangereux d'Allemagne ».

Ceux qui sont venus le voir, vendredi 21 août, à Bad Dürrenberg, petite commune du sud de la région, ont presque tous apporté un numéro du Spiegel dans l'espoir d'une dédicace. Certains en ont même quatre ou cinq exemplaires. Une fois signés, « ils se revendent pour 1000 euros sur eBay! », nous précise Ulrich Siegmund. L'un d'eux s'est effectivement vendu 1010 euros sur la plateforme, le 18 août. « Les gens ont tous acheté le Spiegel, qui s'est vendu comme des petits pains, et maintenant ils sont là et je dois tous les signer, soupire le candidat. Je prends tout ça avec humour: si ce n'est pas un criminel, ni un terroriste ni un assassin qui est considéré comme dangereux, mais moi, qui aime ce pays, veux le remettre à l'endroit et rétablir la loi et l'ordre, ça se passe de commentaires. Vous voyez bien ce que les gens en pensent. » Les services de renseignement de Saxe-Anhalt ont classé la fédération régionale de l'AfD comme « organisation extrémiste de droite » en 2023, laquelle fait, depuis, l'objet d'une surveillance accrue.

«Macron issu du dark Net»

Ses partisans font la queue pendant plus d'une heure sous un soleil de plomb pour approcher celui qui est devenu, en quelques mois, une véritable vedette. Debout sous une tente, Ulrich Siegmund accueille chacun avec une petite phrase sur mesure. « Tu viens de Kulmbach ? Tu connais la brasserie Kulmbacher ? C'est la plus ancienne du monde. » « Tu as des origines thailandaises ? Tu viens de quelle île ? J'adore la Thaïlande, j'adore l'île de Koh Chang. » « Tu es venu seul ? Donne-moi ton téléphone, on va faire une petite vidéo pour ton pote! » Et surtout : « Qu'est-ce que je peux faire pour toi, mon beau ? »

Ulrich Siegmund tend la main, tape sur l'épaule, enlace. Une femme l'approche avant de le serrer dans ses bras en fermant les yeux. Arrive un monsieur, qui se dit fonctionnaire: «Pour l'instant on se cache, mais on est nombreux à te soutenir. » Un autre, qui dit

Ses partisans font la queue pendant plus d'une heure au soleil pour approcher celui qui est devenu une véritable vedette

s'appeler Falko Ebert, est venu en famille et lui tend une enveloppe qui contient 1000 euros en liquide. Ulrich Siegmund est gêné. « Je ne peux pas accepter ça », dit-il, pointant du doigt les journalistes. « Comment je peux participer? », demande le supporteur, qui porte un tee-shirt à la gloire de la police de l'immigration américaine.

L'ancien chancelier Olaf Scholz (2021-2025) avait qualifié l'AfD de « parti de la mauvaise humeur ». Ulrich Siegmund mise, lui, sur le charme. Même lorsqu'il convoque la mémoire de la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allemande, c'est joyeux : tout l'été, ses virées en Simson, ces petits cyclomoteurs colorés emblématiques de l'identité est-allemande, ont inondé les réseaux sociaux. Il a bonne mine, sourit en permanence, se montre courtois et sympathique, et parle peu du fond. Radical, lui? « Bien sûr que je suis un radical, assure-t-il, en signant un énième exemplaire du Spiegel. Je suis super, super radical! Radicalement hon-nête. Radicalement amoureux de l'Allemagne. Dans ce pays, on est déjà considéré comme de droite dès qu'on fait la différence entre un homme et une femme. »

Ulrich Siegmund, 35 ans, a les yeux bleus et une allure athletique dans son jean et sa chemise près du corps. Mais c'est surtout à sa coupe de cheveux grisonnants, rasés sur les côtés, avec une petite mèche sur le dessus, qu'il est reconnaissable. Un contributeur de la Süddeutsche Zeitung l'a qualifié de « Macron issu du dark Net ». Ancien vendeur de parfums d'ambiance, Ulrich Siegmund connaît bien sa partition. « C'est un commercial par excellence », dit Sven Czekalla, élu de l'Union chrétienne-démocrate (CDU) de la circonscription de Bad Dürrenberg.

Feuille de route radicale

Ses événements de campagne sont si bien rodés qu'on se croirait dans un parc à thème américain. Deux agents de sécurité font passer les sympathisants un par un, tandis qu'une collaboratrice récupère les smartphones pour faire la photo espérée. « Ulli » enchaîne, signant tee-shirts à son effigie, coques de téléphone, vestes en cuir, et même un billet de 100 euros. Certains partisans font signer les vêtements qu'ils portent – sur les pectoraux pour les hommes, le dos pour les femmes.

Sa campagne ne prévoit quasi-ment que des rendez-vous comme celui-ci, répétés aux quatre coins de ce Land de 2,1 millions d'habitants, soit un peu plus que la ville de Hambourg. Toutes ses apparitions sont diffusées en direct ou sous la forme de vidéo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 C'est la magie d'Ulli, explique, en français, Hans-Thomas Tillschneider, considéré comme le chef idéologique de la section régionale de l'AfD, et auteur d'une partie du programme sur le volet culturel. Dès qu'il arrive quelque part, il met tout le monde de bonne humeur. Les gens se sentent bien avec lui, c'est impossible à définir. » « C'est le nouveau Kennedy », assure Frank Wille, 66 ans, un sympathisant qui lui prédit un avenir de chancelier. « Pas en 2029, préciset-il. Plutôt en 2033. » Sans préciser qu'il s'agirait du 100 $^{e}$ anniversaire de la prise de pouvoir par Hitler.

Du programme, il n'est presque jamais question. La feuille de route de l'AfD en Saxe-Anhalt est pourtant l'une des plus radicales de toutes les fédérations régionales du parti. La première des 10 mesures qu'il promet de mettre en œuvre dans les cent jours suivant sa victoire est la remise en question de l'accord sur l'audiovisuel public, afin de couper progressivement son financement par l'impôt. Un tiers des propositions concernent l'immigration, avec une accélération des expulsions «dès la première minute», l'obligation de travaux d'intérêt général pour les demandeurs d'asile et la création de classes spéciales pour les enfants de réfugiés dans les écoles.

Ces dernières devront « présenter comme modèle la famille normale, composée d'un homme et d'une femme », « éduquer les enfants dans l'esprit de l'amour pour le peuple et la patrie », et hisser le drapeau national « plutôt que le drapeau arc-en-ciel ». De son côté, le gouvernement régional devra promouvoir l'histoire de la Saxe-Anhalt et son rôle supposé dans la genèse de l'Empire allemand, plutôt que le mouvement architectural Bauhaus, qui s'est développé à Dessau après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mais « qui s'est toujours efforcé d'éviter tout signe d'ancrage national ».

Le financement public des partis devra être aboli, ainsi que les subventions aux associations d'éducation politique et aux programmes de lutte contre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Enfin, une commission d'enquête sur «le caractère disproportionné » des mesures mises en place pendant la pandémie de Covid-19 devrait être créée, afin de « désigner les coupables et de les amener à rendre des comptes ». Une version plus détaillée du programme suggère aussi de relancer l'apprentissage du russe et les échanges scolaires avec la Russie, de créer une « milice citoyenne bénévole » ou de « réformer » l'impôt qui finance les Eglises en Allemagne, ces dernières étant jugées trop progressistes.

Contrairement à d'autres figures de l'AfD actives en ex-Allemagne de l'Est, mais nées à l'Ouest, Ulrich Siegmund est originaire d'une petite commune du nord de la Saxe-Anhalt. Né trois semaines après la réunification, en 1990, il étudie le marketing et fonde une entreprise de parfums d'ambiance à Berlin.

Réunion officieuse

« Siegmund est un loup déguisé en agneau, poursuit Sven Czekalla. Derrière cet homme jeune et élégant au sourire charmant se cachent les opinions radicales de l'AfD. La grande majorité des gens ne s'en rend pas compte, car rares sont ceux qui examinent en détail le programme du parti. Il a mené sa campagne électorale à l'aide de vidéos TikTok de trente secondes: cela suffit aux gens pour se faire une opinion.» Rien ne semble pouvoir freiner son ascension, pas même les accusations de népotisme dont il fait l'objet : la chaîne de télévision ZDF a révélé que son père était salarié d'un député AfD au Bundestag et percevait à ce titre plus de 7500 euros par mois.

Ulrich Siegmund n'a pas toujours été acquis aux idées d'extrême droite. Il a adhéré à la CDU à l'âge de 18 ans, avant de rejoindre l'AfD peu après sa création, en 2014. «Il n'a pas réussi à gravir les échelons au sein de la CDU, résume Sven Czekalla. Il a donc démissionné et a rejoint l'AfD. » «La CDU est favorable à l'ouverture des frontières, aux naturalisations et, bien plus encore, à la politique de genre, affirme Ulrich Siegmund, excluant toute collaboration future avec le parti, qui dirige la Saxe-Anhalt depuis 2002. C'est tout ce qui a conduit l'Allemagne là où elle en est aujourd'hui. »

Ulrich Siegmund fait partie des quelques représentants de l'AfD qui se sont retrouvés de façon officieuse à Potsdam, le 25 novembre 2023, lors d'une réunion où a été évoqué un projet d'expulsion à grande échelle des étrangers et des Allemands d'origine étrangère. Plusieurs de ses conseillers ont en outre milité dans des mouvements néonazis et pourraient prendre part à un futur gouvernement régional.

« Nous ne sommes pas des radicaux », conteste Hans-Thomas Tillschneider, présent, le 21 août, à une fête présentée comme « familiale » avec Ulrich Siegmund, organisée à Querfurt, une petite commune du sud de la région. « Regardez la fête, regardez les gens : ce n'est pas le III $^{e}$ Reich, ce n'est pas du fascisme. » Il montre le château gonflable, les stands de saucisses et de gaufres, les ateliers de maquillage pour les enfants. Près de 3500 personnes sont venues, affirme un organisateur. Il y a aussi un stand de tir.

«Nous espérons que le vent tournera le 6 septembre, affirme Falko Ebert, qui a tenu à venir aux deux événements de la journée. Comme en 1989, quand le Mur est tombé. J'étais là, j'avais 20 ans. Je m'en souviens encore. Il y avait une vraie ambiance, c'était fou. Et c'est exactement le même sentiment que j'ai aujourd'hui. Quelque chose d'historique est en train de se passer. » ELSA CONESA

Approvisionnement en eau potable, à proximité du centre social Spin Time, à Rome, le 22 août. MATTIA CROCETTI POUR « LE MONDE »

A Rome, un centre social dans le viseur de Meloni

La présidente du conseil a fait de la fermeture des établissements sociaux l’un de ses chevaux de bataille

ROME - correspondence

D urant tout le mois d'août, les journaux italiens ont égrené les images de dizaines de

Images de dizaines de tentes Decathlon posées dans la rue Santa-Croce-in-Gerusalemme, dans le quartier de l'Esquilin, au centre de Rome. C'est là qu'ont dormi, pendant trois semaines, près de 400 personnes, devant l'immeuble où elles étaient logées et qu'elles ont été sommées de quitter après un incendie, dans la nuit du 29 au 30 juillet. Depuis 2013, ce bâtiment squatté abrite le centre social Spin Time. Samedi 22 août, ils sont encore quelques dizaines dans la rue, assis sur des matelas ou des chaises en plastique. Des enfants jouent au foot, tandis qu'au compte-gouttes les habitants du centre viennent récupérer des effets personnels dans le bâtiment, escortés par la police.

A la fois maison d'accueil d'étrangers et centre culturel autogéré, Spin Time est devenu, au fil des années, une expérience sociale unique à Rome, où se concentrent les luttes de gauche pour un droit au logement et à un travail digne. Ici, 27 nationalités se croisent. L'immeuble abrite des salles de spectacle, un restaurant, une imprimerie, des salles de classe et un bureau d'aide à l'insertion professionnelle. «C'est un monde qui met ensemble les pauvres, les jeunes et les migrants, et qui veut incarner l'humanité face à la culture du profit», résume avec emphase son président, Paolo Perrini. Pour cet activiste de 67 ans, «la politique ne peut pas être l'esclave du marché et doit servir le bien public».

Depuis l'expulsion des occupants du centre, une bataille se joue entre la mairie de Rome, qui souhaiterait racheter l'immeuble, et le groupe immobilier Investire SGR, société de gestion d'actifs propriétaire de cet édifice de sept étages. Les membres de Spin Time et leurs avocats voient dans l'évacuation de fin juillet une expulsion qui ne dit pas son nom. « On a dit aux familles qu'elles rentreraient vite, mais cela n'a pas été le cas, confie Francesco Romeo, avocat de l'association. Des alternatives devaient être prêtes pour les reloger temporairement. Or, ces personnes déjà précaires ont été jetées dehors, en toute illégalité. » En pleine canicule, les 130 familles ont été contraintes de dormir devant l'immeuble, dans des conditions difficiles. Des ventilateurs ont été installés en urgence, et il a fallu faire venir des camions d'eau potable. Le spectacle a provoqué une onde de sympathie à Rome, et même au-delà.

Spin Time est présenté par ses membres comme un modèle dans une Rome où la spéculation immobilière se poursuit à un rythme soutenu, transformant de plus en plus d'immeubles vides en structures touristiques de luxe. Propriétaire des lieux, Investire SGR ne compte pas céder l'immeuble à la mairie sans conditions. «Personne ne nie la valeur ajoutée que représente Spin Time, mais un centre social doit se faire dans la légalité et la sécurité, avec un véritable contrôle municipal », explique un cadre du groupe qui a requis l'anonymat.

Pour nombre de ses locataires, Spin Time a été une bouée de sauvetage. C'est le cas de Patrick Compaoré, originaire du Burkina Faso. Séparé de la mère de sa fille, il dormait dans sa voiture et était au chômage, avant que des proches ne l'amènent dans le quartier pour loger dans l'immeuble. « On veut tuer l'un des rares centres sociaux qui fonctionnent. Il n'y a pas beaucoup d'endroits à Rome, et même en Italie, où on voit autant de gens de pays différents manger et prier côte à côte, dans le respect », décrit ce coursier de 39 ans.

Le centre social est devenu un enjeu politique et culturel qui dépasse les frontières de la capitale.

Spin Time est devenu, au fil des années, un lieu où se concentrent les luttes de gauche

Depuis son arrivée au pouvoir, en octobre 2022, la cheffe du gouvernement, Giorgia Meloni (extrême droite), a fait de la fermeture des centres sociaux du pays l'un de ses chevaux de bataille au nom d'un «retour à la légalité». Il y a un an, le centre Leoncavallo, à Milan, bastion historique de l'extrême gauche, était fermé, suivi, quelques mois plus tard, par le centre Askatasuna, dans l'ouest de Turin. Dans la capitale, les craintes d'un sort identique pour Spin Time sont devenues réelles. «Se débarrasser de Spin Time pour un gouvernement qui a déjà fermé des centres sociaux, c'est un symbole», explique l'avocat Francesco Romeo.

Au printemps 2027 se tiendront les élections municipales à Rome.

Le maire sortant, Roberto Gualtieri (Parti démocrate, centre gauche), et son équipe font pression pour racheter l'immeuble, afin d'assurer l'avenir du centre. Ce projet est rejeté avec force par la coalition des droites au pouvoir, qui dénoncent une prime à l'illégalité, et l'utilisation de l'argent des Romains pour défendre ceux qui violent les règles. « Ces occupations illégales doivent être évacuées sans hésitation », a réagi Marco Perissa, président de la fédération romaine de Fratelli d'Italia (extrême droite), le parti de Giorgia Meloni, après l'incendie du 29 juillet.

« Racheter l'immeuble est un travail très complexe, le propriétaire a jusqu'ici toujours montré son opposition à vendre, avoue

Tobia Zevi, adjoint au maire de Rome chargé du logement. Spin Time est une expérience qu'il faut sauvegarder. »

Manifestation nationale

La solution pourrait venir de l'Eglise. Séduit par le «modèle Spin Time», le pape François avait envoyé son aumônier, en 2019, afin de rétablir le courant électrique coupé dans l'immeuble pour factures impayées. Les images de ce geste audacieux avaient fait le tour de la Péninsule. En 2025, Léon XIV a autorisé l'organisation du jubilé des mouvements populaires dans le centre social. Le 8 août, le cardinal vicaire de Rome, Baldo Reina, décrivait Spin Time comme un «laboratoire de la coexistence», invitant à défendre le lieu.

En attendant que le sort de l'immeuble soit tranché, les 400 personnes vivant à Spin Time ont été relogées dans des structures temporaires. Une manifestation nationale est prévue le 19 septembre pour défendre le centre social. Pour Rome, les enjeux sont forts. « Si la mairie ne parvient pas à racheter l'immeuble, alors Rome aura tout perdu, et nous aurons perdu l'humanité », prévient le président du centre, Paolo Perrini. Au Capitole – la mairie –, on a conscience de la valeur symbolique et sociale du centre, sans pour autant avoir tous les leviers pour garantir sa pérennité.

OLIVIER BONNEL

Bruxelles cherche la parade à la multiplication des fusillades

La capitale belge vient de vivre six incidents liés au trafic de drogue et impliquant des tirs à l'arme à feu en seulement quatre jours

REPORTAGE

BRUXELLES - correspondance

Le calme est revenu dans la petite rue de Saint-Gilles, l'une des 19 communes de la région de Bruxelles-Capitale. Tout juste de retour en classe après les grandes vacances, des écoliers suivent à pied leurs parents venus les chercher plus tôt que d'habitude en cette semaine de rentrée. Derrière la grande vitre du restaurant voisin, un pizzaiolo pétrit ses pâtons pour le service du soir. Mais, au lendemain de la violente fusillade qui s'est produite lundi 24 août juste devant son établissement, l'homme de 54 ans ne cache pas son inquiétude. «Il était environ 21 heures 30. Au début, j'ai cru à un pétard; les criminels font ça parfois pour faire peur à la population. Mais j'ai vite compris qu'il s'agissait d'armes à feu, se remémore le restaurateur, qui préfère taire son nom. Les rafales ont duré trois ou quatre minutes. C'était vraiment long. Je croyais que l'on ne voyait ça que dans les films, mais quand ça devient réel, on reste sidérés. »

L'ancien gardien de but reprend alors vite ses réflexes de sportif et se jette au sol sous son plan de travail pour tenter de se protéger des tirs, comme la douzaine de clients présente ce soir-là. D'origine italienne, ce Bruxellois d'adoption n'a pas attendu les confirmations de la police pour comprendre l'origine des tirs. C'est la troisième fusillade en seulement trois jours dans la zone. « Quand je suis arrivé dans le quartier il y a quatre ans, le deal commençait gentiment avec quelques joints, mais aujourd'hui, c'est industriel, ça deale de tout, du crack, de la cocaïne, de tout! Les policiers sont dépassés », conclut le restaurateur, désabusé. Juste devant sa pizzeria, le bitume porte encore la trace d'une dizaine d'impacts de balles. Personne n'a été blessé.

«Une prise de conscience»

L'événement a créé l'émoi dans tout le quartier, mais, dans les faits, les habitants de la capitale belge sont tristement habitués à ce genre d'épisodes liés à des règlements de compte entre gangs rivaux. En 2025, une centaine de fusillades ont été recensées à Bruxelles, tuant 8 personnes et en blessant 43 autres. Les tirs ont parfois eu lieu dans des quartiers résidentiels, peu habitués à la violence liée au commerce illicite de stupéfiants. En 2026, 66 incidents impliquant des armes à feu ont déjà eu lieu depuis le mois de janvier dont

Les pouvoirs fédéral, régional et local proposent un renfort immédiat de policiers fédéraux

six en seulement quatre jours entre vendredi 21 août et lundi 24.

Dans la foulée de cette énième fusillade qui a touché sa commune, Jean Spinette, le maire de Saint-Gilles, en poste depuis trois ans, n'a pas caché sa colère. «J'en ai marre en fait, lâche le socialiste, la mine fatiguée par les derniers événements. Ça fait trois ans que je gueule pour avoir de l'aide, qu'on me promet plein de trucs et que je ne vois rien venir! J'appelle au secours parce que les renforts de police sont ponctuels. C'est quand les gens ont le temps. »

Mais l'appel au secours du maire pourrait finalement avoir été entendu. Mercredi 26 août, les différents niveaux de pouvoir (fédéral, régional et local) se sont réunis et ont annoncé des mesures. Parmi elles, un renfort immédiat de policiers fédéraux, un plan de coordination renforcé entre police, justice, pouvoirs locaux et services de la prévention, mais aussi la volonté de déployer plus de militaires au-delà du dispositif actuel dans les gares et les métros. Le maire de Saint-Gilles salue une « prise de conscience nationale » après avoir eu le sentiment d'être devenu la « tête de turc » d'un jeu institutionnel et politique où chacun se renvoyait la responsabilité,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Bernard Quintin (libéral), ayant souligné la responsabilité des élus locaux bruxellois dans la gestion de la sécurité sur leur territoire.

Ce bras de fer n'est pas nouveau : il s'inscrit dans une architecture institutionnelle née des dysfonctionnements révélés par l'affaire Marc Dutroux, à la fin des années 1990. L'enquête impliquant le pédocriminel avait mis au jour de graves problèmes dans l'organisation policière, auxquels une réforme a cherché à remédier. La gendarmerie, les polices communales et la police judiciaire ont été intégrées dans une nouvelle organisation à deux niveaux, devenue opérationnelle en 2001: d'un côté, la police fédérale ; de l'autre, les zones de police locale.

A Anderlecht, alors qu'un commissariat a également été visé par une fusillade le 21 août, Jurgen De Landsheer, qui dirige la zone de police Bruxelles-Midi, a soutenu la demande du maire de Saint-Gilles d'obtenir des renforts policiers. Même si depuis cinq ans son personnel a été augmenté de 90 personnes, le chef de corps admet manquer d'effectifs pour assurer un véritable travail préventif sept jours sur sept. En 2025, il avait réclamé que ses équipes de policiers soient déchargées de certaines tâches pour se concentrer sur les trafics. « Le transfert des détenus vers le Palais de justice, leur mise à disposition auprès du magistrat, tout ça, ça pourrait être fait par d'autres services que la police locale, et ça nous permettrait de faire vraiment notre travail », avance-t-il.

Ses équipes sont confrontées à un profil de délinquants très homogène: de jeunes garçons, souvent mineurs, toujours précarisés et généralement sans papiers. « Les gangsters savent qu'un mineur est protégé par la loi, et c'est pourquoi ils les recrutent. Quand ils sont arrêtés, on ne sait pas quoi faire, il n'y a pas de places dans les centres d'accueil », analyse Jurgen De Landsheer.

Au-delà du seul manque d'effectifs, c'est toute l'approche répressive qui atteint ses limites selon

Ine Van Wymersch, à la tête d'une instance créée en 2023 pour faire face à l'intensification du trafic de drogue en Belgique. Dans un communiqué publié à la suite des récents incidents, la commissaire nationale aux drogues pose un constat sans détour : « La police et le parquet font tout leur possible pour identifier et arrêter les auteurs. Mais nous devons rester réalistes : tant que les mécanismes qui alimentent cette violence continueront d'exister, d'autres prendront leur place. » Elle appelle en conséquence à une approche globale mobilisant l'ensemble de la société, non plus seulement la police et la justice, mais aussi les entreprises et le secteur associatif. Un rassemblement citoyen est d'ailleurs prévu dimanche à Saint-Gilles pour dire stop aux organisations criminelles.

Parallèlement, une autre instance devrait être prochainement créée : un deuxième commissariat aux drogues, mais au niveau régional bruxellois. Complexité institutionnelle supplémentaire ou véritable mesure efficace ? L'avenir le dira. En attendant, Jean Spinette, le maire de Saint-Gilles, appelle également à une prise de conscience « au niveau européen ».

ALIX LE BOURDON

En Turquie, des hommages publics pour les morts du PKK

Le Parti des travailleurs du Kurdistan a publié, depuis le 21 août, une liste d'une centaine de noms de combattants morts

ISTANBUL - envoyée spéciale

Q uand Mehmet Sasik a décroché son téléphone, vendredi 21 août, il a d'abord cru à une bonne nou-

velle. «La personne s'est présentée au nom du parti [le Parti de l'égalité des peuples et de la démocratie, DEM, prokurde]. Nous sommes en plein processus de paix, j'ai rassuré ma mère en lui disant que c'était forcément de bon augure », raconte le quadragénaire, prostré, dans un filet de voix.

L'un de ses jeunes frères, Hakan, avait disparu du jour au lendemain en 2014. « Pendant plus de vingt-quatre heures, nous n'arrivions plus à le joindre. On a d'abord pensé à un accident, car Istanbul est une grande ville... Puis on nous a dit au commissariat qu'il avait rejoint le PKK [Parti des travailleurs du Kurdistan, ayant mené une lutte armée et considéré comme une organisation terroriste par Ankara]», poursuit-il. De leur enfance à Kars, ville du nord-est de la Turquie, Mehmet Sasik se souvient des violentes intrusions de soldats de l'armée à leur domicile, dans les années 1990.

La famille avait ensuite déménagé à Istanbul, dans l'arrondissement périphérique d'Arnavutköy, sur la rive européenne de la mégapole. «Hakan était révolté par les injustices dont il était témoin. (...) Son engagement n'était pas complètement une surprise. Je respecte son choix», assure-t-il, le regard vide. Mis à part la rumeur d'une blessure à l'oreille, Mehmet sasik n'a plus jamais eu de nouvelles de son frère en douze ans d'absence. A l'instar d'une centaine d'autres combattants, le nom de Hakan Sasik est apparu sur les listes d'hommes et de femmes tués au combat, rendues publiques par le PKK depuis le 21 août. Des cérémonies funéraires s'organisent un peu partout dans les grandes villes du Sud-Est kurde, comme Diyarbakir et Van, ainsi qu'à Istanbul, en hommage à celles et ceux que le mouvement kurde appelle « les martyrs ». Sous des tentes montées sur les places pour l'occasion, ou dans les locaux disponibles du DEM, les familles endeuillées reçoivent la visite de dizaines, voire de centaines de personnes par jour. Les espaces publics deviennent la scène de communions collectives, rendues possibles par le processus de négociations lancé fin 2024 par l'Etat turc avec le PKK.

Photo de Hakan Sasik, combattant du PKK mort, lors d'une cérémonie publique, à Istanbul, le 26 août. SEDAT SUNA POUR « LE MONDE »

Le bureau du DEM d'Arnavutköy accueille aujourd'hui la famille Sasik pour les condoléances d'usage dans la chaleur moite de cette fin du mois d'août. D'après les informations recueillies, Hakan Sasik ou «Memyan Demhat» (son pseudonyme utilisé au sein du PKK) a été tué le 6 octobre 2020, dans le nord de l'Irak. Un lieu et une date: ce sont les seuls détails donnés à sa famille pour clôturer douze années passées à entretenir l'espoir. Son corps a-t-il été enterré? Les anciens de la lutte armée l'affirment: il existe des cimetières sur les flancs des monts Qandil (siège de la direction du PKK, dans le nord de l'Irak).

Une trentaine de chaises ont été installées dans la salle principale des locaux du parti. Une photo de Hakan Sasik trône sur une table recouverte du drapeau vert, jaune, rouge, surmonté d'une étoile. Des portraits d'Abdullah Öcalan, le chef historique du PKK, ont été affichés sur tous les murs: une scène d'hommages publics à un combattant du PKK que les autorités turques n'auraient pu tolérer il y a trois ans à peine. Assise à la table, la mère de Hakan, le visage fermé, coiffée d'un fichu blanc brodé de perles, écoute sans conviction les mots de condoléances des visiteurs.

Soulagement

Après plus de quarante ans de conflit armé, les autorités turques ont lancé, fin 2024, un processus de négociations avec le PKK. Abdullah Öcalan avait appelé à la dissolution du mouvement le 27 février 2025 depuis l'île-prison d'Imrali, où il est enfermé depuis 1999. Fidèle à son fondateur, la direction du PKK s'était exécutée, annonçant ainsi la fin de la lutte armée le 12 mai 2025.

Les membres de la coalition gouvernementale parlent de « processus de désarmement du PKK » et de « Turquie sans terrorisme », quand le mouvement kurde s'emploie à

Après plus de quarante ans de conflit armé, les autorités turques ont lancé un processus de négociations avec le PKK

utiliser les termes de « paix » et de « société démocratique », reprenant les mots d'Abdullah Öcalan. Tout s'est accéléré cet été, un signe de la détermination des autorités à faire aboutir le processus. Les vacances parlementaires ont été repoussées afin de faire examiner la loi-cadre sur la réintégration des membres du PKK à la vie civile. Critiqué pour son approche sécuritaire, le texte de 12 articles a pourtant été adopté par les parlementaires avec un score historique (467 voix pour, 87 contre et 7 abstentions), le 10 août.

Après le PKK en mai 2025, c'était au tour des Forces démocratiques syriennes d'annoncer leur dissolution, mardi 25 août. Dans les rangs du mouvement kurde, le sentiment de désorientation des débuts cède progressivement la place au soulagement. La publication des noms des combattants disparus fait figure d'étape douloreuse mais salutaire, afin de tourner la page d'un conflit qui aura fait plus de 50 000 victimes, essentiellement kurdes.

Depuis le début du processus, en octobre 2024, les élus du parti prokurde DEM s'efforcent de convaincre leurs troupes du bienfondé du changement de paradigme. Les élus et les militants de la première heure voient, dans la loi-cadre votée le 10 août, une étape supplémentaire et déterminante dans la reconnaissance officielle de l'existence des identités kurdes. «J'ai grandi à Bitlis [sudest du pays] à une époque où la langue et la culture kurdes étaient interdites, et où l'Etat menait une intense politique d'assimilation», se souvient Nedim Yilmaz, 55 ans, un ancien combattant du PKK.

Son langage corporel hésitant, parfois géné, trahit les trentetrois ans de détention qu'il vient de purger. En dépit du sacrifice, sa foi est intacte et il continue de suivre les yeux fermés les directives d'Abdullah Öcalan, celui qu'il appelle toujours «Önder Apo» («Leader Apo», le surnom d'Öcalan). «L'Etat turc a lancé un appel pour que nous revendiquions désormais nos droits par la lutte politique et juridique, sous l'égide du Parlement. Avant de se demander si l'Etat va nous accorder nos droits ou non, commençons par nous concentrer sur ce nouveau combat», assure-t-il, avec un ton volontairement résolu.

Réancrer pleinement le combat pour l'égalité des droits dans le champ de la politique légale: tel est désormais le pari du DEM et d'autres composantes du mouvement kurde. Le désarmement du PKK, assurent-ils, privera l'appareil d'Etat de la principale justification à la répression qu'ils ont subie ces dix dernières années.

Dans la salle de réception d'un hôtel d'Istanbul, Tuncer Bakirhan, coprésident du DEM, assurait devant les militants, mercredi soir, que le congrès du parti, prévu le 6 septembre, serait l'occasion d'élaborer une feuille de route radicalement nouvelle. Mais comment espérer des avancées démocratiques réelles dans un contexte très dégradé de l'Etat de droit et des libertés dans le pays? Une gageure.

CÉLINE PIERRE-MAGNANI

La Tunisie face à une grave pénurie de bouteilles d'eau

Alors que le pays est devenu dépendant de cette denrée, et après un été caniculaire, les rayons des commerces restent désespérément vides

TUNIS - correspondence

Les journées se ressemblent pour Riadh Ayari. Il est 9 heures, vendredi 28 août, la température atteint déjà les 35 °C et, comme tous les matins depuis une semaine, l'épicier installé à La Goulette, une petite ville de la banlieue de Tunis, n'a aucune bouteille d'eau à vendre. Peut-être sera-t-il livré plus tard dans la journée, peut-être pas : le commerçant n'a aucune visibilité. Il sait seulement que si des bouteilles arrivent, il faudra être aussi rapide que chanceux pour en obtenir. « Ça part en quelques minutes », prévient-il. Un client du magasin suggère d'essayer d'aller tenter sa chance au Kram, la commune voisine. « Hier, j'ai réussi à acheter un pack là-bas », explique-t-il. Face à la crise, chacun essaie de trouver le bon filon.

Dès début juillet et le début d'un été caniculaire en Tunisie, les stocks d'eau minérale ont diminué dans le pays. Mais, fin août, la situation s'est considérablement aggravée et la rareté s'est transformée en pénurie. Chaque jour, la recherche d'une simple bouteille se transforme en parcours du combattant pour des millions des personnes. Les rayons de la plupart des super-marchés, comme ceux des commerces de proximité, restent désespérément vides. La pénurie touche un pays devenu dépendant à l'eau embouteillée. La consommation annuelle moyenne est passée de 87 litres par habitant en 2010 à 225 litres en 2020, selon un rapport de l'Observatoire tunisien de l'eau, un projet porté parl'association Nomado8. Elle aurait atteint 241 litres en 2024, selon l'agence officielle Tunis Afrique Presse.

Cela s'explique notamment par la perte de confiance d'une partie de plus en plus importante de la population dans la qualité de l'eau du robinet. Officiellement potable dans tout le pays, celle-ci présente une qualité inégale selon les régions, notamment en matière de goût, d'odeur ou d'aspect. La multiplication des coupures d'eau au cours des dernières années a également contraint la population à avoir recours à de l'eau minérale. Celle-ci est considérée comme une denrée de base essentielle et bénéficie à ce titre d'un tarif réglementé de 0,850 dinar (0,25 centime d'euros) la bouteille de 1,5 litre.

Dans le quartier populaire Mohamed-Ali, à Carthage, Samira Ben Saïd ne se remet pas des scènes auxquelles elle a assisté. «Jeudi 27 août, un camion de livraison rempli de bouteilles d'eau est arrivé. Il a été pris d'assaut par les habitants, qui ont commencé à se battre pour en obtenir», raconte-t-ell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les images d'altercations entre consommateurs et entre clients et commerçants se multiplient. Mercredi, une vidéo tournée à Hammamet, une station balnéaire située à environ une heure de voiture au sud de Tunis, a suscité une vive polémique. Elle montrait un épicier aux prises avec une famille qui cherchait à acheter de l'eau pour un enfant en bas âge. Les clients protestaient alors que le commerçant avait illégalement multiplié par deux le prix des bouteilles. L'homme a été placé en garde à vue jeudi.

Face à la pénurie, les médias publics, contrôlés par le pouvoir, relaient l'activisme des autorités, en diffusant les images de militaires à pied d'œuvre: on les voit dans plusieurs régions du pays avec des camions-citernes pour distribuer de l'eau. Ils rendent également compte des saisies de stocks dissimulés par des commerçants, mettant en avant la spéculation pour expliquer la pénurie. En parallèle, deux journalistes du bureau tunisien d'Al-Jazira, Mahmoud Majdoub et Ahmed Ayari, ont été brièvement interpellés mercredi à Radès, dans la banlieue sud de Tunis, alors qu'ils réalisait un reportage sur les difficultés d'approvisionnement en eau en bouteille. Conduits dans un poste de police et interrogés pendant près d'une heure, ils ont dû effacer leurs images avant d'être relâchés, explique Lotfi Hajji, le directeur du bureau de la chaîne à Tunis.

Rhétorique paranoïaque

Les autorités attribuent la pénurie à la forte hausse de la demande provoquée par les températures exceptionnellement élevées depuis début juillet conjuguée aux coupures d'électricité qui ralentissent la production dans les usines. Selon le ministère du commerce, les stocks constitués par les producteurs et les grossistes durant l'hiver – période durant laquelle la consommation est moins importante – ont été progressivement écoulés. Désormais, la production est à flux tendu et toujours perturbée par les interruptions de courant. Les coupures d'eau et d'électricité se multiplient depuis le début de l'été dans de nombreuses régions du pays.

Mais le président tunisien Kais Saïed, coutumier d'une rhétorique nationaliste et paranoïaque, voit derrière cette pénurie non pas une série de dysfonctionnements mais un complot. Mercredi, lors d'une réunion au palais présidentiel de Carthage, où il avait réuni la cheffe du gouvernement, plusieurs ministres et les dirigeants des compagnies nationales d'électricité et de distribution d'eau, il a estimé que la situation n'était pas due à des pannes d'électricité « ordinaires, mais à des actes prémédités ». Selon lui, les auteurs et leurs commanditaires chercheraient à «attiser les tensions par tous les moyens », à « diffuser des mensonges et des rumeurs », à « semer la confusion » et à imposer aux citoyens des difficultés jusque dans l'accès aux services les plus élémentaires. « Les ennemis de la patrie et leurs alliés sont démasqués aux yeux du peuple tunisien », a-t-il ajouté.

Cette version peine cependant à convaincre, y compris parmi les soutiens du « processus du 25 juillet », le nom donné à la politique engagée après le coup de force du 25 juillet 2021, par lequel Kaïs Saïed s'est octroyé les pleins pouvoirs. Vendredi, la députée Fatma Mseddi, figure de ce courant, a publiquement interpellé le président. « Nous vous avons soutenu pour que vous serviez votre peuple, pas pour que celui-ci supporte les conséquences de l'impuissance et des crises. La responsabilité exige aujourd'hui d'agir et non de se justifier », a-t-elle écrit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 Le pays est en ébullition », a-t-elle également prévenu, regrettant qu'« aucun responsable gouvernemental ne se soit adressé à la population ni ne lui ait fourni d'explications ». ■ MONIA BEN HAMADI

Au Pérou, les débuts poussifs de Keiko Fujimori

La nouvelle présidente de droite radicale tarde à mettre en place la politique promise de « retour à l'ordre »

La présidente péruvienne, Keiko Fujimori, dans le bidonville de Villa El Salvador, à Lima, le 17 août. ANGELA PONCE/REUTERS

CUZCO (PÉROU) - correspondance

A lors qu'elle promettait des actions fortes dès le premier jour de son mandat pour lutter contre l'insécurité et le crime organisé, la nouvelle présidente du Pérou, Keiko Fujimori (droite radicale), investie le 28 juillet, affiche au contraire de la retenue. «C'est un mois de grande prudence, sans cap clair ni mesures concrètes», analyse Milagros Campos, politiste à l'Université pontificale catholique du Pérou.

Officiellement élue le 29 juin avec moins de 50 000 voix d'avance sur son adversaire de gauche, Roberto Sanchez, Keiko Fujimori, de Fuerza Popular (Force populaire, droite autoritaire), tranche avec ses homologues de l'extrême droite latino-américaine, qui se sont illustrés par leurs outrances langagières et leurs mesures-chocs dès leur prise de fonctions. « Elle est plus proche de droites institutionnelles qui ont été au pouvoir au Pérou précédemment que des droites anti-establishment du président argentin, Javier Milei, ou du Colombien Abelardo de la Espriella », analyse Paulo Vilca, de l'Institut d'études péruviennes.

Ses premières mesures ont dé-routé jusque dans son propre camp. Dans son discours à la nation, le 28 juillet, elle a annoncé une hausse du salaire minimum de 1130 soles (289 euros) à 1300 soles (333 euros), une proposition – défendue par son rival de gauche – qu'elle avait vertement critiquée durant la campagne. Et elle a rétabli les relations avec le Mexique de la présidente de gauche, Claudia Sheinbaum, rompues depuis 2025.

La nouvelle présidente s'est posée dès le 28 juillet en artisane de l'«union» et de la «réconciliation» dans un pays miné par une instabilité chronique – neuf présidents en dix ans –, des inégalités abyssales et la répression des manifestations antigouvernementales de 2022-2023 (50 morts). Son discours a toutefois sonné creux tant Fuerza Popular – un courant allant de la droite conservatrice à l'extrême droite, en position de force au Parlement depuis dix ans – est largement tenu pour coresponsable de cette crise. Keiko Fujimori n'a d'ailleurs pas eu un mot pour les victimes de la répression, pas plus que pour celles de la guerre interne qui a déchiré le Pérou entre 1980 et 2000, notamment sous le gouvernement de son père, Alberto Fujimori (1990-2000), qui attendent toujours justice.

Sur le volet sécuritaire, thème sur lequel elle s'est fait élire, son gouvernement a fait de la militarisation de la sécurité publique le cœur de sa stratégie, le 20 août, devant le Parlement. Mais cette ligne ne s'est pas encore matérialisée. « Le gouvernement prend le temps de l'évaluation, il n'est pas encore entré dans une phase d'action », poursuit Milagros Campos. L'exécutif s'est contenté de critiquer l'administration péruvienne, dénonçant un Etat « à la dérive » et une bureaucratie excessive qui « réagit avec retard face à la délinquance, aux urgences et aux besoins des familles ».

Un tollé sur Internet

Dans les rues, l'impatience gagne et la colère monte, en particulier du côté des chauffeurs de bus, particulièrement touchés par les extorsions et les règlements de comptes – environ 200 d'entre eux ont été assassinés en 2025. S'ils ont suspendu la grève prévue le 25 août après avoir obtenu une réduction du montant des amendes que certains accumulent, ils exigent des mesures immédiates alors que les attaques à leur encontre se multiplient.

Le plan escudo (« plan bouclier ») déployant policiers et militaires à bord des bus depuis la mi-août est jugé insuffisant par beaucoup. Le gouvernement assure préparer un arsenal législatif en matière de sécurité. Au programme, la présence des forces armées dans les prisons, le développement du renseignement et des outils technologiques, un meilleur contrôle des frontières et la construction de prisons de haute sécurité.

L'autre défi auquel doit faire face le gouvernement est la gestion du

Ses premières mesures, comme la hausse du salaire minimum, ont dérouté jusque dans son propre camp

phénomène El Niño, qui provoque au Pérou sécheresses et inondations et devrait être d'une intensité «forte à extraordinaire» jusqu'en avril 2027, selon le Service national de météorologie et d'hydrologie du Pérou. L'enjeu est majeur dans un pays mal préparé aux

aléas climatiques et où les constructions précaires sont nombreuses dans les zones à risque. Face à cette menace, l'exécutif a annoncé 800 millions de soles supplémentaires. Mais, alors que de fortes précipitations ont déjà frappé plusieurs régions, la réponse du gouvernement s'est, là encore, « illustrée par la lenteur et le manque de coordination », estime Paulo Vilca. Quand, le 16 août, le sud de Lima était frappé par une soudaine montée des eaux, la présidente diffusait au même moment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un live donnant des conseils de soins pour la peau, déclenchant un tollé, tandis que son ministre de l'économie, Elmer Cuba, minimisait de son côté l'ampleur des précipitations, appelant les citoyens à ne pas exagérer pour « un peu d'eau aux genoux ».

La réaction du gouvernement a été également jugée tardive après l'effondrement, le même jour, d'un tronçon de la route panaméricaine, après des coulées de boue. Des milliers de chauffeurs routiers et de familles ont été bloqués à flanc de falaise avant d'être évacués seulement cinq jours plus tard par un pont aérien et maritime. Dépêchée sur place le 21 août, la présidente a été prise à partie par des sinistrés.

La composition du gouvernement fait aussi débat, alors que de nombreux ministres sont dépourvus d'expérience dans leur domaine. Quinze d'entre eux ont des antécédents judiciaires et sept sont visés par des enquêtes. Le premier ministre, Luis Galarreta, 55 ans, est soupçonné de blanchiment d'argent et de participation à une organisation criminelle. Il cumule également la fonction de vice-président, appelé à assurer la présidence en cas de destitution de la cheffe de l'Etat.

« Ceux qui avaient l'espoir d'un changement ou au contraire ceux qui redoutaient un retour aux années 1990 [à l'autoritarisme de son père] constatent que le gouvernement de Keiko Fujimori est tout aussi médiocre que ceux qui l'ont précédé », juge Paulo Vilca. L'exécutif a demandé aux Péruviens d'accorder six mois à la présidente avant de juger son action.

AMANDA CHAPARRO

La rivalité entre la Chine et les Etats-Unis rejaillit en Argentine

Washington fait pression sur une entreprise argentine pour qu'elle renonce à coopérer avec l'équipementier chinois Huawei

BUENOS AIRES - correspondance

C'est une nouvelle ingérence des Etats-Unis dans les affaires latino-américaines pour contrer la Chine. Mais cette fois, c'est directement auprès du secteur privé que Washington a voulu faire jouer son influence. En cause, l'avancée de négociations entre CALF, une importante coopérative argentine qui fournit de l'électricité et de l'Internet par fibre optique dans le sud du pays, et le géant chinois Huawei, afin de développer les infrastructures de l'entreprise locale. Mi-juillet, Sergio Fernandez Novoa, cadre de CALF, a reçu une série de messages sur WhatsApp. Ils émanaient d'un attaché commercial de l'ambassade des Etats-Unis en Argentine et menaçaient les dirigeants de sa coopérative d'annulation ou de refus de visas pour les Etats-Unis.

Dans un communiqué daté du 5 août, la coopérative argentine explique que les messages exprimaient la « préoccupation » de l'ambassade concernant son projet avec Huawei. « Une chose est qu'un Etat prenne des décisions concernant ses visas; une autre est que cette éventualité soit évoquée par une voie informelle, auprès d'un travailleur, en lui demandant s'il est possible d'annuler un projet », souligne le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e CALF. « Nous ne pouvions pas croire à cette absence de formalisme », a confié Sergio Fernandez Novoa au quotidien argentin Perfil, en évoquant les messages sur WhatsApp et le fait que des membres du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avaient remarqué que l'ambassadeur des Etats-Unis, Peter Lamelas, consultait leurs profils sur le réseau LinkedIn.

Dans les jours qui ont suivi, aucun démenti n'a été formulé par l'ambassade. Peter Lamelas a même surenchéri sur son compte X, le 6 août: « Chaque pays protège sa maison. Les Etats-Unis ne font pas exception. (...) Refuser ou révoquer un visa n'est pas une punition. C'est une décision destinée à protéger la sécurité et les intérêts du pays. »

Lors d'une intervention à l'occasion d'un forum sur l'énergie organisé par la Chambre de commerce des Etats-Unis à Buenos Aires, le 13 août, l'ambassadeur a également mis en garde contre la présence des entreprises chinoises dans le secteur technologique, en raison de la mainmise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sur leurs données. Il a suggéré que leur présence en Argentine pourrait freiner les investissements étrangers. « C'est une question de sécurité nationale pour les Etats-Unis, pour l'Argentine, et pour les entreprises du secteur de l'énergie qui investissent à Vaca Muerta et Neuquen, a ajouté l'ambassadeur. Nous sommes disposés à aider à identifier des entreprises et des fournisseurs fiables et de confiance. » La coopérative argentine veut en effet étendre son réseau à proximité de Vaca Muerta, un gigantesque complexe pétrolier et gazier en plein développement, situé dans la province de Neuquen (sud).

Le silence du gouvernement

En phase avec les priorités établies par la stratégie de sécurité nationale de Washington rendue publique en décembre 2025, qui accorde une place centrale à la sécurisation des chaînes d'approvisionnement en ressources stratégiques, Vaca Muerta est devenu l'une des principales cibles du duel opposant les Etats-Unis et la Chine en Argentine.

Depuis que CALF a dévoilé les pressions dont elle fait l'objet, les passes d'armes entre les ambassades de Chine et des Etats-Unis se multiplient, via des messages postés sur le réseau social X. L'ambassade de Chine est allée jusqu'à dénoncer la «mentalité de guerre froide» et les «pratiques hégémoniques» de Washington, ainsi qu'une attitude qui «porte un grave préjudice aux principes de libre marché», un des principes cardinaux du président argentin, Javier Milei. Pris entre son alignement sur la politique de son homologue américain, Donald Trump, et son besoin de conserver de bonnes relations avec un partenaire commercial comme Pékin, le gouvernement argentin est resté silencieux depuis le début de cette escalade diplomatique entre Pékin et Washington.

Les Etats-Unis ont déjà menacé de suspendre l'octroi de visas en

Les Etats-Unis ont déjà menacé de suspendre l'octroi de visas au nom de la « sécurité régionale »

Amérique latine au nom de la « sécurité régionale ». Le 20 février, Washington avait révoqué les visas de trois responsables gouvernementaux chiliens en raison d'un projet de câble sous-marin de fibre optique entre le Chili et la Chine. En 2025, les visas d'une quinzaine de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du Costa Rica avaient été supprimés pour avoir soutenu Huawei dans les appels d'offres pour le déploiement de la 5G.

«Alors que les pressions s'exerçaient auparavant de gouvernement à gouvernement, elles retombent désormais directement sur des individus», explique l'analyste en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Bernabé Malacalza. «Les Etats-Unis ont pris note du fait que la diplomatie chinoise agit au niveau des provinces et des acteurs privés. Ils cherchent donc, au travers de leurs ambassades, à faire avorter ou freiner ces processus depuis la base», ajoute le chercheur.

«Le problème, estime Veronica Sforzin, docteure en communication de l'université de La Plata, est l'alignement sans condition du gouvernement [de Javier Milei] sur les Etats-Unis, qui empêche le développement d'un écosystème technologique propre et porte atteinte à notre souveraineté. » Selon la chercheuse, les Etats-Unis font savoir aux entreprises de presque tous les secteurs, hors agroalimentaire et importation de biens de consommation, qu'elles s'exposent à des sanctions si elles développent des projets avec des partenaires chinois.

Entre Pékin et Washington, la tension est encore montée d'un cran, lundi 24 août, lorsque Lin Jian, porte-parole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chinois, a qualifié, sur X, les pressions américaines sur les pays latino-américains de « harcèlement technologique flagrant ». Il répondait au sous-secrétaire d'Etat américain chargé des affaires de l'hémisphère occidental, Juan Pablo Segura, qui, samedi, avait pressé les pays « partenaires des Etats-Unis dans les Amériques » à remplacer les technologies d'entreprises chinoises, comme Huawei, par celles de fournisseurs jugés « fiables ».

Pour l'heure, CALF n'a pas cédé aux pressions. « Nous allons poursuivre notre accord avec Huawei, car il s'agit d'une relation commerciale comme une autre », a déclaré à Perfil Carlos Quintriqueo, second vice-président de la coopérative argentine.

ANAÏS DUBOIS

Au Népal, la recherche désespérée des familles

Après les crues qui ont fait au moins 633 morts, les hôpitaux voient défiler une foule de proches de disparus

KATMANDOU - envoyée spéciale

Devant un des hôpitaux de Katmandou, le 28 août. PRAKASH MATHEMA/AFP

Sur les coups de 9 heures du matin, mercredi 26 août, Nitoo Dangol aperçoit un monstre d'eau, de boue et de débris dévaler la montage à toute vitesse. «Je n'ai pensé à rien, j'étais certaine de mourir, raconte la jeune femme. Mais j'ai couru aussi vite que j'ai pu, j'en ai perdu mes tongs, mon téléphone. » Le tsunami des montagnes qui a déferlé sur le Népal à la frontière avec le Tibet a détruit le village de Timure en l'espace de quelques secondes mais a épargné Nitoo Dangol, qui doit son salut à peu de chose. Au moment de l'impact, elle se trouvait sur un talus, en hauteur du lit de la rivière Trishuli.

Lorsque la trentenaire reprend ses esprits, elle aperçoit sa sœur aînée, ensevelie sous une coulée de boue, agitant difficilement un bras pour appeler au secours. A l'aide de draps et de cordes, la cadette parvient à la tirer de là. « Elle m'a sauvé la vie », souffle-t-elle. Allongée sur son lit d'hôpital à Katmandou, où elle a été héliportée mercredi en fin de journée, elle s'en sort avec une fracture et de multiples écorchures au visage et sur le corps.

Avant de retrouver sa sœur dans la capitale népalaise, Nitoo Dangol a dû attendre vingt-quatre heures supplémentaires à Timure, coupé du monde, sans électricité, sans moyen de communication. Avec une centaine d'autres villageois, elle trouve refuge dans une étable, jusqu'à ce qu'un hélicoptère de l'armée l'évacue jusqu'à Trishuli. De là, elle a été transportée à Katmandou en voiture.

La tragédie n'a cependant pas épargné les oncles, tantes et cousins qui vivaient dans un village un peu plus en amont. « Tout le monde est mort, nous n'avons plus de famille», résume Nitoo Dangol, également sans nouvelle de sa mère, commerçante du village. La jeune femme craint de l'avoir reconnue sur une photo, son corps flottant dans la rivière. « Comment imaginer le futur? Nous n'avons plus d'argent, plus de vêtements, plus de toit, nous n'avons plus rien. Et je ne peux penser à autre chose qu'à ma mère », souffle-t-elle.

Une course contre la montre

De nombreux Népalais vivent la même détresse. Les hôpitaux de Katmandou, où ont été emmenés les blessés pour être soignés, voient défiler un flux incessant de proches de personnes portées disparues. L'hôpital universitaire de la capitale a accueilli, rien qu'au cours de la journée de jeudi, plus de 1200 personnes à la recherche d'un frère, d'une sœur ou encore d'un oncle. Cet angoissant va-et-vient se poursuivait vendredi 28 août.

Kamala Rai, une femme d'une

« Je viens tous les jours, je fais la tournée des hôpitaux », explique Chamelie Dangol, à la recherche de son frère

cinquantaine d'années, s'effondre de chagrin sur le campus de l'hôpital, soutenue par un jeune homme. Aucun de ses proches n'a été admis dans cet établissement. S'il reste encore un espoir de les retrouver, l'attente est devenue insoutenable pour Kamala, qui sait que les chances s'amenuisent à mesure que les heures passent.

Ces crues monumentales ont fait au moins 633 morts et près de 3 000 personnes, selon les derniers bilans publiés vendredi, sont portées disparues de part et d'autre de la frontière. Sur les murs de briques rouges du service des urgences, les portraits des disparus se multi- plient : un guide de montagne, son bâton de marche à la main, un petit garçon avec un nœud papillon, une dame en tenue traditionnelle... «Je viens tous les jours, je fais la tournée des hôpitaux», indique Chamelie Dangol, à la recherche de son frère, chauffeur routier porté disparu dans le district de Rusawa, le plus affecté par la catastrophe.

Une autre femme, Dalama Sherpa, montre la photo de sa sœur, tout sourire. Elle venait de se rendre en pèlerinage au mont Kailash, considéré comme sacré pour les hindous. La dernière fois qu'elles se sont parlé, vingt minutes avant le désastre, elle s'apprêtait à passer le poste frontière de Gyirong, entre le Népal et la Chine, qui a été entièrement balayé par la puissance des flots. «Je sais que tout a été détruit mais je n'ai pas perdu espoir», assure Da lama Sherpa. L'administration de l'hôpital universitaire confirme qu'elle attend encore des dizaines de rescapés.

Non loin du service des urgences, des familles se sont résignées à se rendre à la morgue. Des photos de corps abîmés par les flots et méconnaissables sont placardées sur les murs extérieurs. «Mon père est porté disparu et il avait un tatouage sur le bras, comme l'homme sur cette photo», pointe du doigt Asta Shreshta. Une femme sort de l'établissement: «J'ai vu trois corps et je n'ai pas pu continuer, je demanderai à mon frère de venir identifier mon oncle», lâche-t-elle en prenant la fuite. Les secours sont lancés dans une course contre la montre pour sauver les survivants. Plus de 13 000 membres des forces de sécurité, de l'armée et de la police ont été mobilisés. Depuis le début des opérations de sauvetage, 3 742 personnes ont pu être secourues.

CAROLE DIETERICH

Bornéo et Sumatra en proie à de gigantesques feux de tourbières

Des exploitants de plantations d'huile de palme ou de bois à papier sont soupçonnés de défricher des concessions forestières par les flammes

BANGKOK

correspondant en Asie du Sud-Est

Exceptionnellement intense en 2026, le phénomène El Niño n'épargne pas l'Indonésie, où une saison très sèche favorise les incendies. Toute une partie des îles de Bornéo et de Sumatra sont la proie des flammes: six provinces sont concernées (Kalimantan-Ouest, Centre et Sud, Sumatra-Sud, Jambi et Riau) et ont été déclarées prioritaires dans la lutte contre le feu, qui mobilise des pompiers et 1500 militaires, ainsi que des moyens aériens. Le ministère de la santé indonésien estime que 3 millions d'habitants sont directement touchés par la pollution engendrée par ces incendies. Mais les fumées incommodent des dizaines de millions d'autres personnes, notamment dans les pays voisins comme la Malaisie, Brunei et Singapour.

Surtout, la situation risque d'empirer alors que la saison sèche pourrait s'étendre jusqu'en novembre: au 25 août, le nombre de « points chauds » cumulés de l'année 2026 dépassait largement celui de 2019 à la même époque, selon Nusantara Atlas, un site de surveillance des forêts indonésiennes par satellite créé par le chercheur français David Gaveau. « La courbe du nombre de "points chauds" indique qu'on est en route vers une année qui pourrait être catastrophique, avec la possibilité qu'entre 3 et 4 millions d'hectares partent en fumée », avertit ce spécialiste de la déforestation en Indonésie. Pas moins de 2,6 millions d'hectares avaient brûlé en 2019, un record sur les dix dernières années, et 4,5 millions en 2015. Depuis début 2026, environ 300 000 hectares ont été ravagés. Or le même schéma se reproduit cette année : les zones qui se consument sont en majorité des tourbières. Autrefois protégées par des forêts tropicales humides, elles se sont asséchées et dégradées sous l'effet du défrichement et du creusement de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kilomètres de canaux de drainage.

Pression des voisins

« Pour convertir ces sols défrichés très acides, par exemple en plantations d'huile de palme, cela exige un contrôle strict du niveau d'eau. Or les parcelles déboisées mais non exploitées sont laissées à l'abandon, sans surveillance humaine, ce qui aggrave les risques d'incendie », analyse David Gaveau. L'année de forte sécheresse, accentuée par le phénomène El Niño, augmente la vulnérabilité de ces zones: « La déforestation au cours des dernières décennies a transformé un écosystème à l'origine résistant au feu en des écosystèmes dégradés, susceptibles de brûler facilement. C'est une vraie poudrière », poursuit-il.

Les feux de tourbière provoquent d'importantes émissions de carbone: dans un article publié dans la revue Nature en mai 2016, des scientifiques ont calculé que les incendies de septembre et octobre 2015 en Indonésie avaient produit chaque jour autant d'émissions que les 28 pays de l'Union européenne (Royaume-Uni inclus à l'époque). Cette année noire avait conduit à la création d'une Agence de restauration des tourbières (Badan Restorasi Gambut).

Un article d'une prochaine édition de la revue scientifique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reconnaît que ces «programmes ont enregistré des réussites notables, avec plus de 22000 colmatages de canaux et barrages de canaux construits et 1,6 million d'hectares de tourbières restaurés», mais s'interroge sur «leur efficacité à long terme, notamment en matière de résilience écologique, d'autonomisation des communautés et de réforme de la gouvernance».

« Il aurait fallu mettre à la retraite certaines des plantations industrielles d'huile de palme ou d'acacias sur de la tourbe, mais il y a eu des pressions économiques pour ne pas le faire, témoigne David Gaveau. L'agence manquait d'autorité pour imposer ses décisions. » Elle a d'ailleurs été fermée en 2024, dans le cadre de la reprise en main de la gouvernance par le président Subianto, élu cette année-là.

Ce dernier se veut intransigeant vis-à-vis des géants de l'huile de palme ou du papier: 28 sociétés ont ainsi vu leurs permis d'exploitation révoqués début 2026 à la suite des inondations catastrophiques de novembre 2025 sur l'île de Sumatra, aggravées par la déforestation illégale. L'ancien général est attendu au tournant : la plupart des feux sont soupçonnés d'être d'origine humaine.

Selon les défenseurs de l'environnement, les sociétés détentrices de concessions économisent en main-d'œuvre et matériel en déforestant par le feu : une analyse des 25 524 « points chauds » actuels de Kalimantan par l'ONG Walhi montre ainsi que 74 % d'entre eux sont situés dans des zones de concession. « Qui qu'ils soient, quelle que soit la société impliquée, s'il y a la moindre indication qu'ils ont donné l'ordre pour brûler des terres, nous révoquerons leur permis – et même tous leurs permis », a promis le président lors d'un déplacement, lundi 24 août, sur une base aérienne de la province de Riau. Soixante-douze suspects avaient déjà été arrêtés dimanche. Ils risquent jusqu'à dix ans de prison. BRICE PEDROLETTI

Menace sur la sécurité alimentaire en Ouzbékistan

L'affaiblissement de l'Amou-Daria, le plus grand fleuve d'Asie centrale, met en péril la production locale de riz

OURGUENTCH (OUZBÉKISTAN) - envoyée spéciale

A 7 heures, les ouvriers sont déjà à l'œuvre dans les rizières de Shalkat Soultanov pour épandre de l'engrais à la main. Quelques heures plus tard, il n'y a déjà plus personne : en juilletaoût, la chillya, une période de chaleur extrême d'une quarantaine de jours, s'abat sur l'Asie centrale et frappe particulièrement le Khorezm, dans l'ouest de l'Ouzbékistan, où les températures dépassent tous les jours les 40 °C. Dans les rues d'Ourguentch, la capitale régionale de 150 000 habitants, seuls quelques passants osent encore s'aventurer dehors, ombrelle au-dessus de la tête.

A une vingtaine de kilomètres de là, cette chaleur n'est plus seulement une contrainte quotidienne pour Shalkat Soultanov. Conjuguée au manque d'eau, elle menace son exploitation d'une centaine d'hectares, comme l'ensemble des rizières du Khorezm, qui assurent près de 40 % de la production nationale de riz.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je produisais 900 quintaux de riz par an. On est à 700 cette année », raconte l'agriculteur de 47 ans.

Sous un soleil de plomb, les champs de riz, après la saison d'irrigation du printemps, dessinent un paysage d'un vert éclatant, presque irréel. Difficile d'imaginer que la région fait face à une crise de l'eau, appelée à s'aggraver. L'oasis de Khorezm, îlot de verdure entre les déserts du Karakoum, à l'ouest, et du Kyzylkoum, à l'est, doit sa fertilité aux eaux boueuses de l'Amou-Daria, le plus grand fleuve d'Asie centrale. Mais sous l'effet du changement climatique, de l'aridification croissante et de la pression anthropique sur les cours d'eau, le débit de ce fleuve né dans les glaciers du Tadjikistan et qui traverse l'Afghanistan, le Turkménistan puis l'Ouzbékistan avant de rejoindre la mer d'Aral, pourrait diminuer de 10 % d'ici à 2030, selon le ministère des ressources en eau.

Une tendance qui se fait déjà sentir : s'il reste difficile d'en mesurer l'ampleur, en raison du manque de données centralisées entre les différents pays d'Asie centrale et des fortes variations saisonnières, une étude publiée en juin 2026 dans la revue International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Research estime que sur les quatre-vingt-dix dernières années (1930-2020), le débit de l'Amou-Daria a diminué de 54 % à 77 % dans les sections traversant l'Ouzbékistan.

Pour l'Ouzbékistan, qui prélève jusqu'à 22 milliards de mètres cubes d'eau – soit 15 % à 20 % de ses ressources hydriques totales – dans ce fleuve chaque année, l'enjeu est considérable. A plus forte raison dans le Khorezm, où près de 90 % des terres agricoles dépendent de l'Amou-Daria et du réseau de canaux qu'il alimente.

«A certaines périodes, le canal ferme soudainement», explique Nemat Ischan, riziculteur dans le district de Shovot, au nord-ouest d'Ourguentch. Une nécessité pour économiser l'eau, « mais qui met à mal certaines exploitations, en particulier celles qui sont tout au bout de l'infrastructure », poursuit-il.

« C'est de plus en plus difficile de cultiver le riz », confirme Kamiladdin Youssoupov, un autre riziculteur près d'Ourguentch. La céréale étant particulièrement gourmande en eau, ses revenus ont chuté de 25 % en quatre ans. Son exploitation, alimentée par une eau de drainage réutilisée après avoir irrigué des parcelles situées en amont, voit elle aussi les volumes diminuer. « On arrive à dégager un profit si on produit plus de 70 quintaux par hectare de riz. Aujourd'hui, je n'obtiens qu'entre 45 et 50 quintaux. »

«Politiques de monoculture»

En Ouzbékistan, le riz occupe une place centrale dans l'alimentation, il est l'ingrédient principal du plov, sorte de riz pilaf emblématique du pays. Son importance est telle qu'un « indice plov » officiel sert à mesurer l'évolution du coût de la vie. Il a augmenté de 7 % à 10 % selon les régions depuis un an, progressant plus vite que l'inflation. « Notre riz est le plus savoureux du pays, car à cause de notre climat, il est naturellement salé », déclare fièrement Shalkat Soultanov, une main plongée dans un sac de 5 kilos de riz prêt à la vente.

Cette particularité est en réalité le symptôme d'une catastrophe environnementale héritée de l'ère soviétique. Ici, les sols sont fortement salinisés à la suite de l'assèchement de la mer d'Aral, située à

Dans l'oasis de Khorezm, près de 90 % des terres agricoles dépendent de l'Amou-Daria

près de 400 kilomètres au nord du Khorezm. Cette mer fermée a aujourd'hui disparu à plus de 90 %, après des décennies de détournements massifs des eaux de l'Amou-Daria pour développer la monoculture du coton sous l'Union soviétique. « Il ne reste plus qu'une immense plaine recouverte de sel, grande comme la France », montre sur une carte de son bureau à Tachkent Vadim Sokolov, chef des relations extérieures du Fonds international pour le sauvetage de la mer d'Aral.

«La moitié de l'année, des vents emportent le sel à des centaines de kilomètres vers le sud et l'est», explique cet ingénieur hydraulicien de formation. D'après ses calculs, pour avoir la même rentabilité sur 1 hectare de riz, il faut jusqu'à 30 000 mètres cubes d'eau dans le Khorezm, contre 22 000 mètres cubes dans d'autres régions du pays. «Ici, on lave la terre avant les semis, confirme Nemat Ischan devant ses rizières. C'est-à-dire qu'il faut l'arroser deux ou trois fois pour la rincer du sel. S'il y a assez d'eau... », se désole-t-il.

Le legs environnemental soviétique et le réchauffement ne sont pas les seules menaces pour les agriculteurs du Khorezm. Ils doivent aussi composer avec la concurrence du canal de Qosh Tepa, en construction en Afghanistan depuis 2023, qui pourrait détourner environ un quart des eaux de l'Amou-Daria à son achèvement prévu en 2028, et réduire encore de 15 % les apports du fleuve vers l'Ouzbékistan. Même si cet équipement est construit par Kaboul de manière unilatérale depuis le retour au pouvoir des talibans afin d'irriguer la région désertique de Balkh, le ministère des ressources en eau ouzbek affirme que des négociations sont en cours avec les fondamentalistes afghans.

Face à cette pression croissante, Tachkent tente de réduire les pertes: chaque année, entre 12 milliards et 14 milliards de mètres cubes d'eau – soit plus d'un tiers des volumes prélevés – disparaissent en raison du manque d'étanchéité des canaux d'irrigation, particulièrement nombreux dans le Khorezm et le Karakalpakstan. Les autorités multiplient les travaux de réfection et encouragent le nivellement laser des parcelles, tandis que les agriculteurs sont incités à utiliser de nouvelles technologies plus sobres, afin d'économiser au total 15 milliards de mètres cubes d'eau d'ici à 2030.

La région de Khorezm est ainsi devenue une région test. Dans l'exploitation de Gairat Oragmetov, depuis six mois, une pompe ex-trait l'eau à une douzaine de mè- tres sous terre avant de la distribuer sur les parcelles par un système de conduite conçu aux Etats-Unis. Ce dispositif pilote, soutenu par l'agence onusienne de la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a permis d'économiser environ 30 % d'eau cette année», explique l'agriculteur. Cependant, bien que le gouvernement accorde des subventions pour ces nouvelles techniques, elles restent chères pour le commun des agriculteurs.

Reste une question que peu de responsables osent poser: faut-il continuer à produire du riz et du coton dans une région où l'eau se raréfie? « Ces politiques de monoculture sont toujours très ancrées, explique Umida Niyazova, défenseuse des droits ouzbèkes à Berlin, pour l'ONG Uzbek Forum, qui se préoccupe des droits des agriculteurs. L'Etat attribue les terres à des cultures spécifiques et, bien souvent, les agriculteurs doivent s'y cantonner. Ce n'est que depuis cette année qu'ils bénéficient d'un peu plus de liberté, en pouvant cultiver ce qu'ils veulent sur certaines parcelles», explique Umida Nyazova.

Ruslan Kalandarov, agriculteur chevronné à Ourguentch, compte bien saisir cette chance en se tournant vers le sésame. «Il faut seulement 3000 à 4000 mètres cubes d'eau, soit presque dix fois moins que pour le riz», s'enthousiasmet-il. Debout au milieu d'un champ, à quelques kilomètres des berges de l'Amou-Daria, il attend encore les autorisations nécessaires pour lancer ses premiers semis.

EMMA COL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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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Pour 2027, le risque d'une bataille des générations

Les plus de 65 ans pèsent de plus en plus lourd dans l'économie, le budget de l'Etat et l'électorat. Cette réalité complique la tenue d'un débat sur l'équité entre les générations

C'

est un rituel pour chaque candidat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partout, de gauche à droite, les candidats invoquent l'avenir et la jeunesse dans leurs promesses. Pendant ce temps, la France vieillit, son électorat aussi. Les retraités, qui représentent environ un tiers des personnes en âge de voter, pèsent « jusqu'à 40 % des suffrages exprimés aux élections nationales », estime le politologue Luc Rouban. Les mots « gérontocratie » ou « véto générationnel » ont fait irruption dans le débat, renouvelant le récit, toujours vivace depuis la fin des « trente glorieuses », de la guerre des générations. Un spectacle bien connu opposant « des baby-boomeurs aisés et égoïstes, ayant vécu au-dessus de leurs moyens et dilapidé les fruits de l'Etat-providence, et les générations suivantes, auxquelles ils n'auraient laissé que des dettes, de la souffrance et des larmes », comme l'écrit le sociologue Camille Peugny dans son livre Pour une politique de la jeunesse (Seuil, 2022).

La dégradation de la situation budgétaire de la France rend la question du partage des efforts de plus en plus prégnante, et, compte tenu de la part des pensions dans le budget de l'Etat, l'idée de faire contribuer les retraités, longtemps taboue, émerge. Lors de l'ouverture de la Rencontre des entrepreneurs de France, l'université d'été du Medef, le président de l'organisation patronale, Patrick Martin, a ainsi lancé: « Notre modèle social est à bout de souffle. Les Français le savent et le disent, les jeunes plus encore. » Dans une France qui vieillit, mécaniquement, les dépenses en direction des plus âgés (pensions, santé)

augmentent, tandis que celles à destination des jeunes s'amenuisent, comme le montre la tentation déjà présente d'accompagner la baisse du nombre d'élèves et d'étudiants en supprimant des postes d'enseignant. «Dans une société qui vieillit, il faut faire attention à ce qu'il y ait un minimum d'équité entre les générations», souligne Camille Peugny.

« GÉRONTOCRATIE PATRIMONIALE »

Toucher aux pensions est un exercice périlleux.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Michel Barnier est tombé en 2024 après avoir envisagé la désindexation des retraites. Un an plus tard, à la même place, François Bayrou a tenté lui aussi de mettre à contribution ceux « qui ont profité de l'aisance de l'après-guerre ». En vain. A huit mois de la présidentielle, alors que le gouvernement tente de boucler le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pour 2027, l'idée revient à l'ordre du jour. Une piste confirmée par le ministre de l'économie, Roland Lescure, sur BFM-TV, lundi 24 août. Mais, face au poids des retraités dans l'électorat, cette mesure disparaît souvent aussi vite qu'elle apparaît. A gauche comme à droite, chacun essaie d'éviter de se mettre à dos les retraités. Eric Coquerel, président (La France insoumise) de la commission des finance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a ainsi jugé qu'il s'agissait d'une « mesure d'une stupidité rare », tandis qu'à l'autre bout du spectre politique la député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Edwige Diaz a dit, sur Franceinfo, « refuser d'opposer les générations ».

Politiquement, il est risqué de mécontenter les plus de 65 ans. Plus que les jeunes, ils sont au rendez-vous des urnes. « Ils appartiennent à des générations qui restent beau-

Lors de l'université d'été de LFI, à Châteauneuf-sur-Isère (Drôme), le 23 août. BRUNO AMSELLEM/ DIVERGENCE POUR « LE MONDE »

coup plus connectées à la politique traditionnelle, ils sont plus proches des partis et sont pour beaucoup des électeurs constants, à l'inverse des jeunes, qui ont de plus en plus un rapport de défiance informée aux partis, une citoyenneté critique, avec des votes "intermittents" entrecoupés d'épisodes d'abstention», analyse le professeur en sociologie politique Vincent Tiberj, coauteur de Générations désenchantées ? Jeunes et démocratie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2021).

Outre leur poids démographique et leur forte participation électorale, d'autres phénomènes placent une partie des plus de 65 ans dans une situation où ils cumulent les avantages. L'économiste André Masson, auteur de L'Héritage au XXI $^{e}$ siècle (éd. Odile Jacob, 2025), rappelle ainsi que le patrimoine, qui occupe une part croissante dans l'économie par rapport aux revenus du travail, a aussi beaucoup « vieilli » ces dernières années : les plus de 60 ans possèdent désormais près de 60 % du patrimoine non financier et financier. « Une véritable gérontocratie patrimoniale est apparue, les plus âgés ont le patrimoine et ils votent car ils ont peur qu'on rogne leurs avantages », note-t-il.

Pour les retraités, une baisse des pensions représente une trahison du pacte tacite qui sous-tend le système par répartition dans

Marine Le Pen maintient le retour à la retraite à 62 ans

En rupture avec la ligne Bardella, la candidate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souhaite conserver l'un de ses derniers marqueurs « sociaux »

Les spectateurs du court Philippe-Chatrier, en 2024 et 2025, avaient eu le privilège d'assister à la retraite de Rafael Nadal et Richard Gasquet; peut-être inspirée par l'esprit de Roland-Garros, c'est au même endroit que la leader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Marine Le Pen, a officialisé, jeudi 27 août, son choix d'une retraite à 62 ans, voire 60 ans, sous le regard attristé des chefs d'entreprise. «Assumons des choix de société; moi, je les assume», a-t-elle justifié face à ses adversaires putatifs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à l'occasion de la Rencontre des entrepreneurs de France, événement de rentrée du lobby patronal, le Medef.

Pomme de discorde du parti d'extrême droit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cette réforme des retraites, l'un des derniers marqueurs « sociaux » de Marine Le Pen, avait été ouvertement remise en cause par le président du RN, Jordan Bardella, avant l'été, au moment où sa candidature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apparaissait comme probable. Le rétablissement de la primauté de Marine Le Pen, malgré sa condamnation en appel pour détournement de fonds publics, a abouti au maintien de sa réforme proposée en 2022, moyennant quelques dispositifs complémentaires à préciser.

Dans sa version rappelée lors d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de 2024, cette réforme rétablit un âge de départ minimal à 62 ans, voire à 60 ans pour les personnes ayant occupé « un premier emploi significatif » à 20 ans ou moins. La durée de cotisation exigée pour obtenir une retraite à taux plein est de quarante ans pour ces derniers, et s'allonge progressivement jusqu'à quarante-deux ans – contre quarantetrois à quarante-quatre ans dans la réforme votée en 2023, et suspendue par l'Assemblée nationale en 2026. Le coût de cette réforme est aujourd'hui estimé à quelque 9 milliards d'euros en rythme de croisière par Marine Le Pen, contre environ 35 milliards d'euros par l'Institut Montaigne en 2024.

Jordan Bardella, présenté par Marine Le Pen comme son futur premier ministre en cas de victoire à la présidentielle, était favorable à l'abandon de la mesure d'âge de départ à la retraite et à l'établissement d'un pilier de capitalisation, auquel Marine Le Pen n'a fait aucune allusion, jeudi. Mijuillet dans Le Figaro, après l'annonce de la candidature de Marine Le Pen, le président du RN avait insisté sur sa vision en la matière, jugeant globalement « notre système des retraites à bout de souffle ».

La critique de cette réforme proposée en 2022 correspondait, pour le parti d'extrême droite, à un désir de rendre son projet plus désirable aux yeux du monde économique, et mieux compréhensible, alors que certains élus du RN peinent encore eux-mêmes à en expliquer la logique. L'un de ses concepteurs en 2022, l'ingénieur François Durvye, poussait vivement en faveur de cette modification; il a annoncé ce jour quitter le rôle de conseiller spécial de Jordan Bardella et ne pas participer à la campagne de Marine Le Pen.

Aucune référence à la pénibilité Devant les patrons du Medef, souvent inquiets du poids des retraites dans les dépenses de l'Etat, la candidate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a tenté de justifier son raisonnement: «La réforme des retraites que je propose part d'un principe qui n'est pas comptable: elle part d'une évidence, c'est que le taux d'emploi en France est trop bas (...). La facilité, c'est de dire qu'il faut faire travailler les gens très longtemps, sans reconnaître qu'il est difficile de les faire travailler au-delà d'un certain âge (...). La ré- forme des retraites que je propose est une incitation [à travailler tôt]. » Présentant cette stricte copie de sa réforme proposée en 2022, Marine Le Pen a ajouté vouloir la compléter d'une incitation pour les salariés les plus âgés à continuer de travailler, en supprimant pour ces employés les cotisations retraite et chômage.

Cette réforme serait dénuée de toute référence à la pénibilité du travail, a-t-elle par ailleurs précisé, « sans multiplier par l'âge du capitaine le nombre de fois où l'on s'est penché dans la journée ». Dans le raisonnement du RN, les emplois les plus pénibles sont occupés par les personnes ayant commencé à travailler avant 20 ans, qui bénéficieraient donc d'une durée de cotisation inférieure au reste des Français.

Cet argumentaire n'est toutefois pas soutenu par la science, estime l'économiste Gilbert Cette, professeur à Neoma Business School et éminent spécialiste des systèmes de retraite. « On a de tout dans les gens qui travaillent tôt, rappelle-t-il. Ce n'est pas forcément celui qui est dans la construction, il y a aussi le fils de commerçant. Ce sont des choses plus complexes et si cela n'a pas été fait avant, c'est qu'on a observé que la relation n'était pas si évidente. Ces choses ont évidemment été regardées de près. »

L'incertitude demeure sur le nombre de bénéficiaires d'une retraite à 60 ans dans le cadre de cette réforme. Le RN prend pour repère le premier emploi significatif au sens de l'Insee, soit un contrat de six mois au minimum, avec des critères horaires et de salaire qui écartent les « jobs étudiants » ou l'apprentissage. Interrogé à ce sujet en 2025 par Le Monde, François Durvye avait estimé que cela ne représentait que 1,5 % d'une classe d'âge. Soit 10 000 personnes par an environ.

CLÉMENT GUILLOU

lequel ils ont cotisé toute une vie. Mais la question morale se pose aussi pour les jeunes générations. « Les actifs et les futurs actifs sont asphyxiés pour financer un modèle social qui bénéficie actuellement aux retraités [pensions et santé]. Est-ce qu'il n'y a pas de l'immoralité à léguer une dette qui n'est pas là pour financer notre avenir? », interroge ainsi Maxime Sbaihi, directeur du Club Landoy, un centre de réflexion libéral sur la démographie. Antoine Foucher, ancien directeur de cabinet de Muriel Pénicaud au ministère du travail (2017-2020), plaide pour l'élaboration d'un « nouvel idéal collectif », qui fasse le deuil d'un départ précoce à la retraite mais permette de « faire en sorte que nos enfants vivent mieux que nous » en réorientant le budget vers le climat, la dépendance ou des investissements d'avenir.

Ce message, certains candidats l'assument malgré son impopularité. Pour son premier meeting, en juillet, Edouard Philippe a ainsi revendiqué de « dire aux retraités qu'il faudra contribuer davantage au financement de notre système social ». En cette rentrée, il a mis en valeur une proposition plus susceptible de plaire aux retraités, « permettre la transmission du patrimoine beaucoup plus vite et beaucoup plus tôt pour aider la jeunesse », notamment par des donations davantage défiscalisées. Cette mesure aurait pour effet d'accélérer la « grande transmission » qui verra dans les années à venir un transfert de patrimoine sans précédent de la génération des baby-boomeurs à leur progéniture, et risque de renforcer encore les inégalités de patrimoine, déjà bien installées en France.

«Il y a un mur qui se dresse devant les jeunes, qui ont déjà le sentiment que l'avenir est bouché», souligne Camille Peugny, à l'heure où l'héritage demeure un sujet politiquement urticant. Selon lui, quiconque veut s'adresser à la jeunesse doit s'employer à desserrer deux verrous qui empêchent les jeunes de montrer ce dont ils sont réellement capables: le diplôme – en essayant de construire une école qui reproduise moins les inégalités – et l'argent. « Il ne faut pas que la focalisation sur les inégalités potentielles entre générations serve de voile pudique pour dissimuler l'ampleur des inégalités sociales entre les jeunes », nuance-t-il.

PARTICIPATION DES JEUNES

Politiquement, la jeunesse est loin d'être uniforme. « En 2022 et 2024, le premier vote des jeunes, c'est Jean-Luc Mélenchon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puis le Nouveau Front populaire [aux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 appuie le chercheur Vincent Tiberj, mais ensuite « leur vote va au RN, avec une jeunesse plus masculine et moins diplômée ». A gauche, Jean-Luc Mélenchon se fait fort d'ériger la jeunesse en cible prioritaire, la qualifiant de « condition sociale discriminée par l'âge », sans se risquer cependant à égratigner l'électorat retraité, ni à amoindrir le poids des pensions dans l'équation budgétaire. En face, le vote des plus de 65 ans s'est caractérisé en 2022 et en 2024 par un effondrement du vote Les Républicains, remplacé à la fois par un vote pour le bloc macroniste et par une poussée de l'extrême droite. « Ce qui est en crise chez les retraités, ce sont les héritiers du gaullisme. Les plus libéraux sont allés à Emmanuel Macron; les moins fortunés, du côté de l'extrême droite », observe Luc Rouban. De quoi créer du suspense pour 2027.

« IL Y A UN MUR QUI SE DRESSE DEVANT LES JEUNES, QUI ONT DÉJÀ LE SENTIMENT QUE L'AVENIR EST BOUCHÉ »

CAMILLE PEUGNY sociologue

Une autre inconnue du scrutin réside dans la participation des jeunes. Comme l'explique Vincent Tiberj, « si vous visez une participation [totale] de 70 %, les retraités auront un poids conséquent. A 80 % et au-delà, cela voudra dire que les jeunes et les catégories populaires sont revenus ». Après une élection en 2022 marquée par une participation au premier tour de 73,69 %, l'échéance 2027, marquée par la fin du double quinquennat d'Emmanuel Macron et par le haut niveau de l'extrême droite, a tout pour créer de l'enjeu. Reste à savoir si elle parviendra à intéresser toutes les générations.

JULIE CARRIAT ET THIBAUD MÉTAIS

La gauche repart à la charge pour taxer davantage l'héritage

De la CFDT à Raphaël Glucksmann et à Marine Tondelier, l'idée de mieux imposer les successions est de retour. Le RN y est hostile. Le premier ministre a, lui, évoqué la piste d'un mécénat forcé

E lle n'était pas attendue sur ce terrain. Surprise : interrogée mardi 25 août sur ses souhaits pour le prochain budget, la secrétaire générale de la CFDT, Marylise Léon, a avancé comme toute première proposition une révision de l'impôt sur les successions. « Tout héritage serait taxé dès le premier euro », alors qu'aujourd'hui les petits héritages sont exonérés, a-t-elle expliqué sur RTL. Une mesure de « justice sociale », a plaidé la responsable du premier syndicat français. Tout en laissant filtrer un sérieux doute : « Est-ce que d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auront le courage d'assumer » une telle réforme, susceptible de « bouleverser une partie de leur électorat » ?

Attention, sujet sensible! Il entremêle la grande politique et le plus intime, renvoie chacun à sa conception de l'égalité et de la famille. Une affaire si délicate qu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la plupart des propositions débattues à l'automne ont été enterrées avant l'hiver et l'adoption du budget. En sera-t-il différemment cette fois-ci? La nécessité de trouver des dizaines de milliards d'euros pour limiter le déficit public amènera-t-elle les parlementaires à taxer davantage l'héritage, quitte, effectivement, à bousculer leurs électeurs?

A l'approche du débat budgétaire et de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la gauche repart à la charge. En quelques jours, Marylise Léon, le coprésident de Place publique, Raphaël Glucksmann, et la secrétaire nationale du parti Les Ecologistes, Marine Tondelier, ont dévoilé leurs idées. Avec des projets assez variés. La CFDT souhaite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taxer tous les héritages, même les petits. Les partis de gauche, eux, veulent plutôt alourdir la facture pour les seules grandes fortunes.

En témoigne le plan dévoilé mercredi 26 août par Marine Tondelier: «99 % de la population doit pouvoir transmettre ce qu'elle a gagné au cours de sa vie, estime-t-elle, justifiant ainsi le principe de l'héritage, contesté par certains. Nous proposons des augmentations seulement pour le 1 % qui a hérité de grandes fortunes. » Les successions dépassant 4 millions d'euros devraient acquitter, en plus des droits actuels, une contribution de 10 %; celle-ci monterait à 20 % pour les héritages au-delà de 13 millions d'euros. En outre, les niches fiscales qui permettent d'alléger l'impôt sur les successions, comme le pacte Dutreil ou l'effacement des plus-values latentes, seraient « remises à plat ».

Corriger les inégalités

Au total, le rendement de cette réforme « pourrait atteindre 15 milliards d'euros par an en régime de croisière », a précisé la députée écologiste de Paris Eva Sas, spécialiste de la loi de finances. C'est un montant massif au regard des recettes actuelles de l'Etat en la matière: 16,1 milliards d'euros pour les droits de succession en 2025, et 5,1 milliards d'euros pour les donations.

Environ 15 milliards d'euros, c'est aussi ce que pourrait rapporter le projet, assez similaire, esquissé par Raphaël Glucksmann. Le candidat de Place publique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vise également « les 1 % des héritages les plus gros», «avec un barème progressif à partir de 2 millions d'euros».

Dans son programme, Jean-Luc Mélenchon prévoit, de son côté, d'alourdir les droits de succession sur les plus hauts patrimoines « en comptabilisant l'ensemble des dons et héritages reçus tout au long de la vie ». De plus, le leader de La France insoumise veut « créer un héritage maximal de 12 millions d'euros, soit cent fois le patrimoine net médian ». Au-delà, tout serait capté par la puissance publique.

A chaque fois, l'objectif est double. Il s'agit bien sûr de remplir les caisses de l'Etat. Mais aussi de corriger les inégalités, ou du moins de contenir l'explosion des inégalités de patrimoine constatée en France comme à peu près partout dans le monde.

Les réformes de l'héritage envisagées par ces partis se rapprochent ainsi de la taxe Zucman qu'ils défendent aussi. Cible numéro un: les «ultrariches», dont le patrimoine s'est beaucoup accru ces dernières années, et qui réussissent souvent à être relativement moins taxés que les autres en utilisant tous les abattements et les niches fiscales possibles. Mais là où Gabriel Zucman veut taxer le patrimoine des millionnaires chaque année, les projets sur les successions l'appréhendent au moment de sa transmission. L'un n'empêchant pas l'autre.

Les réformateurs peuvent s'appuyer sur de nombreuses études, qui montrent combien le poids de l'héritage s'est accru au fil des décennies. De 35 % au début des années 1970, la part du patrimoine des Français provenant d'une succession est désormais montée à 60 %, selon un rapport publié en 2021 par le Conseil d'analyse économique, un collège d'experts chargés d'éclairer le premier ministre.

Pour être riche, il suffit de plus en plus d'être « bien né ». « L'héritage est sans doute un des exemples les plus flagrants de richesse non méritée », déclare, cinglante, la philosophe et économiste belgo-néerlandaise Ingrid Robeyns, dans un essai roboratif à paraître le 2 septembre, Limitarisme. Plaidoyer contre l'extrême richesse (Actes Sud, 352 pages, 23 euros).

Comme d'autres pays, la France, qui célèbre tant l'égalité et le mérite, devient ainsi une société d'héritiers. Le phénomène a toutes les chances de s'accentuer avec l'arrivée en fin de vie des riches enfants du baby-boom, nés entre 1945 et 1960. Ils devraient transmettre à leurs enfants et petits-enfants plus de 9000 milliards d'euros d'ici à 2040. Le plus grand transfert de richesses de l'histoire contemporaine en

AU TOTAL, LE RENDEMENT DE LA RÉFORME SUR LES SUCCESSIONS « POURRAIT ATTEINDRE 15 MILLIARDS D'EUROS PAR AN », A PRÉCISÉ EVA SAS, DÉPUTÉE ÉCOLOGISTE DE PARIS

France. Faut-il laisser cette «grande transmission» s'opérer sans revoir les règles du jeu?

Le doute s'est propagé au-delà de la gauche. Pour preuve, le manuel Les Politiques économiques à l'épreuve des faits, signé par Xavier Jaravel, Emmanuel Monnet, Mathieu Peruyero et Vincent Pons (Odile Jacob, 560 pages, 39,90 euros), en librairie le 2 septembre. Des économistes et hauts fonctionnaires loin de tenir un couteau entre les dents. Xavier Jaravel est président délégué du Conseil d'analyse économique, tandis qu'Emmanuel Monnet dirige le cabinet du ministre de l'économie, Roland Lescure.

Des résistances

«Pour répondre à la hausse tendancielle du capital hérité et à sa concentration croissante», ils n'en préconisent pas moins « une hausse des droits de succession et de donation, en particulier sur les grandes fortunes ». Ils jugent aussi « opportun » de « supprimer certaines niches fiscales qui bénéficient principalement aux plus fortunés, comme l'effacement des plus-values latentes en cas de donation ou de décès ».

Ces arguments se heurtent néanmoins à bien des résistances. Mardi 25 août, la secrétaire générale de la CFDT avait à peine évoqué son projet que Marine Le Pen l'accablait sur X : « $M^{me}$ Léon veut taxer toutes les familles, au premier euro de chaque héritage. Il faut au contraire protéger et favoriser la transmission d'une vie de travail à ses enfants et petits-enfants. » Pour «enraciner les familles françaises »,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propose, à l'inverse, de supprimer les impôts sur l'héritage direct «pour les familles modestes et les classes moyennes».

Mercredi 26 août, dans un entretien à L'Opinion, le candidat du parti Les Républicains, Bruno Retailleau, promet pour sa part de baisser les droits de succession « au maximum du possible », parce que « la transmission est une aspiration profondément humaine ».

Les représentants des patrons se montrent eux aussi très réticents à toute augmentation de la fiscalité sur les riches, même au moment où ils meurent. Mercredi, le président du Medef, Patrick Martin, a catégoriquement rejeté les propositions de Raphaël Glucksmann. «Au bout du compte, ça ne créera pas 1 euro de richesse supplémentaire», a-t-il certifié sur France Inter.

Pris entre ces feux contradictoires, que fera Sébastien Lecornu? En juillet, le « prix Nobel d'économie » Philippe Aghion lui a soufflé une idée: obliger les familles très riches à financer des fondations d'intérêt public au moment des successions, sous peine d'être fortement taxées. Une forme de « mécénat un peu forcé ». « Chiche! », a répondu le premier ministre lors des Rencontres économiques d'Aix-en-Provence (Bouches-du-Rhône), en précisant son horizon : « Chiche, potentiellement pour la fin de l'année, pour le débat budgétaire. » Cette mesure figurera-t-elle dans le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attendu le 30 septembre? Encore un peu de suspense.

DENIS COSNARD

Les réserves des patrons sur la candidate Le Pen

Une partie des chefs d'entreprise trouvaient Jordan Bardella plus malléable et sensible au discours libéral

Des candidats à la présidentielle, lors de l'université d'été du Medef, à Paris, le 27 août. CYRIL BITTON/DIVERGENCE POUR « LE MONDE »

Même décor, autre personnage. Sur le court Philippe-Chatrier de Roland-Garros, théâtre de la rentrée du Medef, le costume-cravate et le visage fermé de Jordan Bardella ont fait place à la robe bleu nuit et aux mimiques de Marine Le Pen, tour à tour agacée, amusée, étonnée par ses concurrents. Comme en 2025, les promesses de dérégulation et de baisse des impôts de production du représentant de l'extrême droite ont semblé glisser sur les chefs d'entreprise. Pis, pour la candidate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 ce sont les ataques à son endroit, de la part de Raphaël Glucksmann, de Gabriel Attal ou de Marine Tondelier, qui ont soulevé le plus de vivats.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d'Emmanuel Macron a donné le coup de grâce, en conclusion du débat, se voulant le porte-parole d'une partie du patronat : « Peut-être que certains seront décus, mais l'écran de fumée Bardella est définitivement tombé! On en revient au grand classique de $M^{me}$ Le Pen : c'est sujet, verbe, immigration, et pour le reste, tout ce qui est économique, l'intendance suivra. » Jordan Bardella, premier ministre putatif de Marine Le Pen, n'était étonnamment pas dans le box des soutiens à la candidate pour ce lancement officieux de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L'entreprise de séduction du patronat, menée par le « plan B » depuis son élection à la tête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peut-elle survivre au retour du « plan A », lesté d'une condamnation en appel pour détournement de fonds publics ? Jeudi 27 août, lors de la Rencontre des entrepreneurs de France, les élites économiques ont encaissé deux mauvaises nouvelles, de leur point de vue : Marine Le Pen a confirmé sa réforme des retraites proposée en 2022 – prévoyant quarante à quarante-deux années de cotisation et un âge de départ de 60 à 62 ans –, jugée irréaliste par le patronat ; et le divorce d'avec son libéral conseiller économique François Durvye, interlocuteur privilégié des chefs d'entreprise a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La candidate, dont les proches conseillers ne cachent pas leur grande méfiance du capitalisme français – une vraie différence avec l'entourage de Jordan Bardella –, n'a jamais eu autant d'égard pour les patrons que son jeune cadet, bien qu'elle soit revenue du discours franchement hostile tenu il y a quinze ans. Dans l'entourage de Marine Le Pen, on assure se féliciter de cette distance de sécurité, qui entretient le mythe d'un programme « ni de droite, ni de gauche »: « On ne cherche pas à être adoubé par qui que ce soit. Le terme de patrons n'est pas positif pour notre électorat du Nord et de l'Est. » Comme une confirmation de ce que déplore, en privé, l'ancien ministre chiraquien Renaud Dutreil, qui fait partie de ceux ayant tenté, de manière informelle, de peser sur le programme économique du parti, ces derniers mois : « Elle voit l'économie à travers l'électeur d'Hénin-Beaumont, elle ne veut pas le bousculer... »

« Atterrés »

L'essayiste Alain Minc, dont le favori est le candidat d'Horizons, Edouard Philippe, assure que certains puissants capitaines d'industrie sont tombés de haut, le 7 juillet, lorsque Marine Le Pen a confirmé sa candidature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en dépit de sa

Dans la hiérarchie des périls, La France insoumise (LFI) vient en premier

condamnation par la cour d'appel de Paris dans l'affaire des assistants parlementaires du FN : « Tout patron qui a rencontré Jordan Bardella sortait de là en pensant avoir l'ascendant, et fort de la conviction qu'il le manipulerait, à tort selon moi. Il jouait ce jeu-là en les écoutant sagement : il voulait flatter. Le retour de Marine Le Pen complique les choses. L'hypothèse a de nouveau rendu les grands patrons hostiles à l'extrême droite. Elle ne cherche pas leur soutien, elle est plus dure : c'est une vraie politique. »

Il cite les comptes rendus « épouvantés » des participants à un dîner chez Drouant, au mois d'avril, durant lequel Marine Le Pen avait fait face au gotha du CAC 40 – Bernard Arnault (LVMH), Patrick Pouyanné (Total), Sébastien Bazin (Accor)... La députée du Pas-de-Calais s'était montrée telle qu'elle est: eurosceptique et défenseuse de l'Etat social, deux chiffons rouges pour les grands patrons.

Même diagnostic pour Jean-François Rial, le PDG de Voyageurs du monde, habitué des cercles macronistes et désespéré de l'accoutumance progressive du patronat à l'extrême droite: « Marine Le Pen inquiète beaucoup plus les patrons, qui la considèrent comme assez insensible au discours libéral. Ils la rencontrent aussi et sont atterrés par son discours, d'autant qu'ils ont plus de mal à la faire bouger. » Comme une confirmation, cette confidence faite durant l'hiver 2025-2026 par un grand patron du CAC 40 ayant rencontré Jordan Bardella : « Comme Sarah Knafo, il a un problème de couple : celui d'être accompagné par moins acceptable que lui. »

Micro ouvert comme éteint, les chefs d'entreprise assurent pourtant que la cour faite par Jordan Bardella était sans effet, tous y voyant une simple manœuvre de communication politique et soulignant son inexpérience. Mais ils conviennent que, dans la hiérarchie des périls, La France insoumise (LFI) vient en premier. La campagne du président du RN a progressivement fait passer la majorité des patrons du « ni ni » au « tout sauf Mélenchon », manifesté dans la déclaration évocatrice du président du Medef, Patrick Martin, jeudi : incapable de dire si Marine Le Pen devait être classée à l'extrême droite, il a ajouté que les « expressions [lui posant] un vrai problème républicain » étaient davantage visibles « du côté de LFI ».

« Du déficit à tire-larigot »

Vu du RN, l'entreprise de séduction avait aussi pour objectif d'empêcher un appel au barrage républicain en cas de duel face au centre gauche ou à un héritier d'Emmanuel Macron. Là aussi, la poutre travaille, entre rejet viscéral du macronisme – à la hauteur des espoirs suscités en 2017 – et pragmatisme à l'égard d'un parti aux portes du pouvoir, fût-il élu sur un logiciel xénophobe, et remettant en cause l'Etat de droit. Un responsable du Medef reconnaît, de manière anonyme, « une forme de désinhibition des chefs d'entreprise face à la perspective d'une arrivée au pouvoir de l'extrême droite ».

La question des valeurs n'en est plus une, pour une grande partie des patrons radicalisés, à l'image de la droite, sur les sujets de l'immigration et de l'insécurité, hostiles à l'Etat et inspirés, pour certains, par les méthodes fortes mises en œuvre par Javier Milei, en Argentine, ou, de manière éphémère, par Elon Musk, aux Etats-Unis; une inspiration que Jordan Bardella avait revendiquée, quand Marine Le Pen continue de décrire la baisse du nombre de fonctionnaires comme « un truc de droitards ». « Quel que soit leur candidat, il y a le même rapport dangereux à l'Etat de droit, aux discriminations, à la préférence nationale », continue d'insister, un peu seul, le directeur général de la MAIF, Pascal Demurger. L'assureur mutualiste est davantage rejoint par ses pairs lorsqu'il dénonce l'incapacité du RN « à avoir un programme raisonnable et crédible ».

Autant, sinon plus que les mesures promises aux entreprises, la trajectoire budgétaire de la France inquiète les chefs d'entreprise: la réduction de la dette conditionne la réalisation de leurs priorités, soit la baisse de la fiscalité et des cotisations, et la réindustrialisation du pays. Or, le refus par Marine Le Pen de toucher aux retraites ou à l'Etat social rend, selon eux, ses promesses irréalisables. «Personne ne croit à son programme de baisse des impôts de production, considère, cinglant, une figure du patronat français. Elle crée du déficit à tire-larigot avec les baisses de TVA et sa réforme des retraites, on sait que finalement ce seront des impôts supplémentaires pour les entreprises. Elle n'est pas probusiness, elle est proélecteurs. »

La promesse, faite jeudi, d'une baisse immédiate du déficit de 125 milliards d'euros, et de l'inscription d'une règle d'or budgétaire dans la Constitution, estelle de nature à changer le regard des grands patrons? A cette heure, leur urgence, confie un financier, est plutôt d'identifier celui qui, à droite, pourrait gouverner avec Marine Le Pen et la faire renoncer à ses dernières promesses sociales.

BERTRAND BISSUEL, CLÉMENT GUILLOU ET THIBAUD MÉTAIS

Au RN, le divorce entre Marine Le Pen et François Durvye

Le polytechnicien, caution libérale du parti auprès du patronat, est en désaccord avec la ligne économique de la candidate à la présidentielle

Pour la conseiller en matière économique, Marine Le Pen a recruté dans tous les courants de pensée et dans toutes les grandes écoles. Une constante, toutefois: aucune éminence grise n'est restée bien longtemps. François Durvye, le dernier en date, a battu un record. Désigné en grande pompe «conseiller spécial du président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en avril, ce polytechnicien au logiciel libéral a annoncé son départ jeudi 27 août.

François Durvye aidait Marine Le Pen depuis 2021, d'abord dans l'ombre, avant de devenir, en 2024, le représentant du parti d'extrême droite auprès des grands patrons. Plusieurs dîners privés par semaine, des rencontres officielles, des notes et des débriefs; il aimait à se présenter comme le ministre de l'économie putatif de Jordan Bardella – le président du RN –, et offrait à l'extrême droite un vernis de compétence en matière industrielle et financière.

Alors que Marine Le Pen se présentait sans lui, jeudi 27 août, à la Rencontre des entrepreneurs de France, le débat entre les candidats à la présidentielle organisé par le Medef, Le Figaro a annoncé sa non-participation à la campagne. François Durvye a confirmé l'information au Monde, de même que la fin de sa mission de conseiller spécial de Jordan Bardella, et il a refusé de s'étendre sur les raisons.

Ce départ, « je l'ai souhaité »,

Dans le couple Le Pen-Durvye, chacun revendique d'avoir quitté l'autre. Impossible de défendre une ligne économique qui ne lui correspond pas, assure le second au Figaro. Un prétexte qui peut apparaître spécieux, tant la ligne de la candidate du RN s'est rapprochée des options économiques du conseiller, bien qu'il n'ait pas obtenu gain de cause sur le sujet brûlant de la réforme des retraites.

Son départ, «je l'ai souhaité, donc je ne le déplore pas», a répliqué Marine Le Pen sur BFM-TV à la sortie du débat organisé par le Medef. De fait, les premières traces de la disgrâce de François Durvye étaient rapidement apparues après le 7 juillet, date de la condamnation en appel de la députée du Pas-de-Calais pour détournement de fonds publics, condamnation plus clémente qu'en première instance, qui lui a permis le jour même d'annoncer sa candidature présidentielle. Il n'avait pas été convié au séminaire de préparation à l'élection qui avait suivi, une semaine plus tard. «Bon débarras !, s'est lâché, sur le réseau social X, l'ex-député européen du RN Gilles Lebreton. On n'a pas besoin d'un ultralibéral à ce poste-là et Marine ne le regrettera pas!»

En vérité, voilà plusieurs années déjà que François Durvye, venu au RN, selon lui, par admiration personnelle pour Marine Le Pen, avait misé sur Jordan Bardella, convaincu que la justice empêcherait la première de se présenter. Il lui semblait, par ailleurs, avoir trouvé chez le trentenaire une oreille plus attentive à sa volonté d'accentuer davantage les penchants libéraux du parti d'extrême droite. Avant le 7 juillet, un mariniste l'enterrait déjà, certain que le soupçon de la trahison avait scellé son sort auprès de Marine Le Pen: « On a toujours du

Avant de rejoindre le RN, l'homme dirigeait le « family office » de l'entrepreneur d'extrême droite Pierre-Edouard Stérin

mal avec ces gens de l'extérieur, qui sont là pour faire de l'entrisme ou mettre le bazar. »

Avant de rejoindre officiellement le RN, François Durvye dirigeait le family office de l'entrepreneur d'extrême droite Pierre-Edouard Stérin, avide de peser sur le débat politique. Il y a laissé un souvenir mitigé et un bilan économique contesté, beaucoup lui reprochant de veiller davantage à son avenir en politique qu'aux investissements de l'homme d'affaires. Lui-même envisageait son investiture aux législatives de 2027, probablement dans le Calvados, où il possède un manoir. C'est dans cette demeure que Marine Le Pen, conseillée par lui, avait préparé son débat d'entre-deux-tours à la présidentielle de 2022. Là encore qu'elle reviendrait, un an plus tard, fêter le 40 $^{e}$ anniversaire de cet ancien de Polytechnique, sous le regard étonné de certains convives, issus du monde de la finance.

Dès lors, François Durvye, passionné de politique depuis l'adolescence – il militait pour Philippe de Villiers et avait suivi des conférences de l'Action française –, a rapidement gagné en influence au RN, taillant des croupières au député de la Somme Jean-Philippe Tanguy, concepteur du programme économique du parti. Sans toujours réussir à le rendre plus professionnel, comme il l'espérait, ni à le faire renoncer à certaines mesures de justice fiscale qu'il jugeait inadaptées. Un acte, permis par l'aisance financière de son couple, avait assuré sa place dans le premier cercle de la députée du Pas-de-Calais : le rachat, en 2023, de la demeure de Jean-Marie Le Pen à Rueil-Malmaison (Hauts-de-Seine), au prix d'une belle plus-value pour la famille Le Pen. Il quitte le RN avant même d'avoir pu l'habiter, Jany Le Pen occupant encore l'immense demeure.

Surprenant, c'est un canapé-lit

« Une partie du patronat fait la courte échelle au RN »

Sophie Binet, secrétaire générale de la CGT, déplore la « torpeur » du pays à l'approche de la présidentielle

ENTRETIEN

La secrétaire générale de la CGT s'inquiète de la «torpeur» du pays dans le contexte inédit d'une extrême droite proche du pouvoir par les urnes et veut saturer le débat sur les questions sociales afin d'empêcher une victoire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Sophie Binet propose aussi, après un été 2026 marqué par les incendies et les canicules, des mesures pour adapter le travail au changement climatique.

A huit mois du scrutin présidentiel, avez-vous le sentiment que les candidats ont pris la mesure du risque de l'arrivée au pouvoir du RN?

Non, c'est terrifiant. On a l'impression d'être dans la France de 1938, avec une immense torpeur. On est dans un contexte inédi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extrême droite peut prendre le pouvoir par les urnes. Et alors qu'on est dans cette situation, aux universités d'été du Medef, les candidats se sont focalisés sur Jean-Luc Mélenchon au lieu d'attaquer Marine Le Pen, qui était tranquille.

Est-ce que la CGT donnera des consignes de vote pour les prochaines élections ?

Notre position est très claire : il n'y a pas pire ennemi pour les travailleurs que l'extrême droite. A la CGT, nous avons eu trop de camarades déportés, fusillés, torturés pour oublier ce que c'est que le fascisme. Cette amnésie du patronat est honteuse. Quand Patrick Martin dit qu'il ne sait pas si Marine Le Pen est d'extrême droite, c'est une faute morale historique. Cela confirme que, pour le Medef, il n'y a que l'argent qui compte.

Le patronat répond qu'il ne peut pas faire abstraction des résultats aux élections...

Ce n'est pas le sujet! Une partie du patronat est en train de faire la courte échelle à l'extrême droite en la normalisant alors que l'enjeu est de tout faire pour empêcher son arrivée au pouvoir. La question, ce n'est pas son appréciation du programme économique du RN, mais son avis sur le reste du programme. Ce que dit le RN sur notre Constitution, sur les étrangers, sur les femmes, les personnes LGBT, sur l'indépendance de la justice, sur le climat... Le RN n'a pas changé. Marine Le Pen l'a redit. Sitôt arrivée au pouvoir, elle [ferait] un référendum constitutionnel pour faire rentrer la préférence nationale dans la Constitution... Un coup de force pour instaurer une xénophobie d'Etat. La préférence nationale, ça s'appelle de l'apartheid! Mais, aujourd'hui, le seul critère d'appréciation du patronat, c'est son intérêt financier.

En cas de victoire du RN, la CGT appellerait-elle à la grève?

L'enjeu pour nous, c'est de tout faire pour empêcher cette victoire du RN. Il n'y a rien d'inéductable. On a réussi à empêcher leur victoire en 2024, on peut le refaire. Notre stratégie, c'est de saturer le débat sur les questions sociales. Il faut transformer la colère en mobilisation. Le 7 septembre,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le 15 septembre, pour les salariés de l'énergie, de la santé,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et la recherche, et le 26 septembre, une grande marche citoyenne pour le climat, la paix et la justice sociale.

Quel regard portez-vous sur l'action du gouvernement face à ce qui s'est passé cet été avec les mégafeux et la succession des épisodes de canicule?

Les salariés ont vécu l'été de l'enfer, alors que cette période est, d'habitude, synonyme de détente et d'insouciance. On a suffoqué. La chaleur a tué plus de 7 000 personnes – dont plusieurs dizaines de travailleurs. Il y a deux responsables à cette situation : le gouvernement, qui s'est distingué par son inaction climatique – ce qui a conduit à une France à 40 °C –, et le patronat, cupide, pour qui seul l'argent gagné de façon immédiate compte. Si on les laisse faire, on va découvrir l'horreur d'une France à 50 °C.

Quelles sont les mesures les plus urgentes à prendre pour adapter le travail au changement climatique?

D'abord, il faut arrêter systématiquement le travail à l'extérieur dans les territoires où la vigilance orange de Météo-France est déclarée. Des températures maximales, à partir desquelles l'activité cesse, doivent être instaurées. Cet été, des salariés ont été employés dehors alors qu'il faisait 45 °C à l'ombre – plus de 50 °C au soleil. Le gouvernement et le patronat ont laissé faire, c'est criminel. Les prérogatives et les effectifs de l'inspection du travail doivent également être renforcés. Enfin, il est indispensable de généraliser les plans de prévention.

Les chiffres par l'Insee montrent que le pouvoir d'achat des ménages a baissé de 0,6 % au deuxième trimestre. Que vous inspire cette tendance ?

La CGT le dénonce depuis des mois: les salaires n'ont toujours pas retrouvé leur niveau de 2020. On vit un déclassement massif du travail. Il n'y a jamais eu autant de pauvres et de milliardaires. Dans notre pays, les richesses sont mal réparties : le problème est là.

Le ministère du travail devrait être l'un de ceux qui contribueront le plus aux efforts d'économies dans le budget de l'Etat pour 2027. Qu'en pensez-vous ?

C'est très inquiétant. Il est question de couper 300 millions d'euros dans le compte personnel de formation [CPF], ce qui est énorme. Il s'agit de choix à courte vue, qui vont empêcher des salariés de se former, de progresser dans leur carrière. On est, qui plus est, face à une révolution technologique provoquée par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et à un défi environnemental qui impose des mutations de l'outil productif. Il faut investir dans la 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 L'autre inquiétude concerne les effectifs de l'inspection du travail.

Quel est votre avis sur l'approche retenue par le gouvernement pour élaborer ce budget, guidée par la volonté de réduire le déficit de l'Etat?

Le macronisme est un cauchemar sans fin pour les travailleurs : chaque année, le gouvernement et le patronat nous font les poches alors qu'elles sont de plus en plus vides. Or, les marges de manœuvre existent, avec les 211 milliards d'euros d'aides aux entreprises.

Vos contradicteurs rétorqueront que la France est le pays où les prélèvements obligatoires sont déjà les plus élevés...

La France est le pays européen qui a le plus baissé ses prélèvements obligatoires. Et on n'en voit pas l'effet puisqu'on a moins créé d'emplois qu'ailleurs et que le chômage a moins baissé.

Le nombre de travailleurs, salariés ou non, dans le privé s'est notablement accru...

La France a bénéficié d'un contexte international favorable pendant plusieurs années, après 2017. Malgré cela, l'emploi a moins progressé chez nous que chez nos voisins. Par ailleurs, le chômage repart à la hausse depuis dix-huit mois et les fermetures d'usines s'enchaînent. Il faut aussi regarder qui paie les prélèvements obligatoires. Ce ne sont pas les grands groupes et les milliardaires, mais les travailleurs et les PME. Plus on est riche, moins on paie d'impôts. La France est un pays de rentiers. Il faut taxer le capital, les dividendes, le patrimoine et les gros héritages.

Le 28 août, le ministre du travail et des solidarités, Jean-Pierre Farandou, en a appelé à la « solidarité des seniors » afin de « redresser les comptes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 Comment réagissez-vous ?

La désindexation des pensions a déjà eu lieu, avec les retraites complémentaires de l'Agirc-Arrco qui ont baissé de façon violente. Il faut arrêter de stigmatiser les retraités comme étant riches, ce n'est pas vrai. Leur retraite, ils l'ont bien méritée. Ce n'est pas un cadeau du ciel. C'est le résultat de quarante années de labeur.

Quel est l'état d'esprit de la CGT face aux négociations sur la revalorisation annuelle des pensions Agirc-Arrco, qui doivent se conclure le 17 octobre?

On a le même principe sur les pensions que sur les salaires. Ce qui doit être garanti, c'est le maintien du niveau de vie. C'est pour ça qu'on demande l'indexation automatique des salaires et des pensions sur les prix. Mais on a un patronat cupide qui, bien qu'assis sur 90 milliards d'euros de réserves sur l'Agirc-Arrco, refuse d'indexer les pensions complémentaires sur l'inflation. C'est la raison pour laquelle nous déposons un recours en justice contre ce gel. Nous voulons des augmentations de pension pour 2026 et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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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ris, des centres de loisirs pour des enfants avec ou sans handicap

Grâce à un encadrement renforcé, plusieurs structures réunissent des jeunes dits « valides » et d'autres aux « besoins éducatifs particuliers »

a sent la rentrée, les "valides" reviennent. » Les animateurs le constatent dans tous les centres de loisirs, la fré- quentation grimpe la dernière semaine d'août, pour les quelques jours entre la fin des congés des parents et la reprise de l'école. Mais Prescillia Lagaude, directrice du Centre de loisirs à parité (CLAP) de la rue de Clichy, dans le 9 $^{e}$ arrondissement de Paris, postée devant la grille d'entrée, mardi 25 août au matin, effectue un décompte spécifique : « Hier, on avait seize enfants en situation de handicap pour neuf dits "valides". Aujourd'hui, on en a 15 pour 22 valides. »

Début août, ils n'étaient qu'entre un et cinq valides pour treize à quinze enfants « à besoins éducatifs particuliers », selon la dénomination officielle. « Ils partent moins en vacances que les autres », constate la jeune femme de 28 ans. D'où l'importance de structures comme le CLAP, qui accueillent « à parité » tous les enfants, durant les vacances scolaires et le mercredi après-midi.

Il en existe huit à Paris pour les à 13 ans, et un pour adolescents. Au niveau national, l'association Loisirs pluriel gère une trentaine de centres et espaces jeunes, auxquels s'ajoutent quelques rares initiatives municipales.

« Le CLAP, c'est un super soutien. Il n'y a pas beaucoup d'endroits où on fait de la mixité, apprécie Dorothée Griveaux, venue à vélo déposer Diane, 11 ans. A l'école, il faut se battre, il y a une mise à l'écart progressive. » Sa fille, qui a un trouble du neurodéveloppement rare, le Syngap1, entraînant un retard intellectuel et des troubles de la motricité, quitte à la rentrée l'école élémentaire, où elle fréquentait une unité localisée d'inclusion scolaire (ULIS), pour rejoindre un institut médico-éducatif. Mais Diane reviendra au CLAP, où elle espère retrouver « un enfant "typique" qui l'a prise sous son aile ».

Fabienne, une animatrice qui n'a pas souhaité donner son nom de famille, a vu depuis quatre ans la fillette aux boucles blondes progresser et s'intégrer. «Avant, elle piquait des colères, hurlait, se tapait la tête contre le sol. » Aujourd'hui, elle a encore quelques petits blocages, comme au moment d'aller à la cantine. Mais elle a participé au grand jeu collectif de l'après-midi. Pour Clara (son prénom a été modifié), 11 ans, côtoyer les enfants en situation de handicap, « ce n'est pas dérangeant. Par exemple, pour le cache-cache géant, on se met par équipe et on les aide à se cacher ».

« Etre ensemble, ça les tire tous vers le haut », constate Fabienne. Pour certaines familles, c'est également le seul lieu qui accueille les fratries, avec ou sans handicap, alors qu'ils sont scolarisés dans des endroits différents – ou

« Etre ensemble, ça les tire tous vers le haut », constate Fabienne, une animatrice non scolarisés et gardés par leurs parents. Parfois, certains enfants sont agressifs, font des câlins trop brusques ou s'énervent parce qu'ils n'arrivent pas à se faire comprendre. Mais Clara a appris comment réagir : « Quand ils tapent, on sait que ce n'est pas exprès. S'ils ont des crises, on ne s'approche pas, on laisse les animateurs faire. »

« On mériterait tous une prime » C'est arrivé la veille, après une sortie au zoo de Vincennes. Avec la surstimulation sonore, les animaux et la fatigue, un jeune garçon s'est mis à crier et à taper dans le métro. « On s'est mis à trois pour le contenir, lui boucher les oreilles et le faire redescendre », détaille Marion Desquenne. Cette animatrice, arrivée au mois d'août, avait réalisé avant sa reconversion des documentaires sur les enfants atteints de troubles de l'autisme.

Elle observ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cun : celle qu'il faut aider à manger car elle est non voyante et ne mâche pas, celui qui ne supporte pas d'être mouillé, celui qui s'apaise avec des bruits de train ou des petites voitures... Pendant les périodes de canicules, il fallait aussi être attentif aux enfants qui ne ressentent pas toujours la soif ou la chaleur. Des piscines et jeux d'eau ont été installés dans la cour pour les aider à se rafraîchir.

Lors de l'inscription au centre, les parents détaillent les besoins et particularités de leurs enfants dans un entretien avec le directeur. « Certains ne sont pas propres, sont non verbaux ou ont un PAI [projet d'accueil individua-

«Il n'y a pas beaucoup d'endroits où on fait de la mixité »

DOROTHÉE GRIVEAUX mère de Diane, 11 ans

lisé, un protocole pour les enfants qui souffrent de maladies chroniques ou d'allergies]. On n'a pas de critère limite, mais on organise un renfort de l'équipe », explique Christelle Ansault, cheffe de la mission éducation inclusive à la direction des affaires scolaires de la Ville de Paris.

« Le taux d'encadrement, c'est le choix de la collectivité, il n'y a pas de réglementation, juste un guide de recommandations, [daté] de 2022 », ajoute-t-elle. Dans les accueils collectifs de mineurs sans enfants en situation de handicap, le ratio est d'un encadrant pour douze à quatorze enfants de plus de 6 ans. Au CLAP de la rue de Clichy, neuf animateurs sont présents, en plus de la directrice, pour une trentaine d'enfants au total.

Des formations obligatoires d'un jour ou deux sont organisées avant l'été. Le reste, les animateurs le découvrent sur le terrain. « On mériterait tous une prime, parce que c'est une fatigue physique et mentale supplémentaire, on peut avoir des coups, des griffures, estime Prescillia Lagaude. Mais les gens reviennent, parce qu'on crée des liens avec les enfants. »

ANNE-AËL DURAND

En Corse, Jean-Pierre Giacomoni, dit « Bazooka », figure du banditisme, assassiné

L'homme de 61 ans avait déjà subi deux tentatives d'assassinat en 2010 et en 2017. Il a été atteint par cinq tirs, dont un à la tête, près de son domicile. Il était sorti de prison en janvier

AJACCIO - correspondant

I avait échappé à deux tentatives d'assassinat et était présenté par la justice comme l'un des piliers du milieu de la microrégion du Sartenais-Valinco, en Corse-du-Sud. Jean-Pierre Giacomoni, 61 ans, a été abattu dans un guet-apens dans la nuit du 27 au 28 août vers o h 30, alors qu'il regagnait à pied son domicile, situé dans la commune de Foce, un petit village qui jouxte Sartène.

Selon les premières constatations menées par les gendarmes, Jean-Pierre Giacomoni, « qui était sorti de prison en janvier, a été atteint par au moins cinq tirs de fusil de chasse, dont un à la tête, a précisé une source proche du dossier. Il a été découvert, alors qu'il gisait sur le sol, par son neveu, qui a donné l'alerte. »

La complexité de cette affaire et la personnalité de cet homme connu des services ont entraîné la saisine immédiate du parquet de la juridiction interrégionale spécialisée de Marseille, qui a ouvert une enquête de flagrance pour « meurtre en bande organisée » et « association de malfaiteurs en vue de commettre un crime en bande organisée ». Au-delà de la scène de crime, les investigations, confiées à la section de recherches de la gendarmerie, explorent le passé trouble de cet homme qui avait eu affaire avec la justice à plusieurs reprises.

Réputé membre d'Armata Corsa, le groupe clandestin dont le nationaliste François Santoni – tué en 2000 – était le chef toutpuissant, Jean-Pierre Giacomoni avait été condamné en janvier 2003 à quatre ans d'emprisonnement par le tribunal correctionnel de Paris pour un tir au lance-roquettes contre la sous-préfecture de Sartène, dans la nuit du 16 au 17 août 2000. L'ogive tirée avec un RGP-7 russe avait atteint les appartements du sous-préfet,

Gérant de station-service puis d'un camping, l'homme était plutôt identifié comme un proche de Jean-Claude Colonna causant des dégâts matériels sans faire de victime. Lors de sa garde à vue comme à son procès, celui que la vox populi surnommait « Bazooka » n'avait pas livré les raisons politiques de cet attentat.

Violente recomposition

Gérant de station-service puis d'un camping, Jean-Pierre Giacomoni était plutôt identifié par les radars policiers comme un proche de Jean-Claude Colonna, héritier du clan mafieux érigé par son cousin, le parrain Jean-Jérôme dit «Jean-Jé» Colonna, poids lourd de la French Connection qui avait trouvé la mort dans un accident de la route le 1er novembre 2006 en Corse-du-Sud. Alors que le milieu corse connaît du nord au sud une violente recomposition, Jean-Claude Colonna est assassiné le 17 juin 2008. La microrégion du Sartenais-Valinco s'embrase alors et connaît en quatre ans douze assassinats et huit tentatives.

Jean-Pierre Giacomoni est l'un des noms de cette liste: le 14 mai 2010, alors qu'il circule en voiture entre Sartène et Orasi, il est visé par deux hommes sur une moto qui le blessent au bras, à l'épaule et à la mâchoire. L'affrontement avec une bande criminelle adverse, le clan Balenci-Moretti, est alors à son paroxysme et Sartène en est l'épicentre.

Le 4 septembre 2010 au matin, une fusillade sur la place Porta de Sartène, très fréquentée, causant un mort et deux blessés, a marqué la mémoire collective corse.

Jean-Pierre Giacomoni a été condamné en 2019 à huit ans d'emprisonnement pour « association de malfaiteurs » par la cour d'appel de Haute-Corse dans une procédure liée à la fusillade de la place Porta mais dont le dossier judiciaire avait été disjoint.

Lors de l'audience, il avait émis toutes les réserves pour se présenter devant la justice, évoquant des menaces pesant sur sa « sécurité ». Et pour cause, il venait d'échapper à une autre tentative d'assassinat, survenue en février 2017. Les faits s'étaient produits sur la route menant à Foce, au lotissement Les Collines, alors que Jean-Pierre Giacomoni rentrait justement chez lui. Il avait été atteint à la hanche, au bras et à la jambe. Un mode opératoire qui présente une similitude troublante avec l'assassinat dont il a été victime, neuf ans plus tard, presque au même endroit.

PAUL ORTOLI

Projet de logiciel de police Scribe : six personnes condamnées

La Cour des comptes a établi un préjudice « grave » pour les finances publiques

C'est une décision en forme de réquisitoire, une compilation de carences, de manquements, de défaillances, qui ont conduit au naufrage du logiciel de rédaction des procédures de la police nationale, un projet informatique censé faire entrer l'institution dans une nouvelle ère informatique. Vendredi 28 août, la formation plénière de la chambre du contentieux de la Cour des comptes a condamné plusieurs responsables du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anciens et actuels, à des sanctions financières allant de 1 euro symbolique, pour deux commissaires autrefois chefs de projet, à 6000 euros, pour deux ex-responsables du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chargés des services numériques et des systèmes d'information de la sécurité intérieure. Deux anciens directeurs généraux de la police nationale à la retraite, Eric Morvan et Jean-Marc Falcone, devront par ailleurs payer respectivement 2000 euros et 4000 euros. A l'audience, le $1^{\text{er}}$ juillet, le parquet général avait requis à leur encontre une « sanction symbolique ».

Le montant total des amendes, soit 18 002 euros, est loin de celui du préjudice pour les finances publiques finalement retenu: quelque 31,2 millions d'euros. Le dossier d'instruction l'avait même évalué à 257,4 millions d'euros en y incluant le calcul du temps perdu par chaque enquêteur pour l'utilisation d'un outil informatique notoirement défectueux.

Au total, notent les magistrats, neuf décisions stratégiques auront plombé la rénovation d'un logiciel aux dénominations successives (LRP-SI, LRP-4, Scribe, XPN...) aussi fluctuantes que les conditions de son développement, lancé fin 2015. Entre «insuffisances», «abstentions» et choix «non conformes aux textes et aux bonnes pratiques [qui] ont émaillé le pilotage du projet», les effectifs insuffisants, une confusion dans les responsabilités, «l'insuffisance du cadrage initial du projet», le «défaut de suivi budgétaire» n'auront pas peu contribué au retentissant échec du chantier.

A telle enseigne, précise l'arrêt de la Cour des comptes, que « la méconnaissance des exigences fondamentales à satisfaire au stade préparatoire d'un projet informatique, en particulier aussi ambitieux et complexe (...), a réduit fortement ses chances de réussite, dès son démarrage ». Un risque que peu de responsables, au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paraissent avoir identifié, en dépit du flou entourant la finalité même du projet: bâtir un dispositif informatique à vocation essentiellement statistique – et, donc, politique – ou fournir aux enquêteurs un outil numérique performant pour un traitement plus rapide, plus efficace, de millions de dossiers?

Cette épineuse question ne relevant qu'à la marge des compétences de la Cour des comptes, la formation plénière de la chambre du contentieux a donc logiquement concentré ses flèches sur les errements qui ont émaillé les travaux techniques et administratifs tout au long du processus. Ainsi de la

Le montant des amendes, soit 18 002 euros, est loin de celui du préjudice pour les finances publiques: 31,2 millions

comitologie, censée assurer le suivi de leur état d'avancement. Instance supérieure de supervision du projet, le comité stratégique, censé se réunir « une ou deux fois par an, ne l'a ét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que le 14 décembre 2018, soit presque trois ans après le lancement du projet ». Et, « malgré les difficultés majeures rencontrées, il ne s'est réuni au total que quatre fois, selon une fréquence irrégulière ».

L'empilement de structures de contrôle, de comités «de pilotage», de «projets», de «coordination», aux attributions formellement identifiées mais au rythme de réunion au mieux épisodique, n'a guère favorisé la lisibilité d'une démarche pourtant placée sous les auspices managériaux de la méthode dite « agile », présentée comme une division des tâches en équipes pluridisciplinaires et partiellement autonomes. S'agissant d'un projet lancé par le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institution peu réputée pour la fluidité de ses échanges administratifs et la marge d'initiative consentie à ses agents, un tel choix apparaît ambitieux, sinon tout à fait optimiste.

Guerre larvée

Ainsi, la fonction de chef, puis de directeur de projet, a-t-elle été «successivement confiée» à une responsable des logiciels de rédaction de procédure pénale au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jusqu'à la fin de 2017, «puis à son adjoint, seul, à partir du 1er février 2017», en sus d'autres responsabilités, jusqu'à la nomination d'un agent contractuel recruté comme directeur de projet technique à temps plein... plus de trois ans plus tard. L'effectif de l'équipe chargée du développement opérationnel, elle, aura varié de deux «équivalents temps plein» en 2016 à quatre en 2020 et en 2021, «ce qui ne pouvait suffire», observe la Cour des comptes, et a conduit l'administration à appeler à la rescousse de son partenaire privé initial, Capgemini, «une autre société de conseil et d'ingénierie en informatique». Au prix d'un surcoût, s'entend.

Du reste, le défaut de contrôle des services fournis par Capgemini, une société longtemps soumise à une simple obligation de moyens, aux termes même du marché public passé dès l'origine avec le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aura pesé au moins aussi lourd dans le fiasco que la sempiternelle guerre larvée entre police et gendarmerie. En octobre 2016, celle-ci se retirait du projet, quelques mois après son lancement, « sans qu'une telle décision ait fait l'objet ni d'un arbitrage par les plus hauts échelons décisionnels du ministère, ni d'une notification énonçant ses modalités et ses conséquences ».

Sur le plan des responsabilités des «plus hauts échelons décisionnels du ministère», justement, la Cour des comptes livre des considérations qui ne sont pas dénuées d'intérêt. «Il ressort du dossier, écrivent ses magistrats, que le secrétariat général du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 n'a pas prêté à ce projet majeur l'attention qu'il méritait. Il n'a pas pris d'initiatives pouvant en faciliter le développement, tant en ce qui concerne les ressources humaines que la formation des chefs de projet ou que l'assistance en termes de méthode, voire d'arbitrage». Une mise en cause tardive et sans conséquence pour deux anciens responsables du secrétariat général du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 leur renvoi devant la chambre du contentieux, quoique sollicité au terme de l'instruction, avait été écarté par le parquet général de la Cour des comptes.

ANTOINE ALBERTINI

Accord pétrolier entre Washington et Caracas

Donald Trump a annoncé la mainmise américaine sur l'or noir vénézuélien, moyennant un investissement

SAN FRANCISCO - correspondant

Donald Trump a annoncé, vendredi 28 août, la mainmise des Etats-Unis sur les

Un pétrolier ancré sur le lac de Maracaibo, au Venezuela, le 27 juillet. JOSE ISAAC BULA/ANADOLU VIA AFP

réserves de pétrole vénézuéliennes. «Les Etats-Unis d'Amérique viennent de conclure un accord avec le Venezuela portant sur le plus important contrat pétrolier de l'histoire mondiale!», écrit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sur son réseau social, Truth Social.

Caracas a confirmé l'« accord historique » une heure plus tard, dans un texte publié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par la présidente par intérim, Delcy Rodriguez. Selon elle, il prévoit « de développer dix-sept champs stratégiques... un investissement de plus de 100 milliards de dollars [plus de 86 milliards d'euros] et plus de 209 milliards de dollars de recettes fiscales pour l'Etat vénézuélien ».

Dans son message, Donald Trump explique que le secrétaire d'Etat américain, Marco Rubio, et le patron du Pentagone, Pete Hegseth, « ont obtenu pour les Etats-Unis le contrôle majoritaire de plus de 65 milliards de barils des réserves pétrolières prouvées au Venezuela, et ce, sans aucun coût pour le contribuable américain ». Pour le président, « cette transaction historique fait plus que doubler les réserves pétrolières américaines, accroît considérablement [l']approvisionnement [étatsunien] et réduira substantiellement le prix du carburant pour tous les Américains, et ce pour longtemps, tout en aidant à placer le Venezuela sur la voie d'un succès immense et d'une grande prospérité ».

L'annonce est faite alors que le dossier vénézuélien est le seul sur lequel Donald Trump a obtenu un succès, en tout cas selon ses critères, en parvenant à enlever en janvier le président en exercice, Nicolas Maduro, sans perdre de forces militaires dans l'opération. Mais il est empêtré dans le conflit iranien, qu'il a déclenché fin février et qui a conduit au blocage du détroit d'Ormuz, perturbant l'approvisionnement mondial en pétrole. Washington est aussi entré dans une guerre commerciale inédite avec le Canada, qui se trouve être un des fournisseurs de brut des Etats-Unis.

Dans ce contexte, tout ce qui peut soulager le secteur pétrolier est perçu positivement, alors que le prix du gallon d'essence (3,8 litres) est en moyenne à 4,09 dollars aux Etats-Unis, à deux mois des élections de mi-mandat. C'est certes mieux que les 5 dollars atteints lors du déclenchement de la guerre en Ukraine, en 2022, mais toujours supérieur aux 3,10 dollars qui prévalaient lors du retour de Donald Trump à la Maison Blanche, en janvier 2025. Pour le républicain, qui avait notamment fait campagne sur le prix de l'essence, proclamant qu'il allait «forer, forer et forer», c'est un échec.

Détails encore flous

Pourtant, l'administration Trump n'a pas ménagé ses efforts, piochant dans les réserves stratégiques pour faire baisser le prix de l'essence, comme l'avait fait Joe Biden (2021-2025). Résultat, elles sont au plus bas depuis le début des années 1980, en deçà de 300 millions de barils, contre 400 millions il y a un an, au point d'affecter la sécurité des infrastructures des cavités à saumure qui servent à stocker l'or noir dans le sous-sol de la Louisiana et du Texas. Le cours du baril de pétrole

« Cette transaction réduira le prix du carburant pour tous les Américains »

DONALD TRUMP président des Etats-Unis

texan (West Texas Intermediate) était, vendredi 28 août, de 83 dollars le baril, contre 58 dollars début 2026 et 112 dollars en mars, au plus fort de la guerre avec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d'Iran.

Les détails de l'accord sont encore flous. Sur le réseau X, Marco Rubio a déclaré qu'il « attirera près de 100 milliards de dollars d'investissements privés, soutiendra des milliers d'emplois bien rémunérés et stimulera la reconstruction de l'économie vénézuélienne». Selon un responsable de la Maison Blanche cité par le Financial Times, Washington aurait obtenu 55 % de la « production effective d'une nouvelle coentreprise privée qui deviendra la deuxième plus grande compagnie pétrolière privée au monde en matière de réserves », juste après le géant saoudien Aramco. Ce projet commun entre le gouvernement américain et un « opérateur privé expérimenté au Venezuela » bénéficierait de concessions d'une durée de cent ans sur des gise-ments totalisant 65 milliards de barils des réserves prouvées.

La légalité de ces concessions n'est pas formellement établie. Donald Trump accusait le Venezuela d'avoir spolié les Etats-Unis de leur pétrole lors des nationalisations réalisées dans les années 1970 puis à l'occasion des expropriations réalisées par Hugo Chavez (1954-2013), qui ont frappé les géants pétroliers américains

ExxonMobil et ConocoPhillips. Peu après son installation au pouvoir, Delcy Rodriguez a promulgué une loi ouvrant le secteur pétrolier national à la privatisation, remettant ainsi en cause un principe fondamental du chavisme.

L'accord peut-il changer la donne? Les installations du pays sont dans un tel état de vétusté qu'il ne produit que 1 % de l'or noir mondial – un pétrole lourd, peu prisé – pour 17 % des réserves prouvées de la planète. Mais pour l'exploiter, il faut investir. Et si des majors sont prêtes à extraire du pétrole, elles sont beaucoup plus prudentes sur les investissements futurs, sachant que les hydrocarbures sont à long terme menacés, la pause dans la lutte contre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n'étant probablement que provisoire.

Dans la foulée de l'enlèvement de Nicolas Maduro, Darren Woods, président-directeur général d'ExxonMobil, la plus grande compagnie pétrolière américaine, avait déclaré qu'il considérait le Venezuela comme «ininvestissable». Toutefois, comme le rappelle le Financial Times, les géants Repsol, Eni et Shell ont conclu des accords avec Caracas en 2026, tandis que Chevron, présent dans le pays depuis un siècle, a accru sa participation dans ses coentreprises avec la firme nationale, Petroleos de Venezuela.

L'accord n'est pas du goût de tout le monde, en particulier dans l'opposition vénézuélienne. « Un gouvernement intérimaire illégitime, s'appuyant sur une loi illégitime sur les hydrocarbures, n'a aucune légitimité pour conclure cet accord inconstitutionnel. Ce sera un fiasco pour toutes les parties prenantes », s'est indigné sur X Ricardo Hausmann, qui fut ministre avant l'arrivée au pouvoir d'Hugo Chavez et est devenu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Harvard (Massachusetts).

ARNAUD LEPARMENTIER

Kevin Warsh renforce la crédibilité de la Fed face à Donald Trump

A Jackson Hole, le président de la Réserve fédérale a déclaré que la lutte contre l'inflation était sa priorité, laissant supposer une hausse des taux

SAN FRANCISCO - correspondant

Le responsable d'une inflation maîtrisée, c'est lui, et il montera les taux si nécessaire. Vendredi 28 août, à Jackson Hole, au pied du pic de Grand Teton dans le Wyoming, Kevin Warsh, le président de la Réserve fédérale américaine (Fed), la banque centrale, a affirmé son autorité face à Donald Trump.

Bien sûr, il n'a pas mentionné le nom du président des Etats-Unis, ni évoqué les dernières initiatives du Trésor, qui veut acheter de la dette à long terme pour faire baisser les taux d'intérêt, mais il a apporté de nombreuses clarifications visant manifestement à asseoir son autorité. « Nous devons avoir la certitude que l'inflation sous-jacente converge vers notre objectif, de manière claire et à un rythme suffisant. Dans le cas contraire, il nous reste du travail à accomplir. C'est notre travail, notre mandat, et la mission qui nous incombe », a déclaré Kevin Warsh, qui a blâmé l'échec de la Fed sur ce front ces dernières années. « La responsabilité de soixante-cinq mois d'inflation soutenue et élevée incombe entièrement à la banque centrale ». Cette déclaration laisse augurer une possible hausse des taux, actuellement fixés entre 3,50 % et 3,75 %, peut être lors de la prochaine réunion de la Fed des 15 et 16 septembre.

Plusieurs arguments plaident en faveur de cette option. D'abord, l'inflation n'est pas sous contrôle, et ce, depuis longtemps.

Le patron de la Fed a décortiqué l'indice des prix et constaté que la hausse (+ 3,4 % en juillet sur douze mois) était généralisée. « L'inflation dépasse notre objectif de 2 %. Par conséquent, la priorité absolue de la Fed à l'heure actuelle doit être les prix », a-t-il asséné.

Il peut agir parce que le marché du travail se porte bien. Sans cesse, les présidents de la Fed rappellent que le mandat de l'institution est double, la stabilité des prix et un taux d'emploi maximal. Mais ce n'est pas le souci de la banque centrale pour l'instant. « Le taux de chômage, à 4,1 % [de la population active], demeure faible par rapport aux normes historiques et n'a guère évolué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 a-t-il expliqué, sans s'inquiéter du gel du marché du travail, qu'il explique par « l'important réajustement » post-Covid-19.

«Aujourd'hui, je suis impressionné par la performance globale de l'économie, qui semble s'être raffermie. La capacité d'une économie à résister aux chocs constitue un indicateur de sa solidité. A cet égard, tant l'économie réelle [Main Street] que les marchés financiers [Wall Street] ont fait preuve d'une résilience remarquable. »

Un mystère

Le président de la Fed n'a pas non plus invoqué les gains de productivité induits par l'IA, qui permettraient de doper automatiquement l'économie sans créer d'inflation, donc de baisser les taux. Il a évoqué le sujet, majeur, mais en posant avant tout des questions : « L'adoption de l'IA entraînera-t-elle une hausse significative et durable de la productivité ? Et si tel est le cas, quand ? » Kevin Warsh a créé un groupe de travail d'experts, mais, précise-t-il, « leurs recommandations interviendront plus tard et n'auront aucune incidence sur les décisions que nous prenons dans la conjoncture politique actuelle ».

Le discours estompe les attaques dont il faisait l'objet : ne pas avoir relevé ses taux dès juillet et avoir subi trois voix dissidentes lors de son comité de politique monétaire, avoir eu, selon la presse, des contacts avec Donald Trump, ce qui est contre l'usage d'indépendance de l'institution monétaire.

La nomination de Kevin Warsh reste un mystère : parmi les candidats, la Maison Blanche a choisi celui qui était le plus orthodoxe.

Fin juillet, le « Nobel d'économie » (2008) Paul Krugman pensait avoir décelé l'imposture de Kevin Warsh, faucon lorsque les démocrates sont au pouvoir mais favorable à une baisse des taux depuis 2024 comme tous les partisans de Donald Trump. Le président de la Fed n'en est pour l'instant qu'aux paroles. Toutefois, une remontée des taux en septembre est jugée probable à 50 % par Kalshi, la plateforme de prévision, contre 30 % avant le discours. Un tel mouvement pourrait au contraire faire de Kevin Warsh le restaurateur de la crédibilité de la Fed, affranchi de son mentor, Donald Trump.

AR. LE.

TOURISME

Canicules et incendies ont redessiné la carte des vacances

Si les Français n'ont pas renoncé à partir, ils ont changé leurs habitudes. Les destinations fraîches et peu coûteuses en sortent gagnantes

REPORTAGE

FÉCAMP (SEINE-MARITIME) - envoyée spéciale

Vous avez vu la couleur de la mer, ici? Elle est magnifique. » Face à l'étendue azur qui scintille sous le soleil, Céline Minne, son mari, Fabien, et leurs filles de 11 et

7 ans énumèrent les raisons de leur halte à Fécamp (Seine-Maritime): les falaises de craie, la nature, le calme, mais surtout la mer, la fraîcheur et les prix accessibles. La famille, venue en voiture d'Arras, a changé ses plans de vacances au dernier moment. Exit l'Albanie : avec le prix de l'essence et plus de 2 000 kilomètres à parcourir, le voyage était devenu trop coûteux. Surtout, les canicules à répétition ont rebattu les cartes. « On a énormément souffert de la chaleur. On ne voulait pas faire revivre ça aux enfants cet été », expliquent les parents.

Le programme du mois s'est alors construit autour des sites de baignade du littoral breton et normand. Afin de limiter les dépenses, la famille n'a passé que quatre nuits en camping. Le reste du temps, elle a dormi dans la tente de toit de la voiture et réduit les restaurants au minimum. Mais pas question de renoncer aux petits plaisirs, notamment «la glace rafraîchissante», raconte Céline Minne en commandant des granités.

En cette fin du mois d'août, la plage de galets de Fécamp est exceptionnellement animée. On se baigne – l'eau est à 20 °C –, les terrasses sont pleines et le camping de Reneville, surplombant la mer, affiche complet. « Au cœur de l'été, on a dû refuser 50 à 100 camping-cars par jour, dès le matin. C'était la folie », s'étonne encore le gérant, Olivier Barus. Les emplacements pour tente s'arrachent eux aussi. L'agglomération normande a accueilli 1,3 million de visiteurs en juillet et août, soit 6 % de plus qu'en 2025.

Du Havre (Seine-Maritime) à Dunkerque (Nord), le même afflux est observé. Les côtes de la Manche enregistrent la plus forte progression de tous les littoraux français: +4,5 points d'occupation en juillet et une fréquentation qui dépasse les 90 % en août pour les hôtels, résidences de tourisme et villages vacances, selon une étude de l'association Alliance France Tourisme, publiée le 20 août. Un indicateur d'un été où la crise climatique et celle du pouvoir d'achat ont redessiné la géographie du tourisme.

Car les difficultés se sont accumulées : des vagues de chaleur à répétition, des incendies d'une ampleur exceptionnelle, un pouvoir d'achat contraint et une instabilité géopolitique avec la guerre au Moyen-Orient. « Mais les Français sacralisent leurs vacances. Ils sont donc partis, en priorité sur le littoral, tout en limitant leurs dépenses : moins loin, moins longtemps, moins cher », résume Didier Arino, directeur général du cabinet de conseil Protourisme.

BILAN PLUS CONTRASTÉ

Les chiffres consolidés ne seront connus qu'à la mi-septembre. Ce qui n'a pas empêché Serge Papin, le ministre du tourisme, de livrer un premier bilan dès le 25 août – afin, peut-être, de rassurer les acteurs d'un secteur qui pèse 8 % du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PIB) du pays. « On va faire une bonne saison », a-t-il assuré sur TF1. Après 2025 qui était « une très belle année », « on va faire au moins aussi bien, voire mieux », en 2026, avec « un tourisme international qui se porte très bien ». Selon lui, les nuitées des Français sur le territoire national auraient progressé de 1 %.

Christelle Chassagne, la présidente d'ADN Tourisme, l'organisme qui fédère les comités et offices de tourisme, appelle à davantage de prudence, anticipant un bilan plus contrasté. «Je ne dis pas que la saison est catastrophique, mais attendons les vrais chiffres, met-elle en garde. Continuer à dire que l'on est au top du top, c'est oublier les professionnels qui ont subi des pertes sèches d'exploitation avec les désastres climatiques. »

Celle qui préside également le comité régional du tourisme (CRT) de Nouvelle-Aquitaine en sait quelque chose. Les mégafeux, qui ont ravagé 46 000 hectares en Gironde et dans les Landes, ont entraîné « trois semaines d'enfer » pour le tourisme, avance-t-elle, avec des lieux désertés, y compris loin des incendies.

La Cité du vin, à Bordeaux, a subi jusqu'à

Des touristes en haut de la falaise d'Aval, à Etretat (Seine-Maritime), le 4 août. MARTIN ROCHE/« OUEST-FRANCE »/MAXPPP

PARTOUT, LES FRANÇAIS ONT RÉDUIT LES DÉPENSES SUR LEURS LIEUX DE VACANCES, ET MULTIPLIÉ LES ARBITRAGES

70 % d'annulation pendant les incendies, le château de Malle, à Preignac (Gironde), 50 % début août – malgré 90 kilomètres de distance avec le nord du bassin d'Arcachon. «Pour les gens qui ne connaissaient pas, c'était toute la région qui brûlait», déplore Christelle Chassagne. Résultat : le taux d'occupation des meublés a chuté de 4 % dans les dix derniers jours de juillet en Nouvelle-Aquitaine (-12 % en Gironde) puis de 6 % durant la première quinzaine d'août (-18 % en Gironde). La peur des incendies et des fumées s'est propagée jusqu'en Dordogne.

LA CLIMATISATION, CRITÈRE DE CHOIX

Jamais autant de campings n'avaient été évacués : 95 (dont 62 en Gironde et dans les Landes), davantage que durant toutes les années cumulées depui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A Fécamp, plusieurs vacanciers racontent que les images des feux hors de contrôle ont pesé dans leur décision de privilégier le nord de la France. Les touristes ont aussi fui, dans une certaine mesure, la chaleur. En Occitanie, les nuitées touristiques ont reculé de 3 % à 6 % en juillet sur un an, sous l'effet de la canicule, des incendies et de la baisse du pouvoir d'achat. La Côte d'Azur, destination phare, s'en sort mieux grâce aux étrangers. Leur afflux (notamment les Américains, au fort pouvoir d'achat) a compensé le recul de 5 % de la clientèle française en juillet et août. « Les gens sont beaucoup restés sur le littoral, et dans les Alpes du Sud, qui marchent super bien », détaille François de Canson, le président du CRT de Provence-Alpes-Côte d'Azur. Il dit tirer un « premier bilan positif » de la saison.

« La montagne remporte tous les suffrages », confirme Patrice Caradec, le président du Syndicat des entreprises du tour-operating. Fraîcheur, prix plus accessibles et activités de plein air en font une destination toujours plus recherchée. Sur TF1, Serge Papin avançait une envolée de la fréquentation dans les massifs : + 12 % en juillet, + 16 % en août. Les professionnels des hôtels ou des campings, ainsi que les comités départementaux de tourisme, relèvent quant à eux des hausses bien plus mesurées. Le taux d'occupation aurait progressé de 2,2 % en un an, selon l'Association nationale des maires des stations de montagne.

La Bretagne apparaît aussi comme la «grande alternative estivale», pour l'Alliance France Tourisme. «On s'attend à une fréquentation plutôt stable par rapport à 2025», tempère Anne Gallo-Kerleau, la présidente

A l'étranger, la proximité privilégiée aux dépens du long-courrier

Après un printemps difficile lié au conflit au Moyen-Orient, les voyages internationaux affichent une baisse plus modérée que prévu

A près un début d'année compliqué, les réservations de voyages à l'étranger de dernière minute rattrapent la saison», se réjouit Patrice Caradec, président du Syndicat des entreprises du tour-operating (SETO). Fin février, alors qu'elle avaient bien démarré en janvier, les réservations de séjours à l'étranger ont brutalement décroché au moment du déclenchement de la guerre au Moyen-Orient. Puis sont reparties en juin.

« Avec des ventes en recul de 20 % au printemps, on s'attendait à une saison beaucoup plus difficile. Finalement, on termine légèrement en baisse, autour de 4 à 5 % », se félicite le président.

Les chiffres du syndicat des entreprises du voyage (EDV) confirment ce redressement progressif, avec une différence marquée entre les destinations moyen et long-courriers. Les premières affichent une baisse d'environ 3,5 %, tandis que les secondes sont en recul de près de 15,7 %. Les contraintes de pouvoir d'achat continuent de jouer sur le type de voyages réservés par les clients. « Les Français veulent partir à l'étranger, mais moins loin et moins longtemps », analyse Patrice Caradec.

Contenir la hausse des tarifs

Selon Valérie Boned, présidente des EDV, les agences et tour-opérateurs qui proposent des offres de dernière minute à moindre prix ou davantage de souplesse en matière d'annulation et de report, en limitant et même en supprimant les frais, ont obtenu de meilleurs résultats.

Cette flexibilité permet aussi de décaler les départs en arrière-saison. « On constate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un allongement de la saison à septembre, voire octobre, pour des voyageurs qui veulent profiter de plus petits tarifs et de tranquillité», constate Pascal de Izaguirre, le patron de la compagnie aérienne Corsair. Des départs tardifs qui pourraient contribuer à « limiter les dégâts du printemps sur l'année », estime Valérie Boned.

Dans ce contexte contraint, les destinations de proximité ont particulièrement bien résisté, qu'elles soient accessibles en avion ou par la route, à partir de la France. « L'Espagne, l'Italie et la Grèce continentales fonctionnent particulièrement bien, notamment parce qu'elles sont accessibles en voiture. Pour une famille, cela peut être une manière de limiter le coût du voyage. On voit les tour-opérateurs s'adapter à cette demande en proposant davantage d'offres "terrestres", c'est-à-dire des séjours sans transport», observe le président du SETO.

Dans les agences et tour-opérateurs suivis par les EDV, l'Espagne s'impose tout au long de l'été comme la première destination étrangère. Derrière, la Tunisie, la Grèce, l'Italie et le Maroc restent parmi les plus prisées. Du côté de Transavia, compagnie aérienne à bas coût (low-cost) européenne, filiale du groupe Air France-KLM, le pourtour méditerranéen domine également le classement, avec, en tête, le Portugal, le Maroc, l'Italie et l'Algérie. Chez easyJet, l'Italie arrive en tête.

L'Albanie en forte progression

L'Albanie continue de se distinguer par sa forte progression. Chez les EDV, les départs ont augmenté de plus de 250 % sur chacun des trois mois d'été, même si les volumes restent inférieurs à ceux des grandes destinations méditerranéennes. « L'Albanie regroupe tout ce que recherchent les Français cette année : un pays étranger mais pas trop loin, pas cher et où il fait beau », résume Valérie Boned. Une dynamique observée par Transavia, chez qui l'Albanie figure parmi les destinations affichant les plus fortes progressions.

A l'inverse, les long-courriers restent à la peine. C'est notamment le cas de l'Asie, une destination pour laquelle le passage par les hubs aéroportuaires du Golfe a compliqué les trajets et fait grimper les prix depuis fin fé-

L'ESPAGNE S'IMPOSE TOUT AU LONG DE L'ÉTÉ COMME LA PREMIÈRE DESTINATION ÉTRANGÈRE vrier. Dès le printemps, les destinations asiatiques avaient quasiment disparu du top 20 des réservations pour l'été de l'EDV, à l'exception de l'Indonésie.

Selon Patrice Caradec, la flambée du prix du kérosène a fait bondir celui des billets, jusqu'à 300 euros pour certaines de ces destinations. Le Japon constitue toutefois une exception, avec une progression des départs de 28 % en juillet selon l'observatoire des EDV.

Les Etats-Unis connaissent également une importante désaffection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Les départs ont chuté de près de 40 % en juillet, et de 27 % en août par rapport à l'année précédente, selon les EDV. «Au départ, on disait que c'était l'effet Trump. Très honnêtement, c'est l'effet du pouvoir d'achat qui est vraiment très impactant», analyse sa présidente.

SACHA LECLÈRE

du CRT. Mais elle observe une évolution au sein de la région : la côte nord et le cœur de Bretagne ont connu une hausse de fréquentation. Deux zones plus fraîches et moins chères que le littoral sud.

Autre enseignement de l'été: la climatisation s'est imposée comme un critère de choix majeur pour les hébergements, au même titre que le prix et le confort. « C'est inédit », appuie Didier Arino. Jusqu'à Fécamp, prenant de court le directeur du camping... plus habitué aux demandes de chauffage.

Partout, les Français ont réduit les dépenses sur leurs lieux de vacances, et multiplié les arbitrages. Dans les campings, les emplacements nus pour tentes, caravanes et camping-cars ont « mieux marché » que les mobile homes, plus chers, constate Nicolas Dayot, président de la 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 l'hôtellerie de plein air, qui s'attend à une saison globalement similaire à 2025. Alors que les prix ont augmenté de 20 % à 30 % dans le tourisme en quatre ans, beaucoup privilégient les vacances chez leurs proches ou même l'échange de maisons – l'entreprise HomeExchange estime la pratique en hausse de 32 % cet été.

BUDGETS SERRÉS

La restauration a fortement pâti de ces budgets serrés et des canicules – aux côtés de certaines activités de plein air. Selon une étude de l'Union des métiers et des industries de l'hôtellerie, parue fin juillet, 62 % des professionnels font état d'une baisse de chiffre d'affaires. « Lors de la première quinzaine de juillet, on a eu beaucoup de clients français commandant des plats pour deux, même pour les enfants », raconte Antony Benavides, gérant du restaurant La Cave du Salut, à Fécamp. Il a ensuite « très bien travaillé », notamment grâce aux touristes étrangers, qui peuvent se permettre des additions plus salées. « Les restaurants climatisés s'en sont mieux sortis que les autres », précise Catherine Quérard, présidente du Groupement des hôtelleries et restaurations de France.

Les réservations de dernière minute se sont aussi multipliées, tout comme les départs en juin et les réservations pour septembre. Les Français sont moins partis à l'étranger et ont davantage délaisse les touropérateurs. Didier Arino prévient: « Ils ont fait des sacrifices pour partir en vacances, mais on arrive au bout du bout de ce qui est possible. » Même si, à l'opposé, l'hébergement haut de gamme a très bien fonctionné. Les professionnels misent désormais tout sur l'arrière-saison pour tenter de rattraper un été contrasté. En Nouvelle-Aquitaine, la fréquentation devrait retrouver un niveau normal dans la seconde quinzaine de septembre. La région a lancé en urgence une campagne de promotion: « Les vacances continuent ici. »

AUDREY GARRIC

Toujours plus de visiteurs en montagne

Des Alpes aux Pyrénées en passant par le Massif central, les premiers chiffres des professionnels du secteur touristique font état d'une hausse de la fréquentation

CLERMONT-FERRAND, LYON, TOULOUSE - correspondants

En cet été 2026 marqué par des canicules à répétition, par la sécheresse et par les incendies, la montagne, aux températures plus clémentes, fait partie des gagnants de la saison, selon les premiers chiffres des professionnels du secteur.

Vendredi 28 août, l'Association nationale des maires des stations de montagne (ANMSM) a fait état d'une hausse de 2,2 points du taux d'occupation des hébergements par rapport à la saison précédente, à 65,3 %. Avec une nette progression entre juillet et août, juillet affichant des hébergements remplis à 58 %, août à 69 %. La bonne tenue de l'activité est aussi à mettre en comparaison avec les difficultés observées dans d'autres régions, souligne la 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résidences de tourisme.

Dans les Alpes, des professionnels du tourisme font état d'une fréquentation en hausse ou stable. En Savoie, le comité départemental du tourisme évoque ainsi, à la date du 20 août, une tendance «à la stabilité», avec tout de même deux semaines plus dynamiques qu'en 2025, la dernière de juillet et la première d'août. Le coefficient d'occupation des hébergements marchands du département s'est élevé à 51 % en juillet, à 66 % en août, des niveaux similaires à ceux de 2025. A noter : la grande attractivité du territoire autour du lac du Bourget, avec 90 % de taux d'occupation en août.

Une clientèle internationale

En Haute-Savoie, le comité départemental du tourisme parle, quant à lui, de résultats « globalement encourageants », avec un taux d'occupation de 76,3 % des hébergements marchands durant l'été. D'après ses chiffres, le mois de juillet a connu une progression de 3 points dans le département par rapport à l'an dernier, avec un taux d'occupation de 71 %. En août, celui-ci s'est élevé, à date, à plus de 81 %, une performance « relative-ment stable » par rapport à 2025.

Si l'office du tourisme de la Vallée de Chamonix-Mont-Blanc indique une légère hausse des réservations en juillet et en août (+ 2 % par rapport à 2025), Megève annonce une progression de 4 points du taux d'occupation des lits marchands par rapport à l'été 2025, à 63,3 %, avec une clientèle internationale qui représente 36 % des visiteurs, selon l'office du tourisme. Dans les Hautes-Alpes aussi, juillet a été un bon mois, avec une augmentation de 1 % du taux d'occupation des hébergements marchands (59,2 %) par rapport à 2025, quand août a été stable (71,4 %).

Selon l'Alliance France Tourisme, le taux d'occupation des Alpes du Nord s'établit à 75,8 % du 1er juin au 17 août, en progression de près de 2 points par rapport à 2025. Dans les Alpes du Sud, le taux d'occupation des hébergements marchands a atteint 71 % au mois de juillet, soit une hausse de 1 % par rapport à 2025, année record, selon le comité régional du tourisme de Provence-Alpes-Côte d'Azur. Le mois d'août est stable, mais il n'est pas terminé.

Dans le massif des Pyrénées, l'ANMSM annonce des hébergements remplis à hauteur de 69 %, en hausse de 3,5 points par rapport à l'été 2025. Pour la période entre le 4 juillet et le 4 septembre, le taux d'occupation sur l'ensemble des Pyrénées s'élève à 64,7 %, soit une croissance de 1,5 point par rapport à l'année dernière. «Des phénomènes de réservations tardives ont été constatés, en lien avec les périodes de canicule», commente Florence Laparra, la responsable communication de l'Agence des Pyrénées. «Pour les nuitées, les touristes semblent avoir réagi aux vagues de chaleur. Chaque épisode s'est traduit par une hausse des nuitées la semaine suivante, par rapport à l'an dernier», analyse-t-elle.

En Haute-Garonne, Justine Couaillac, de l'office du tourisme Pyrénées 31, observe une « baisse de fréquentation de 7 points par rapport à l'année dernière » pour la partie montagneuse du département. « En juillet, les restaurateurs ont noté une baisse de fréquentation conséquente, avec un plus faible pouvoir d'achat », précise-t-elle. Les chiffres doivent cependant être nuancés, et une reprise a été constatée en août. A Peyragudes,

STATIONS DE SKI ET OFFICES DU TOURISME TENTENT D'ATTIRER UNE NOUVELLE CLIENTÈLE, ET LE MOT D'ORDRE EST « FLEXIBILITÉ »

Laurent Garcia, directeur de la station haut-garonnaise, confirme cette dynamique. « Depuis le début de la saison, nous avons accueilli 8000 VTTistes et 18000 piétons, soit une progression de 5 % par rapport à l'an dernier », note-t-il.

Car, tout le long du massif, stations de ski et offices du tourisme tentent d'attirer une nouvelle clientèle, et le mot d'ordre est «flexibilité». Remontées mécaniques, bike parks, tyroliennes, canyoning et espaces de loisirs sont ouverts tout l'été. Au Hautacam, dans les Hautes-Pyrénées, ou à Font-Romeu, dans les Pyrénées-Orientales, tout est fait pour séduire un public familial, avec des tarifs parfois en baisse de 20 %.

« Territoires refuges »

Dans le Béarn, entre Hautes--Pyrénées et Pyrénées-Atlantiques, juillet a pourtant été le mois le plus chaud de l'histoire, avec des températures supérieures de 5 °C à la moyenne. Selon Corinne Crabé, directrice de l'office du tourisme communautaire des Vallées d'Aure et du Louron, « les vraies grosses arrivées ont eu lieu début août ».

Pour Damien Saint-Pé, responsable du service observatoire au comité départemental du tourisme des Pyrénées-Atlantiques, «la tendance est à la stabilité en juillet et août; pour le Pays basque, épargné par les incendies, l'océan et la montagne ont été des territoires refuges». Avec un constat partagé par nombre de professionnels: les comportements évoluent avec des réservations tardives, les courts séjours progressent et les profils changent, avec davantage de familles accompagnées de jeunes enfants ou de grands-parents.

Dans le Massif central, le département du Puy-de-Dôme enregistre une fréquentation stable. «Le nombre d'arrivée touristiques et le nombre de nuitées touristiques marchandes et non marchandes sont, à ce stade, jugés comparables à 2025 et à 2024 sur l'ensemble de l'été», décrit Claire Torre, chef de projet observation touristique et intelligence statistique au conseil départemental du Puy-de-Dôme.

Dans le massif du Sancy, où culmine à 1885 mètres le puy de Sancy, le plus haut volcan de France métropolitaine, Luc Stelly, directeur de l'office du tourisme, confirme un taux de remplissage des hébergements similaire à celui de 2025. «C'est une année ordinaire, et c'est déjà très bien, commente le professionnel. On avait des craintes au printemps, car on accusait un certain retard, mais il y a eu un rattrapage de dernière minute. Les gens ont de plus en plus tendance à réserver à plusieurs endroits et à se décider au dernier moment. Je pense que la canicule a joué dans le choix final de notre destination.» Les vacanciers ont cependant adapté l'organisation de leurs journées aux fortes chaleurs. «Le téléphérique qui permet d'accéder au sommet du Sancy a enregistré une hausse de 15 % de la fréquentation sur l'ensemble des mois de juillet et août. Plutôt que de faire une randonnée 100 % à pied, les vacanciers ont probablement choisi de faire une partie en téléphérique », analyse le directeur de l'office du tourisme. Comme l'ensemble des professionnels interrogés, il constate aussi un fort engouement pour le bivouac.

Plus au sud, le département du Cantal a bénéficié de l'« effet Tour de France », dont la dixième étape s'est déroulée entièrement sur le territoire. A l'office du tourisme Hautes Terres tourisme - Volcan Cantal, qui comprend notamment sur son secteur la station de ski du Lioran, lieu d'arrivée de l'étape, le directeur, Julien Couty, fait ainsi le constat d'un très bon mois de juillet. « Le Tour de France a apporté un plus indéniable », affirme Didier Achalme, président de Cantal Destination, l'agence de communication touristique du conseil départemental du Cantal. Le puy Mary, labellisé Grand Site de France, qui a vu passer les coureurs et culmine à 1787 mètres, a particulièrement attiré les visiteurs, enregistrant une hausse du passage au sommet de 25 % au mois de juillet et de l'ordre de 10 % au mois d'août. « Le Tour de France a amené du monde, mais, on le voit d'année en année, la montagne accueille de plus en plus de visiteurs, et cette année le catalyseur a été la canicule », affirme Philippe Fabre, président du syndicat mixte du puy Mary. Une analyse que préfère nuancer Didier Achalme. « Il est très difficile pour l'instant de connaître les effets des canicules, et même des incendies, sur notre saison touristique, insiste-t-il. Il faudra attendre les chiffres complets, et peut-être même 2027, pour pouvoir tirer des conclusions. »

PHILIPPE GAGNEBET, FANNY HARDY ET GÉRALDINE HOUOT

Frida Kahlo, peintre devenue icône

La Tate Modern de Londres explore l'engouement pour l'artiste mexicaine au parcours singulier

EXPOSITION LONDRES

Une force d'expression aussi frontale que délicate, une manière d'assumer ses souffrances physiques et morales dans un style tout à la fois cru et sensuel: Frida Kahlo (1907-1954) a su imprimer sur la toile et sur son époque sa personnalité puissante et son identité complexe de manière exponentielle jusqu'à aujourd'hui.

C'est sur cette bascule entre une jeune peintre mexicaine de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Xe siècle qui aura peint 143 tableaux, dont 55 autoportraits, et l'icône mondiale qu'elle est devenue que la Tate Modern, à Londres, a décidé de se pencher, vingt ans après la grande rétrospective qu'elle avait consacrée à l'artiste.

«Il est impossible de séparer la vie et l'œuvre de cette singulière personne. Ses peintures constituent sa biographie», avait écrit d'elle l'écrivain et critique d'art José Moreno Villa (1887-1955) en 1953. Touchée par la polio à 6 ans, Frida Kahlo se destinait à être médecin. Mais, en 1925, à 18 ans, un grave accident de bus vient briser sa colonne vertébrale, son bassin et ses rêves d'études.

Immobilisée de longs mois, elle se met alors à peindre de manière autodidacte. Ses toiles deviennent des miroirs introspectifs pour cette jeune femme qui a grandi dans une famille mixte : son père, photographe, est allemand, sa mère est d'origine espagnole du côté maternel et d'ascendance indigène du côté paternel. Influencée par le bouillonnement intellectuel de la «renaissance culturelle mexicaine», Frida Kahlo n'aura de cesse de chercher sa propre voie artistique.

Sur une photo familiale prise quelques mois après le drame, Frida se distingue par son sens de

L'exposition « Frida. The Making of an Icon », à la Tate Modern, à Londres, en juin. LARINA FERNANDES/TATE

la pose, qui ferait oublier ses blessures si une canne ne venait les rappeler : elle apparaît l'air détaché en costume d'homme avec veston et cravate, cheveux tirés en arrière. Plus loin, une vidéo muette montre Diego Rivera (1886-1957), qu'elle épousera une première fois en 1929, lui apporter des fleurs et l'observer en orner sa coiffure dans un rituel hiératique. Artiste d'avant-garde, activiste politique, femme libre, androgyne, bisexuelle, handicapée : des centaines de portraits de Frida Kahlo ont été pris par son entourage, ce qui participera à sa postérité. Y perce sa capacité à endosser différents rôles et à afficher une identité non fixe, multifacette, qui nourrira également sa peinture.

Parmi les objets personnels qui accompagnent la trentaine d'œuvres de l'artiste rassemblées pour l'exposition, on retrouve plusieurs de ses huipils (des chemises brodées) et de longues jupes à volants en dentelle provenant du vestiaire et du matriarcat zapotèques, signes de l'affirmation du nationalisme mexicain propre à son époque postrévolutionnaire, mais aussi l'un de ses corsets en plâtre sur lequel elle a peint la faucille et le marteau – elle a rallié le Parti communiste à 21 ans, en 1928, la même année que sa rencontre avec Diego Rivera.

Elle entretiendra toute sa vie une relation passionnée avec lui malgré leurs infidélités mutuelles; elle n'aura jamais d'enfant, malgré toutes ses tentatives de grossesse.

Symbole de fierté culturelle

Frida Kahlo fut-elle surréaliste? Pour André Breton (1896-1966), fondateur du mouvement, venu à Mexico en 1938, c'était une évidence, mais l'artiste s'en défendait : « Je n'ai jamais peint de rêves. Ce que j'ai représenté était ma réalité. » Scènes oniriques, squelettes, obsession de la mort : son travail est ici présenté au côté de peintures et de photographies d'artistes femmes en lien avec l'Amérique latine, telles que Kati Horna (1912-2000) ou Leonor Fini (1907-1996), chez qui on retrouve des motifs associés au surréalisme.

Après sa première exposition monographique à New York, en 1938, Frida Kahlo est invitée à Paris par André Breton en 1939 pour participer à une exposition sur le Mexique organisée à la galerie Renou et Colle. Le résultat lui déplaît, comme le milieu intellectuel parisien, Breton inclus, bien que son travail soit au passage salué par Picasso et Duchamp.

Si le nom de Frida Kahlo est apparu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ans les cercles artistiques américains au début des années 1930, c'est à la fin des années 1960, soit bien après sa mort, que le mouvement chicano, qui cherchait à établir une identité spécifique des Mexicains aux Etats-Unis, fit de Frida Kahlo un puissant symbole de fierté culturelle comme une source d'inspira-

Sont présentés plus de 200 produits dérivés qui ont transformé l'artiste en une marque mondiale tion artistique durable.

Puis la montée du féminisme dans les années 1970 et 1980 a suscité un regain d'intérêt pour l'autoreprésentation radicale de Frida Kahlo. Son travail est mis en dialogue avec celui d'artistes telles que Kiki Smith, Judy Chicago, Ana Mendieta ou encore Tracey Emin, également mise à l'honneur par une rétrospective dans l'institution.

Rassemblant le travail de quelque 80 artistes au fil de l'accrochage, l'exposition pèche un peu par excès d'exemples d'appropriation de son image et de son univers – toutes les œuvres présentées ne sont pas d'un grand intérêt. Cette profusion trouve néanmoins son aboutissement dans les dernières salles, consacrées à la « Fridamania », où sont présentés plus de 200 produits dérivés qui ont transformé l'artiste en une marque mondiale. Une entrée dans la pop culture pour cette Joconde queer et métisse qu'auront favorisée la biographie Frida, publiée en 1983 par Hayden Herrera et traduite en plus de vingt-cinq langues, et le film du même nom, produit et interprété par Salma Hayek, sorti en 2002.

EMMANUELLE JARDONNET « Frida. The Making of an Icon ». Tate Modern, Londres. Jusqu'au 3 janvier 2027.

HISTOIRE DE L'ART

Comment regarder un tableau ?

à partir du 7 octobre Tout un monde dans un tableau

avec Françoise Barbe-Gall, historienne de l'art et conférencière des musées nationaux

D'où vient la fascination exercée par un tableau ? De sa beauté plastique ? De sa profondeur spirituelle ? De son caractère énigmatique ? De sa simplicité déconcertante ? Derrière cette apparence, quelle histoire est-elle vraiment en train de se jouer ? Qu'a-t-elle changé dans l'histoire de la peinture ? A partir du 7 octobre, participez à notre nouveau cycle de cours du soir consacré à ces questions passionnantes, autour de cinq chefs-d'œuvre de la peinture et de leur héritage.

Fatima, une esclave perse aux premières loges de l'Empire mongol

Cette série d'anime relate l'histoire d'une revanche féminine

SÉRIE

Les femmes qui lisent sont dangereuses. En 2015, Laure Adler et Stefan Bollmann titraient ainsi leur ouvrage sur l'histoire de la lecture féminine et sa représentation dans l'art (Flammarion). La série animée japonaise Jaadugar. La légende de Fatima, dont la diffusion a commencé début juillet sur la plateforme de VOD Crunchyroll (et disponible depuis peu en version française), pourrait sans hésitation rejoindre le corpus.

Cette fresque historique est adaptée du manga du même nom (Glénat, 2024) scénarisé et dessiné par l'autrice Tomato Soup qui s'est inspirée de faits et personnages réels. Elle raconte l'extension de l'Empire mongol sous Gengis Khan au XIIIe siècle du point de vue de Sitara, une esclave perse. L'histoire démarre à Tous (cité aujourd'hui disparue du nord-est de l'Iran), où elle est achetée par une famille musulmane érudite qui décide de l'instruire. Après l'invasion de la ville par les Mongols, elle est emmenée de force et finit par atterrir au service d'épouses des fils du grand Khan. Elle prend le nom de Fatima et œuvre de longues années à prendre sa revanche.

La bonhomie du design des personnages est trompeuse : derrière la rondeur du dessin, le récit, bien que parfois violent, révèle de la nuance et de la complexité. S'il est parfois difficile de lire les intentions sur des visages aux traits simples et de donner un âge aux personnages, le scénario déroule son fil avec aisance.

Savoirs partagés entre femmes Les courts épisodes balaient les années au sein de la cour impériale nomade, bien loin des représentations convenues que la fiction aime écrire sur des guerriers barbares. On y découvre au contraire les traditions des peuplades des steppes, la sagesse de certains chefs et la soif de savoir des princesses. On apprend aussi le pouvoir de ceux qui savent se rendre à la fois invisibles et indispensables. La politique se commente à travers les confidences et les savoirs partagés entre femmes, modestes comme nobles.

Au manga qui jouait sur un trait en noir et blanc, simple et rond, le studio d'animation japonais Science Saru, apporte une douce colorisation et des contours légers. Les tons sable et ocre des paysages, mais aussi les détails des magnifiques costumes, se parent d'un beau jeu de lumière sous la direction du réalisateur espagnol Abel Gongora et sa consœur japonaise Naoko Yamada. Les rayons du soleil filtrant des moucharabiehs ou les flammes dansantes des foyers dans les yourtes donnent du relief et de la solennité à l'animation et aux dialogues.

PAULINE CROQUET

Arnaud Roulin se fait apôtre de la sensualité

Avec « Voyage pentatonique », le claviériste du groupe Poni Hoax poursuit son échappée en solo et au piano

A Paris, en juillet. BEN PI

MUSIQUE

Arnaud Roulin est peut-être un adepte du taoïsme. Le musicien nous accueille, sans manières, à son domicile parisien et nous raconte, sans circonvolutions, son éclosion en tant que pianiste de jazz. Chose rare. Les interviews, ce n'est pas trop son truc. Et puis il a beau être en bermuda et en chemise de coton, solennité et élégance émanent de sa personne. Son timbre de voix, monocorde, semble traduire son attachement à la discrétion, mais aussi son désir, voire son besoin, de plénitude. « Je suis quelqu'un de réservé. Dans une pièce, plus il y a de monde et moins je parle », confie-t-il au Monde. « Il m'arrive aussi de hausser la voix, hein ? », assure toutefois le claviériste de 47 ans, dans un sourire.

Ce maître des synthés a longtemps évolué avec la casquette d'accompagnateur ou de membre de plusieurs groupes, entre rock, jazz et musiques électroniques. A commencer par Poni Hoax, formation rock emmenée par Laurent Bardainne, saxophoniste, et Nicolas Ker, chanteur poète mort en 2021. Mais surtout, son premier album solo, Massages for Piano, paru en 2023, consacre une franche réconciliation avec un instrument qu'il a longtemps regardé de loin.

Enfant puis ado, il lui a préféré le cor d'harmonie, tant en musique classique qu'en jazz. Sont ensuite arrivés dans son champ musical l'orgue et les synthétiseurs. « Quand j'ai commencé à prendre des cours de piano sous l'impulsion de mes parents, je me suis rendu compte que je ne comprenais absolument rien à la mécanique de cet instrument, se souvient le Nantais. Le piano me faisait peur, quand le cor et l'orgue me fascinaient. »

«Sombre par endroits»

Vendredi 28 août est pourtant paru Voyage pentatonique, un deuxième album solo où abondent les nuances, toujours au piano. Il y ajoute, avec parcimonie, des machines actionnées par le musicien Nicolas Villebrun et des couches de synthétiseur, son instrument de prédilection. « Ce dernier apporte une dimension orchestrale», glisse-t-il. Et de revenir sur la genèse de Massages for Piano : « J'avais passé des années à cultiver des musiques très énergiques, voire violentes. Une fois chez moi, écouter Chopin, Bach ou Mozart me permettait d'embrasser des sensations d'infinité, mais aussi la tendresse dont j'avais besoin. »

D'où les « morceaux tendres », dit-il, de ce premier album. Encouragé notamment par Nicolas Ker, celui qui compose depuis l'adolescence a également senti l'urgence de livrer ses propres inspirations. « Avec Voyage pentatonique, il n'était plus forcément question d'être tendre. J'avais envie d'aller vers quelque chose d'extatique, développe le pianiste. Aussi, ce nouvel album peut paraître sombre par endroits. Et je me suis

« J'avais envie d'aller vers quelque chose d'extatique »

ARNAUD ROULIN musicien

davantage attaché à l'aspect sensoriel de la musique. »

L'album s'ouvre avec Vertigo, une entrée en matière, de fait, vertigineuse. Avec les deux morceaux baptisés Pianorgasme (1 et 2), le musicien joue « une moiteur mêlée de lenteur ». Il y a aussi la rythmique chaloupée de Source ou l'abyssal Encontro das aguas. Quelques-unes de ses influences y planent également, le groupe de musique électronique allemand

Kraftwerk ou les symphonies de Gustav Mahler (1860-1911). Quant à la fameuse gamme pentatonique, propre à moult traditions musicales, « il s'agit surtout du squelette des compositions ».

Ainsi, la palette harmonique de cet album est riche en variations, pointe celui qui a été biberonné tant à la musique classique qu'à la soul, au funk, au be-bop, au jazz West Coast ou encore au free-jazz. « J'aime quand la musique modifie notre perception des choses, quand soudainement le décor et la lumière changent ou qu'un parfum se fait sentir. Ce sont des sensations fortes qui ne résistent pas à l'analyse musicale », juge le pianiste.

Son approche rappelle celle de pontes de la musique ambient, notamment Harold Budd (1936-2020). Ce compositeur américain ne se considérait pas lui-même comme pianiste et veillait à ce que la technique ne l'emporte pas sur la matière sonore. Arnaud Roulin affirme, lui, qu'il n'a rien d'un pianiste accompli. «Mais, désormais, le piano me fait envie», précise le musicien, qui a repris des cours, à l'âge de 35 ans, au sein de la prestigieuse Schola Cantorum de Paris. «La professeure avec laquelle je travaille depuis onze ans maintenant m'a permis de saisir la grâce et la puissance du piano. »

Un kaléidoscope de projets

C'est en jazz qu'Arnaud Roulin obtient, en 2001, son diplôme du 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érieur de musique et de danse de Paris, en se saisissant de l'orgue Hammond et des synthétiseurs. «Lorsque j'ai mué, jouer du cor est

«Arnaud est un monstre d'humilité, qui ne se rend pas compte à quel point son écriture subjugue» THOMAS DE POURQUERY saxophoniste et producteur

devenu presque une souffrance. Je ne pouvais plus chanter non plus», raconte-t-il. Le claviériste trouve, ensuite, une place confortable au sein d'un kaléidoscope de projets musicaux, avec fougue et énergie pour leitmotivs.

Outre Poni Hoax, on pense au quartette Tigre d'eau douce de Laurent Bardainne ou à l'ensemble Supersonic monté par Thomas de Pourquery, compère et complice depuis près de trente ans. «Arnaud est un monstre d'humilité qui ne se rend pas compte à quel point son écriture subjugue, souligne le saxophoniste et producteur. Et puis je trouve surréaliste cette capacité qu'il a de s'adapter à n'importe quel contexte musical.»

Thomas de Pourquery, qui héberge les deux premiers albums d'Arnaud Roulin sur son label Lying Lions Productions, loue aussi la beauté du geste de son ami. « Il n'est certes pas dans la vélocité, mais il maîtrise les nuances, les couleurs, le toucher et le phrasé », avance-t-il. On ne saurait lui donner tort. Arnaud Roulin dessine des sensations franches, élabore de multiples dimensions pour un jazz sans fioritures, entre ancrage et élévation. « Je crois que je suis quelqu'un d'assez planant », conclut-il. En effet, Arnaud Roulin, l'homme comme l'artiste, est un virtuose de l'extase.

KATIA DANSOKO TOURÉ

« Voyage pentatonique », d'Arnaud Roulin, Lying Lions Productions. En concert au Studio de l'Ermitage, Paris 20 $^{e}$ , mercredi 2 septembre à 20 h 30, dans le cadre du festival Jazz à la Villette.

MOTS CROISÉS

GRILLE N° 26 - 199 PAR PHILIPPE DUPUIS

Retrouvez l'ensemble de nos grilles sur jeux.lemonde.fr

SOLUTION DE LA GRILLE N° 26 - 198

HORIZONTALEMENT I. Récalcitrant. II. Ecumoire. Mir. III. Griot. Enfila. IV. Rituel. Oie. V. Eversion. Ses. VI. SA. Bu. Xh. VII. Sistre. Fessu. VIII. Il. Terrarium. IX. Olten. Aronde. X. Nauséabondes.

VERTICALEMENT 1. Régression. 2. Ecrivailla. 3. Cuite. Tu. 4. Amourettes. 5. Lotes. René. 6. Ci. Liber. 7. Ire. Ou. Rab. 8. Tenon. Faro. 9. Fi. Néron. 10. Amies. Sind. 11. Nil. Exsude. 12. Transhumes.

GRILLE DÉJÀ PARUE LE 15/10/2015

HORIZONTALEMENT

I. Evite les rapprochements entre mâles et femelles. II. En même temps que les jetons. Presse populaire à Londres. III. Même les seconds peuvent être beaux. Donnât de belles couleurs. IV. Lâché après coup. Dans les pompes. Blanc et allégé. V. La voiture du Général. Donne un coup aux pompes et aux essences. Mécènes italiens. VI. Doublé romain. Hier à l'église, aujourd'hui à l'écran. A l'entrée de la cave. VII. Horowitz et Poutine. Droit en tête. VIII. Champions aux poings et aux points. Certificat délivré à contresens. IX. Champion du patin. La blanche est tranchante. X. Missent des points sur les «i».

VERTICALEMENT

1. S'est retrouvé très vite dans les cordes. 2. Bras du transept. 3. Gros lot d'un concours de tir. Relèvent fort. 4. A tenu ses lecteurs en haleine. Beau-parricide. Mesure à Pékin. 5. Fréquences des secousses. 6. Personnel. Soutient pour avancer. 7. Ne disparaît pas facilement. Fit perdre la tête. 8. Dégagea dans le texte. Grande page d'histoire. 9. Flottent au dessert. Bien plein. 10. Descendus. Cours d'Espagne. 11. Descendit. Facilite les règlements. En main. 12. A ne pas négliger en lisant Le Monde.

SUDOKU N°2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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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SÉRIES

VENU(E)S D'AILLEURS – 7/7

L'aller sans retour des réfugiés ukrainiens de Cazilhac Après plus de quatre ans d'exil, et alors que la perspective de repartir pour l'Ukraine s'éloigne, les familles installées près de Carcassonne doivent y envisager leur avenir à long terme

Par Lionel Dangoumau Carcassonne, Cazilhac, Villeneuve-Minervois (Aude) - envoyé spécial

A la sortie du village de Villeneuve-Minervois (Aude), avant que la route serpente entre les vignes, on peut bifurquer vers un lotissement de

petites maisons mitoyennes à un étage. Le logo d'un bailleur social, Habitat Audois, s'affiche sur celle qu'occupent Sergii Khytryi et Olesia Bahrii, qui vivent ici depuis un an avec leurs trois enfants, Eldar, Adrian et Anabel.

Originaires de Brovary, dans la banlieue de Kiev, ils ont quitté l'Ukraine en mars 2022 et trouvé refuge dans ce village de 1000 habitants proche de Carcassonne. Peu après le déclenchement de l'invasion russe, Sergii Khytryi a cherché sur Internet une destination à l'étranger. Agé de 41 ans, il est exempté de ses obligations militaires en tant que père de famille nombreuse (trois enfants ou plus, âgés de moins de 18 ans). « Je connaissais Carcassonne grâce au jeu de société qui porte ce nom », avoue cet informaticien dans un sourire. Surtout, l'annonce qu'il avait trouvée permettait d'accueillir sa famille et leurs amis qui avaient fui avec eux, soit 13 personnes en tout, qui ont maintenant chacune leur logement.

Sur les 90 000 Ukrainiens qui vivent aujourd'hui en France – contre 18 000 avant le début de la guerre –, la plupart sont installés en région parisienne et dans les grandes agglomérations. Mais l'urgence a envoyé certains d'entre eux dans des zones moins attendues, comme ces petites communes qui entourent la préfecture de l'Aude. A Cazilhac, 1600 habitants, la présence d'Ukrainiens doit tout à une initiative du maire (sans étiquette) Toni Carvajal, qui, avec quelques proches, a chargé un car de médicaments, de nourriture et de vêtements en direction de la frontière entre la Pologne et l'Ukraine, en avril 2022. «J'ai fait de l'humanitaire toute ma vie et, quand la guerre a éclaté, tout le monde savait qu'il y avait des gens qui cherchaient à partir, relat-et-il. J'ai pris cette décision à titre personnel, j'ai juste demandé à la mairie de pouvoir stocker ce qu'on allait apporter. On est partis à cinq. » L'un des membres de cette expédition, Jean-François Carrasco, 57 ans, fait défiler sur son téléphone les photos qu'il a conservées du voyage. «C'est une expérience qui nous a tous beaucoup marqués, un truc qu'on n'oubliera pas, on en parle souvent», dit-il avec émotion.

En contact avec une infirmière originaire de Cazilhac qui travaille pour une ONG, les cinq hommes se rendent dans un camp de réfugiés en Pologne, sur le site d'un ancien supermarché où sont hébergés des Ukrainiens qui ont franchi la frontière. Quarante-deux d'entre eux, volontaires pour rejoindre la France, montent dans le car et seront logés, à leur arrivée dans l'Aude, par des familles du village et des alentours.

fille Varvara intervient. A 18 ans, elle vient de terminer, à Toulouse, une première année de licence cinéma et audiovisuel. Privé de sa voiture, Sergii Khytryi doit, lui, prendre l'un des quatre bus quotidiens qui s'arrêtent à Villeneuve-Minervois pour se rendre à ses cours de français, deux fois par semaine, à Carcassonne. Pour l'instant, il doit encore passer par une application de traduction de son téléphone pour se faire comprendre.

Parmi les passagers, ils sont une douzaine à vivre encore à Cazilhac ou à Carcassonne, dont Elena Bulavina et sa fille, Zlata, originaires de Pokrovsk, une ville de l'oblast de Donetsk située sur la ligne de front. Avant la guerre, Elena Bulavina était secrétaire dans une chaîne de télévision régionale. « Quand je suis arrivée, je parlais zéro français, dit-elle. Mais si tu ne le parles pas, tu ne peux faire que des boulots comme femme de ménage. J'ai commencé par faire la plonge dans un

Afin d'aider ses compatriotes, Yulia Solodka a créé l'Association francoukrainienne en Occitanie/Pyrénées-Méditerranée Razom («ensemble», en ukrainien), en février 2024. «On a organisé 82 manifestations en Occitanie, des fêtes traditionnelles, des soirées littéraires, un bal de Noël... » Elle a aussi ouvert une antenne régionale de Plast, l'organisation du scoutisme ukrainien. Environ 200 personnes sont inscrites sur le groupe de discussions Telegram où les Ukrainiens de l'Aude peuvent échanger.

A Cazilhac (Aude), le $^{1er}$ juillet. Ci-dessus, sur un rond-point, le blason de la ville aux couleurs identiques à celles du drapeau ukrainien. A droite, le maire, Toni Carvajal, reçoit des réfugiés. SANDRA MEHL POUR « LE MONDE »

restaurant. Maintenant, je suis presque serveuse...» Son fils aîné, âgé de 24 ans, vit toujours en Ukraine. Il est devenu père mais Elena Bulavina n'a pas encore vu l'enfant. Son mari, lui, est resté à Pokrovsk. «C'est compliqué d'avoir des contacts», souffle-t-elle, sans en dire plus.

Parmi elles se détache le profil singulier de Nataliia Mospan, qui possédait une maison d'édition jeunesse et cinq librairies en Ukraine. Elle a fui le pays avec sa mère, son mari architecte, Oleksandr, et leurs trois enfants, Yaryna, Ustyna et Taras. En avril 2022, ils sont arrivés à Villeneuve-lès-Montréal, 300 habitants, grâce à une annonce sur un site qui proposait de l'aide aux Ukrainiens. «On venait de faire de gros investissements dans une librairie à Kiev, on n'avait plus beaucoup d'argent alors on devait trouver un logement gratuit », explique-t-elle. Elle a appris le français, dont elle ne parlait pas un mot, grâce à des cours particuliers puis en autodidacte et vient de lancer une maison d'édition en France, Le Petit Canard.

les nouvelles sont bonnes, le lendemain elles sont mauvaises, ça change en permanence et c'est démoralisant. Je pense que la guerre va continuer... » Ses parents et son frère, eux, sont toujours en Ukraine: «Je parle à mes parents presque une fois par semaine et je leur demande pourquoi ils ne veulent pas déménager ici, mais ils sont âgés et ils adorent leur maison. »

Ancien mineur, Vlad Shcherbakov, 34 ans, père de quatre enfants, vient aussi de Pokrovsk. Après avoir été barman, il nettoie les bus de la Régie des transports Carcassonne Agglo. «Dans notre région, tout est détruit, raconte-t-il. On ne peut pas revenir donc on pense à bien étudier le français et à s'intégrer. Notre situation est meilleure ici, même si c'est difficile de trouver un bon travail. »

Apprendre le français, chercher un emploi, même éloigné de celui auquel ils aspirent, mais aussi s'acquitter d'interminables démarches administratives, ces Ukrainiens, qui bénéficient pour la plupart de la protection subsidiaire, une forme d'asile d'une durée maximale de quatre ans, décrivent un parcours similaire, dans un département où le taux de chômage est élevé (10,5 % en 2025, contre 7,7 % au niveau national).

Originaires de Kiev, Yulia Solodka, 48 ans, et Ruslan Solodkyi, 50 ans, vivent à Conques-sur-Orbiel, 2500 habitants, avec leurs trois enfants, Varvara, Illia et Matvii. Avocate et directeur financier dans leur première vie en Ukraine, ils avaient monté en 2014 leur entreprise de fabrication de fromage artisanal, qu'ils ont dû abandonner à leur départ, en février 2022. « On ne me propose que de faire le ménage ou de travailler en cuisine », lâche Yulia Solodka.

«Je me suis sentie tout de suite comme chez moi en France» Nataliia Mospan, éditrice

Dans la bâtisse de Carcassonne où sa famille a emménagé il y a trois ans, des piles de livres pour enfants remplissent la moindre étagère. A la rentrée, elle suivra un master littérature d'enfance et jeunesse à distance. «Je me suis sentie tout de suite comme chez moi en France, c'est un pays frère, dit-elle avec enthousiasme. J'aime la nature, la cuisine, les gens... Je me suis fixée comme mission de construire des ponts culturels entre nos pays, de mélanger nos talents. » Dans les six ouvrages qu'elle a publiés, elle fait ainsi collaborer des auteurs français et ukrainiens et fera paraître, en novembre, une série de contes ukrainiens en français. «La guerre m'a obligée à repartir de zéro mais j'ai la chance de continuer à faire ce que j'aime », insiste-t-elle.

Cependant, aucun n'envisage aujourd'hui un retour. «Il y a des bombardements constants, ce serait jouer avec le feu, évalue Sergii Khytryi. Un jour

Ils redisent aussi leur reconnaissance pour leur pays d'accueil. A Villeneuve-Minervois, le maire (sans étiquette) Alain Giniès a présenté les réfugiés ukrainiens aux autres habitants à l'occasion d'une fête du village. « Un panier de provisions a été installé dans un magasin, dans lequel tous les habitants pouvaient déposer des denrées alimentaires pour nous, se rappelle Sergii Khytryi. Une fois par semaine, le maire nous recevait pour nous aider à résoudre nos problèmes. » Les familles bénéficient de l'aide personnalisée au logement et des allocations familiales, indispensables à leurs finances, après quatre ans d'exil qui ont épuisé leurs économies. « Ma voiture vient de tomber en panne, mais la réparation coûte 900 euros, je ne peux pas la payer », déplore Sergii Khytryi, dont la famille doit compter sur l'aide des Restaurants du cœur et de la Croix-Rouge de Carcassonne.

Ruslan Solodkyi, lui, gagne sa vie comme ouvrier agricole dans les vignes du Minervois. Ses revenus irréguliers lui rapportent, en moyenne, 1400 euros net par mois. Avec les parents de Yulia et la famille de sa sœur, ils vivent à dix dans une maison de trois chambres. «Je suis contente car ma famille est en sécurité, mais depuis quatre ans ma tête et mon cœur sont en Ukraine», confie Yulia. «Moi, j'ai arrêté de regarder les infos il y a trois ans, mais elle les regarde encore tous les jours», intervient sa fille Varvara.

Yulia Solodka a commencé à apprendre le français avec le Groupement d'établissements publics locaux d'enseignement (Greta), un organisme de formation pour adultes. «Mais l'enseignement n'était pas adapté», reproche-t-elle. Quand les mots ne lui viennent pas, sa

A Cazilhac, l'accueil des 42 personnes transportées par Toni Carvajal et ses amis n'a pas laissé de trace visible. Enfin, presque. Quelques mois après le retour de la mission humanitaire d'Ukraine, Jean-François Carrasco, responsable au sein de la régie des transports de Carcassonne, a reconnu une passagère de ce périple, Olena Khairulina, alors qu'elle montait dans le bus qu'il conduisait. Ce n'était pas prévu, mais il manquait un chauffeur ce jour-là. « On a échangé nos numéros, mais c'est lui qui m'a recontactée », le charrie-t-elle. Depuis, ils se sont pacsés et vivent ensemble à Cazilhac. En octobre, ils partiront passer quelques jours en Ukraine. Cela fait quatre ans qu'Olena Khairulina n'a pas vu sa famille.

FIN

HAVRES DES CIMES – 7/7

EN SÉRIES

Quand les bénévoles de Tous à poêle «bichonnent» les cabanes d'altitude

Les membres de l'association entretiennent ces refuges non gardés ouverts toute l'année. Des passionnés munis sur les chantiers du meilleur des outils, la bonne volonté

Par Catherine Rollot Fontrabiouse-Espousouille (Pyrénées-Orientales) - envoyée spéciale

E

lle est où, la patère de Caro?» La question fuse dans l'air encore frais du matin. En cette mi-juin, un timide soleil commence à ré-

chauffer les pierres grises de la Jaça de la Llosa, modeste bâtisse posée à 1760 mètres d'altitude sur le plateau du Capcir, dans les Pyrénées-Orientales. Autour du refuge, une petite troupe s'active parmi les outils, les planches et les sacs à dos. «La voilà!» Une branche noueuse soigneusement élaguée est brandie par Caroline Tardivo, alias Caro. Quelques tours de vis plus tard, le morceau de bois, devenu portemanteau, solidement fixé au mur, accueillera les affaires du randonneur encombré.

A 37 ans, cette cadre territoriale montpelliéraine particip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à un chantier bénévole de « bichonnage », un terme choisi par l'association Tous à poêle pour désigner l'entretien et l'amélioration du confort des cabanes libres, des refuges d'altitude non gardés ouverts gratuitement toute l'année. Pendant une semaine, la jeune femme va « choyer et prendre soin » d'une douzaine d'entre elles, anciens abris de bergers ou de forestiers. Le confort y est sommaire. Un poêle à bois, une table et des bat-flancs font office de dortoir. Quelques mètres carrés seulement, mais un espace précieux pour s'abriter.

«J'avais envie de faire quelque chose qui dépasse le fait de faire une randonnée», explique la jeune femme en veste grise et pantalon rouge, chargée de matériel. Ici, j'ai le sentiment de contribuer à préserver un patrimoine rural et pas juste profiter de la montagne.» Ici, pas de grands travaux mais de petites interventions, comme une vitre remplacée, une étagère consolidée, un garde-manger remis en état, un poêle nettoyé...

Sous son large chapeau aux bords élimés, d'où s'échappent quelques mèches blanc et roux, Oscar Macaigne, 76 ans, observe les allées et venues de la quinzaine de bénévoles répartis en petits groupes. Cet ancien informaticien, engagé dans le mouvement de l'éducation populaire, a fondé Tous à poêle en 2015 avec deux autres passionnés de montagne, Alexia Del Rosario et Augustin Allemand. L'idée est née au retour d'une randonnée dans le massif de Belledonne, dans les Alpes : « C'est en utilisant dans la vallée du Haut-Bréda un certain nombre de ces cabanes que nous avons eu envie de participer à les maintenir en bon état, et à les rendre plus accueillantes. » Aujourd'hui, l'association bichonne, lors de chantiers lancés d'avril à octobre, une quarantaine de refuges libres, des Pyrénées aux Baronnies provençales, en passant par les Alpes et le Jura. La plupart appartiennent à des communes qui n'ont pas toujours les moyens de les entretenir.

A la Jaça de la Llosa, les travaux vont bon train. Accroupi autour d'un garde-manger rongé par les souris, Timothée Mangeart, 30 ans, démonte les planches les plus abîmées. Chercheur et docteur en aménagement urbain, le trentenaire participe régulièrement à ces chantiers. «J'ai toujours rêvé d'une cabane, confie-t-il en ajustant une latte. Là, j'en ai plein. Et je contribue à en faire profiter d'autres. »

A l'extérieur, Cécile Bettler assemble avec Esteban Lebouvier une « chèvre », sorte de chevalet destiné au sciage et au stockage des bûches. A 39 ans, cette boulangère de Latour-de-France (Pyrénées-Orientales), un village d'un millier d'habitants près de Perpignan, fabrique habituellement du pain au levain cuit au feu de bois. « Ce que j'aime ici, c'est qu'on rencontre des gens que je n'aurais jamais croisés autrement », explique la jeune femme, casquette à motifs de palmier et petites lunettes cerclées.

«Plus c'est accueillant, plus les gens en prennent soin»

Oscar Macaigne, cofondateur de l'association Tous à poêle

A ses côtés, Esteban, 23 ans, passé par une école de design, a choisi de se réorienter vers un BTSA gestion et protection de la nature. Comme beaucoup, il est venu autant pour les cabanes que pour l'expérience collective.

« On fait vite connaissance quand on travaille ensemble, observe Sylvie Ippolito, une infirmière à la retraite venue en voisine. On voit parfois des cabanes dans un état qui donne envie d'agir. »

Sur les chantiers, âges et profils se mélangent. Nul besoin d'être expert en bricolage pour participer, la bonne volonté reste le meilleur outil. Au-delà des réparations, les bénévoles multi- plient les attentions, en déposant dans chaque refuge « des boîtes à malices » contenant bougies, allumettes, liquide vaisselle, éponge, fil à linge, quelques vivres et du petit nécessaire de cuisine. Une carte IGN, des affiches et une petite bibliothèque avec deux ou trois ouvrages complètent l'aménagement. On y trouve aussi un livre d'or pour recueillir les récits de passage. Tout cela disparaît rarement. « Plus une cabane est accueillante, plus les gens en prennent soin, constate Oscar Macaigne. Beaucoup laissent à leur tour quelque chose pour les suivants. » Comme cette conserve d'abricots au sirop découverte ce jour-là dans le garde-manger.

A l'heure du déjeuner, visseuses et marteaux se taisent peu à peu. Tout le monde se retrouve à la Jaceta (1645 mètres d'altitude), une cabane grand modèle avec ses deux pièces, sa table de pique-nique et son barbecue extérieur, au bord du Galbe, un affluent de l'Aude. Le repas fait partie du chantier. Dans les statuts de l'association, un article rappelle que « travail rime avec ripaille ». Le document donne le ton. Le « conseil suprême », composé des membres fondateurs, y prend ses décisions selon les règles du « consentement » ou par un « chifoumi flash », le jeu pierre-feuille-ciseaux. Quant à la qualité de membre, elle se perd notamment avec le décès, « sauf résurrection constatée dans les trois jours ». L'humour n'est jamais loin chez ces bons vivants amoureux des sommets.

Autour de la table, on récapitule ce qu'il reste à faire. Le système D est de mise car les moyens sont modestes. Les matériaux, souvent de récupération, sont financés par les communes ou par les dons et cotisations des 436 membres et sympathisants de Tous à poêle. Le travail, lui, repose sur le bénévolat. La récompense des participants se niche dans les livres d'or, comme ces mots laissés par un randonneur surpris de trouver du bois sec après une journée de pluie, le remerciement d'un couple venu passer la nuit à l'abri du vent, le témoignage d'un marcheur solitaire arrivé à la tombée du jour.

En fin d'après-midi, le calme revient autour des chantiers. A la Jaça de la Llosa, quelqu'un remarque soudain, près d'une étagère en bois, deux portemanteaux passés inaperçus lors du bricolage du matin: «Dis donc, ça commence à faire beaucoup de patères ici.»

FIN

LES DOULEURS DES VACANCES – 7/7

La lessive du retour: « Dans certains trains de nuit, il y a plus de punaises de lit que de passagers »

Certains font tourner les machines à peine revenus chez eux, voire avant de rentrer, d'autres remettent la corvée à un « plus tard » plus ou moins proche Par Guillemette Faure

FRANCOIS OLISLAEGER

La lessive du retour a été inventée pour ménager un sas entre les vacances et la reprise du travail, lequel, une fois qu'on a fait tourner trois machines, n'a plus l'air si déplaisant. De retour chez eux avec valises, sacs à dos ou cartons à chapeaux, les vacanciers se divisent en deux groupes. Ceux qui laissent leurs affaires dans l'entrée, un couloir, au milieu du salon ou n'importe où pour s'en occuper plus tard. « Plus tard » pouvant signifier le lendemain, le week-end suivant, voire la Toussaint. Parmi eux, les ados qui déposent leur sac devant leur porte, dans la salle de bains, partout sauf dans leur chambre « pour pas que ça encombre ».

Les membres de ce groupe du déni auront le plaisir de retrouver lors des voyages suivants des maillots moisis, une serviette sableuse, une crème solaire explosée ou du taboulé momifié dans un Tupperware. Un microcourant de cette entité s'arrange pour porter des vêtements le plus petit possible – shorts, crop tops – et le plus longtemps possible pour éviter (ou différer au maximum) les lessives. C'est la ligne pas de linge, pas de problèmes.

Dans le second groupe, celui des prudents, le retour est géré comme une opération logistique. A peine la porte franchie, le linge sale est retiré de la valise pour qu'il ne touche pas le reste de la maison. La psychose des punaises de lit a considérablement contribué à grossir leurs rangs. Convaincus que les trains et refuges en sont infestés, Michèle et Damien, quand ils rentrent chez eux en Haute-Loire, ont mis en place une routine stricte. Tous leurs vêtements partent dans des sacs-poubelle dans le garage. Ils retirent ensuite les deux tiroirs de leur congélateur pour les remplacer par leurs sacs à dos pendant quatre jours afin de tuer toutes les punaises (où sont les croquettes de poisson pendant ce temps-là?).

C'est un peu compliqué mais moins pesant que le cauchemar consistant à découvrir une infestation chez soi, sujet largement débattu sur les forums de randonneurs du Club alpin français. « Certains trains de nuit sont réputés être utilisés par des punaises de lit plus que par des passagers », assure Michèle. En chargeant la machine, les maîtres du process commencent par vider méthodiquement chaque poche pour éviter qu'une demi-plage de l'Atlantique ne finisse dans le filtre.

Cette approche ne vaut pas l'expertise des parents de scouts. Leurs enfants sont partis apprendre l'autonomie en vivant trois semaines avec deux tee-shirts lavés dans la rivière. Ils savent construire un campement avec des branchages, mais s'avèrent au retour incapables de transvaser le contenu de leur sac dans une machine et d'appuyer sur « Eco-Mixte ». Leurs parents se chargeront de tout passer à 90 °C pour que l'odeur de feu de bois et la paille accrochées aux sweat-shirts ne s'incrustent pas dans la maison.

Reste le casse-tête du t-shirt du dernier jour de colo. Celui couvert de messages au marqueur, de cœurs approximatifs, de signatures et blagues incompréhensibles y compris de leurs auteurs. Techniquement, il faudrait le laver. Affectivement, c'est impossible.

Tels des coureurs qui, à peine leur premier marathon fini, s'entichent de triathlon, les adeptes du protocole se sont lancé un nouveau défi : laver leurs fringues en vacances pour rentrer chez eux avec des valises remplies d'affaires propres. Ils vous expliquent qu'ils n'aiment pas « le linge sale dans la valise », comme s'il s'agissait d'une présence incongrue.

Laver son linge en vacances est aussi l'apanage des touristes qui se piquent, à l'étranger, de vivre comme des locaux et profitent de n'importe quel séjour pour aller chez le coiffeur et dans un Lavomatique. A leur retour, ces maîtres de l'anticipation dormiront dans les draps frais qu'ils avaient changés avant de partir pendant que les membres du premier groupe découvriront que, trois semaines plus tôt, personne n'avait vidé la poubelle ni lancé le lave-vaisselle après le dernier chili.

FIN

A vec les Américains, tout est souvent compliqué, surencadré, policé. Aussi le « oui » de Vince Gilligan à notre demande d'entretien nous a-t-il presque pris au dé- pourvu. D'autant plus que, si celui-ci devait durer deux heures, il fallait qu'il se tienne à Los Angeles (Californie), où le créateur de Breaking Bad vit et travaille.

On le rencontre donc, un matin de juillet, au sein des locaux de Sony Pictures, à Culver City, dans la froideur climatisée de bureaux impersonnels réchauffés par la bonne humeur toute californienne d'une équipe riche d'assistants et de communicants. Son allure austère et ses manières courtoises cachent un showrunneur – terme sans équivalent français, qui désigne le maître d'œuvre d'une série, à la fois impliqué dans l'écriture, la réalisation et la production – prolifique et enthousiaste dont la passion semble intacte après plus de trente ans passés dans l'industrie du divertissement.

Formé dans la salle d'écriture de X-Files, héritier de l'âge d'or de la télévision du début des années 2000, il est l'un des rares à Hollywood à pouvoir monter une série sur son nom propre, essentiellement grâce à l'énorme succès de Breaking Bad, l'odyssée lugubre d'un professeur de chimie atteint d'un cancer du poumon et passé à la production de méthamphétamine pour subvenir aux besoins de sa famille. Succès tel qu'il permettra ensuite à Vince Gilligan de cocréer l'un des spin-off les mieux accueillis de l'histoire des séries, Better Call Saul, dans lequel il remonte le temps pour raconter comment Jimmy McGill, médiocre avoué d'Albuquerque, s'est transformé en Saul Goodman, l'avocat bonimenteur et corrompu de Breaking Bad.

Toujours au Nouveau-Mexique, son biotope de prédilection, mais à mille lieues de l'univers masculin et mafieux de Breaking Bad, Vince Gilligan livrait, à la fin de 2025, avec Pluribus, l'un des objets sériels les plus singuliers d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une comédie misanthrope dans laquelle une femme se retrouve (presque) seule face au reste de l'humanité, dont le cerveau a mystérieusement fusionné en une seule et même entité.

EN SÉRIES

Faut-il y voir une parabole sur les dangers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Une fable morale sur l'unité perdue des Etats-Unis de 2026? En deux heures d'entretien, Vince Gilligan refusera de donner la moindre explication, laissant son parcours créatif parler pour lui, et surtout les téléspectateurs se faire leur propre idée.

Vous avez grandi à Farmville, une petite ville de Virginie. A l'époque, que représentait la télévision pour vous? Quels programmes regardiez-vous?

Quand je repense à mon enfance, au petit garçon que j'étais, je crois que la télévision représentait une source de réconfort. La télévision reste pour moi liée à des moments très chaleureux. Elle était installée dans le basement (sous-sol aménagé) de notre maison, et nous n'avions que quatre chaînes à l'époque. La plupart des émissions que j'aimais dataient d'avant ma naissance, c'étaient des rediffusions ou des programmes en syndication. Parmi eux, La Quatrième Dimension était probablement ma préférée – et l'est toujours. Il y avait aussi The Andy Griffith Show, qui nous rappelait, à mon frère et à moi, la petite ville dans laquelle nous vivions.

A la sortie de Star Wars, nous sommes devenus fans de science-fiction et nous regardions Battlestar Galactica... Cette idée de la télévision comme réconfort perdure à mes yeux, ce qui est assez drôle, car j'ai ensuite fait des séries qui ne sont pas spécialement réconfortantes. Maintenant que je peux accéder à 800 chaînes au lieu de quatre, je dois avouer que si je tombe sur un épisode du Andy Griffith Show, c'est ça que je vais regarder. Si j'avais une machine à voyager dans le temps, je le remonterais, je suis quelqu'un de très nostalgique et sentimental.

Pourtant, c'est vers le cinéma que vous vous orientez d'abord...

Oui, car mon père regardait tous les films qui passaient à la télévision. C'était souvent de vieux films et il venait nous chercher, y compris le soir alors que nous aurions dû dormir, pour les regarder avec lui. Mais quand Star Wars est sorti, en 1977, cela ne l'a plus intéressé du tout, car John Wayne [1907-1979] ne figurait pas dedans! C'est à ce moment-là que je me suis intéressé au cinéma moderne et c'est ainsi que j'ai intégré la New York University [NYU]. J'étais un gamin provincial très couvé par mes parents, et habiter et étudier à New York, surtout à l'époque où [Martin] Scorsese, [Stanley] Kubrick [1928-1999] et [Akira] Kurosawa [1910-1998] faisaient de grands films, m'a forcé à grandir. Surtout, à la NYU, j'étais entouré de gamins

Vince Gilligan: «J'adore quand le public explique mes séries»

Artistes à l'œuvre – 6/6 – Le showrunneur américain prolifique, auteur de « Breaking Bad », de « Better Call Saul » et, plus récemment, de « Pluribus », aime forger des histoires et des personnages uniques, à contre-courant

qui non seulement avaient le même intérêt que moi pour le cinéma, mais s'y connaissaient aussi bien plus en la matière.

Finalement, à la NYU, vous vous dirigez vers l'écriture. Pourquoi?

A l'école primaire, une professeure d'art plastique m'a prêté, deux étés d'affilée, sa caméra super-8 et j'ai filmé une espèce de space opera, avec mon frère dans le rôle principal. Mais, comparé à d'autres réalisateurs connus qui ont passé leur enfance et leur adolescence à trouver les moyens de tourner, moi, je n'ai pas fait grand-chose, parce que le matériel était cher et surtout parce que je n'étais ni assez débrouillard ni assez malin pour en dégoter gratuitement. En revanche, écrire, c'était gratuit et ça me venait facilement. A l'époque, j'écrivais des comédies un peu décalées, et le premier projet d'étude que j'ai finalisé à la NYU, Home Fries, a reçu un prix et a été acheté par un producteur [le film sera réalisé en 1998 par Dean Parisot, avec Drew Barrymore et Luke Wilson dans les rôles principaux].

Ensuite, selon vos propres dires, vous êtes devenu « paresseux »...

Oui, j'avais plutôt bien démarré, je gagnais correctement ma vie. J'ai acheté une maison en Virginie et j'ai passé les cinq années suivantes à écrire des scénarios qui ne se sont pas faits. Mais on me payait entre 20 000 et 25 000 dollars [de 17 000 à 22 000 euros, au cours actuel] par scénario. A l'époque, c'était beaucoup d'argent et ça me suffisait. Sauf qu'au fil du temps, j'écrivais de moins en moins, je me levais de plus en plus tard et je jouais de plus en plus aux jeux vidéo. Je n'avais vraiment aucune excuse.

Vous rencontrez ensuite Chris Carter, le créateur de « X-Files », et votre carrière bascule...

C'était vers 1993-1994, ma carrière n'allait nulle part et je venais de perdre mon assurance-santé. A cette époque, la première saison de X-Files cartonnait à la télévision et je trouvais la série géniale. Mon agent m'a demandé si j'avais envie de rencontrer son créateur, qu'il connaissait par une vague connexion familiale. Honnêtement, à ce stade, je voulais juste lui serrer la main et lui dire « J'adore ce que vous faites ». Je n'avais rien à lui vendre. A l'époque, je me considérais encore comme un movie guy [quelqu'un qui travaille dans le milieu du cinéma], même si je n'avais absolument aucun snobisme vis-à-vis de la télévision. Cependant, lors de notre rencontre, Chris Carter m'a demandé si je n'avais pas

« DANS MON ENFANCE, JE CROIS QUE LA TÉLÉVISION REPRÉSENTAIT UNE SOURCE DE RÉCONFORT » quelques idées pour des épisodes de sa série. Au même moment, l'assistant de mon agent, qui est devenu l'un des agents les plus puissants d'Hollywood, essayait de me convaincre que travailler pour la télévision – c'est-à-dire à Los Angeles, avec d'autres scénaristes et un revolver collé sur ma tempe – était exactement ce dont j'avais besoin. J'ai commencé à faire de la télévision et je n'ai plus jamais regardé en arrière ensuite.

Vous intégrez donc la salle d'écriture de « X-Files » et participez à l'écriture d'une trentaine d'épisodes. Qu'avez-vous appris aux côtés de Chris Carter ?

J'ai appris à travailler avec d'autres personnes et à respecter les échéances, ce dont je ne me serais jamais cru capable avant. Mon atout, c'est que j'ai très vite intégré la voix de Mulder et de Scully [les deux héros de la série], au point de les entendre se parler et se répondre dans ma tête. J'ai aussi beaucoup aimé voir [les interprètes] David Duchovny et Gillian Anderson travailler ensemble. Ils bossaient très dur, mémorisaient des pages et des pages de dialogue et se respectaient énormément. De mon côté, j'ai fait en sorte de devenir indispensable. Au bout du compte, j'ai fini par convaincre Chris Carter de me laisser réaliser un épisode. J'ai rarement eu aussi peur, mais au bout de vingt minutes sur le plateau, j'ai adoré ça.

L'écriture est le plus important pour quelqu'un qui supervise une série télévisée, et « scénariste » serait le mot que je voudrais voir figurer sur ma pierre tombale, mais réaliser est incontestablement mille fois plus agréable. Chris encourageait beaucoup les scénaristes à ne pas rester dans la salle d'écriture et à se déplacer sur le plateau. Peu de showrunneurs l'autorisent. Il voulait en quelque sorte faire de nous des producteurs à part entière. Et ce qui peut arriver de mieux aux scénaristes, c'est de passer du temps en salle de montage, car on y apprend une tout autre forme d'écriture. C'est là, par exemple, que j'ai appris à limiter les dialogues, quand un simple regard entre les acteurs suffit. C'est contraire à tout ce qu'on vous apprend à la télévision, où un bon scénariste est considéré avant tout comme un bon dialoguiste.

« X-Files » s'arrête en 2002. Son spin-off, « The Lone Gunmen », est annulé au bout d'une saison. Vous entrez dans l'âge d'or de la télévision avec beaucoup d'expérience, mais « Breaking Bad » mettra du temps à voir le jour...

Oui, car j'essayais de proposer des choses différentes de ce qu'on voyait à la télévision. C'était un temps où je voulais absolument créer des histoires et des personnages uniques, à contre-courant. Et je tenais aussi à écrire une série très « sérielle », alors que la télévision américaine favorisait depuis longtemps les procedurals [séries dont on peut voir les épisodes indépendamment les uns des autres], comme X-Files. Par ailleurs, Breaking Bad n'aurait jamais pu voir le jour si des séries comme The Shield et Les Soprano, avec leurs antihéros, n'avaient pas ouvert la voie, au tout début du siècle.

L'idée pour Walter White [le héros de Breaking Bad] est venue d'une conversation avec un ami, lui aussi scénariste sur X-Files. Quand la série s'est achevée, aucun des deux n'avait de projet. On s'est alors dit qu'on devrait acheter un van et fabriquer de la meth pour gagner notre vie. Plus sérieusement, j'aimais l'idée d'un homme très normal, avec un nom normal, et qui devient mauvais. Pourquoi? Qu'est-ce qui nous conduirait, nous, à emprunter le même chemin criminel que lui? Et puis j'avais l'impression de le comprendre. Il a 40 ans, il est malade, ne sait pas de quoi l'avenir sera fait. Moi aussi, j'allais avoir 40 ans et je me rendais compte que je n'étais plus le petit nouveau dans la salle d'écriture.

Bref, je soumets l'idée à deux personnes de Sony Pictures avec qui j'avais déjà travaillé sur Battle Creek, une comédie policière qui s'est finalement montée des années plus tard. Ils pensent que je suis fou, mais ils font de leur mieux pour trouver un diffuseur. La série a failli se faire avec FX, mais, à l'époque, la chaîne essayait de diversifier ses programmes en direction du public féminin. Son patron, John Landgraf, a eu l'intelligence de nous autoriser à présenter la série ailleurs – d'autres gens du milieu préfèrent acheter et tuer un projet de peur d'avoir l'air ridicule s'il rencontre le succès ailleurs. Finalement, c'est AMC, forte du succès de Mad Men, qui a rendu la série possible.

«Breaking Bad» est un énorme succès et, surtout, la série fait de vous un réalisateur à part entière. La qualité de la production est acclamée par la critique. Comment avez-vous élaboré la grammaire visuelle de la série?

Breaking Bad devait à l'origine se dérouler en Californie, mais nous avons tourné au Nouveau-Mexique pour des raisons fiscales, et finalement ce fut une excellente décision car cela m'a permis d'intégrer l'imaginaire du western à la série. Déjà parce que c'est une région pleine d'histoires, de mythes sur l'Ouest sauvage – Billy the Kid [1859-1881] y a vécu –, mais aussi parce que, à l'époque où AMC m'a autorisé à réaliser le pilote, les écr ans plats et larges étaient en plein essor et remplaçaient peu à peu les tubes cathodiques. En matière de format, la télévision était en quelque sorte en train de se rapprocher du cinéma.

Je me suis inspiré des films de Sergio Leone [1929-1989], avec leurs personnages tout petits dans des espaces très grands. Les ciels du Nouveau-Mexique sont magnifiques, avec un grand soleil et des nuages cotonneux. Je voulais qu'on les voie à l'écran. Personne ne faisait ça à l'époque à la télévision, alors pourquoi ne pas essayer? Après tout, une grosse partie du processus créatif de Breaking Bad consistait à faire les choses différemment.

Une autre influence pour Breaking Bad est The French Connection [1971], filmé en caméra portée, technique qui me fait penser aux reportages de guerre, en particulier ceux de la guerre de Corée [1950-1953].

Après le succès de « Breaking Bad » puis de « Better Call Saul », vous revenez avec un projet totalement différent, « Pluribus », une comédie noire mâtinée de science-fiction avec une femme dans le rôle principal. Comment l'idée vous est-elle venue ?

A un moment, pendant la production de Better Call Saul, je réfléchissais à des idées pour la suite et j'ai commencé à me demander à quoi ressemblerait un monde dans lequel tout le monde m'aimerait. A partir de là, j'ai étiré l'idée au maximum: et si tout le monde était gentil tout le temps? Qu'est-ce qui expliquerait ça? Il a fallu encore beaucoup de temps pour trouver une raison qui ne soit pas juste un tour de magie.

Au même moment, je me disais que j'aimerais beaucoup retravailler avec Rhea Seehorn, qui a beaucoup apporté à Better Call Saul dans le rôle de Kim Wexler. Je me suis aussi dit qu'il était temps pour moi d'écrire un personnage principal féminin, ce que je n'avais jamais fait. Dans ma tête, personne d'autre que Rhea ne pouvait l'interpréter. Il se trouve qu'aujourd'hui la salle d'écriture de Pluribus est composée de quatre femmes et de deux hommes. Ce n'était pas spécialement planifié, mais ça aide pas mal.

A Los Angeles (Californie), le 17 juillet. DANIA MAXWELL POUR « LE MONDE »

« Pluribus » ne ressemble à rien de ce qui est produit aujourd'hui, c'est-à-dire essentiellement des miniséries avec des stars...

Figurez-vous qu'à l'origine je voulais que ce soit une minisérie parce que, à l'époque, c'était encore assez rare. C'est ce que j'ai proposé à Sony Pictures, mais ils ont refusé et m'ont encouragé à penser à plusieurs saisons, arguant que ce serait beaucoup plus facile à vendre. Je me suis laissé convaincre et, finalement, je me retrouve avec une pure série, alors que tout le monde en ce moment ne fait, en effet, que des miniséries. Je suis ravi d'avoir changé d'avis, car il y a au bout du compte plus de matériau dans Pluribus que je ne le croyais au début.

Nous venons de baliser à peu près l'intégralité de la deuxième saison – je pense que nous en ferons au moins trois, mais nous ne sommes sûrs de rien. Je pensais à l'origine que Breaking Bad ne dépasserait pas trois saisons et nous en avons tourné six [officiellement cinq, la dernière étant divisée en deux parties]. On ne sait jamais. Pareil pour Better Call Saul. A quel moment Jimmy McGill devenait-il Saul Goodman? A quel moment cet homme pas mauvais se muait-il en avocat véreux et heureux de l'être? On s'est rapidement rendu compte que la série s'achèverait au moment où Jimmy deviendrait Saul, alors nous avons reporté ce moment de saison en saison. Pour Pluribus, l'équation est assez complexe, car le bonheur n'est pas un matériau très dramaturgique. Pour que ça donne quelque chose, il faut opposer à ce bonheur la personne la plus bougonne du monde. Mais j'ai quand même une idée assez claire de là où la série doit aller et se terminer, même s'il faut laisser de la place pour la surprise.

Vous savez, les gens hallucineraient s'ils savaient à quel point nous avons peu idée de ce que nous faisons. Les téléspectateurs nous donnent plus de crédit qu'on ne mérite. Ils croient que nous avons 26 coups d'avance sur les personnages et que nous savons exactement où les emmener, mais je ne suis pas si malin que ça, et mes coscénaristes non plus, même si je suis entouré de gens brillants. Nous avançons pas à pas et donnons à nos personnages l'occasion de nous surprendre, à condition que leurs actions aient du sens.

L'industrie nous encourage souvent à placer une grosse explosion dans l'épisode 3, une mort violente dans l'épisode 4, etc. Mais, pour moi, cela revient à placer l'action avant les personnages et cela donne des films et des séries très mécaniques.

Vous avez souvent dit que la théorie de l'auteur était la pire chose que les Français aient léguée au monde. Pourtant, beaucoup de critiques ont salué la singularité, le ton très personnel et les visées auteuristes de « Pluribus »...

J'ai beaucoup d'admiration pour les cinéastes de la Nouvelle Vague et leurs films, mais je trouve que cette idée d'auteur donne trop de crédit à une seule personne. Pour moi, il n'y a qu'un seul film d'auteur dans l'histoire du cinéma, c'est un court-métrage qui s'appelle

« LES GENS HALLUCINERAIENT S'ILS SAVAIENT À QUEL POINT NOUS AVONS PEU IDÉE DE CE QUE NOUS FAISONS »

Bambi Meets Godzilla [un film d'animation signé Marv Newland, réalisé en 1969 et devenu culte depuis]. Un type arrive avec cette idée, il écrit, dessine, réalise et compose la musique. Tout le reste relève d'une aventure collective. Le pire épisode de Breaking Bad demeure pour moi le pilote, car je l'ai fait tout seul. Apprendre à vivre et à travailler avec les autres reste pour moi l'un des buts de l'existence. Je crois qu'aux Etats-Unis, à l'heure actuelle, c'est un énorme sujet. C'est d'ailleurs ce qui est insupportable pour Carol dans Pluribus, que toute l'humanité vive et parle d'une seule voix. Ses arguments sont légitimes, et la série parle aussi de la manière dont on peut procéder pour trouver une voie médiane.

Le public et la critique ont publié beaucoup d'interprétations différentes de « Pluribus ». Personne n'est vraiment sûr du sujet de la série...

EN SÉRIES

LES DATES

1967 Naissance à Richmond (Virginie), le 10 février

1989 Lauréat du Virginia Governor's Screenwriting Award pour le scénario de «Home Fries»

1995 Diffusion de « Soft Light », premier épisode écrit pour « X-Files »

2008-2013 « Breaking Bad »

2015-2022 « Better Call Saul »

2025 « Pluribus »

J'adore que les téléspectateurs et les critiques expliquent mes propres séries. Ils le font bien mieux que moi. C'est particulièrement vrai sur Pluribus car, de mon côté, je ne sais pas vraiment ce que je veux dire et la dernière chose dont j'ai envie, c'est de donner raison à l'un ou à l'autre. J'aime l'ambiguïté de Pluribus. Quand vous regardez une série comme The Walking Dead, vous êtes à peu près sûr de ne pas vouloir être un zombie. C'est moins vrai pour Pluribus. J'aimais beaucoup cette ambiguïté dans X-Files aussi entre Mulder et Scully. Tous les deux avaient des arguments valables, et la vérité se situait la plupart du temps au milieu.

Vous avez commencé à travailler à une époque durant laquelle chaque épisode de « X-Files » était regardé par, disons, entre 8 millions et 20 millions de personnes. Le public est désormais plus restreint et fragmenté. Vous-même êtes passé de la télévision linéaire à la plate-forme. Comment vous sentez-vous dans ce nouvel environnement ?

Nous avons gagné en liberté et en flexibilité. A l'époque de X-Files, nous produisions 26 épisodes par an, et chaque épisode devait faire 43 minutes, 22 secondes et 12 images, ni plus ni moins. C'était une cadence meurtrière, même si cette époque a forgé en moi une discipline que j'ai un peu perdue en route. Aujourd'hui, si l'on est à court d'idées, Apple nous laisse raccourcir la saison, et chaque épisode peut avoir une durée différente. Et puis on peut jurer, montrer de la nudité. Ma mère se plaint beaucoup de la grossièreté de Carol dans Pluribus. Cette liberté est intéressante car elle peut nous entraîner vers une forme de paresse. On peut tout dire donc on introduit plein de grossièretés avant de se rendre compte que c'est un peu facile. On finit toujours un peu par s'autocensurer.

A ce stade de votre carrière, que pensez-vous avoir apporté à l'industrie des séries?

Je ne veux pas être immodeste. J'ai la chance de gagner ma vie en racontant des histoires, et j'ai le sentiment que l'industrie m'a donné beaucoup plus que ce que, moi, je lui ai donné. Je n'arrive toujours pas à croire au succès de Pluribus. J'ai toujours pensé que j'allais décevoir les téléspectateurs – Breaking Bad avait tellement bien marché... Changer d'univers, c'était prendre un gros risque, mais il était temps pour moi de passer à autre chose. Je ne sais pas vraiment l'effet qu'ont produit mes séries sur les téléspectateurs. Je sais surtout ce qu'elles ont produit sur moi, et c'est l'impression d'avoir gagné au Loto. Je suis heureux d'avoir créé des séries qui ont du sens pour ceux qui les regardent. J'espère qu'ils ressentent la même chose que moi quand je regarde un vieil épisode d'une série que j'aime, dont le créateur est mort depuis longtemps, mais qui continue de me parler. Mon rêve le plus cher est que mes séries soient encore vues pendant longtemps. Je n'ai pas d'enfant. Mes enfants, ce sont mes séries et je voudrais qu'elles me survivent.

PROPOS RECUEILLIS PAR AUDREY FOURNIER

EN SÉRIES

A l'heure du crash écologique, il faut «cultiver son jardin»

Permis d'espérer – 6/6 – L'anthropologue Charles Stépanoff comme l'essayiste Gaspard Koenig se sont installés à la campagne, persuadés qu'on ne changera pas le monde sans que chacun commence par transformer le sien

LE THIEULIN (EURE-ET-LOIR), MONTILLY-SUR-NOIREAU (ORNE) - envoyé spécial

U

n peu candides, ils ont suivi le conseil de Voltaire (1694-1778). Le conteur des Lumières invitait ses contemporains à «cultiver [leur] jardin ». Charles Stépanoff et

Gaspard Koenig l'ont pris au pied de la lettre, comme une injonction éthique à l'heure du crash écologique. L'un est un anthropologue recherché, directeur d'études à l'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t récemment devenu maraîcher; l'autre est un romancier prisé, un trublion politique, un essayiste médiatique converti à l'écologie. L'un comme l'autre se sont installés avec leur cheval à la campagne pour cultiver leur jardin respectif de façon biologique. Bêcher, biner et sarcler sont autant de façons de vivre en accord avec leurs idées.

Auteur d'Attachments (La Découverte, 2024), une grande enquête sur la manière dont les humains nouent des liens étroits avec des espèces sauvages adoptées, Charles Stépanoff a ouvert une école paysanne au domaine de Lignerolles, un ancien manoir entouré de 20 hectares au Thieulin, en Eure-et-Loir. «La question de la résilience alimentaire et énergétique des modes de vie n'est plus un luxe, c'est une problématique cruciale qui doit stimuler les enquêtes et les expérimentations. Vous avez entre vos mains l'avenir du monde», lance chaque année ce spécialiste des rites chamaniques en Sibérie aux étudiants venus se former à l'agroécologie.

XAVIER LISSILLOUR

Essayiste et auteur à succès des romans Humus (2023) et Aqua (2026), tous deux publiés aux éditions de L'Observatoire, Gaspard Koenig jardine 1,5 hectare de terrain autour d'une maison au toit de chaume à Montilly-sur-Noireau, dans l'Orne, selon les principes de la permaculture. Entre verger pâturé, potager bio et mares régénérées, le philosophe ne chôme pas. « Voltaire avait vu juste. Si nous sommes heureux dans notre chaumière, c'est parce que nous ne nous reposons jamais. Il y a toujours une salade à repiquer, des branches mortes à ramasser», écrit l'auteur d'Agrophilosophie (L'Observatoire, 2024).

Deux lignes de vie, deux lignes de train. Celle qui mène de Paris-Montparnasse à Courville-sur-Eure (Eure-et-Loir) pour Charles Stépanoff, que Le Monde a retrouvé sous un soleil de plomb, en juin. Un paysage de silos à grains, de champs de blé et de colza cultivés de façon intensive que l'anthropologue, en jean noir et chemise à carreaux, traverse, habitué à faire la navette, au volant de sa vieille Seat Ibiza, achetée lorsqu'il a passé son permis, à 32 ans.

A la lisière du Perche, le domaine de Lignerolles est connu des habitants du Thieulin et des communes rurales alentour. Cette ancienne bâtisse du XVIIe siècle a abrité la Fondation des orphelins-Apprentis d'Auteuil. Et son châtelet a vu défiler les mariés et les communiants de la région, qui viennent toujours s'y faire photographier. «La propriété est ouverte aux promeneurs, aux visiteurs. Lorsque l'on se lance dans ce genre d'aventure, en rupture avec les pratiques agricoles dominantes, il faut cultiver le lien social et l'entraide», observe Charles Stépanoff.

Sur les marchés des environs

L'endroit semble reculé, à l'abri du bruit du monde. Loin de tout, comme disent souvent les Parisiens. Il n'en est rien. La crise du détroit d'Ormuz touche la Gâtine entre Chartres et la Sarthe. Le local dépend du global, et la géopolitique incite les plus récalcitrants à la conversion écologique. Depuis 2023, une prime de la politique agricole commune pour les légumineuses pousse les agriculteurs à semer en masse des petits pois qui, remplaçant les engrais du golfe Arabo-Persique, sont capables de fixer l'azote de l'air - élément essentiel au développement végétatif - et d'en nourrir le sol.

A l'entrée du domaine de Lignerolles, une haie naturelle protège des rafales qui redoublent d'intensité en plein champ, précieux habitacle où nichent les oiseaux dans le houx, le chèvrefeuille et l'aubépine. Un rempart de biodiversité dans un paysage privé de bocage depuis le remembrement des années

1970, qui a remodelé le paysage rural. « La haie est devenue l'un des piliers de la renaissance agroécologique », déclare Charles Stépanoff devant ce mur végétal parsemé de ronces, de baies et d'une myriade de pétales. L'anthropologue éprouve un émerveillement similaire à celui du jeune Marcel Proust (1871-1922) devant les aubépines, ces « chefs-d'œuvre dont on croit qu'on saura mieux les voir quand on a cessé un moment de les regarder », disait l'écrivain. Et partage le même bonheur que l'auteur d'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à les retrouver après son séminaire à l'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consacré à l'agriculture au néolithique.

Pour Charles Stépanoff, Lignerolles, c'est le temps retrouvé. Même si le vivant n'est pas une manière tranquille de passer le temps. Surtout lorsque l'on a fait le choix de la traction animale pour retourner la terre d'une partie des 5000 mètres carrés de légumineuses, de courgettes et de fraises gariguettes. Un domaine codirigé par Anna Stépanoff, mariée à Charles depuis 2007, normalienne un temps passée par le business de l'éducation en ligne, qui a préféré les travaux d'une ferme agroécologique à ceux des firmes numériques, et «la vie aux champs plutôt que devant les écrans», dit-elle. Elle gère l'exploitation et part en camionnette faire les marchés des environs, avec son jus de rhubarbe et ses confitures de fraises.

Plus intéressant qu'un tracteur, « le recours au cheval et à la mécanisation non motorisée est fait d'engagements conjoints », relève Charles Stépanoff. A l'image des relations entre les Tozhu de Sibérie et les rennes qu'ils élèvent de façon minimaliste, leur lâchant en partie la bride le soir dans la taïga, l'homme et l'animal, à l'instar de Charles et de son cheval, forment un « nous » encore largement inexploré. Dans la forêt boréale, qu'il a maintes fois arpentée, comme dans sa ferme en polyculture, « les dualismes entre le sauvage et le domestique s'émoussent ».

Pour l'heure, l'apprenti paysan semble un peu égaré par son percheron. A peine sorti de l'écurie, Macaron évite la parcelle à labourer, se rue vers les feuilles de chêne et refuse le travail à la chaîne. « On est des débutants tous les deux », lâche Charles Stépanoff, amusé. Guidé à la voix, le cheval sinue, puis effectue le buttage des pommes de terre avec la kassine, sorte de couteau suisse de la traction animale. Loin d'être un jeu ou un divertissement, « le travail avec le cheval est une expérimentation scientifique vivante sur nos capacités à communiquer avec d'autres espè-

« LA QUESTION DE LA RÉSILIENCE ALIMENTAIRE ET ÉNERGÉTIQUE DES MODES DE VIE N'EST PLUS UN LUXE » CHARLES STÉPANOFF anthropologue ces», explique Charles Stépanoff. Le retour à la traction animale chez certains jeunes maraîchers démontre que «le monde paysan n'est pas l'envers du monde sauvage». C'est la faute à Voltaire: «A partir des Lumières, la productivité a primé, l'Europe n'a plus supporté les landes et les friches. » La modernité a considéré les communs comme des archaismes médiévaux. C'est la faute à Rousseau (1712-1778) : le contrat social a oublié l'animal.

Gaspard Koenig, lui, ne l'a pas oublié. C'est même sa jument, avec laquelle il a traversé l'Europe en 2020, qui l'a conduit à s'installer à Montilly-sur-Noireau. En ce début du mois de juillet, il quitte Montparnasse pour la gare de Flers (Orne) afin de la faire saillir. Destinada est en pension au village de La Pommeraye (Calvados), dans une écurie pour cavaliers aguerris créée par Alice et Antoine Castillon. Un havre équin en autoconstruction, également autonome en eau et en énergie, qui a convaincu Gaspard Koenig de s'installer dans cette Suisse normande vallonnée.

L'urgence à changer de modèle

Sans ce voyage à cheval sur les traces de Montaigne (1533-1592), lors duquel il mesura, de Bordeaux à Rome, la force de l'hospitalité, les vertus de la lenteur et la puissance de la présence humaine loin des écrans, il serait « sans doute devenu un libertarien technophile ». Mais non trumpien. Son libéralisme est d'inspiration libertaire. Gaspard Koenig est favorable à la dépénalisation du cannabis, au revenu universel et aux prisons ouvertes.

Ses maîtres sont le socialiste libéral britannique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et l'anthropologue anarchiste américain David Graeber (1961-2020). Partisan d'une « noncroissance capitaliste », l'ancien collaborateur de Christine Lagarde au ministère de l'économie et fondateur du groupe de réflexion Génération libre n'ose plus employer l'adjectif « libéral », trop « pollué en France par le néolibéralisme ». Mais c'est ainsi, « je dois avoir une tête de droite et on me range dans cette case-là », affirme en souriant ce fils d'un couple de journalistes soixante-huitards.

Morte il y a deux ans, sa mère, Anne-Marie Koenig, lui a transmis l'attention au vivant ainsi qu'une manière poétique de jardiner, qu'elle avait consignée dans ses Carnets d'un jardin (Grasset, 1994). C'est peut-être dans son potager qu'il en est fidèlement l'héritier. Sous les tilleuls centenaires, blettes et poireaux émergent d'un sol recouvert de foin du voisin. « En tâtonnant, j'expérimente dans mon jardin le monde de demain », explique Gaspard Koenig, alors que les températures chutent sensiblement dans ce coin de bocage ombragé.

Que nous est-il permis d'espérer? « Nous n'avons plus le choix. Dans trente ans, l'agroécologie triomphera », veut croire Gaspard Koenig. « Ce qui donne de l'espoir, c'est que la capacité cognitive et affective des humains à s'attacher aux milieux vivants est un patrimoine inaltérable hérité de notre préhistoire, qui se manifeste chez les enfants à chaque génération et qui ne demande qu'à être mis en œuvre », répond Charles Stépanoff, dans le Perche. Deux lignes de vie, deux lignes de train. Deux penseurs réunis par la certitude qu'on ne changera pas le monde sans commencer par le sien. Deux auteurs contemporains, sur ce point voltairiens : il faut cultiver notre jardin.

Il cueille deux salades pour le repas du soir chez des amis proches, producteurs d'un calvados réputé de la région, qu'il rejoint avec sa petite Zoé, l'un des premiers modèles de voiture électrique à l'autonomie limitée. Il a tissé un réseau de paysans concernés par la question climatique. « Gaspard fait ce qu'il dit, il réalise ce qu'il théorise et c'est assez rare », estime Jean-François Guillouet, producteur des célèbres calvados Huard, devant un verre de pommeau parfumé, pendant que sa mère, Françoise, prépare une tarte aux pommes de juillet. Face à ses vergers de pommiers pâturés par des salers, particulièrement résistantes aux variations du climat, la discussion se porte inéluctablement sur la canicule et l'urgence à changer de modèle. « Le "backlash" [retour de bâton] écologique est le chant du cygne d'un siècle qui meurt », juge le philosophe.

NICOLAS TRUONG

Des pêcheurs, à Port-Saïd, en Egypte, le 11 juin. MOHAMED HOSSAM/LE MONDE

Suez, un laissez-passer pour des espèces invasives en Méditerranée

Suez, canal historique – 6/6 – L'ouverture d'une voie entre la mer Rouge et la Grande Bleue au XIX $^{e}$ siècle a engendré des migrations d'espèces, bouleversant le biotope marin

PORT-SAÏD (ÉGYPTE) - envoyé spécial

es pêcheurs tirent une bar- que sur le rivage. Ils appro- chent ensuite une charrette qui contient un immense filet. Ce dernier est chargé, mètre par mètre, sur la barque, en silence. Le soleil n'est pas encore levé, mais il y a plus de clair que d'obscur en ce mois de juin sur cette plage de Port-Saïd, en Egypte, où familles et jeunes hommes jouent dans les vagues de la Méditerranée. Sur l'horizon, une file de navires se dirige vers le canal de Suez – le convoi nord-sud.

Les filets sont chargés. Deux pêcheurs poussent la barque, montent à bord et partent vers le large, laissant filer les rets derrière eux, le côté lesté tombant en profondeur, le côté flottant affleurant à la surface. Puis les pêcheurs restés à terre halent les filets, ramenant peu à peu les poissons. Cette technique, dite pêche à la senne, est une des plus anciennes au monde. Elle est représentée dans les fresques de tombes égyptiennes datant de 3 000 ans av. J.-C.

La prise arrive. Il y a beaucoup de maquereaux. Parmi les poissons s'est glissé un petit Lagocephalus sceleratus – dit poisson-ballon, un petit prédateur très agressif, s'attaquant notamment aux poissons juvéniles. Il s'agit d'une espèce originaire de la mer Rouge, arrivée via le canal de Suez. Comme 900 espèces non indigènes aujourd'hui, dont la moitié sont implantées de manière permanente.

Ces arrivées bouleversent les biotopes d'une Méditerranée en voie de profonde transformation. Car, malgré sa petite taille, cette mer constitue l'une des régions du monde les plus riches en espèces et en écosystèmes originaux – au moins une douzaine, qui se déclinent en quelque 80 types d'habitats spécifiques.

Tout cela grâce à des conditions de naissance particulières. La Thétys, une mer préhistorique située au niveau de l'équateur, s'est rétrécie peu à peu par le jeu de la tectonique des plaques, formant la Méditerranée. Il y a 6 millions d'années, la porte de Gibraltar se ferme. Le bassin méditerranéen s'assèche, se réduisant à des poches très salées. Quelques centaines de milliers d'années plus tard, le dé- troit se rouvre, donnant lieu à ce que les géologues nomment la « transgression zancléenne »: les eaux de l'Atlantique se déversent en un déluge cataclysmique. La Méditerranée se remplit en quelques mois, voire quelques semaines, d'abord côté occidental, ensuite côté oriental, après que les eaux ont franchi l'escarpement de Malte... Avant d'être bloquées dans un cul-de-sac au sud-est.

Habitats spécifiques

Après le remplissage du bassin, les espèces arrivent depuis l'océan Atlantique. La Méditerranée orientale, loin de Gibraltar et plus chaude, développe des habitats spécifiques. « Elle était plus pauvre en espèces que la Méditerranée occidentale, mais pas en écosystèmes », explique Charles-François Boudouresque, professeur émérite à Aix-Marseille Université. D'autant plus que ce Sud-Est est irrigué par le plus grand fleuve tributaire du bassin méditerranéen, le Nil, qui façonne non seulement la faune et la flore, mais aussi le paysage... et notamment la petite plage d'où partent les pêcheurs de Port-Saïd.

Avant l'ouverture du canal de Suez, c'était une langue de terre large de 300 mètres, balayée par deux flots. Ceux venant du nord, de la mer Méditerranée. Et ceux venant du sud, de la lagune de Menzaleh, alimentée par le Nil. Cette confrontation a peu à peu façonné cet étroit couloir, régulièrement submergé par les crues du fleuve africain. Quelques communautés de pêcheurs peuplaient les terres émergées.

FINI, LES CRUES DU NIL; FINI, L'ARRIVÉE MASSIVE DE LIMONS FERTILES PROVENANT DU CONTINENT AFRICAIN

C'est sur cette bande de terre que Ferdinand de Lesseps a inauguré le chantier du canal, le 25 avril 1859, et transformé à jamais cet espace. Dix ans plus tard, la mer Rouge et la Méditerranée sont reliées. En 1935, le professeur Abel Gruvel, directeur de l'Institut d'océanographie de Dinard, constate les premières circulations d'espèces d'un côté et de l'autre du canal, celles de la mer Rouge étant trois fois plus nombreuses à migrer que celles de la Méditerranée, les courants sud-nord étant plus puissants que les nord-sud. Les premières sont appelées migrants lessepsiens. Les secondes, anti-lessepsiens – des termes inventés par le zoologiste Francis Dov Por (1927-2014).

Longtemps, cette migration a été limitée. Les lacs Amers, bassin traversé par le canal, étaient très salés, et formaient une barrière physico-chimique infranchissable pour la majorité des espèces. Celles qui réussissaient la traversée ne survivaient pas aux hivers méditerranéens. Et elles étaient confrontées à des écosystèmes robustes. L'âge industriel n'a pas apporté que le vecteur du canal de Suez. Il est venu avec des « stresseurs », mot que les scientifiques utilisent pour décrire les facteurs de modification d'environnement, notamment la pollution, la construction côtière et la surpêche. Aujourd'hui, en Méditerranée, « 90 % des stocks de poisson sont surexploités et épuisés », affirme une étude française à laquelle Charles-François Boudouresque a participé, intitulée « Marine biodiversity in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era of global warming » (« La Biodiversité marine en Méditerranée à l'ère d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 et publiée en 2024 dans la revue La Mer.

Mohammed Rayan peut en témoigner. Ce pêcheur de 63 ans, dont cinquante ans de métier, a vu la Méditerranée orientale se vider (et y a sans doute un peu contribué): « Il n'y a aucune régulation. Tout le monde pêche tout le temps, tous les jours, les industriels, les amateurs, en bateau, depuis le rivage... La mer Rouge est mieux contrôlée, et de nombreuses zones sont difficiles d'accès, ce qui donne un peu de tranquillité aux poissons », raconte l'homme qui a travaillé depuis les eaux grecques jusqu'à celles du sultanat d'Oman. La mer est bien moins polluée depuis les années 1980, surtout côté européen, mais à l'échelle de la Méditerranée, la moitié des eaux usées rejetées ne sont pas traitées. Et aussi problématique soit-elle, la pollution a moins d'impact sur le long terme sur l'environnement que la construction côtière, répandue sur tout le pourtour méditerranéen.

Le canal de Suez a contribué indirectement à l'introduction d'un autre facteur perturbateur. Il a été nationalisé en 1956 pour construire le barrage d'Assouan. Le robinet du puissant fleuve s'est considérablement reformé. Fini, les crues du Nil; fini, l'arrivée massive de limons fertiles provenant du continent africain, qui contenaient en partie l'expansion des espèces de la mer Rouge. Le plus grand fleuve tributaire du bassin méditerranéen devient... le Rhône. L'accélération d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à partir des années 2000, achève de perturber ces écosystèmes fragilisés. La Méditerranée orientale est en voie de tropicalisation. Les espèces lessepsiennes trouvent un milieu déserté à cause de la surpêche et peuvent s'installer durablement, aggravant la destruction de ce qui a été.

Le coup de grâce vient avec l'élargissement de l'axe maritime, en 2015, qui met fin à la haute salinité des lacs Amers, abattant la dernière barrière physico-chimique entre la mer Rouge et la Méditerranée. « A présent, le canal de Suez est devenu une liaison fonctionnelle. Le président Abdel Fattah Al-Sissi [au pouvoir depuis 2014] a piétiné tous les accords internationaux : les conventions de Rio, de Washington, de Barcelone », reprend Charles-François Boudouresque.

Irréversible

Sébastien Villéger, chercheur au CNRS à Montpellier, constate lui un changement irréversible : « C'est massif et en accélération. On se demande à quoi ressemblera la Méditerranée orientale dans vingt ans. Il est impossible de prédire quelles espèces vont devenir abondantes au point de modifier leur habitat. On en est réduit à documenter ce qui se passe. » Il note que les industries se sont adaptées. Les nouvelles espèces ont sauvé l'industrie de la pêche israélienne. En Crète, les pêcheurs se sont mis à la rascasse volante de l'océan Indien, Pterois miles, très similaire au poisson-lion, originaire du Pacifique. « Mais d'autres espèces sont plus problématiques, comme le poisson-ballon, qui est toxique et détruit les filets... »

Parmi les principaux perturbateurs visibles originaires de la mer Rouge : deux espèces de poissons-lapins, Siganus rivulatus et Siganus luridus, des herbivores qui ravagent la flore sous-marine. Le poisson-ballon et la rascasse volante s'attaquent eux à la faune locale. Des méduses urticantes empêchent ponctuellement la fréquentation des plages de la région.

Stelios Katsanevakis, professeur d'écologie marine à l'université de l'Égée, en Grèce, constate que, dans certaines régions, les espèces invasives – comme la crevette kuruma (ou crevette impériale, Marsupenaeus japonicus), pêchée sur les côtes d'Égypte et d'Israël – sont considérées comme une aubaine pour les pêcheurs locaux : « S'il n'y avait pas eu le canal de Suez, la Méditerranée orientale serait devenue un désert. Les espèces indigènes y auraient disparu à cause du changement climatique. » Oubliant de préciser au passage que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n'est que l'un des stresseurs qui ont contribué à la disparition des espèces locales, et que les déserts sont des écosystèmes qui méritent aussi d'être protégés.

Il n'est pas trop tard, non pour stopper les bouleversements en cours, mais pour les ralentir. Il est d'abord possible de renforcer les écosystèmes locaux, notamment en créant des aires marines – véritablement – protégées pour contrer les effets de la surpêche et de la construction côtière. Et s'il n'est pas question de fermer le canal de Suez, il est possible d'y installer des écluses pour y empêcher la circulation de l'eau. Autre solution : « On peut rétablir la barrière physico-chimique des lacs Amers en y relâchant les saumures d'usines de désalinisation », suggère Charles-François Boudouresque. L'Egypte a justement confirmé en mai un projet en ce sens dans la zone économique du canal de Suez – mais sans mentionner les lacs Amers.

La statue de Ferdinand de Lesseps a été déboulonnée. Son souvenir est contesté en Egypte. Mais en voulant « ouvrir la terre aux hommes », comme le clamait la devise qu'il a imaginée pour la voie d'eau, il a aussi ouvert la mer aux espèces, pour le meilleur et pour le pire. En laissant à cette migration son nom. Nul doute que le « Grand Français », malgré tous les problèmes causés par son héritage, en serait 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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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CARNET DU «MONDE»

M $^{me}$ Anglès d'Auriac, son épouse Et ses enfants,

font part du rappel à Dieu de

Bruno ANGLÈS d'AURIAC, offic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sera célébrée le lundi 31 août, à 10 h 30, en l'église Saint-Honoré-d'Eylau, à Paris.

Sa famille

a la tristesse d'annoncer le décès de

Geneviève BARBÉ-COQUELIN de LISLE, professeure des universités études hispaniques,

survenu le 17 août 2026, à l'âge de quatre-vingt-douze ans.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sera célébrée le 1 $^{er}$ septembre, à 14 h 30, en la chapelle de l'Est du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Paris 20 $^{e}$ , suivie de l'inhumation.

Vous pouvez déposer vos condoléances sur : hommagia.fr

Jean-François et Florence Dobelle, ses enfants, Elizabeth Dobelle, sa belle-fille, Raphaël, Inès, Jean-Baptiste et son épouse, Agathe, Stanislas Dobelle, ses petits-enfants, Michelle, Marin, ses arrière-petits-enfants, Jean-Baptiste Rérolle, le père de Michelle,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à Paris, de

Mme Colette DOBELLE, née LAVIEILLE,

survenu dans sa quatre-vingt-dix-huitième année.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se déroulera en l'église Saint-Sulpice, Paris 6 $^{e}$ , le jeudi 3 septembre 2026, à 10 h 30.

L'inhumation aura lieu le même jour, à 16 heures, au cimetière de Wimereux, dans l'intimité familiale.

Cet avis tient lieu de faire-part.

jfdobelle@hotmail.fr fldobelle@gmail.com

Fristain Guiloux, Remi Guilloux et Angelica Di Camillo ainsi que leur fille, Ilenia,

Les familles Guilloux, Rousseau et Marcadet,

M $^{me}$ Brigitte GUILLOUX, née ROUSSEAU,

survenu le 21 août 2026, à l'âge de quatre-vingt-six ans.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sera célébrée le mardi 1 $^{er}$ septembre, à 10 h 30, en l'église Notre-Dame-de-Nazareth, Paris 15 $^{e}$ .

Selon sa volonté, ses cendres seront dispersées en mer, au large de La Trinité-sur-Mer (Morbihan).

Christophe et Juliette Inizan, ses enfants,

leurs conjoints, Maryvonne Cariou et Vincent Jullien,

Pierre, Erwan, Flora, Servane et Manuel,

ses petits-enfants,

ont la tristesse d'annoncer le décès de

Marie-Louise INIZAN, née PRAT, préhistorienne,

survenu le 23 août 2026, à Paris, à l'âge de quatre-vingt-treize ans.

Un hommage lui sera rendu le mercredi 2 septembre, à 11 h 30, au crématorium du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Paris 20 $^{e}$ .

Laurence et Hugues Cohen, Stéphane et Sara Levy-Lang, Nathalie et Lionel Abelanski, ses enfants et leurs conjoints,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André LEVY-LANG, commandeur

commandeu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offic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 ancien président du directoire de la Compagnie Bancaire, ancien président du Groupe Paribas, président fondateur de l'Institut Louis Bachelier, fondé en 2008, ancien président du Conseil de surveillance du quotidien Les Echos, vice-président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IFRI),

survenu le samedi 8 août 2026.

Il a rejoint sa femme

Catherine,

partie le 16 mars 2023.

Un hommage lui sera rendu lors de la mise en terre de ses cendres, le vendredi 4 septembre, à 10 h 15, au cimetière parisien de Pantin.

Cet avis tient lieu de faire-part.

hommage.andre.levylang@gmail.com

(Le Monde du 13 août).

Uzès.

Frédérique, Philippe et Junie, ses enfants Et ses petits-enfants,

ont le regret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Pierre MONNIER, né le 29 juin 1934, ingénieur Elf-Aquitaine,

survenu le 24 août 2026, à Alès, à l'âge de quatre-vingt-douze ans.

Sans fleurs ni couronnes, préférez un don à ses associations caritatives.

Contactez-nous via pierre.h.monnier@orange.fr

Les familles Frémont, Moulin, Olivier, Boury, Rist,

les enfants, les petits-enfants, les arrière-petits-enfants Et les ami(e)s,

ont le très grand chagrin d'annoncer la mort de

Noëlle FRÉMONT, comédienne.

La crémation aura lieu le mercredi 2 septembre 2026, à 11 h 30, au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Paris 20 $^{e}$ .

« Quand nous en serons au temps des cerises...»

Marie-Lazarine, Etienne et Émilie, ses enfants,

Christine Bremond, sa femme,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François POULLE, cinéaste et universitaire,

survenu le 22 août 2026, à Nantes.

Véronique et Gilles Poiblanc, Chantal et Pascal Costamagna, ses enfants et beaux-enfants,

Marine et Antonio, Flavie, Grégori et Michelle, Louis et Marguerite, Anastasia et Antoine,

ses petits-enfants et leurs conjoints, Maléna, Filippo, Gabriela, Simone, Joseph, Pénélone et Evnn

Claudine et Patrice Noyal, sa sœur et son beau-frère,

Jean-Michel et Isabelle, Sophie et Richard, Philippe et Andréa, Julie,

Luca, Alix, Romain, Clara et Raphaël,

Éric, Vincent et Martine, Pascal Gilli,

les beau enfants, leurs enfants, Paul, Pauline, Hugo et leurs petits-enfants, Les familles Costamagna, Poiblanc, Noyal et Gilli,

ont la tristesse d'annoncer le décès de

Franceline PRAT,

veuve de

Jean-Paul GILLI,

survenu le 17 août 2026, dans sa quatre-vingt-neuvième année.

Ils vous invitent à partager son souvenir lors d'une bénédiction célébrée en l'église Saint-Germain-des-Prés, 3, place Saint-Germain-des-Prés, Paris 6 $^{e}$ , le lundi 31 août, à 13 h 30.

La crémation aura lieu ensuite dans la plus stricte intimité.

La famille tient à exprimer toute sa reconnaissance à Jamila, Gerta, Lisa, Marie-Alyse et Thérèse qui l'ont accompagné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et sa gratitude au personnel de l'hôpital Charles-Foix, à Ivry-sur-Seine, où elle a été soignée pour ses derniers instants.

Isabelle REPITON BLONCOURT,

nous a quittés prématurément.

Morgane, sa fille, son mari et ses enfants, Ludmilla, Sa famille Et tous ses amis,

pleurent une mère, une amie, une journaliste formidable.

Nous lui avons dit au revoir le vendredi 28 août 2026, à 15 heures, au cimetière de Braslou (Indre-et-Loire).

Paris.

Romain et Olivier, ses fils,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u

docteur Claude SAID, dit Loulou - Pepek, époux de Simonne SAID MATHIEU,

médecin obstétricien à Port-Royal, puis médecin généraliste spécialisé en libérale à Paris,

survenu le 24 août 2026, à Aix, à l'âge de quatre-vingt-onze ans.

On tient à remercier les aides- soignants de l'EHPAD.

« Il est des moments dans la vie de l'homme, où l'individu quelque soit son intelligence...» Hagoun.

r.saide@gmail.com

Danielle Donet-Vincent, son épouse,

Alexis Vincent et Dominique Allier, Fabrice Vincent, ses enfants

Colette Vincent, Edwige et François Donet-Laigle, Catherine veuve Donet, Christiane Donet, ses belles-sœurs et beau-frère,

Ses neveux et nièces Ainsi que toute la famille,

ont la douleur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Robert VINCENT, dit Bob, ingénieur de recherche, enseignant, médaille de bronze du CNRS,

survenu le 24 août 2026, dans sa quatre-vingt-treizième année.

Une cérémonie civile se déroulera le 1 $^{er}$ septembre, à 15 heures, en la salle omniculte du crématorium de l'Essonne, route d'Arpajon, à Avrainville (Essonne).

Anniversaires de décès

Léon BRESSLER (1947 - 2024).

Pour toujours dans nos cœurs.

Martin FLINKER,

1895 Tchernivtsi - 1986 Paris, auteur, critique littéraire, éditeur, libraire, passeur exceptionnel.

« Mann tracht und Gott lacht. » « L'homme fait des projets et Dieu rit. »

J. et S (& Rebekka).

Karl FLINKER, 31 août 1991.

«Vivre, c'est s'obstiner à achever un souvenir ? Mourir, c'est devenir, mais nulle part, vivant ? » René Char.

J. et S.

Le 31 août 1996, nous quittait notre bien-aimée

Christine PASCAL, actrice et cinéaste.

Trente ans après, nous gardons toujours vivante sa mémoire et pensons à elle avec émotion.

Sa famille.

À la mémoire de

Souvenir

Pierre CALTÉ, l'aventurier sans frontières.

Cher Pierre, l'amour de ma vie. Il y a dix ans que tu es parti comme si c'était hier. Il y a cinquante ans que tu es apparu au rendez-vous qui fut le début d'une vie inouïe ! Depuis notre départ en voilier à la découverte du cimetière des pirates à Madagascar, et à chacun de nos retours en France afin de réaliser le grand projet du Comité Picabia.

Merci pour cette vie partagée avec moi et nos amis.

Agapè longa, vita brevis.* * L'amour est long, la vie est brève.

Beverley Calté.

Professeure agrégé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donne cours d'anglais tous niveaux.

et à l'écrit), conversations, tutorat, remise à niveau, examens. Tél. : 06 20 36 7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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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ël Zemmour Il est difficile de faire passer la désindexation des retraites pour la correction d'une injustice

Suspendre l'indexation des retraites sur la hausse des prix est une mauvaise idée, explique l'économiste

Le débat budgétaire revient et, avec lui, la recherche d'économies qui porteraient notamment sur les retraites. Il résonne malheureusement comme une redite des années précédentes, et fait jusqu'ici l'impasse sur les enjeux climatiques. Pourtant, la gestion des risques de l'été prochain (écoles fournaises, hôpitaux non rafraîchis, incendies, gestion de l'eau...) relève bien de ce gouvernement et de cette Assemblée: ce sujet devrait primer lors de cette rentrée, quelles que soient les mesures d'ajustement budgétaire jugées nécessaires.

Pour ce qui est des retraites, suspendre l'indexation des pensions sur la hausse des prix est une source d'économies évidente. La recette peut marcher (budgétairement), et elle n'est pas un tabou (on y a déjà eu recours). Mais elle écorne le contrat passé avec les assurés, qui veut que les pensions de base, si elles ne progressent jamais, ne perdent pas de valeur au cours du temps. C'est un des piliers de la confiance nécessaire au système, inscrit dans la loi.

Par ailleurs, il est difficile de faire passer la désindexation pour la correction d'une injustice. Les retraités n'ont pas été épargnés par les difficultés économiques récentes et ne sont pas le groupe privilégié que certains décrivent.

Désindexer de l'inflation les pensions serait légitime si les revenus des actifs avaient connu un choc économique permanent, qui ne se serait pas transmis aux pensions de retraite. Mais, dans la période récente, les pensions n'ont pas connu une évolution favorable. Les retraites complémentaires du privé (Agirc-Arrco), qui représentent un tiers de la pension des retraités modestes et plus pour les pensions élevées, sont déjà sous-indexées. De plus, des mesures ciblées – désindexation temporaire des retraites de base en 2014, hausse de la contribution sociale généralisée [CSG] en 2018 – ont accentué le phénomène. Certes, en 2022 et 2023, années de forte inflation, les pensions de base ont progressé davantage que les salaires; mais, toutes les autres années, l'inverse s'est produit.

Sur une décennie, le pouvoir d'achat total des pensions est ainsi en légère diminution. Cette baisse est plus marquée pour les pensions élevées, mais le taux de pauvreté des retraités, sensiblement inférieur à celui du reste de la population, a connu un rebond.

Hétérogénéité

Au-delà de leur évolution, les pensions ne sont-elles pas trop élevées? Si la désindexation des pensions peut « rapporter » beaucoup, c'est surtout parce qu'il y a beaucoup de retraités, et non parce que les pensions sont très élevées. Et, de fait, le gouvernement a précisé qu'il envisageait de cibler les pensions supérieures à 3000 euros. Un tel seuil ramènerait le produit de la désindexation sous la barre du milliard d'euros, soit une efficacité budgétaire divisée par six.

En 2020, la pension nette médiane était de 1200 euros pour les femmes et 1600 euros pour les hommes. Les pensions de retraite totales brutes supérieures à 3000 euros concernaient moins de

6 % des retraités (9 % des hommes et 3 % des femmes). Par comparaison, en équivalent temps plein, 20 % des salariés du privé avaient un salaire net supérieur à 3000 euros la même année.

Bien sûr, les retraités n'ont souvent pas d'enfant à charge. En tenant compte de cette correction, on peut calculer leur « niveau de vie ». Les retraités pauvres ont un niveau de vie légèrement supérieur aux autres ménages pauvres (car le minimum vieillesse est supérieur au revenu de solidarité active), mais les retraités riches ont un niveau de vie moindre que les riches d'âge actif. On peut aussi rappeler que, parmi les retraités, sept sur dix sont propriétaires et ont moins de charge de logement; mais, même en tenant compte de cet « avantage », le niveau de vie moyen des retraités est très légèrement inférieur à celui des actifs.

Et le patrimoine? Sa détention est bien liée à l'âge, et l'écart entre les jeunes et les plus de 50 ans s'est fortement creusé depuis 2010. Mais, là encore, c'est l'hétérogénéité qui domine parmi les retraités : une petite minorité de ménages fortunés fait face à une majorité de ménages ne possédant que leur logement.

évolution qui va s'accentuer avec la sous-indexation des pensions du privé et la baisse des pensions des nouveaux retraités en euros constants, en particulier dans la fonction publique.

N'y a-t-il donc aucun sujet? Pas tout à fait. Le niveau de vie relatif des retraités, par rapport à celui des actifs, a atteint un sommet historique en 2015, sous l'effet combiné du ralentissement des revenus d'activité et de l'amélioration des pensions féminines. Il reste relativement élevé, à la fois au regard de l'histoire et des pays étrangers comparables. Mais sa réduction a commencé, une

Si la période est aux efforts budgétaires, et que chacun doit en prendre sa part, ménages – y compris retraités – et entreprises, il existe des outils plus appropriés que la désindexation : gel ou relèvement du barème de l'impôt sur le revenu, taxation des revenus financiers (plus dynamiques ces temps-ci que les revenus d'activité) ou imposition du patrimoine. Ces outils n'épargneraient pas les retraités aisés, mais permettraient un effort progressif et réparti sur l'ensemble des revenus. La révision de dispositifs fiscaux spécifiques aux retraités (comme un alignement du taux de CSG des retraités aisés sur celui des autres ménages, ou la remise en cause de l'abattement de 10 % sur les pensions pour le calcul de l'impôt sur le revenu) pourrait également être mobilisée si l'objectif est de mener une action différenciée sur ce public, ce qui n'a en soi rien d'une évidence.

SI LA PÉRIODE EST AUX EFFORTS BUDGÉTAIRES, IL EXISTE DES OUTILS PLUS APPROPRIÉS QUE LA DÉSINDEXATION

Michaël Zemmour est enseignant-chercheur à l'université Lumière-Lyon-II, Laboratoire Triangle, et chercheur associé au Laboratoire interdisciplinaire d'évaluation des politiques publiques de Sciences Po

Bertrand Martinot Mettre en place une sous-indexation des pensions est indispensable

Le montant des économies nécessaires pour stabiliser les finances publiques oblige à réduire les dépenses liées aux retraites, explique l'économiste

LE PILOTAGE D'UN SYSTÈME DE RETRAITE NE SE FAIT PAS À UN HORIZON DE SIX MOIS

l aura suffi d'un ballon d'essai lancé dans la torpeur estivale, la sous-indexation des pensions les plus élevées, pour relancer une guerre des retraites dont on conviendra qu'elle est moins exaltante que le film La Bataille de Gaulle. La séquence que nous vivons illustre parfaitement le risque que la période électorale qui s'ouvre soit prise en otage par la démagogie et le déni de réalité.

Il faut dire que les propos tenus à cette occasion par une partie d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sont édifiants. Pour ne pas avoir à toucher un centime d'euro des pensions, il suffirait, au choix, d'annuler la dette publique, de taxer les « riches », d'arrêter toute immigration, de lutter contre la fraude, sans oublier de couper dans le « train de vie de l'Etat »... Tout est fait pour rassurer l'électeur, retraité ou futur retraité, et lui faire croire qu'il ne sera pas mis à contribution.

Ce discours doit être confronté à l'arithmétique la plus élémentaire. Que nous dit-elle ? La stabilisation – on ne parle pas de diminution – de la dette publique en proportion du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à son niveau actuel, le plus élevé en temps de paix depuis 1936, suppose de réduire le déficit d'environ 125 milliards d'euros en cinq ans [selon les chiffres d'un rapport de quatre experts indépendants commandé par le gouvernement et remis en juillet]. Sachant que les dépenses de l'Etat hors pensions des fonctionnaires s'élèvent à 420 milliards d'euros, aucun gouvernement, fût-il dirigé par un Javier Milei français, ne parviendrait à réaliser cette purge financière en se contentant d'agir sur ce seul levier.

On rappellera que l'Etat, par ailleurs étranglé par l'explosion des charges d'intérêt de la dette, doit fournir dans le même temps un effort supplémentaire dans le domaine militaire, de l'ordre de 30 milliards d'euros. Quant aux dépenses de santé et de dépendance, qui représentent près de 20 % des dépenses publiques totales, personne ne pense sérieusement qu'il sera possible de les diminuer de manière substantielle dans les prochaines années, compte tenu de la dynamique démographique.

C'est dans ce contexte que les regards se tournent de nouveau vers les retraites, poste budgétaire qui représente un quart de nos dépenses publiques totales (420 milliards d'euros, soit le même montant que la totalité des dépenses de l'Etat hors pensions). Ce sujet pose la question du partage des efforts entre les générations.

Scénario catastrophe

Dans un contexte où nos niveaux de prélèvements sociaux sont déjà les plus élevés d'Europe, on sait que le redressement de notre système de retraite passe par deux leviers : le recul de l'âge de départ effectif et la sous-indexation des pensions. Même s'ils peuvent contribuer tous les deux à endiguer la dérive financière actuelle, ces deux leviers ont des temporalités différentes. Le recul progressif et indexé sur l'espérance de vie de l'âge de départ est la seule mesure structurelle permettant de remettre notre système de retraite sur une trajectoire soutenable sur le long terme.

A l'inverse, la sous-indexation des pensions n'a pas d'impact durable, sauf à en faire une mesure permanente et à diminuer, à terme, le pouvoir d'achat des retraités dans des proportions inacceptables. Elle a toutefois l'avantage de freiner immédiatement la progression spontanée des pensions (12 milliards d'euros par an). En outre, elle permettrait de dégager des ressources financières pour faciliter la montée en puissance d'un pilier par capitalisation visant à conforter le pilier par répartition et enrayer le déclin du taux de rendement des cotisations pour les futures générations.

Pour qu'elle soit prévisible, raisonnée et articulée à un redressement durable de notre système de retraite, la sous-indexation devrait être encadrée par une formule faisant dépendre chaque année les revalorisations de pensions de la situation financière des régimes. C'est ce que fait fréquemment l'Agirc-Arrco dans ses accords interprofessionnels.

La plupart de nos voisins européens procèdent de la même manière (Allemagne, Suède, Pays-Bas, Espagne, Italie...). Bien entendu, cette sous-indexation peut être dégressive. Pour éviter les effets de seuil, il est possible, par exemple, d'en exonérer les 1000 premiers euros de la pension.

On le voit, ces deux leviers, qui touchent toutes les générations, sont parfaitement complémentaires. Aucun candidat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ne sera crédible s'il déclare renoncer à y recourir.

En l'absence d'un recul raisonné et programmé de l'âge de départ en retraite pour le futur et d'une sous-indexation temporaire pour traiter l'urgence, la crise financière est inévitable et le niveau des pensions sera le premier poste d'ajustement, car c'est toujours celui qui a l'effet le plus immédiat et le plus massif. Il est donc de l'intérêt bien compris des retraités eux-mêmes d'accepter un plan de redressement équitablement partagé entre les générations qui permettra d'éviter ce scénario catastrophe.

Loin d'attiser une prétendue guerre entre générations, mettre en place une sous-indexation des pensions est indispensable, à court terme, pour prémunir nos retraites contre une crise majeure. Encore faut-il qu'elle s'inscrive dans une réforme d'ensemble découlant d'une vision politique. Le pilotage d'un système de retraite ne se fait pas à coups de rabot et à un horizon de six mois. C'est là que les candidats aux prochaines élections sont attendus au tournant.

Bertrand Martinot est essayiste, expert associé à l'Institut Montaigne, auteur de « "J'ai cotisé, j'y ai droit!" Mensonges et vérités sur les retraites » (Herman, 158 pages, 14 euros)

Plus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avance, plus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es deux candidats issus du bloc central, Gabriel Attal (Renaissance) et Edouard Philippe (Horizons), sont difficiles à percevoir. Les points communs entre les deux anciens premiers ministres d'Emmanuel Macron sont nombreux, notamment sur l'économie. Lors du débat organisé par le Medef, jeudi 27 août, les deux hommes ont ainsi proposé des solutions équivalentes : dénonciation des normes présentées comme entravant l'activité économique ; la défense de l'idée de « travailler plus » ; diminution des cotisations sociales et des impôts de production ; volonté identique de s'attaquer à l'assurance-chômage.

Même si des différences notables demeurent au sujet des retraites – M. Attal voulant supprimer la notion d'âge légal quand M. Philippe veut repousser cette

Mais ce jeu de miroirs est surtout notable au sujet de l'immigration. MM. Philippe et Attal ont tous deux dévoilé une ligne dure sur cette question depuis la crise de Ceuta, en juillet, quand plus de 70 000 migrants majoritairement marocains ont pénétré dans l'enclave espagnole. Le maire du Havre, par exemple, propose la création d'un centre de retour pour les immigrés illégaux de Mayotte. Il veut également instaurer un «verrou Schengen», pour qu'aucun Etat européen ne puisse «engager seul une régularisation massive» de clandestins «au-delà d'un seuil défini collectivement» et «sans accord préalable». M. Attal, de son côté, défend la mise en place

Dans l'éparpillement politique qui définit ce début de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le maintien de ces deux candidatures jumelles interroge. Davantage motivé par des inimitiés personnelles que par des divergences de fond, il contribue à la dispersion des choix au sein de cette famille politique, avec, comme conséquence directe, la possibilité qu'aucun des deux prétendants à l'Elysée ne puisse se qualifier au second tour. Marine Le

Pour les candidats issus du bloc central, il y a donc urgence à se ressaisir, un peu moins de huit mois avant le scrutin. Aucune de ces deux candidatures ne bénéficie, pour l'heure, d'une dynamique suffisante pour s'imposer face à l'autre. Devant cette situation, de plus en plus de voix – notamment le maire (Nouvelle Energie, ancien Les Républicains) de Cannes, David Lisnard, et le président centriste de la région Normandie, Hervé Morin – plaident pour une grande primaire de la droite et du centre pour départager les candidats. Cette piste de réflexion mérite d'être explorée, même si elle est encore floue, puisqu'on n'en connaît ni le périmètre ni les modalités. Elle arrive, cependant, bien trop tardivement.

Vaimu'a Muliava L'histoire de la Nouvelle-Calédonie est tissée des mémoires entremêlées de ses habitants

Deux ans après les émeutes, l'élu néo-calédonien déplore ce qu'il appelle un « grand dérèglement de la représentation démocratique » et défend la construction d'une « démocratie relationnelle »

D es démocraties dites « premières » aux pâles copies des anciens empires coloniaux, partout semble se dessiner le même vertige : les institutions tiennent, mais l'esprit s'éloigne comme une marée qui se retire. J'appelle « grand dérèglement de la représentation démocratique » ce désalignement progressif entre l'institution et le vivant, entre la décision et le sens, entre la procédure et le commun. Une mécanique institutionnelle peut continuer de fonctionner tout en produisant des effets contraires à sa finalité. Et si, au cœur du Pacifique, pouvait émerger une autre manière de penser cette relation?

Le problème n'est pas uniquement institutionnel. Il est relationnel. Peu à peu s'efface le « citoyen du souffle », celui qui vote avec conviction pour participer au battement du commun. A sa place s'avance le « citoyen du devoir », accomplissant le rituel par fidélité. Et puis, dans le silence, grandit une autre figure : le « citoyen du silence fertile ». Celui qui s'abstient, vote blanc ou nul, et que nous réduisons trop souvent à l'indifférence. Ce dérèglement est une « crise du nous ». Trois forces l'alimentent: la bureaucratisation du politique, la fragmentation numérique du monde commun et le délitement du lien entre ceux qui décident et ceux qui vivent le réel de leurs décisions. [Le penseur communiste italien] Antonio Gramsci [1891-1937] parlait d'un « interrègne », ce moment où l'ancien monde se meurt tandis que le nouveau tarde à naître. L'interrègne est devenu notre présent politique.

Clarifier sans diviser

C'est là toute la singularité de la Nouvelle-Calédonie qui condense plusieurs des vertiges démocratiques contemporains: mémoire coloniale, pluralité des identités, émancipation... Héritée des accords de Matignon-Oudinot [1988] et de Nouméa [1998], son architecture a transformé un conflit armé en paix, puis la paix en coexistence politique. Cependant, ce qui fut la condition de la paix ne peut devenir la limite de la représentation. La recherche permanente d'un équilibre entre

"

LA RECHERCHE PERMANENTE D'UN ÉQUILIBRE ENTRE DEUX BLOCS A ABSORBÉ UNE PART CONSIDÉRABLE DE L'ÉNERGIE POLITIQUE deux blocs a absorbé une part considérable de l'énergie politique, parfois au détriment des attentes d'une société en constante évolution. Les crises récentes ont révélé nos fragilités: logement, protection sociale, emploi, coût de la vie, déficits... Chaque institution se recentre sur son périmètre et se retourne vers un Etat-providence lui-même fragilisé. S'y ajoute l'effet « bocal à poissons », où la proximité peut se muer en promiscuité politique jusqu'à saturation. Le défi est de simplifier sans détruire, de clarifier sans diviser.

L'histoire de la Nouvelle-Calédonie est tissée des mémoires entremélées de ses habitants. Faire pays exige un acte de courage collectif: la vérité et la demande de pardon de la part de l'Etat, le respect de la matrice kanak par l'ensemble des Calédoniens, et l'acceptation par le peuple autochtone d'une francité partagée. La reconnaissance doit devenir une pratique quotidienne. Deux années après les émeutes de 2024, les élections provinciales de 2026 ont montré une mécanique institutionnelle qui fonctionne, mais dont la légitimité démocratique est fragilisée par le véritable vainqueur, l'abstention et ses 36,3 %. Une part des citoyens ne trouve plus sa place dans les formes instituées pour participer à la vie publique.

Une «république des relations»

J'appelle « démocratie relationnelle » ce qui permet aux citoyens de contribuer durablement à la construction du commun dans un processus d'amélioration continu. Il ne s'agit pas de partager la décision mais de décoloniser le chemin qui mène à la décision en réintroduisant ce qui la précède: la parole, l'écoute, la confrontation des expériences et la délibération.

Dans de nombreuses sociétés océaniennes, la communauté se tisse par la «coutume» : des liens profonds entre les personnes, avec les ancêtres, le territoire et le vivant, le sens de la transmission et de l'engagement. L'Océanie a appris à faire de la contrainte une intelligence. Des catastrophes climatiques, de la rareté des terres agricoles et de l'eau douce sont nées une politique de la relation, une économie de la régénération et une éthique du vivant. Cette intelligence peut devenir une ressource pour penser le monde d'après. La réactiver ouvrirait une nouvelle voie de décolonisation : faire de l'altérité le fondement de la liberté. Car nous sommes des autochtones cosmopolites. Il s'agit d'expérimenter avant de géné- raliser, écouter avant de normer, éprouver avant de prescrire. De la création d'une assemblée citoyenne au Congrès de la Nouvelle-Calédonie [votée le 3 juin] peut naître la « grande pirogue citoyenne itinérante » appelée à aller vers les habitants, à recueillir leur parole et à la restituer dans l'espace institutionnel. La « démocratie relationnelle » est une fabrique de citoyens éclairés, capables de discernement et donc de responsabilité. Le Conseil économique, social et environnemental [CESE] local et le CESE national, le Sénat coutumier peuvent frayer cette voie nouvelle. « Et veille qu'au moment même de décider, ton esprit réfléchisse au rythme du battement de ton cœur, et que ton cœur batte au rythme de la raison. L'un sans l'autre mène à la folie », me répétait mon défunt père, Polikalepo Muliava. Avant la décision, il y a l'écoute; avant l'écoute, la reconnaissance; avant la reconnaissance, la relation.

Ainsi, cette réflexion pose plus largement la question du lien entre la République et ses outre-mer. Inverser le regard permet d'aborder la différenciation non comme une dérogation à l'unité, mais comme une autre manière de la fonder. L'unité n'est pas l'uniformité. La République de demain pourrait être une « république des relations », tissant avec chacun de ses territoires des liens différenciés, fondés sur leur histoire, leur géographie, leur culture et leur aspiration à tenir eux-mêmes le cap de leur destin.

La Nouvelle-Calédonie doit devenir un acteur de la mondialité au cœur de l'Indo-Pacifique. Son histoire, ses cultures et sa position géographique lui donnent une responsabilité particulière pour penser les relations entre les mondes. Et si cette manière de penser posait les premiers jalons d'un Commonwealth à la française : non pas un nouvel empire, mais une communauté de territoires et de peuples reliés par des relations différenciées, librement choisies et assumées ?

Vaimu'a Muliava est un élu néocalédonien d'origine wallisienne au Congrès de la Nouvelle-Calédonie, vice-président et cofondateur du parti politique L'Eveil océanien, membre du Conseil économique, social et environnemental, où il est vice-président du Groupe des outre-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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